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凤村位于黄山西南边缘,地处璜山镇的最高位置,居民区位于海拔500米以上的狭长山涧两侧。居凤村是由两个自然村合并的村庄——晓居村和凤眼村,两个自然村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山麓之上。山麓之东是晓居村,地势较高,姓氏以楼姓为主;山麓之西为凤眼村,地势略低于晓居,姓氏以童姓为主。全村有住户339户,人口938人,只有300多人在村居住,大多数人(以中青年为主)都外出经商或务工,村庄中只剩下老人和个别贫困的中年人。

    老人们在村庄的生活主要是种植蔬菜,养殖鸡鸭等经营庭院经济。因为“九山一水没有田”,当地只有零星口粮田。大多数老年人的农业收入依赖于山林资源,万亩竹海为老人们提供了绝大多数的收入来源。当地身体康健的老人通过砍伐自家的毛竹可以获得上万元的年收入,平时也可以采摘毛竹笋和竹林下的覆盆子。另外由集体时代留下来的人工茶叶和零散的高山野生茶叶以及低矮的桑树,也都成为了村民日常生活来源的一部分。

    村庄生活的另外一面是,家庭中的年轻人和孩子在城市里工作生活。诸暨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因此当地老人年轻时基本都在外闯荡过。童华明今年67岁,1985年前在村里办的衣服厂跑供销,厂子关闭后和村里人一同外出到云南贩卖衣服,从昆明批发衣服到边疆的州县零售,2000年后从云南回来,在诸暨某商场买衣服。这几年年纪大后,把自己的衣服生意交给了儿子。现在是儿子儿媳两人经营生意,儿子一家在诸暨城里买了房子和车子,孙子在读小学。平时空闲时儿子一家三口时常回村看望两个老人,顺便吃吃家里产的毛竹笋和新鲜蔬菜,回城时老人不忘把平时留下来的竹笋干、时令蔬菜和各类山货让儿子带回去。一个家庭三代人,分别生活于城乡两头,见面不多但彼此都怀着期待和想念。

       当地的村庄是一个老年人退养的场所,村庄是作为一个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生产的场所;当地的农业是一种生活农业而非生产农业。与中西部村庄一样,当地村庄也呈现出中青年人大量外流,村庄以老人农业为主的状态。中西部村庄中,由于青年人在外进厂打工收入较低,不足以维持家庭的城市生活,当年老后不得不回到村庄依靠农业维持自己的养老,也给出去接班打工的青年人带孙子。中西部农村的老人农业对于小农家庭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它是作为城市农民工的养老方式和青年农民工城市化的农村大后方而存在。

       与中西部处于经济压力下的老人农业不同,当地的农业是一种生活化的休闲农业,村庄更多的是作为老人退养的生活场所。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人们的经济能力较强,绝大多数家庭都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当地大多数家庭都在城里买房买车,过上了市民生活。因此,居凤老人回村居住并非出于家庭经济压力,而是在外打拼多年,年老后会想念家乡温情脉脉的邻里关系和安逸自然的村庄生活。

       居凤村的老人把农作当成一种亲近大自然的休闲活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了自然的农作生活就有了规律。老人在每一天的农作、家务和闲暇交替中,生活就变得有了节奏感和意义。因为农作和山林采摘,一年的365天因为躬身劳作而变成了春夏秋冬。时间在付出和收获的轮替中充满了期待,时间也因劳动的汗水和期盼的心而变得充实。

       当下工业化食物泛滥,食物距离自然越来越远,自我的亲身劳动愈来愈少,老人通过农作获得了自产的绿色食品,既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质量,也因这份亲力亲为的“绿色”收获,家庭内子孙爷三辈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和谐。现代社会中,老人失去了家庭的伦理地位,被家庭边缘化,甚至成为了家庭中的“累赘”。老人虽然在经济上是边缘人,但在传统社会的家庭中仍可以作为伦理辈分上的尊者而存在。当下,许多老人在和子女的城市生活中感受到诸多的不自由和不自在,因此老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大多选择离开子女居住的城市,到家乡去获得自由和自在。同时得益于乡村迥异于城市的田园生活和乡党温情,儿孙一家常常在周末时节回村探望父母与老人团聚,同时也可作为一次乡野的田园之旅,毕竟城市生活紧张而忙碌,在外经商的年轻人回乡也是舒缓压力的一种方式,可谓一举两得。儿孙一家在度假小憩的同时,还可带回一些城里稀缺的农家自制腊肉、梅干菜、山笋和蔬果等山野食材。

