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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程琳:这一天,城管小贩和知识分子坐到了一起
  •  2015-05-25 08:42:32   作者:魏程琳   来源:观察者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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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程琳:这一天,城管小贩和知识分子坐到了一起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

    发表时间:2015-05-22 07: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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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城管 小贩 城管与小贩 城管执法 地摊王 王兆阳  武汉城管 

    为了体验城管生活,我曾经到武汉市城管局当过一阵“卧底”,还亲身参与了一次违建拆迁活动。让我惊讶的是,城管执法人员并不像大众媒体中经常看到的那样存在暴力执法现象,相反,处在夹气板中的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努力,文明执法、公正执法,改变大家对城管的负面印象。而这其中的心酸,很多时候竟是无处诉说。 

    在城管的日常工作中,占道经营的小商小贩是他们经常要面对的一个群体,也是最容易引发冲突的对象,仅5月全国就爆出多起城管小贩暴力对抗的新闻:52日,北京一城管执法时被商贩砍断手指;511日,昆明摊贩持钢管包围城管警察开3枪;519日,大连卖草莓小贩刀捅城管致11伤。城管和小贩,真的是一对天敌吗?他们之间就没有解决问题的更好方式?他们最终又是怎样握手言和的呢? 

    512日,武汉市城管队员与摊贩代表走进华中科技大学课堂与学生、学者面对面,就当前关于城管的社会热点问题展开交流。来到现场的摊贩和城管代表有武汉“地摊王”王天成的儿子王兆阳、全国著名“练摊城管”桂文静。在问答环节,默默坐在后排的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委主任赵杨也主动请缨,与学子、专家进行坦率沟通。 

    本文为现场实录,作者特别授权观察者网首发。 

    512日下午,武汉城管代表与摊贩代表携手走进华中科技大学校园(肖敏摄) 

    城管与摊贩是天敌吗? 

    2001年,王天成一家五口从老家河南南阳到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大学旁边的鲁磨路摆摊卖水果,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原本比较自由的摆摊行为受到了限制,王天成从“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与城管队员打“游击战”,到最后成为“钉子户”,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加剧,最后甚至以自残(割手腕)等形式抗法,王兆阳的家人也曾拿砖头砸破城管员的脑壳,因此被行政拘留过几天。最终,在经历了14年艰辛的“拉锯战”之后,双方握手言和,城管队员将自己位于路口的工作间暂让给王天成一家经营水果。20153月,王兆阳将水果店名字命名为“开心水果”,表达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主持人:刚刚我们看了“地摊王”与武汉城管拉锯14年的背景视频材料,现在请胡毅峰队长再为我们简单梳理一下案例过程。 

    城管队员胡毅峰:对于王天成这个案例,我把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动了解。2014年初我接手二中队的代理中队长,对王天成占道经营非常关注,因为他占道经营这么多年,一直未得到完满解决。那个时候,我主动上门和他聊天、交朋友,多次沟通后发现王天成家里确实困难,而且在不损害他利益的时候,他还是蛮配合我们工作的,比如说在全市检查、整治的时候,跟他说一声,他不但会收拾好摊子,还会帮助我处理一下旁边的占道户。第二个阶段:矛盾尖锐。2014年下半年,是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全国卫生城市的攻坚阶段,也是武汉市“大城管”和“城管革命”的攻坚阶段,市政府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更高了。他作为一个占道14年的“钉子户”,非常难管理,这时我们成为尖锐的矛盾方。我们专门对他制定一个“入市经营”的方案。但是,我们在他那里执法时,经常受到群众围观,执法活动不得不停止。于是,我们走访大学、商户、居民,与他们沟通,取得周边群众的理解。与此同时,我们派人到他老家去核实家庭情况,发现他确实比较困难。在他老家的领导、朋友的劝解下,王天成一家也在做出改变,他把占道经营的水果摊处理了。第三个阶段:握手言和。他家庭困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将工作间无偿借给他们使用,不再占道经营。他的水果店取名“开心水果”,我相信他们现在也是开心的。 

    主持人:我们问问王兆阳大哥,在这14年的拉锯战中,你们是怎么“应对”城管的? 

