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性贫困与贫困的代际传递

    ——基于豫西元村的研究 *

     

    邢成举

    摘要: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因为当前阶段的农村贫困已具备显著的结构性内涵和特征。贫困人口具有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四方面的结构性贫困特征,这些结构性贫困要素构成了钳制和制约贫困户跨越贫困陷阱的主要障碍,结构性贫困的出现也使得代际间的脱贫行动异常艰难。按照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观点,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就需要破解结构性贫困,要从社会、政治、教育和经济等层面革新或建构出亲贫的结构,以使贫困人口摆脱不利的结构性位置和处境。

    关键词:结构性贫困;贫困的代际传递;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自国家“十一五”规划将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列入扶贫工作议程之后,该问题就成为了贫困和扶贫研究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当前,我们国家的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但是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仍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扶贫要啃“硬骨头”就包含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如无法解决该问题,那么“十三五”时期实现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就会异常困难,已脱贫者返贫的情况也将时有发生。因此,从理论层次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继续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同时在实践层面设计对应的解决措施是显得十分必要。回顾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研究者或是以贫困者家庭内部的因素,如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债务状况、居住环境、健康状况等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分析,或是从家庭外的社会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发展水平、医疗状况等,对贫困的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了阐释,还有一些研究者从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医疗等角度提出了应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对策建议。应该说,已有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和理解贫困的代际传递具有诸多的启发和帮助,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对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和系统,以往研究当中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争论。本文试图从结构性贫困的角度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全新的分析和阐释,以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分歧并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一、贫困的代际传递——实证资料的呈现

        元村是河南省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片区贫困县的一个贫困村,该村现有人口3880人,共分为13个村民小组,全县贫困发生率为12%。我们以其中一个村民小组也就是自然村为例,来呈现该村所存在的贫困的代际传递情况。该村民小组共有203人,农户42户,其中贫困户为9户。通过对这些贫困户代际经济状况的调查,我们可以清晰地刻画农村贫困人口当中存在的代际贫困传递。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元村庙沟组贫困户的代际贫困状态

    代际/户别

    贫困

    户1

    贫困

    户2

    贫困

    户3

    贫困

    户4

    贫困

    户5

    贫困

    户6

    贫困

    户7

    贫困

    户8

    贫困

    户9

    祖父母

    -

    -

    +

    -

    -

    -

    +

    -

    +

    父母

    -

    -

    -

    -

    -

    +

    -

    -

    +

    注:我们使用+”表示非贫困状况,而使用“-”表示贫困状况。表中9个贫困户父母和祖扶贫的贫困状况通过在村庄内的访谈得知。

        通过表1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庙沟组的9个贫困户当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贫困的代际传递情况。其中三代人全是贫困状况的占比为56%。而出现三代人中两代人贫困的情况则是33.3%,当然这当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隔代的贫困传递,如贫困户6的祖父辈贫困,但父母并不贫困。在表1当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贫困户9的情况,该农户的祖父母和父母均不贫困,但是唯独自身这代人出现了贫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主要是因为贫困户9遭遇了车祸,在车祸中丧失了部分的劳动能力,而妻子也跟其离婚了。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贫困户9并不算贫困,但是其父母过世后,其就陷入了贫困状态。贫困户9的情况比较特殊,对于本文来说,我们主要研究的是一般状况下的贫困的代际传递。

        接下来,我们对这9个农户及其父辈和祖父辈的受教育情况进行一个直观的呈现,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
        表2: 贫困户代际受教育情况

    代际/户别

    贫困

    户1

    贫困

    户2

    贫困

    户3

    贫困

    户4

    贫困

    户5

    贫困

    户6

    贫困

    户7

    贫困

    户8

    贫困

    户9

    祖父母

    1

    1

    1

    1

    1

    1

    1

    1

    1

    父母

    1

    1

    1

    1

    1

    1

    1

    1

    2

    贫困户户主

    1

    1

    1

    2

    1

    1

    1

    1

    2

    注:对受教育的情况,我们采用三段式的划分,小学及以下使用1”表示,初中到高中使用“2”表示,大学及以上使用“3”表示。

        2显示,元村庙沟组的9个贫困户当中,有7个贫困户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与其父母、祖父母是处于同一个区间,而有2个贫困户户主的受教育水平与父母和祖父母相比有一定的提升,但这并没有帮助其脱离贫困状态。

        下面,我们对9个贫困户的职业情况进行一个简单的刻画。对于贫困人口而言,特定的职业往往就意味着贫困的状态,所以对贫困户职业状态的刻画十分必要,具体情况如下表3所示:

