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同城漂或异地漂、阶段漂或长期漂、共同漂或单体漂等面貌出现的“老漂族”,是当今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式家庭生命周期历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属于家庭结构中的父代,年龄大多在50—70岁之间,是一群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无奈,在本可安享晚年时为抚养孙辈而跟随子女生活的人。从表面上看,这种以孙辈抚育为核心而形成的主干家庭,似乎延续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观念,但笔者通过深入调查却发现:在祖孙三代同居一处保持亲密家庭关系的“传统外壳”下,隐含着因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日深,对中国城市现代家庭结构的再形塑之力。“老漂”带来了心理震荡、文化冲突和养老难题,而文化互融、信任建构与制度跟进或将是缓解“老漂族”问题的几个关键。

      “老漂族”是中国家庭生命周期新变化的产物

      20世纪80年代中期,潘允康等在天津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生命周期的突出特点是:一个家庭在其生命周期中可能在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形态间转变。该研究发现,在中国城市核心家庭中,年轻人婚后可能有半数左右与父母住在一起,组成主干家庭;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再分开,与未婚子女组成核心家庭;待自己的子女婚后可能又与自己生活一处,重组主干家庭;之后可能会再分离,形成了普遍存在的“家庭生命循环模式”。其中,年轻人婚后依然合家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住房缺少”,分家的最重要因素则是“增加和改善了住房条件”。“住房”成为那时主宰城市家庭生命周期变化的重要因子,使年轻人(子代)婚后与父代间呈现“先合再分”式运动轨迹,可能与当时城市化、现代化刚露端倪、城市居民住房普遍困难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人口流动性尚不强,父代又往往是先拥有住房的一方,合家自然主要呈现出一种“父代权威”基础上的“子代投奔父代”的活动模式。

      然而,3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因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而发生巨大变迁。大量人口向城市快速聚集,且年轻人成为迁移的主力。这也导致城市家庭生命周期发生新变化。如若仍将年轻人婚后作为家庭结构变动的考察点,可以发现出现了年轻人婚后与父代间“先分后合”的新规律。具体来看,造成先“分家”的因素变得复杂,可能包括“物质条件改善可以负担住房”、“两代人存在诸多差异”、“个人主义观念的流行”等,但“到异地(一般是更好的城市)发展”,即“人口流动”成为了当前大量年轻人婚后先分家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笔者对12个家庭的个案访谈中,子代去更好的城市发展,结婚买房独立组成核心家庭的占到了9个。再看“合家”,“抚育孙辈”几乎成为再次形成主干家庭结构的最重要原因。访谈中,有10个家庭的父代谈到合家是为了照看孙子(女),另有1个家庭是投奔孩子养老,还有1个家庭是帮助子代照顾生意。正因子代先在异地组建了核心家庭并占有更多的资源,往往成为现代家庭势力结构中的优势方,所以生育孙辈后形成的主干家庭,呈现出以“子代权威”为基础的“父代投奔子代”的模式,于是“老漂族”出现。

      “老漂”成为对社会化服务功能缺失的替代性补偿

      承担“老漂族”角色是父代心甘情愿,还是为解燃眉之急的权宜之选呢?勒温对社会行为的研究恰好可以部分解释上述问题。他指出,社会行为是个人因素与情境因素的函数,即社会行为受到以社会态度为核心的个人因素和以社会环境为核心的情境因素的双重影响。这使得有时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保持一致,有时则不尽统一。具体分析,一方面,人们大抵固守着 “亲子”、“责任伦理”等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观念,使得重家庭、爱儿孙依然是主流社会行为。在访谈中发现,无论是父代还是子代,都强调爱护晚辈的家庭责任。在对一个家庭的访谈中,父代说,“我儿子儿媳工作忙,正是爬坡的时候,我们两个搭把手也可以替他们卸卸担儿”。另一方面,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社会环境,部分消解了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崇尚个体主义、强调个人需求、注重夫妻关系等社会态度的新变化,发生了“传统家庭主义”代际观向强调个体需求的“现代家庭主义”代际观的转向。这种态度的转向,无疑会与“老漂”这一社会行为发生冲突。一位70岁的孩子姥爷谈道,“我们老两口原来生活特规律,身体也不错,她周四、周六两个半天去老年合唱团,我每天画画,练书法,身边也有不少朋友。现在为了孙子跑这么老远,她歌儿唱不了了,我的颜料也都干了,生活被打乱。而且这里人生地不熟,也没有什么朋友。最近老伴儿感觉胳膊和腰总不舒服,可能是抱孩子抱的,也没时间去看。”