    摊贩代表王兆阳:首先说一下,今天来这里,我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来的比较突然,穿的是拖鞋,真是不好意思啊,这是对大家的不尊重,后来赶紧买了一双布鞋。(同学们予以热烈的掌声) 

    来武汉是没有办法,家庭困难,在外谋生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摆个地摊。当然了,早期摆地摊是允许的,到处都可以摆。但是,武汉的发展和拆迁真的太快了,那些可以摆地摊的地方也不能摆了。没办法,只能再找个地方了(占道经营),于是和城管形成了矛盾。他们有任务,要保持城市整洁、干净、好看。我们呢,摆地摊这一类人,像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残疾的残疾,找工作是不现实的,只有摆个摊,就这个道理。很多人都说,你咋不租个店呢?租不起啊。这些年,说实话,跟他们城管队员有没有仇?没有。你看,胡队有时候逢年过节还拿点菜啊、油啊去看我们,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没办法。(胡队长、王兆阳此时都很动情,眼角湿润)我们要生存,他们要执法,所以,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就产生了。他们的确做了很多工作,不懈努力,非常感谢他们。 

    我们之间有没有冲突的时候?当然有。最开始,我们都是“打游击”,一听说城管来了,收摊子,哗哗就跑。后来时间长了,城管都认识我,我就不跑了,来了就收,收了再摆。再后来,有个地段允许摆摊,我们就去那里。最后,城市要拆迁,没地方了,我们就到主干道摆,这肯定不好,我们知道这是不允许的。他们来执法,肢体摩擦是经常有的,这没啥稀奇的。赵局说,疏堵结合嘛,我这是疏也疏了,堵也堵了,典型的“疏堵结合”。 

     

    王兆阳在活动现场讲述自己和城管的故事,说到动情处不禁眼角湿润(肖敏摄) 

    主持人:王大哥非常生动地给我们展示了城管与摊贩之间长达14年的互动过程,而且也说,城管与摊贩的肢体冲突很正常没什么稀奇的。这实际上是中国转型期的必然现象。王大哥2001年来到武汉市,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如今光谷国际步行街成为全市的购物中心,人口密度居全国前列。他们经历了中国最剧烈的转型,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他们以及所有的中国人都要忍受这个巨变带来的阵痛。我们再问一下胡队长,整治占道经营的一般程序是什么样? 

    城管队员胡毅峰:我们一般分四步,第一,调查摸底,建立档案。对辖区各类违法占道现象进行调查摸底,形成治理台账,明确主要管理对象基本资料、占道形态、高发时间及区域等信息,为开展执法活动做好资料支持;第二,采取三步式执法。对首次占道的人员,亮证执法,宣传取证,告知其违反《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下达《温馨提示宣传单》;对二次占道的,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告知其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和调查取证的法律措施;对第三次发现占道的当事人,我们将暂扣其经营的物品和工具,暂扣时开具暂扣清单,并全程摄像取证。第三,暂扣后,对主动改正、态度较好的占道经营者减免处罚,对拒不改正的依法给予处罚。第四,执法过程中,我们采取“疏堵结合、退路入市”的工作手段,通过对占道经营者的生活背景进一步了解核实,对确实困难者以主动帮扶、引导入市为主,区别对待,化解矛盾。 

    摊贩都是弱势群体吗?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胡队长,在我们执法过程中遇到真正的弱势摊贩,是否有心理障碍? 

    城管队员胡毅峰:对弱势摊贩进行执法,我们当然会有心理障碍,人心都是肉长的,执法人员长期处于两难选择:第一,城市管理是我们的职责,看见占道摊贩不管理,城市道路秩序无法保障,体现出我们工作的不作为,我们将会被追责;第二,有的摊贩身体有残疾或者家里有病人,确实困难,但严格控管、暂扣工具,我们又于心不忍。对确有生活困难的长期占道人群,我们一方面同情他们,另一方面又觉得很无奈。连我老婆都说我有心理问题了。这是城管存在的普遍现象。

    主持人:确实“人心都是肉长的”,执法队员在遇到真正的弱势群体时,一方面是职责,一方面是人情,很容易陷入道德困境。所以,城管队员不像网络宣传的那样是一支无坚不摧的利军,其实,他们也很脆弱、很纠结。我再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遇到暴力抗法时,城管队员会怎么办? 

    城管队员胡毅峰:遇到暴力抗法时,第一,要求执法人员保持冷静克制,第二,做好摄像取证,第三,汇报领导、及时报警,现场坚持严格执法原则。在警察的协助下,能够比较好的化解矛盾。 

    主持人:当已经暴力抗法时,你们能否获得围观群众的支持? 