        3:贫困户代际职业特征情况

    代际/户别

    贫困

    户1

    贫困

    户2

    贫困

    户3

    贫困

    户4

    贫困

    户5

    贫困

    户6

    贫困

    户7

    贫困

    户8

    贫困

    户9

    祖父母

    农民

    农民

    民办教师

    社队干部

    农民

    农民

    农民

    农民

    农民

    父母

    农民

    民办教师

    农民

    农民

    农民

    农民

    农民

    农民

    村干部

    贫困户户主

    农民工

    农民工

    农民工

    农民工

    农民工

    农民

    农民工

    农民工

    注:对上表中不同主体身份特征的刻画,其主要依据是何种职业收入构成了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贫困户父母和其自身这一代,农民的职业身份具有兼业性,因此我们以占其收入主要部分的职业来对这些个体的职业身份进行刻画。

        从上表3可以看到,贫困户的职业状况与其父辈和祖父辈都有了较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仍然与农民身份没有完全分离。农业的弱势产业地位,农民较低的社会地位等,都使得,尽管贫困户通过务工来获取收入,但这个收入仍不足以维持整个家庭的再生产和必要的消费支出。在贫困户2和贫困户3的代际职业身份当中,都出现了民办教师的职业,但是因民办教师并没有成为正式的体制性身份,所以其并没有为其后代带来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资源。贫困户4的祖父曾经担任过集体时期的社队干部,那个时期的社队干部并不会因担任干部而积累更多的资源和资产,所以也没有留下破解贫困代际传递的资本。

        摆脱贫困,不仅需要贫困户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扶贫工作的支持。调查发现,在庙沟的9个贫困户当中,直接享受过扶贫资源的农户很少,具体情况如下表4所示:
        表4:贫困户获得扶贫资源的情况

     

    贫困

    户1

    贫困

    户2

    贫困

    户3

    贫困

    户4

    贫困

    户5

    贫困

    户6

    贫困

    户7

    贫困

    户8

    贫困

    户9

    获得贫困资源的情况

    沼气

    危房改造

        4的内容显示,在元村庙沟组9户贫困户当中,只有2户获得过直接的扶贫项目和资源,而其他的贫困户并没有获得过直接的扶贫帮助。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扶贫的多数项目都是公共性工程和项目,其多用于基础设施,如饮用水、道路和环境治理等,这些项目使村庄内多数甚至全部人可以获益,其功能不具有排斥性;其次,针对贫困户的扶贫项目,如沼气建设、产业扶贫、危房改造等,或是因为贫困户无法提供配套产业基础、资金,或是因为其缺乏社会资本而使其被村庄内的精英获得。甚至一些扶贫项目和资源的信息,贫困户一无所知,扶贫项目和信息被有选择地进行传递。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多数贫困户没能获得扶贫帮扶。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人们在财富、机会、权力、信息等方面生产、分配、使用和消费方面的差异就会带来贫困和贫困人口。

        二、贫困户的结构性特征分析

        正如上面已经呈现出的贫困户特征外,元村庙沟组9户贫困户与村内其他贫困户还具有一些共有的结构性特征,具体表现为:
        1、家族力量弱小

        通过对元村庙沟组及村内其他贫困户家庭情况的调查,我们发现,贫困户在村庄内多属于小姓氏家庭,其村庄内亲属较少,家族力量薄弱。与众多农村一样,家族或宗族成员的多少和影响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该家族内成员社会资本的多寡。元村庙沟组的9个贫困户,在本小组内都是单姓户,他们缺乏足够的来自亲属的社会支持。贫困户也较少参与到村庄内的人情往来活动中,因为这样的人情支出并不是小数目,每年约2000左右。

        2、对村庄政治参与度低

        贫困户在村庄政治舞台上较少露面,即贫困户难以成为或当选村民代表、党员与村组干部。尽管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对元村庙沟组9个贫困户代际的身份特征进行过刻画,有个别贫困户的父辈或是祖父辈曾经担任过民办教师或是社队干部,但是就贫困户户主本身而言,其并没有在村庄政治中承担重要角色。无论是发展党员,还是选取村民代表和村组干部,致富能力都是非常关键的指标,因为贫困,这些贫困户户主自然是无法在村庄政治中获得角色扮演的机会。