      “老漂”不仅可能带来个体心理与行为上的冲突,也常伴随着玛格丽特·米德所说的前喻文化与后喻文化的碰撞。工业化、现代化与信息化,动摇了先前生活既定的子代向父代学习的前喻文化的统治地位,使拥有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技术的青年人后来者居上,催生了子代反哺父代的后喻文化的兴盛,加剧了两种文化间的摩擦。一位孙子刚出生的被访者抱怨,“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搞不懂,生孩子坐月子请月嫂,还上外国网站看外国人怎么养孩子,我们那时候这么多孩子,不是都养活大了?哪有这么多讲究。”当然,也有的年轻人埋怨,“老人不懂科学常识,带孩子总是相信老理儿,说了也不改。”

      除了心理困扰和文化不适,社会保障如何覆盖,医疗需求怎么满足,再教育和娱乐生活由谁提供等,这些客观存在的异地养老难题,也在访谈中被“老漂族”反复提及。

      按常理推论,老漂式“合家”生活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会阻碍其流行,但充满悖论的现实是,“老漂族”这一群体依然在不断壮大。这一现象无疑增加了对问题深入探究的价值,而笔者通过田野调查解开了部分谜底。调查发现,相关社会服务供给不足、对“陌生人”的拒斥和社会不信任感的普遍存在等诸因素,成为要么相关机构无法满足高涨的需求,要么将普通工薪阶层拒之门外,要么让非正规机构和个人提供的婴幼儿抚育服务遭到冷遇的真正原因。这也导致“老漂族”在一定时期内的客观存在,使得“老漂”成为对社会化服务功能缺失的一种替代性补偿。

      解决“老漂”问题需家庭、社会与国家共同发力

      “老漂族”作为中国家庭生命周期新变化的产物,有着合理基础,解决“老漂”问题不能只靠任何一方加以纾解,而需家庭、社会与国家共同发力。

      其一,创设文化互融的家庭氛围。家庭变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首先需要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互动来化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并不意味着前喻文化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年轻人要始终意识到尊老、孝亲、赡养的伦理责任,主动吸收前喻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少指责,多理解,帮助老人缓解舆情压力。同样,老年人要放平心态,坦诚面对后喻文化的兴盛,多向年轻人学习,积极适应新环境,主动培养新爱好,努力走出人际孤岛。

      其二,重构社会信任机制。充分发挥相关专业性服务机构及个人的职业化优势,缓解家庭抚育压力,将更多的“老漂族”解放或部分解放出来,应努力修补熟人社会向半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过渡中,已被销蚀的“熟人信任机制”,通过完善制度化约定和提供相关基层社区公共服务,逐步帮助人们消除疑虑接受服务。同时,还要培养中国人的现代育儿观,经由引导,让更多掌握科学和专业育儿技能的人为大众造福。

      其三,完善福利保障制度。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应承担“老漂族”的社会保障责任。具体可根据政府的实际财政状况,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养老、 医疗和福利政策,解决“老漂族”社会保障的管理和居住地两不靠问题。制定特殊优惠政策解决其医疗难问题,保证其享受当地老年人的基本社会福利,将“老漂族”纳入当地街道、社区服务网。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

  • 责任编辑: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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