    城管队员胡毅峰:总体上是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我们执法过程中遇到暴力抗法只是个别现象,公安等部门都能够公正处理,社会媒体舆论也都慢慢地向客观公正的角度转变。 

    围观群众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真正关心城管工作,关心城市发展的,做错了他们会曝光,做得好他们会点赞;一部分是故意起哄,把自己的不满情绪借机宣泄;还有一部分是同情弱者,把城市管理单位当作强势部门看待。对不同的群体,我们首先要提高自身素质,不断改善自身的工作方式和成效,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城管执法工作给生活环境带来了好的改变;其次,我们要加大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维护市容环境的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我们直属二中队有个公共微信平台“城管四月天”,目前已发表文章98篇,关注的人群都是辖区内的商铺老板和社会群众,也希望更多的大学生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 

    主持人:大众支持摊贩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摊贩都是穷人、都是弱势群体。我想问问写过数万字“练摊”日记的桂文静大哥,真正属于穷人或者弱势群体的占多大比例? 

    “练摊城管”桂文静:这么给大家说吧,以离同学们最近的鲁磨路和民族大道为例,民族大道建东花园有许多占道摊贩,私底下了解,他们一天的营业额就在1000~2000元,一个月下来45万元,可以这么说,他们的收入比我们的教授还要高,真的,这不骗人,你们可以去问一下。 

    我在鲁磨路摆摊时,遇到过你们华科大一个西藏班的同学,正好他摆了两天,我也摆了两天,与他聊了蛮久。从我个人来说,我对学生摆摊是持支持意见的。在华罗弟夜市和曙光夜市开业的时候(这块地由广场的物业公司收管理费),我们就跟他们沟通,对学生群体尽量少收管理费,甚至应在前几个月给学生免费。还有一个中国地质大学的女生,她摆摊不是因为经济困难,一是打发业余时间,二是把摆摊当成了解市场行情的手段,为今后的就业打基础。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会实践方式,你们没事可以去试一下,真的很有意思的。(全场学生笑) 

    现场同学听得饶有兴致(肖敏摄) 

    摊贩:说城管与摊贩是天敌,有问题 

    摊贩代表王兆阳:我插两句话。说到这了,我有点感想,其实好像城管与摆摊就是天敌,这个事有点不对,为什么不对呢?这是执法人的问题,就是人性的问题,假如城管队员都像他们一样,以一种同情心去执法,我们摆摊的就不会那么怕了,一听城管来啦,东西来不及收就跑了,这本来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全国的城管太多了,不是每个城管都是好城管;另外,摆摊不丢人,(你们)可以练练摊,没事的。(掌声) 

    主持人:刚才,王大哥一句话非常经典,他说“城管与摊贩是天敌”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他和一线城管队员的实践证明了,摊贩和城管是可以和谐共处的,是可以找到一条解决道路的。这句话也提醒我们,是正视这件事情的时候了。我还得问一下桂文静大哥,穷人或者弱势群体的比例到底是多少? 

    “练摊城管”桂文静:这个比例,我具体没有统计。据我接触和了解的,大约占30%左右。你别看他们推个木板车,他们一天的收入超乎你们的想象,反正,他们比我们工资高。 

    主持人:我曾经问过许多正式执法队员,他们对辖区内流动摊贩群体都比较了解,没有一个把贫弱群体所占比例估的高于30%的。这个数据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那为什么在王天成这个事件上有个态度转变呢? 

    胡毅峰队长:我们在处理王天成这个个案上的思路和态度与我们一贯的工作理念是一致的,就是“疏堵结合,入市经营”。王天成从刚开始抗拒到最后配合我们搬移亭棚,显现了他在态度上的转变,但他们的家庭困难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为他提供帮扶也是给他攒劲,为今后入市合法经营打下基础。他虽然不是武汉市人,但他是中国人,他到任何一个地方,理当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帮助,因为他困难。我们做了我们能够做的,也就问心无愧了。(现场予以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王大哥,你对这样一个结果满意吗?像你的水果店名字一样,“开心”吗? 

