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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革命不可避免吗?
  •  2014-11-05 21:41:16   作者:   来源:共识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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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成书于1851年到1856年,原著出版于1856年,1991年由冯棠先生译入中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政治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两卷、《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世家,一生经历过五个朝代,熟悉法国政治生活,前期热心于政坛,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 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因反对他称帝而被捕,获释后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此后主要从事历史研究,1859年因肺结核病逝于戛纳。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社会的历史研究著作,其宗旨是为了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托克维尔通过本书对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做了细致而全面的分析,试图深挖出基于法兰西民族基因中的法国发展之路,同时本书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全面阐述。

      托克维尔用长篇的叙述试图证明这样一个观点:法国革命绝非法国走向民主自由最直接稳健的道路,而一场民众主导的革命也不可能使法国成为自由民族。然而,这场大革命在法国爆发并非偶然,恰恰是法国历史与现实的长期积淀,是法国社会走向转折的必然节点。

      革命的不可避免

      在第二编十二个章节中,托克维尔详细展示了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现状及其演化过程,尽可能全面真实的还原了彼时法国社会的原貌。当时的法国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在封建王权的温室中茁壮成长,成为旧制度的闪着异色的婴孩。官僚队伍(御前会议与各省总督、总督代理)一步步地取代了贵族领主对国家与地方的控制,贵族成为“特权的”普通人,并因特权而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日益分裂;资产阶级努力通过卖官制度获得免税等特权成为“新贵族”,并因特权的不稳固而将之作为最大目标,也因此与贵族和其他阶级疏离;农民则由于领主“庇护”的消失而暴露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剥削下,日益贫困和“刁民”化;各省大多失去了中世纪的自由,正式成为中央的附庸,巴黎成为法兰西的中心。

      旧政府在原有结构上不断试图增添新的东西来维持统治和适应社会变化,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是限于根本政治结构不变的前提下的损益增补。法国君主从未有过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府的政治目标,从未将目光超出封建王权的无限荣光,因此后人所有的改革设想因而都只能书生臆想而绝不可能成为法国当时的政治实践,而且在大革命爆发前夕,温和的政治改革已经很难满足法国人民,他们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来宣泄对于旧制度的仇恨和对于理想世界的热情。

      大革命的不可避免并非在于各种矛盾的不可调和,而是在于矛盾各方都已无意调和。革命远非法国社会和人民深思熟虑的理性抉择,而是长期强自压抑的悲愤情绪的迅速宣泄,事实上,革命本身便代表非理性。

      大革命前法国已经陷入了一种整体的堕落性的无序状态,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在社会中原有的稳定的位置而陷入一种无序的不确定性中。各个阶层几乎都失去了其原有的可信赖的通往各自幸福的生活道路,政府的确在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使“整个城市下层阶级骤然间陷落入这种茫然的无政府状态”,使“第三等级的虚荣心遂在三个世纪当中得以保持不衰,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获取官职”,使贵族阶级“自我孤立于富足有见识的平民之外”,“越来越是不再成为掌权阶级”, “财富日蹙、权利丧失”。总之,这时法国“现实社会的结构还是传统的、混乱的、非正规的结构,法律仍是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负担不平等”,不是人民一定需要一场大革命来完成社会进步,而是全社会要求打破缺乏生机与希望的现状,重新开始。

      在整个民族陷入勉强度日的境地之时,法国作家给整个民族提供了全新的、充满浪漫与激情的理想社会模型。这种纯理论的思想缺乏政治实践的支持却轻易被愚昧的民众衷心爱戴,因为“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对国家事务感觉头痛而又无力加以改善,与此同时,它又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通过攻击孱弱、缺乏保护的法国教会,作家们燃起了民众的政治热情,而美国的民主实践更令法国民众对作家们的理论深深信服。现实压抑得令人难以忍受,而思想的狂热令人更是难以自持,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社会环境之下,政治改革与否已不能改变什么,一场毁灭一切的大革命已经不可避免。

      革命的无意义

      尽管表述隐晦而不为评论家所乐道,法国大革命的无意义却毫无疑问是托克维尔另一重要观点,这里的无意义是指其难以使法国成为一个自由民族,难以直接实现社会的进步。在托克维尔眼中,这场由人民主导的大革命必然无法摆脱其终将回到专制的宿命。