       正因为城乡居住的距离、城乡生活的迥异、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生产的差异,使得已经实现了城市化小农家庭中的子孙爷三辈人可以和谐相处。老人不用挤在子女家庭的夹缝之中,也不会在城市的退休生活中觉得自己不中用。居凤老人早年外出闯荡,年老回村退养从事绿色休闲农作,不但舒展了自己的身心,也维护了子孙爷三辈的家庭关系。居凤作为退养型的村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实现了城市化的农村不至于消失。从中国当下大规模的城市过程看,居凤退养型的乡村关系和家庭关系,给了我们对于未来几十年后完成城市化的中国城乡关系巨大的启发和想象空间。从小农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城市化可以不同于西方,中国可以在一方面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欧美发达国家所进行的逆城市化。小农经济下的城市化,城乡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共生的。子孙爷三代的生活生产差异可以不作为代沟而存在,而是作为差异所以得到和谐共处。

    与浙江相同的是同样地处发达地区的上海。这里的农村老人大多居住于乡下老房子,子女则在城市工作,子孙三代过着两栖生活,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商业。周末年轻人会把孩子带回农村老家度假,让孩子和老人玩两天,自己则可以呼吸一下乡下的新鲜空气。年轻人回城上班时再带一些父母种的小菜回去。上海的这种代际小农代际分居模式和浙江是比较相似的,都是在经济获得了发展之后,老人以休闲和养老农业的方式生活于农村,生活于城市的子女常回农村老家看望父母。

    浙江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高收入家庭的老人选择在年老后依然在乡村居住,也许这就是未来中国实现高收入后的城乡关系模式。当前中西部的小农家庭大多是半工半耕的经济模式,半耕起到了为半工补贴和改善家庭收支结构的作用。而东部发达地区的半工半耕中的“工”已经大多进入到了完全就业的状态,可以实现家庭体面稳定的城市化,但是小农家庭依然选择半耕的家庭生活方式。从中部到东部的地理经济差异跨度使得半工半耕从家计模式内涵转变成了小农家庭生活内涵,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将这一经济地理跨度理解为中国小农家庭发展阶段的时间跨度,既未来中国依然还会有大量小农家庭维持着半工半耕的模式。半工半耕从一种小农的经济理性决策转变成小农家庭的生活理性决策。

    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中央集权和小农结合的中国的城乡关系和西方国家会出现极大的差异。例如,英国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小农依附于封建贵族,土地为贵族所有。当资本主义的面向市场的大规模农业兴起时,贵族就将农民从土地上驱赶出去,乡村从贵族主导的温情脉脉的封建等级关系进入到了高效冰冷的资本主义关系。当时只有贵族可以有乡愁,只有贵族还可以回到田园牧歌,英国的贵族即使生活于城市之中依然向往田园生活,就像今天的中国农民一样,在城市工作累了或者是年老时回到乡村生活。差别只是在于英国只有贵族拥有村庄的土地、房屋,同时还向往着乡村生活,而中国是所有的农民都拥有乡村的土地和房屋。中央集权和小农经济是一对共生关系,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是变得更加稳固了,农民的土地和房屋使用权被更稳固地确定下来。

    我们可以大胆想象未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从现在,农村作为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和劳动力蓄水池的社会经济安全作用,转变成更加轻薄愉悦的中产阶级与田园牧歌的关系,从实质的功能关系,转变为生活和精神关系。家庭有宽裕的收入后,家庭内部的城乡关系也就不用这么厚重和实用,代际关系和城乡关系都可以变得浪漫、温情和充满幻想。诚如现在的上海农村,在公共层面被打造成田园牧歌的郊野公园,在家庭层面成为了改善代际关系提高生活质量的“外婆家”。

  • 责任编辑:w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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