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文章首页 >> 理论探讨 >> 村治研究 >>
  • 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区域差异及其对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
  •  2015-01-30 08:03:10   作者:王会   来源:   点击:0   评论:0
  •  【字号:
  • 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区域差异及其对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 王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上海 200020) 摘要:由于各地农村经济社会分化及阶层分化的程度不同,不同区域村庄内部形成了不同的阶层社会结构。分化程度高的富裕村庄,阶层结构多元化,阶层差距拉大,阶层矛盾、阶层利益复杂化;中度分化村庄则资源有限,社会性竞争异常激烈;以偏远地区为代表的低度分化村庄阶层结构单一,阶层关系缓和。农村阶层结构具有区域差异性,创新农村社会政策需高度重视不同村庄的社会阶层结构及治理特征。 关键词:阶层分化 阶层结构 区域差异 乡村治理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进路 阶层分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客观存在。随着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一场世界历史上空前的社会分化,迅速、广泛、深刻地在中国社会展开。与此同时,中国乡村社会的阶层分化也日趋明显,逐步呈现出新的特征。 在已有的研究中,有学者从政策实践的区域差异中发现农村社会具有局域差异性,并发现这种区域差异性在乡村社会的人情与社会交往、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风俗信仰与文化习惯、治理单元与治理特征等农民生产生活及乡村治理各个层面都有不同体现。(贺雪峰,2009)农户社会交往的关系与特征、村庄社会构成和性质的区域差异等研究大大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区域差异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基本特征。 基于全国大量的经验调查,贺雪峰发现不同区域不同村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存在差异,并最早提出原子化、小亲族、宗族这种理想型来描述中国农村村庄社会性质的差异性,并将中国村庄划分为南方、北方、中部三种区域类型。然而对于性质的描述还是过于模糊,在后来的研究中,该团队继而提出村庄社会结构来区分和认识具有内在差异性的不同类型的村落社会。在这一视角下,中国农村社会又被划分为对应的三种类型,团结型村庄、分裂型村庄和分散型村庄。(桂华、贺雪峰,2013) 这种区域差异的划分标准更多基于村庄社会性质及社会结构,是对理想型的村落社会性质的表述。而关照市场化、现代性进程中处于变动不居中的村庄,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同区域村庄的阶层关系和阶层社会结构的局域差异的研究已是不可或缺的方面,阶层社会结构从另一个不同侧面反映了变迁中的村庄社会性质的区域差异。 村庄阶层社会结构是指,在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地理位置、市场机会、经济生产传统、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国家政策倾斜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不同区域的村庄在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化,由此塑造了不同的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不同的阶层结构具有不同的阶层关系,不同的阶层关系形塑不同的阶层结构,相互影响,互为因果。阶层结构具有阶段性、发展性、依赖性。阶段性是指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阶层结构;发展性是指阶层结构不是一层不变的,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宏观的调控得以改变;依赖性是虽然阶层结构是可以变动的,但一旦某种阶层关系和阶层结构形成,资源配置、市场机会、利益结构等方面就有可能出现失衡的状况,如果不加以协调,可能导致阶层矛盾和阶层冲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乡村社会关系异常复杂,引入阶层视野和区域差异视角,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上理顺并深化对乡村社会结构的认识,并从而在微观层面上有利于促进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矛盾的认识和化解。 