    摊贩代表王兆阳:起名“开心水果”就表明了我们家的一个态度,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外地人,到武汉来,这种解决的方式在武汉来说是少有的,我们家真的很感谢他们。 

    互动环节: 

    “地摊王”是政绩个案还是有系统性方案?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管鲜花执法还是眼神执法都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像王大哥这样的摊贩还有很多。你们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作为一个政绩,还是有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第二个问题是,在你们的系统解决方案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这时,洪山区城管局主任赵杨,突然从最后一排走到前排,亲自回答问题。) 

    洪山区城管委主任赵杨:各位同学好!我主动请缨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这是否是个案?摊贩王天成占道经营的处理方式肯定是个案,但他是我们整治占道的一个试金石。我曾经对王天成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说,鲁磨路还有哪里比你这里乱,我们就去整治”。从头到尾,哪里乱,我们就整治那一块。通过这个试金石,我们整治占道经营的水平和整体效果是提高了的。 

    第二,对个案的总结。占道整治有没有经验、理论可以借鉴指导?为此,我们不断开总结会、经验交流会,探寻更好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开辟夜市试点将摊贩引入正规经营,华罗弟广场、曙光超市广场、还有几个地方都在试点。“疏堵结合、入市经营”八个字,是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慢慢积累起来的经验。王天成这个个案特点很明显、问题很集中、很具有代表性,他的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其他的整治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借鉴作用。 

    可以告诉同学们,我们洪山区城管委已经拿出了一个整治方案,各个主干道都在进行“疏堵结合、入市经营”的试点工作,尽量减少占道摊贩与城管的直接矛盾和正面冲突。武汉要发展,人口要膨胀,谁来负责?城管要负责。我们期待在座的同学给我们两个支持:第一是鼓励城管,越是文明执法摊贩越是不怕我们,摊贩是不怕文明执法的,他怕野蛮执法,因为越是穷人,越怕损失。但在管理中,我们很难区分谁是消磨时间的、谁是困难户?我们要建立一种机制。第二呢,希望大家站到更高的层面认识城管。“城管”虽然在全国通用,但是它的内涵相差很大,武汉市各个区的城管内涵都不一样,因为全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城管法规,没有一个统一的城管行政系统。希望在座的专家、同学,能够用更多的视角研究这个问题,共同寻求解决办法,我们期待理论上的指导。 

    学生与摊贩过招:扣称到底扣多少? 

    提问:你好!这个问题我想问王大哥,大家都知道我作为一个市民去地摊买东西是因为方便、便宜。前天我和我同学去买香蕉,摊贩说,10块钱4斤,我就随便买了几根香蕉,他告诉我,这是5斤,要12块钱。那是绝对没有5斤的。我问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你们地摊上的水果是不是真的比超市便宜,你们扣称一般扣多少?(全班大笑)第二个是,地摊上的水果没有商标什么的,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进货渠道是否安全、质量是否有保证?谢谢! 

    摊贩代表王兆阳: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地摊上的水果大部分是有质量保证的,因为武汉市就那几个批发市场,所有经营户都从那里进货。当然,超市的水果也不一定是好水果,因为那都是水果老板送过去的,都是我们捡剩下的(大家笑)。缺斤短两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地摊,一些门面也有的。但是,摆地摊不缺斤短两的也有,比如说像我。经营理念不同,我们是诚信经营,做的是回头客。但是,像推车的那一种,都是一次性生意的,缺斤短两的现象就很多。还有一个常识,一箱香蕉70元,24斤,你们自己算算一斤多少钱。没有一根坏的,也是一斤29毛多,你要买10块钱4斤的香蕉,可能吗?(大家笑)

    城管部门的性质及其归属是什么? 

    主持人:时间不够,下面集中问题后再回应。 

    1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城管单位的性质及其归属和职责是什么?我查了很多资料,没有答案。 

    2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赵主任,你们说越是文明执法摊贩越是不怕,我想问一下协管员的问题,无论从报道还是我亲身看到的,真正去实施治理的并不是正式队员,而是协管员。那么,我们的协管员到底是多少?执法时,只是城管队员去,还是也带协管员呢? 

    3个问题:我曾经非常荣幸的去开心水果店买了水果,看到他们店里非常干净,和整个街道非常融洽。我想问城管大哥们,有没有想到让更多的摊贩去小房子里面卖水果?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小吃街集中管理,毕竟大家有这个需要。(已回答) 

    4个问题:我想问赵局长,哪里能摆地摊,你们有没有标示?第二哥问题是问王大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这样的拉锯战或者死皮赖脸,你的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得到这样的解决。(同学们哦的一声,表示惊讶) 

    5个问题:网上对城管的妖魔化是因为你们行政信息不透明和大众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所导致的。我们想去你们那里当志愿者,体验城管生活,让大家了解城管,可以吗? 