        3、与村干部的关系较为疏远

        贫困户在村庄社会内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他们因为经济基础薄弱,缺乏村庄政治参与机会等原因,与村干部的关系是相对疏远的。在村庄内,村干部是公共决策和公共权力的核心,村干部可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扶贫资源的分配。与村干部关系密切的村组干部、村民代表、村庄、能人和村干部的亲友,往往在扶贫资源分配中占得先机。村庄治理通常遵循人情逻辑,贫困户与村干部较为疏远的交往关系意味着其往往会成为贫困治理中的被忽视者,难以在扶贫资源的分配占有优势。

        4、家庭成员较多

        从家庭类型上看,贫困人口家庭平均人口数为6.4人,而元村全村平均家庭人口数为4.6人,这意味着贫困人口家庭的人数明显大于非贫困户,在家庭劳动人口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贫困家庭的老年赡养负担和未成年抚养负担都大大高于非贫困户。在收入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家庭人口较多的农户需要更多的消费支出,即使很多消费内容已经被压缩,但医疗支出和未成年人的教育支出却一直高企。

        5、经济基础薄弱,储蓄很少

        贫困农户的经济基础在元村全村范围内都处于底层,也就是说,其年度的收入主要用于家庭的日常开支、村庄社会交往和家庭的再生产,在负担家庭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贫困户很难有充裕的资金用于投资或是经济再生产。这也导致在产业扶贫项目进村后,贫困农户因缺乏配套投资资金而被排斥在项目扶持对象之外。即便是针对贫困户的精准扶贫项目,如果农户没有足够的资金,其也很难形成与项目的对接;或是因担心风险,或是无力承担参与成本,而让贫困户错失发展机遇。

        6、子女受教育年限低,学习成绩较差

        在元村庙沟组的9个贫困户当中,其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年,也就是说,多数贫困户的子女在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就不再继续接受教育了。对贫困户的访谈得知,贫困户对其子女不再接受教育的解释是:“反正孩子学习也不好,他(她)自己也不愿意学,我们也没有办法。”与贫困户家庭相比,元村40%以上的家庭,其子女都完成了高中及以上的教育。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贫困户子女因受教育水平较低,自然也就在同龄人当中处于相对劣势的结构性位置。贫困户家庭子女受教育年限短,学习成绩相对较差与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父母对教育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在访谈中,80%的贫困户家庭的子女表示,其遇到过开学时家里拿不出或四处筹集学费的情况,这会打击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一些贫困户户主甚至表示,“现在上学也没用,大学生到处都是,让孩子早点打工还能减轻家庭负担”。在当前城乡教育布局调整的情况下,贫困户子女接受教育要花费更高的成本。元村的小学被撤掉了,现在的校舍租给了一个加工厂。

        之所以,将以上呈现的一些特征称为是结构性特征,是因为其从不同层面展现了贫困户在结构性处境和位置,具体来说,贫困户在村庄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和边缘的位置,贫困户在村庄政治与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和弱势的位置,贫困户家庭结构与全村家庭结构相比处于劣势,贫困户在经济结构中处于底层位置,贫困户子女在教育结构中处于劣势。贫困户多方面的结构性因素特征意味着当前贫困户的贫困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在马克思看来,贫困出现的根源乃是不平等的制度性结构。贫困人口因在多元结构当中处于不利位置,其就难以在能力和社会关系两个结构维度上获得更好的经济收入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也就陷入了贫困状态。

        三、结构性贫困与贫困的代际传递

        研究者将因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贫困称为结构性贫困,这里的结构性因素有家庭内部的,也有家庭以外的,因贫困户在社会结构上整体处于底层,其已经缺失了经济基础、机会、社会资本、技能、教育等多方面的平等的初始竞争条件,因此其已经陷入了贫困的结构性陷阱。马克思认为,劳动雇佣是贫困的根本原因,而资本积累是贫困的直接原因。雇佣与否意味着不同主体在市场中扮演角色不同,而资本积累的多少更直接影响了其后续的发展动力和能力。事实上我们也确实看到贫困人口多处于被雇佣或是无业的状态,其资本积累十分有限。

        正如元村庙沟组9户贫困户所展现出的贫困特征一样,其也具有显著的结构性贫困的特征。具体而言,其结构性贫困的出现是由其家庭自身的结构性特征和家庭外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当然,就本文而言,我们重点讨论的是家庭外的结构性因素。结构性贫困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贫困人口所处的各种不利的结构性因素,那么贫困就会出现代际传递的情况。下面,我们结合元村庙沟组贫困户的结构性特征来具体阐述一下,结构性贫困如何影响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1、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贫困与贫困的代际传递