二、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及社会治理特征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和深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农民作为一种身份其内涵较集体经济体制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阶层关系和阶层结构在不同区域有不同表现,在村庄治理层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市场机会较多的发达农村地区,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代表,大量的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崛起,劳动力市场十分活跃,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已经不复存在,本地的种植业则通过土地外包的形式由外地农民即“农民农”经营(曹东勃,2013)。在一个村庄“熟人社会”内部,经济分化、贫富差距十分显著。市场敏锐度、对市场机会把握的不同带来经济上的巨大差异,“把握了第一个机会往往会带来更多的机会”,村庄形成了富豪阶层、富裕阶层、一般阶层和贫弱阶层。(赵晓峰、林辉煌,2010) 富裕阶层通过闲暇、消费、人情往来建构自己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不断增加自己的社会资本。富人阶层的朋友圈主要有:政府官员、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老板、生产到销售链条上的公司企业的负责人及同学圈等。维系圈子的社交成本也十分高昂,豪车、名表、名酒名烟、穿着服饰、出入场所等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交友派对、人情往来上要亏得起。富人阶层发展出了一种商人价值观,能够建立长远的合作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因为有巨大的共同的利益存在。所以很吊诡的是,这类村庄村民选举竞争时异常激烈,但选举平息过后,上层仍然能够在某些方面合作得起来。当然地方强大的财政支持和强有力的基层政府的统筹和协调能力也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 村庄底层则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缺乏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本,无从建构自己的社会关系,甚至不堪人情重负而办不起人情退出村落人情圈和交往圈。上层一方面通过炫耀性消费证明自己的能力和身份的不同,建构与上层的社会关系,同时对下层也形成了政治排斥和社会排斥。相比富人阶层可以通过事业的成功、人脉的扩张、个人影响力来获得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一般阶层和村庄底层有一种无力感。在村落社会价值方面,经济价值成为最主要的、为人们最为看重的方面,经济权威成为笼罩性权威。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高度重合或者结盟,一些经济精英通过政治安排、选举、权力购买等跻身村庄政治舞台,一般阶层很难有这种机会。其政治社会后果是带来底层普遍的不满情绪,阶层关系紧张甚至对立。这种紧张的阶层关系体现在生产、生活、治理的各个方面。 具体展开可以发现这种阶层关系十分微妙。首先,富人阶层高额的人情消费不仅让一般家庭望洋兴叹,在闲暇交往方面,富人和富人在一起打牌、钓鱼、拜佛、娱乐等,一般阶层和贫弱阶层则因为经济压力过大,尽力避免社会交往,也尽量不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闲暇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利益性的交往和关系建构的手段,没有经济作为支撑只能“闲而不暇”。由此村庄形成了以经济社会分化为基础的圈层关系,即富人跟富人在一起,穷人跟穷人在一起,各自有不同的交往圈子和人情圈子,而不再是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 其次,在公共交往方面,以村庄妇女为例,在富人工厂里打工的一般家庭妇女则下班就呆在家里不出门,在村落公共场所活动会让她们觉得没面子。同一个熟人社会形成了对比鲜明的两种妇女性格,那就是富裕家庭的妇女通常积极能干、乐于交友、善于交往,而普通家庭的妇女则消极、贤惠、不愿出门。(王会,2010)并且村落上层的富人很多是处于一般家庭的村民的老板,劳资争议、劳资冲突常有发生。 再次,在村庄治理层面,可以看到在“富人治村”的时代背景下村落上层甚至垄断了经济、社会资源,村落上层的富人朋友关系广阔,彼此的资金周转、相互合作较为频繁,对底层形成了一定政治排斥和社会排斥。(袁松,2012) “由于同处于一个村落‘熟人社会’,彼此的性格、家庭、发家致富过程村民都很熟悉。”这种“熟人社会”富人致富过程的“去魅化”更加剧了阶层间的矛盾。“他不过是80年代抓住了一个机会罢了,后来就得到了更多的机会”。这更增添了底层的不满,底层怨气不断积累。 这种阶层怨气很容易借“非直接利益相关事件”爆发,引发群体性事件。我们的调研也发现这类村庄的上访及群体性事件多是由于阶层矛盾和阶层怨气的积累引发。这种类型的村庄要么不发生冲突(小的冲突往往被富人村干部用钱摆平或第三方调解机构基层政府或民调机构用非政治性手段,如给钱、“兜底”等方式暂时化解),一旦发生冲突往往是规模庞大的群体性事件,是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爆发导致,这从近几年沿海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可见一斑。 小结来说,这种类型的村庄社会关系呈现出团块化、断裂状,有利益交集、有经济地位的人,以及强血缘关系的人能够结成联盟,互惠互利,这部分人无论因为何种原因在村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多处于中上阶层,并能够形成良性的循环。