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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海龙:福柯的主体与秩序
  •  2014-12-04 22:16:48   作者:吴海龙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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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柯的主体与秩序

    人对于自身社会权力的丧失,也就导致了人丧失社会的主人翁精神,进而失去了思考社会的理性(理性总是有指向的,态度、道德、情感决定理性思维的方向)。人只要在社会中生活,社会秩序和政治就是人类永远绕不开的必然,当人失去了柏拉图的理性,也就失去了正义,人不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不再关心政治,而只是去关心自己的小家庭(希腊化时期,人似乎总是要关心超越于自己家庭的某些组织的,城邦存在时家庭只是一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基础。罗马时期因为丧失关心政治的资格,家庭的地位就上升了,两性间的关系变得更为重要了,男女之爱上升到了最高生存境界),在基督教时代结束之后人只关心自己,最后演变为如何逃离自身。但秩序是要必然存在的,因此秩序转变为从外部输入,道德由内在的变为了他者的(柏拉图所认识的正义的基础是人的内在理性主导人的勇气和欲望,而城邦的秩序是根据人内在的秩序而定的,哲人王代表理性统治具有勇气的武士和具有欲望的平民)。识别秩序,生产知识,生产权力技术,生产社会秩序的合法性,生产道德的理性与道德、秩序都随着权力一起变为他者的。

    希腊化时代希腊人丧失的不只是城邦的权力,而是从他的主人地位丧失的时候开始,不关心自身社会的人类,开始被社会和权力所关心,进而丧失了关心自己的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变为了一种外在于人的必然的规律,而在共产主义时代人自身会关心社会,可以联合起来把握社会规律,这个时候人才真正的实现了自由,“自由就是人对必然性的认识”。自由不是摆脱社会规则,更不是在自以为是的打败了社会关系,以为打败政治权力时所获得的,自由因为由内而外的社会主人翁精神而获得,人在社会地位上成为社会的主人,进而关心社会,从而使得关心政治和关心自身成为了和谐的统一。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看到的希腊社会的真正外表“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种“天生”是和谐统一的表现,就是政治秩序与人是统一的,正如宗族村中“男人天生就是属于这个家的”。古人的思想很深刻,因为他们活的简单真实,他们就用血缘、天、天生、自然这样的词汇表达他们认为社会中必然存在的“道”。柏拉图看到了希腊社会的内核“理性”,柏所说的理性就是我们中国道家和儒家所说的“道”,与启蒙时代的理性相区别。理性分化为理智和道德只是在近代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发展起来后才出现的,这种分化的原因是“变异了的人的主体性的回归”,在黑暗时代,理性虽然变为了非人自身所产生,变成了从“天”而来的维护社会的秩序的理智和道德力量,在王阳明和轴心时代之间的所谓的“天”是非人的天,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王阳明正是在这种逆动之下矫枉过正,说出了“吾心为宇宙,宇宙为悟心”(就是从秩序上讲人心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包括在认识方法上表明认识道可以从认识我心开始,天理、人欲不冲突)。而轴心时代的孔子就不需要这种逆动,“性相近,习相远”,这一句话使得他在社会学层次上比柏拉图高出一点,因为他看到了天命、礼背后的道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所以才说出了大不敬的话“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祭神如神在(就是神是不存在的)”,孔子把外在于人的鬼神和天温和地放到了一边,把社会结构下的习性练习器——礼摆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总体上我觉得孔子有点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的思想偏重经验,社会学的成分多一些,但似乎与孔子相比,亚不够关注人的灵魂,而孔子和柏一样关注灵魂。而老子就比较像柏拉图,也许是亚里士多德正处在城邦制丧失的转折时代,孔子正好处在社会结构剧烈变迁的礼崩乐坏时代,所以他看到了“道”为后天所习得。而亚里士多德看到的是在说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时,还同时阐述了经验中的很多城邦政体。相比于他们的后人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老子和柏拉图更为注重内在,柏拉图重视理性,而老子注重“道”。并且他们的理性和道都有一点神秘主义的色彩。

