• 最近,发生在山东招远一家“麦当劳”餐厅内的惨案挑战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也又一次将邪教这一社会的“毒瘤”血淋淋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无疑,对于这类反社会、反人性的组织应该毫不留情地打击,但同时,如何从根本上铲除其滋生和成长的土壤,也值得我们深思。每一种邪教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过程,每一个信徒加入到邪教组织的具体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当前邪教在农村的渗透是与农村所面临的基层共同体解体危机密切相关的,通过农村社区重建培育抵御邪教渗透的“抗体”迫在眉睫。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建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以化解乡村控制弱化危机。贺雪峰将农村权威系统划分为原生型、次生型和外生型三个层次。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政权建设摧毁了传统的家族、宗族、长老等原生性权威,税费改革后乡镇等基层国家政权的“悬浮化”使得外生性权威对农村的控制力大大减弱,资源的匮乏等因素使得村民自治组织等次生性权威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此外,由于社会流动的常态化、熟人社会的逐渐解体等原因,邻里守望、村规民约、礼俗习惯、村庄舆论等传统约束机制的作用也渐趋弱化。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农村面临严重的治理危机,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黑恶势力介入乡村治理等极端情况,村庄对邪教的总体控制能力在降低。当前农村社区重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创新农村社区治理主体,既要加强自上而下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又要加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通过“双轨重建”,形成具有强大常规性治理能力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

     

    第二,重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以化解社会支持不足危机。传统的村落是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能够为村民提供生活互助、生产合作、情感归属等多个方面的社会支持,帮助他们克服物质和精神上的困难。当前,不少地方村落共同体解体了,农民处于原子化的状态,遇到困难很难再从村庄甚至家族中寻求支持,而不少邪教组织正是在人们最脆弱、最无助、心理防线最松弛的时候进行“及时”、“耐心”地传教,甚至使用一些“糖衣炮弹”诱使人们入教,一旦加入他们的组织就会受到人身控制。当前,必须通过社区重建,恢复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功能,增进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使农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在社区内能够得到满足。

     

    第三,通过公共价值体系重建化解精神资源匮乏危机。离开了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人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方向。许烺光在其经典著作《祖荫下》中分析指出,传统中国人是把自己摆在祖先与子孙的链条上,以延续祖荫作为自己人生意义最主要的目标。通俗说,中国传统农民赖以安生立命的价值观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将有限生命融入在无限的血脉传递过程中,从而获得了永恒的意义。现在这一套价值观逐渐被消解了,不少农民陷入了精神困惑、甚至恐慌,亟需建立新的意义系统以寻求心灵的安顿,但可供他们选择的精神资源是比较匮乏的,而且他们自身辨别能力也很有限。这就给了一些邪教组织欺骗性宣传以可乘之机。不少人正是这样误入邪教的。当前,农村社区重建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通过文化建设,开掘丰富多彩的精神资源,构筑农民的精神家园。农村社区文化建设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大力弘扬主文化,即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与其一直的科学文化知识,但要注意“接地气”,要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要将其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体验勾连起来;其次,要积极鼓励和引导亚文化,包括地域特色文化、合法宗教信仰等;第三,要坚决打击包括邪教在内的一切反文化。

     

     

     

    【作者简介】黄家亮,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 责任编辑:张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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