资源的获取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长期的经营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而获得。正因此,处于底层的农民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成为沉默的、绝望的边缘人。因为有强大的经济总量,低保、各种政策好处,多数底层村民能够安分守己。 另外,由于经济社会分化很大,经济利益最大化统摄村庄价值,在经济利益之外缺乏调和阶层矛盾的缓和剂,因而阶层关系最为复杂。处于上层的富人因为有强大的利益驱动,秉持的是商业价值观,该合作时能够合作,该竞争时激烈竞争。而阶层间矛盾突出、冲突激烈,阶层结构趋于不稳,如不加以调整阶层社会结构有固化的可能。一旦发生冲突激发了阶层矛盾容易酿成群体性事件。 当然,经济因素之外,如果有较强的社会结构,如南街村和崖口村的集体经济(郭亮,2011),或如南方宗族型村庄中有较强的血缘地缘关系,可以弥补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分化,使得经济社会分化不能成为社会阶层关系的主导,阶层关系能够得以缓和。 三、中度分化村庄的阶层结构及治理特征 在中部地区,典型如苏北、湖北、安徽、山东、河南等地,由中青年群体组成的农民工阶层异军突起,中青年外出打工,老年人在家种地、带孙子,可以保障一个家庭的基本开销和经济、人口再生产,维持一个家庭在村庄中处于中上等水平。这种基于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成为中部地区家庭经济再生产的主要模式(贺雪峰,2013)。 这种类型村庄中间阶层庞大,个别富裕家庭通常在经济条件允许后就搬至市、县居住,村庄内部有分化但不显著。正是由于家家户户条件差不多,加上资源和市场机会的有限性,导致社会性竞争异常激烈。每个人每个小家庭都想方设法证明自己不比他人差,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区是女性资源的流出地,不少妇女外出打工后有更多的婚姻选择和择偶机会。种种原因使得中部地区形成了高额的婚姻市场要价,要想娶到称心如意的媳妇,经济条件必须达到村庄中上水平。也就是说,竞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调查还发现有些在外打工或读书的青年因多年“没混出头绪”宁愿漂泊在外不愿回村。而竞争方式则典型表现在建房装修或在县、镇买房的攀比上、耐用品消费购买、家用电器、孩子在县里或镇里上学、闲暇消费等,近两年有不少地方开始攀比有无汽车(杨华、欧阳静,2013)。 为在激烈的社会性竞争中胜出,缺乏资源的各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根据调查,其手段无外乎几种:其一,耍狠。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的讲义气、嗜酒好打架的“穷狠”混混(陈柏峰,2010),现在的村庄混混多是“精明人”,成为有组织性、有利益诉求的“正规军”,因为混混能拿到项目能搞钱甚至被很多村民羡慕,有亲戚当混混成为一种特殊的保护伞,也成为村民炫耀的资本。调查中甚至有村民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混混寻求保护,过年能请到几个混混开车到家里喝茶娱乐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一些有矿产、山林资源的村庄,混混竞选村干部侵蚀村庄公共资源和集体经济资源(臧得顺,2012)。 其二,巧立名目收人情费用。中部地区的人情消费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严重不匹配,家家户户为了在人情中不亏或赚,巧立各种名目收取人情费用,且礼金逐年攀升。人情不再是温情脉脉的人情,而是机关算尽的人情,村民抱怨却又走不出这人情怪圈(宋丽娜,2011)。 其三,赌博、偷盗、哄骗。牌九、赌宝、地下六合彩、戏庄(名为做戏实为赌博)等各种形式的赌博不仅从村里卷走了大量资源,不少家庭因此家破人亡,对村落文化也是极大的破坏。调研甚至发现有些个别的闭塞的村庄竟然有团伙偷盗、哄骗,专门到外地作案,一些村民互相传授偷盗经验。这种村庄之所以偷盗如此猖獗,村民解释说是因为邻村经济条件太好有资源,而本村穷且没有任何资源。 其四,从事性工作(刘燕舞,2007)。无论男、女,都不再排斥性工作,在村里只要有钱就有面子,外地做小姐或做二奶几年后回家将家里搞得亮亮堂堂证明有本事。一位在外做小姐多年的妇女回到家跟邻居发生口角,邻居骂她做小姐不要脸,她反驳说做小姐是因为有姿色,有人想做还做不成。当调研人员问及对在外从事性服务人员的评价时,多数村民都表示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丈夫、妻子都不介意,别人能说什么呢?有些村民表示做这行是无奈之举,是为了让家庭经济更好而已。 其五,代际剥削。子代家庭为在激烈的社会性竞争中胜出获得哪怕多一点点的社会资本,争相剥削父代。而当父辈失去劳动能力后,尤其是生重病后,子代对老人不闻不问甚至厌烦嘲讽。老年人被气死、老人无奈将儿子告上法庭、老人自杀在中度分化的村庄中十分常见。 由于缺乏村民素质的正面引导和基层治理责任的缺失,乡村社会甚至形成一种“气人有笑人无”的十分不健康、不友好的恶性竞争心态。 不过,村庄社会矛盾虽然很多,但这种矛盾多是攀比竞争带来的邻里矛盾或基层治权缺失和治责丧失带来的官民纠纷。到这些地方调研,很多老支书、老党员都抱怨说“不归我们的事不敢管了也不想管了”,基层社会不得罪、不作为逻辑盛行(王会,2011)。在境界论被严重质疑的当下,没有利益的驱动,本身又没被赋予监管权力的时候,谁会去管村庄里的“闲事”呢?正如村民所说“除非是傻子”。其实,对于这类村庄的邻里矛盾和官民纠纷很好解决,只是基层组织弱化后,基层社会缺乏治理主体、治理权力和治理责任,最终,这类矛盾纠纷要么结成死结催生负面村落价值,要么发酵升级酿成上访事件。如果深入调查这类村庄的上访事件,还可以发现,上访起因不少是小矛盾、小纠纷,由于调解不及时、基层政府治理不当所导致;从上访的动机来看,则多是“治理缺失型”上访或基于自身利益诉求的“谋利型”上访(田先红,2010)。 