    启蒙时代道德不是一种绝对命令了,人不是道德的奴隶了,人还有了另外一种东西理智,这时人的主体性是通过理智和道德分离而获得的逃离圆满的主体性。这种分离表象就是启蒙的自由主义(因为我觉得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欧洲的自由主义是不同的,所以我就把它叫做启蒙的自由主义指称欧洲的),政治与经济分离,政治与道德分离,政府与社会分离,宗教与社会分离。这时人的主体性的回归和自由的实现是通过逃离实现的,以上所说的分离就是这种逃离的表现。这种逃离式自由主义的主体性与我们中国今天的逃离家庭和宗族的机制比较相似。表现为反道德、反秩序,更为注重个人的主体性。但与中国不同,欧洲的自由主义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所以他们的自由主义没有变为反秩序,只是反道德。在思想家的脑袋中,道德从社会契约溜进了理性的后门,在社会现实中基督教的道德溜进了理性法治社会的后门,同时欧洲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机器从上面建立起了这个去道德社会的秩序装置,美国的由新教演变而来的俱乐部组织从下面建立起了这个去道德化社会的秩序装置。这是因为黑暗时代的欧洲被外在于自己的理性(不是理智)所压制,所以在重新恢复人的主体性时,他们把人作为目的,理智作为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基础,而把道德下降为为了实现人的目的的外在手段,变为了契约和法律。但是这时候的人是不完整的人缺乏感性和德性,在这种危机之下,后续的批判者(法兰克福学派)又把审美、爱欲等偏感性的东西拉回第一位。

    总体来看福柯的研究是和尼采一样的“伦理谱系学”。希腊是主体与真理统一,人关心自己,关心城邦,感性与理性统一。福柯在这个时候把感性和理性的协调处理称之为艺术——生存美学,理性内涵着道德。这个时代的社会基础是城邦制,是自由人和奴隶,男人和女人,本邦人和外邦人,自由人在城邦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主体性,没有帝国统治下的独立城邦又决定了他们的城邦主人翁意识,他们的主体性与希腊化时代的主体性不同,是有公共道德又公共理性的,能够作为一个群体“有条件”掌握自身的社会规律的完满主体性。而罗马的具有主体性的半自由人(没有政治权力的自由不是自由),所关心的自身一点都不会涉及到政治和社会。所以罗马的主体性和启蒙时代的主体性比较相似,但是罗马的主体性是从希腊退化而来,而启蒙的主体性是用理智在反击道德中实现的。罗马和希腊化时代是不关心政治,而启蒙时代有一点反击政治(这种反击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只是在反击封建思想时彰显人的部分主体性,后来这种理性又演化为了新的非人秩序),并且在反击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方面的感性认识被理智所压制。因为启蒙是从感性与理性的斗争中走来的(但的主体性丧失的真正原因是感性和理性的同时丧失),但在斗争中,感性演变为了碎片化的疯狂,理性演变为了连贯的权力理性。这时人就在权力理性的内部分化出理智来同道德进行斗争实现人的主体性。