      专制统治之下,民众的愚昧和绝对贫困是其参与革命的最大动因。愚昧使他们容易被全新而浪漫的政治思潮所鼓动,被作家们连续不断宣扬的政治口号所吸引并产生自己歪曲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可以使其内心获得政治正确的自我肯定更可以促使其参与革命,从而引发连续的革命热潮。绝对贫困包括物质上的贫困化和上升道路的狭窄化,当时的法国社会阶级空前细碎化,广大的民众陷于空前的封闭和孤立,日益繁重的赋税、劳役、征兵不断剥削着他们的财富和精力,进入其他阶级的可能性在贵族的没落与卖官制度的兴盛中愈发不可实现。托克威尔写道,“压迫不仅仅表现在这些不幸者处境恶化,而更多表现在不让他们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是自由的所有者,但他们差不多仍和他们的农奴先祖一样愚昧,而且往往更加穷苦。他们身上保留着他们种族特有的智慧和敏锐,但并没有学会如何使用;种地本是他们的唯一营生,他们甚至连地也种不好。”

      革命并非出于对自由的真诚的向往。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对于自治、自由的热爱来源于专制制度的特定的暂时性的弊病,绝不会持久;人们并非热爱自由,只是痛恨主子而非依赖性本身。他预言道,“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所以,当革命的浪漫与血腥过去,法国重新回到了专制的怀抱,并在专制的统治之下怡然自乐。

     革命并未摧毁或改变旧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所以人民的统治确立不久,旧制度的种种特征便重新出现。“统治者垮台了,但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役的躯体上。”事实上,法国旧制度在过去的发展中已经逐渐具备了近代的特征,但由于人们对于旧政权的恶劣印象和法律执行的种种问题而被人们选择性忽视,所以当大革命后他们换了一套外衣重新出现的时候,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与真诚的拥护。革命并未摧毁旧制度的根基,一旦社会趋于稳定,旧制度的灵魂便再次附体。

      革命并非法国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托克维尔认为,“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会产生”,“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藉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尚”。在法国种种近代要求的权利、观念都已出现萌芽并不断滋长,大革命的确充当了一部分新鲜事物的催化剂,但并非这些事物的起源。革命在法国前进的道路上犹如一场绚烂血腥的烟火表演,当它结束之后,法兰西民族仍要回到默默前进的道路上来。

      后记

      革命的不可避免与革命的无意义基本反映了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和他关于社会进步的思想。作为出身贵族、经历多年政治实践、拥有先进政治追求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历史见解较之其他历史研究者更多了几分对于政治现状的尊重,也更倾向于渐进式改革的道路。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近来走红中国,大革命前的法国与当代中国的诸多相似吸引着人们思考中国是否会发生革命、政治改革应当如何推进、托克维尔悖论如何避免等一系列迫切的现实问题。但是应当注意彼时的法国与今日的中国存在根本上的差异,套用托克维尔的结论之前应详加比较两国的民族特性、政治习惯、经济现状和社会分化状况,不应被形形色色的理论、道路、模式所惑。

      在本文最后,不得不指出托克维尔写作本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如托克维尔自己所承认,虽然他尽量客观地去书写法国社会,但贵族气质仍弥漫在本书字里行间,整部书的论述带有一种贵族式的优越感和刻意的对贵族的贬损,所以在阅读中应慎重看待托克维尔对各阶级的论述,避免被他的阶级局限所误。从书中不难看出,托克维尔以爱国者自居,这种对于祖国深深的感情同样影响到了他对法国一些现象的因果分析,对于民族性的解释也过于简略而近于前提式的论断。再者,托克维尔的论述方式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在追求尽可能全面细致分析法国社会的目标之下,托克维尔有时不免陷入缺乏整体的逻辑性、论述碎片化的境地。而且,托克维尔高度重视政府档案和时代著作固然可以见前人之所未见,从而发前人之所未发,但也使整个研究存在局限,因而对社会整体情况的阐述不免支离且难以令人完全信服。

  • 责任编辑:王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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