小结来说,中度分化的村庄,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治理的缺失,社会性竞争激烈且带来各种短视的、算计的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彻底瓦解了互助合作关系。正是由于村庄缺乏长远预期、价值引导和价值生产能力,形成“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一方面村民认钱,另一方面村民一有钱就想流出村庄,村庄成为暂时的栖息地,村庄内部缺乏村民认同的权威,最终要么形成暴力秩序要么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村庄公共事务更加无人问津。同时也可以看到,中间阶层庞大带来较为稳定的阶层社会结构,竞争带来攀比的同时也让村庄充满经济活力。 四、低度分化村庄单一的阶层结构及治理特征 低度分化即是指经济社会分化不明显,阶层结构单一的低度阶层分化状态。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边远的山区或西部地区,受市场辐射小,经济条件普遍处于低水平;另一种是经济分化未带来社会分化,村民经济收入有差距,但由于村庄有其他方面的如血缘地缘等连接纽带,村庄仍然是一个共同体和真正意义上的熟人社会。 低度分化的村庄指治理特征上呈现出善治的状态。(王习明,2009)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互助合作频繁,如湖北南漳、四川邛崃等地区,村民的互助合作十分频繁,社会交往密切,互相依赖程度高,村民的主要社会关系都在村庄内部,这使得村民更加注意维系这种关系。从而村庄有长远预期,形成了不走极端的逻辑。村庄还是共同体,在治理层面呈现出善治的良性状态。 其二,舆论生产和价值生产能力。舆论强有力表现在村民对做人、为人的看法,认为正直、讲道理、会处事的人才有面子,有钱不一定有面子。孝道文化、做人之道是舆论评价中的主要方面。即使有面子竞争也是良性的、温情脉脉的,因而这类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很强,即是生产共同体也是生活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 其三,由此带来的乡村治理是一种讲规则、讲原则、讲政治的治理方式。由于村庄有正面的舆论导向和内生的价值生产能力,村干部、小组长等通常是村里正直、有能力的人担任,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从而能够发挥正面的、积极的带头作用。老党员、老干部也愿意发挥先进作用。村民将村庄看作自己的村庄,不少普通村民也爱管“闲事”、愿意插手公共事务。 这类村庄的阶层关系简单,类似传统乡土社会,具有高度均质性。在村落社会价值的建构层面,遵循三位一体的面子观,通过建房子、娶媳妇、生孩子获得村庄的综合评价,不仅具有多元性有长远预期,这次面子丢了可以下次再挣回来。竞争在可控的范围内,竞争机会对每个村落成员是对等的。在一个血缘地缘共同体内部生命意义的建构及生命价值的体验是多重的。正是竞争的可控性,带来良性的竞争,同样也带来广泛的合作。这种竞争是柔性的、良性的竞争,统摄于村落共同体的发展,竞争的存在正是在乎村庄评价的结果,因而竞争本身不是目的。 总结来说,低度分化的村庄阶层分化不明显,在日常交往互动中形成了合作秩序,虽存在竞争也是在村落共同体价值统摄下的友好型竞争。村庄有价值生产能力,呈现出善治、高度整合的状态。 五、结语 以上论述表明,不同区域的村庄有不同的阶层社会结构,不同的阶层社会结构会带来不同的阶层关系和社会心态,这对乡村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高度分化的村庄阶层结构多元,阶层关系复杂,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冲突更为凸显,管理不当容易酿成群体性事件,降低阶层分化、缓和阶层关系成为基层管理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中度分化的村庄中间阶层占大多数,但由于资源、市场机会的有限,在村庄中维持中上水平并非易事。村庄竞争异常激烈,缺乏正面价值观的引导,伴随村级组织弱化基层政府治责、治权双重缺失,村庄很容易在激烈的社会性竞争中走向无序或暴力秩序。对于这类村庄,管理中需充分考虑到村庄价值观的引导,强化基层治理责任和治理能力。在经济社会分化和阶层分化不明显的村庄,阶层关系缓和,村庄整合能力较强且易形成共同体价值观,村庄治理呈现出一片善治的状态,缺点是缺乏经济活力,不过以分化较高的村庄为借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保持村庄原有的良性价值生态,避免阶层分化、阶层结构不合理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总而言之,社会政策制定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无论是基层社会问题研究还是政策制定都必须以群众路线为根本工作方法和调查方法,走进田野、深入村庄,充分考虑到区域差异的因素,制定出适合具体区域具体村庄舆情的管理方案,这也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应有之义。 作者简介 王会,女,1984年生,社会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城乡社会学与乡村治理研究,近年在全国各地农村驻村调研累计超过400天,撰写调研报告80余万字。在《中国农村观察》、《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和调查报告20余篇,其中被《人大复印资料》、报刊等全文转载数篇。 