    互动环节学生提问(肖敏摄) 

    洪山区城管委主任赵杨:我激动地把话筒抢过来了。首先,欢迎同学们去大学生实践基地,你们所有涉及城管的体验和调研活动,我们都是欢迎的。谢谢大家对城管工作的关注,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城管的基本工作,它由三大块构成:第一个是环境卫生;第二个是道路桥梁维修以及燃气管道、架空管线维护;第三个才是城管执法。前面两个工作是完全的服务职能,而占道整治只是执法的一个部分,洪山区前几年最重的执法任务是拆违,城市发展越快的时候,违建就越多。现在工作重心有所转移,主要是整治占道。这是回答第1个问题,希望大家对城管内涵有所认识。 

    现在由市城管委牵头搞“大城管”,除了公安、交管、工商等部门明确管理的事项,剩余的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扔给城管部门做。令我们头疼,也备受老百姓关注的就是城管执法。我们洪山区正式城管队员编制140人,正式在职120人,协管员正式编制600人,加上街道协管员100多人。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环境,也是对第2个问题的回答。 

    作为一个明确的执法部门,在执法的过程中,我们都是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的,下达执法文书必须是正式队员,这是法定程序,如果法定程序不到位,我就是被告。为吐痰的一个事,我们赔了531550块是原来的罚金,315是退赔的。为什么?不该罚,错在哪里了?不是对人下的单子。为什么强调执法重要,因为执法要经得住历史检验,所有的执法档案都有历史档案,随时可以去查。 

    王天成的事情很特殊,特殊到我们把所有能考虑的因素都考虑了。不是我们不用“强”,而是不太好用“强”,用“强”的结果就是社会问题。我们不愿意和摊贩冲突,必须找一个摊贩愿意配合的方式,这是一个出发点。我们的探索还在路上…… 

    点评 

    吕德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我关注武汉城管有几年了,也写了几篇相关文章。从全国来讲,武汉城管确实做得非常漂亮。第一,我们知道,武汉最近10年是巨变时期,矛盾非常突出,它不像一线城市如北京、广州、上海,城市建设已经完成,城市管理也已经走过最艰难的阶段。第二,在城市暴力兴起的年代,武汉市提出了很多有创新的执法方式,如鲜花执法、眼神执法。第三,如何从理论上进行总结。这些创新和做法都存在于我党的工作经验之中,包括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方法,桂大哥的“练摊”就是一线的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政府还要关心王大哥这样的贫困群众,毛主席写过一篇文章《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假如我们仅仅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去看武汉城管的执法形式,肯定是不完整的。我们不像美国,给你画一条线,你超过了就罚死你,你要跟我对着干,嘣一枪,可以采用暴力。前几天黑龙江的一个警察开枪打死人,网上炒得非常热,连警察这个具有合法暴力的执法者都不能按照行政逻辑和执法逻辑去严格执法,何况是城管呢?武汉城管的经验是可以和我们党、国家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探讨的,这恰恰表明,我们一线的治理者正在创新我们已有的经验。 

    为什么近几年城市矛盾、暴力和冲突都集中在城管身上?年纪大一点的、有生活体验的人应该知道,前些年的矛盾冲突点在治安联防队、工商执法。刚才赵局长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正是因为政府将那些不太好执法的任务相对集中到城管局了,城管在城市中就像一个清道夫,所有难处理的、法律不明确的灰色地带的治理都集中到城管部门了。 

    为什么城管不能依法行政?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一定有一个结合过渡地带,你城管不去管,别的部门就必须管,这些矛盾是始终存在的。我们的法律、规定并不能解决现实社会中的所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靠什么呢?就靠一线行政的经验和智慧。我对武汉城管的观察,以及洪山区城管的展示都表明一线行政是非常有活力的。他们对城市前沿问题的治理有非常强的敏感性,对其他地方的经验有一整套的学习机制,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部门像中国城管这样有进取心了。我们这样一个处于巨变和转型中的超大型国家能保持基本的稳定,与一线行政者的智慧是分不开的。谢谢! 