        正如,在上文中已经阐述的那样,元村庙沟组的贫困户多是村庄内的小姓,或是单姓户。这意味着,这样的贫困户很难通过血缘、亲缘关系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比如在疾病治疗方面,因为无法筹集治疗费用而耽误治疗进程,从而给健康带来遗留问题。在村庄治理方面,社会资本的多寡也直接影响贫困户获得外来资源的多少。大姓因为能够在村庄内施加更大的影响,或是有更多的成员担任村组干部等,他们就能获得来自村组干部的更多“照顾”。而贫困户即使有获得扶贫帮助的愿望,也往往难以实现,因为村干部往往会根据自己家庭、家族的要求而做出扶贫资源分配选择。贫困户在社会资本方面的缺乏,使得其子女只能依赖自己的后天努力去建构、积累社会资本,但这样的社会资本拓展往往受家庭先赋型社会资本的制约。

        2、政治资本的结构性贫困与贫困的代际传递

        在村庄政治舞台和公共权力结构上,贫困户也都处于“贫困”状态。这导致的结果是:首先,在村庄层面,贫困户很难参与扶贫项目的决策,更是缺乏表达自身需求的通道;其次,在扶贫项目信息的传递过程中,贫困户处于外围,扶贫信息以村干部的社会交往关系为路径进行传递,贫困户对扶贫工作信息知晓度低;第三,在面对有限的扶贫资源时,因贫困户缺乏村干部层面的代言人而无法在争夺扶贫资源的激烈竞争中胜出,故此也就难以分享相应的扶贫利益。贫困户在政治资本方面的结构性贫困,不仅是公共参与和决策权力的贫困,更是扶贫信息获取上的贫困,这样的结构性贫困状态使得贫困户的需求处于“无声”状态,而其子女的声音更是难以获得重视。年轻人多外出打工,每年在村庄生活的时间有限,他们对村庄事务并不关心,也没有什么途径和空间参与村庄事务。贫困户因为对村庄政治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此村干部并不会考虑为获得贫困户的支持而回应其需求。

        3、经济资本的结构性贫困与贫困的代际传递

        经济是定义贫困的一个基本维度,贫困人口的认定是因其经济收入没能跨越贫困线。经济资本的贫困让贫困家庭只能从事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或是选择劳动密集型的打工经济,这样的生计状态是一种维持的状况而并非发展的状态。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市场机制放大了结构性不平等的贫困效应。贫困户整体上处于温饱有余而剩余积累不足的状态,贫困户的生产和生活陷入低水平均衡状态,但这种状态是一种贫困的循环。经济资本的结构性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在付出同样多的努力时,只能获得比其他人更少的收入;产业扶贫中,其只能低度参与或是不参与;贫困户无法为自身及其子女的社会阶层上升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无法为家庭和子女的文化资本积累与受教育提供充足保障。尽管,我们的社会发展和改革,让农民的社会流动空间大大提升,但社会结构也出现了固化的趋势,贫困农民要想跨越自身的社会阶层并不容易,因此就出现了阶层的代际传递。农民工虽然在收入上比农民较强,但多数农民工仍处于社会底层。在以经济为核心的社会评价标准和资源配置机制下,经济贫困的代际传递十分显著。

        4、人力资本的结构性贫困与贫困的代际传递

        从元村贫困户子女受教育的情况看,其受教育水平都处于较低的层次,其人力资本层次较低。贫困户子女人力资本的贫困直接来自于其受教育年限较短,而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结构性的。首先,贫困户的经济基础无法为子女提供诸多的教育支持,而相对富裕的农户,则可以更好地支持子女读书。其次,贫困户家庭因忙于生计和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很难对子女的学习进行足够的关心和指导,其子女自我效能感不足。最后,受家庭经济情况的影响,贫困户子女都有尽早挣钱的想法,无法专注学习且对未来预期较低。人力资本中最基础的是健康,但贫困户的健康情况相对较差。在元村,贫困户家庭的子女多是在16岁左右就外出务工。贫困户子女人力资本的贫困首先受家庭内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外部结构的影响,例如,在农村教育布局调整战略下,农村中小学生上学成本增加;在教育不公平的作用下,农村大学生接受优秀高等教育的比例正在下降;就业率方面,农村大学生明显低于城镇大学生。这样一些外部的结构性因素,也给贫困户子女受教育带来了负面功能。

        以上,我们仅仅是从贫困户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结构性贫困出发讨论了结构性贫困与贫困代际传递的关系,即代际之间因为在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力资本等层面都处于相似的结构性位置上,从而使贫困出现了代际传递的现象。在这里讨论的结构性因素以外,还有很多的其他因素,如扶贫工作的制度结构、扶贫资源的分配结构和决策结构等。贫困户如无法改善家庭的结构性处境,贫困的代际传递就难以阻断。