电子邮箱: wanghuihust@sass.org.cn 联系电话:15800702991 英文题目及摘要: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class structure of rural socie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overnance Innovation * Wang Hu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Sociology, Shanghai 200020) Abstract:Due to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different areas of the village forming a structure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Affluent village has high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the corresponding hierarchy diversified class gap, class contradictions and class interests complicate; the village of medium differentiation, has limited resources and its social competition is fierce; represented in remote areas of low differentiation village, has a singl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its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are ease. Rura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ha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novative social policies need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rural social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trata of the village. Keywords: Stratification; hierarchy; Regional differences ; Rural governance [1]贺雪峰.《论中国乡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2]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桂华、贺雪峰.《再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一个农村研究中层理论的建构》,《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 [4]曹东勃.《职业农民的兴起——对长三角地区“农民农”现象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赵晓峰、林辉煌.《富人治村的社会吸纳机制及其政治排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6]王会.《性别社会分化的村庄实践—发达地区农村妇女的角色调适》,《青年研究》,2010年第12期。 [7]袁松.《富人治村—浙中吴镇的权力实践(1996-2011)》,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2。 [8]杨华.《政府兜底: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冲突中的现象与逻辑》,待刊稿。 [9]郭亮.《中山崖口:一个特殊村庄存在的一般意义》[J].《开放时代》,2011年第7期。 [10]贺雪峰.《小农立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1] 杨华、欧阳静.《阶层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管理世界》2013年第5期。 [12]陈柏峰.《乡村混混对村庄人际关系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3] 臧得顺.《臧村“关系地权”的实践逻辑—一个地权研究分析框架的建构》,《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 [14]宋丽娜.《人情的社会基础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1。 [15]刘燕舞.《一项对某村落性工作者称呼变迁的考察》,左岸特稿,2007年第11期。 [16]王会.《乡村治理中的不得罪逻辑》,《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7]田先红.《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18] 王习明.《川西平原的善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本文的修改版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四期。
  • 责任编辑:sn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