    齐海滨(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想说三点:第一点,这个案例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概念、不是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人;第二点,城管工作者和领导者,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由基层经验上升的城管哲学;第三点,2012年武汉的城管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我也有我的猜想,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刚才在案例展示的时候,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商贩王先生在讲的时候,我注意到胡毅峰队长在擦眼泪呀!然后呢,在胡队长讲的时候,王先生也掩面一阵子,我相信他也在感动,为什么呢?这让他们联想到这十几年的艰辛“拉锯战”,各自为了自己的职责和利益在博弈。但是,在这个艰苦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都把对方当人来看待的,这是问题得到最终解决的重要一点。老百姓常说,“若要公道打个颠倒”,哈贝马斯讲主体间性,我们不能把他人当成工具、当成工作对象,而应当成人,他所有的我也一样有,双方换位思考为什么对方的是合理的,如果有差距,就想办法去弥补、去解决它,这是我感觉到这样一个疑难案例最后变成经典案例的重要原因。这么难的一个案例,持续10年竟没有演变成流血的结局,而是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当然是带泪的喜剧,这是我们武汉城管的光荣。 

    第二点,其实来到现场的还有武汉市城管委宣传处的叶处长,我们为了不分散大家的注意力,没有在开头介绍他们,只是大家的提问需要更加宏观的回答,赵杨局长才突然“现身”。城管工作无论是胡队长这样的基层领导,还是赵局长这样的洪山区领导,他们的表述让我感到城管工作的意义。实际上,他们对中国城市发展的问题有很准的把握。胡毅峰队长讲到,虽然王先生一家不是武汉人,但他们是中国人,为这句话我要为胡队长鼓掌。赵局长也在讲,这些多余的人怎么办,如何安置他们,而不是让他们成为问题?实际上全国的城管工作者都不很清楚,每个城市的城市化都不一样,很难找到统一的模式。但是,城管的职责就是解决城市扩张带来的人口扩张的问题,他们对这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前些年中国城市化快的时候,大概是1%,也就是说每年有约1300万人进城。这是让除了印度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想想都会头皮发麻的事情。 

    城市能够给人提供更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就提到,城市生活是最符合人性的生活,因为人性有各种需要。我们不但要满足衣食住行这些物质性的需求,还要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生活。我们渴望稳定性,但是太稳定我们会感到“boring”,我们还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们需要生活方便,但是,我们也不要因这种方便带来不自由。人性本来就是矛盾,需要本身就是矛盾,城市生活就是被创造出来的满足人性不同需要的场景。但是,所有的条件都以物质条件为基础,比如城市硬件,此外,还需要城市管理的这种软件,还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规则。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无论是城市的硬件还是软件,都需要在发展中、磨合中、实践中解决和获得。城管就像一个磨盘的磨心,是各种矛盾、紧张关系的焦点所在。没有他们,这个城市不可想象,这个国家不可想象。所以说,他们的工作是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 

    第三点,为什么城管革命发生在武汉?我和魏程琳博士不一样,他在城管部门做调研,和吕德文副教授也不一样,他专门研究城管而且写了著作,我只能基于历史做一猜想,我觉得发生在武汉有些必然性,也有取得成功的现实条件。中国的城市里面,能够被称为“大什么的”,只有大上海和大武汉,“大武汉”的称呼早于“大上海”。1858年汉口通商以后,自那时发展起到100年前,汉口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因为武汉是五口通商以后,唯一一个能够直达中国内地的最大港口,武汉有汉江借此可以进入北中国很深的地方,往南可以进入洞庭湖、鄱阳湖。在铁路网没有正式形成之前,水路是各国交通的主要方式,武汉自然形成了工商城市社会。所以说,武汉的城市管理实际上有着很好的传统资源——市民社会,只是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不断扩张的市民社会。我非常赞赏吕老师刚才谈到的,武汉城管工作保持着高度的活力、敏感性和首创精神,如果我们不上这堂课,不关注武汉城管,这一点我们还真的没有感觉到,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很有价值的经验、知识和启发! 

    叶志卫(武汉市城管委宣传处处长) 

    我是主动要求讲几句的。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安排的非常好。特别是把我们的城管队员、摊贩代表请到课堂里来和大家交流,这种形式非常新颖,非常有意义。 

    2008年之前不在城管部门工作,来这之前我对武汉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说:“我告诉你,我到城管局来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到个流氓窝子去了嘞?” 

    我来了之后,负责宣传,通过自身的体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武汉城管,欢迎你们关注武汉城管的官方微博,希望你们多提意见、多参与,大家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回答。 

    现在许多专家学者在评价城管工作时,他们设置的场景往往是在真空中、在没有摩擦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一些观点和评论不符合实际、存在偏差。今天这个交流性活动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也诚挚邀请你们到城管队伍去体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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