    通过阅读福柯我们能明显看到,在黑暗时代之前,福柯的论述是完整连贯的,人是理性的。而在黑暗时代后(包括基督教时代、君主制时期、古典时代、科学时代),我们就开始看到贯穿行文始终的“斗争”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说福柯是一个战士,也是我们看到的福柯不断的作为一个边缘人去斗争。把自己的研究指向边缘人——死刑犯、不正常人、囚犯、病人、精神病人,相反在主体解释学和除一卷外的性史福柯所研究的对象就变为社会道德的担纲者——城邦的自由人、公民、贵族、皇帝、哲学家(都是主流群体),而之前研究的都是社会道德、秩序、理性、科学、权力和机构的专制对象(边缘群体)。但我认为福柯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尼采的道德谱系学,进而研究主体与真理的关系,我觉得也可以说成主体与权力、秩序、道德、审美、理性的关系。所以说福柯研究的对象从来都是这个“社会道德的中心人群”,黑暗时代之前道德是由内而外的,所以我们看不到理性、道德与感性的人的斗争,而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主体性的人操作化为了一种自身生存的艺术。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福柯行文中经常会出现的疯子或感性的怒吼,而是看到感性在理性的指导下跃动,我们没有看到针对人的权力技术,看到的是自身的技术,看不到严肃冰冷的监督,看到的是希腊化时代朋友间的善意劝告,看到的是希腊时代男人之爱中的爱人的精神之恋。在黑暗时代福柯对边缘人群的研究的行文是碎片的、怒吼的。因为黑暗时代的道德、知识和权力是被他者所掌握的,而人反而成为了道德、知识和权力的他者(不一定对——希腊人拥有权力,现代人只拥有权利)。但谁是道德、知识和权力的主体呢?没有人,他们是非人化的机构、上帝、圣经、教会、监狱、科学、专业、专家、医学、等等。这些东西所要维护的是秩序,因为在罗马后期丧失公共道德的人已经不能再给社会提供秩序和理性。因此秩序和理性是由社会的底层奴隶在丧失主体性的时候请出来的上帝。所以在这个时代道德理性教化的最集中体现者是专制规训的边缘人,边缘人和规训机构的互动是我们这个时代主体与他者真理关系的集中体现。感性是在被理性压制的过程中才显示出了自己的疯狂和碎片化。只有当感性和理性协调统一时,感性的真实性才能通过理性展示出来,当理性与感性为敌时,真实的感性依然存在,只是他缺乏理性、缺乏德性、缺乏秩序,所以当他展示出来的时候,它是破坏者,被捆住的感性也只有用具有暴力色彩的怒吼才能将自己表达出来。但当它出来时它是一个秩序、道德、理性、主流的破坏者,这时候的权力就是一种统治技术,然后展示自身的人就变为疯子。

    我认为福柯研究同性恋的主因不是因为福柯是同性恋,而是因为希腊的男童之恋是研究希腊社会道德秩序的解码器,几乎囊括所有希腊的社会信息。为何希腊人只有在男人之间才有爱情?为何男人之爱是危险的?希腊人对男人之爱的谴责与我们今天一样吗?为何说精神之恋才是真正的爱情?为何是同性恋中作为男童方是危险的?在男人之爱中我们可以看到正义——理性、激情与欲望三者的关系。希腊的公民就是武士,参与城邦生活的很大部分就是参与军事,而且希腊城邦很小,我们回到希腊的这个场景就能理解希腊政治为何如此完美高尚(仅在公民内部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步兵方阵的战友关系,他们有共同嘲笑和憎恨的对象,他们一起同仇敌忾。如果想到这些我们就能力理解为何柏拉图如此重视军事斗争,为何他把“勇气”同理性和欲望放到一起来比较。女人和奴隶都是武装斗争的对象和战利品。肉欲是男女之爱,男人之爱如果也有肉欲就会把男童降格为女人,男童获得了一时的虚荣心,赢得无数追求者。但他只是像女人一样靠肉体,没有依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赢得尊重,当男童长大之后花容不在,又不能获得参与城邦生活的勇气和智慧。因此苏格拉底对伯里克里(不一定是这个人,具体名字忘记了)的爱是纯精神之恋,他爱他但不是爱他的肉体,或者即使他爱他的肉体,也因为爱他而放弃占有他。苏格拉底克制自己的欲望,作为一个爱慕者、朋友和师长去赞美和欣赏伯里克里,带给他智慧,教他如何关心自己,关心城邦政治,做好一个统治者的前提就是要首先关心自己,只有关心自己才能关心好城邦。男童之爱的研究也把希腊道德的局限暴露出来——道德主体性是建立在不平等地位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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