        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对策思考

        在扶贫攻坚的当前阶段,贫困的代际传递构成了我们实现现有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重要障碍,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乃是扶贫的重要任务。从本文论述和分析的角度看,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需要打破制约和再生产贫困的结构性因素。具体来说,这些建议集中在以下方面:
        1、提升贫困者个人社会资本,扩充其制度型和组织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于解决农民的贫困具有倍增效应和杠杆效应,因此加强对贫困户社会资本的培育十分必要。对于因血缘、亲缘等关系造成的社会资本不足,我们要做的是,做好扶贫政策的执行与扶贫资源的分配工作,保证制度的公平实施就是对贫困者个人型社会资本不足的一种弥补。与此同时,我们要扩充贫困者的组织型和制度型社会资本,重点是通过建立贫困者的发展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协会等提升其组织型社会资本;通过在扶贫政策与制度中明确扶贫对象的权利,加强相关制度对贫困户的关注,尤其是要严格落实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例如扶贫干部联系帮扶贫困户的工作机制。通过创造良好的政策与制度落实空间,贫困者社会资本与贫困的代际传递将减少关联,同时加强组织型与制度型社会资本则进一步阻断了社会资本缺乏可能带来的贫困代际传递。

        2建立以贫困户为中心的扶贫工作机制,提升贫困户政治资本。针对贫困户政治资本的贫困,我们应倡导参与式的扶贫工作机制,让贫困户的真实需求能够得到表达,让贫困户参与扶贫项目决策与扶贫资源分配过程,强化扶贫工作的民主程序,避免村组干部对扶贫工作的过多影响,建立村组干部的权力监督机制,对于扶贫决策与扶贫资源分配要形成追责办法。要切实做好扶贫的信息公开与宣传工作,让所有贫困户知晓与自身相关的扶贫政策与项目信息,解决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信息失真与损耗问题;同时针对贫困户距离村庄公权力中心较远的情况,则要使其在涉及自身权益的事件和行动中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决策权与选择权。

        3降低扶贫项目参与门槛,精准实施输血帮扶,多渠道促进贫困户增收。经济层面的贫困是农民贫困的基本底色,也是导致其多维贫困的重要诱因。避免经济贫困带来的贫困代际传递,重点是要保障贫困户在扶贫工作中的基本参与权,要设法降低扶贫项目的参与门槛,对于有特殊困难的贫困户则要通过输血方式帮助其分享扶贫项目和资源的利益。为了确保扶贫项目和资金能够到达贫困户手中,一定要强化扶贫工作的精准实施;避免扶贫项目对规模和数量的过分追求,针对贫困群体实施差异化的项目配套政策;设法提高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通过创新扶贫模式,如贫困户与合作社或是农业企业合作,贫困户以土地、扶贫资源、种养殖对象等入股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激活农村土地的潜在市场价值,让农民从村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地流转等方面获得财产性收入;继续开始“输血式”扶贫,以提升贫困户的初始财富水平,避免基本发展机会的丧失。

        4、加强贫困户人力资本培育,做好教育医疗卫生等其他公共服务。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有效手段,因此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首先要加强对贫困户子女接受教育的支持力度,建立从小学到高中至大学的帮扶机制。对于偏远乡村,能保留村庄中小学的,应予以保留并提升教师待遇;对于确需到城镇和县城上学的贫困户子女,则可以为其提供食宿补贴与书杂费减免。此外,对贫困户户主也要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其务工的技能,扭转其片面的教育观念,依托中小学加强对留守学生群体的心理关爱。在高等教育方面,为农村学生入学提供更多专项招名额;加强农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建设,强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普及大病保险,解决贫困户看病难的问题。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就是要打破阻碍贫困人口跨越贫困陷阱的结构性因素。结构性贫困启发我们,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复合结构角度去认识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的机制,更要从复合结构的视角设计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方案。

        

     

     

    Structural Pover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Xing Chengju

    Abstract: the reason of appeara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was that of the rural poverty has a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n the current stage. The poverty population has four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ocial capital, economic capital, polit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which has clamped and restricted the poor households across the poverty trap, and the emergence of structural poverty made poverty reduction action Inter generational more difficult. According to the Marx's anti-poverty theory, taking the preven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we need to establish Pro poor structure from society, education ,economy and so on, which can help the poor population to get rid of the disadvantage of structure and situation.

    Keywords: structural pover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本文修改稿发表于《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

  • 责任编辑: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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