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扶贫工作面临的九个突出问题

    邢成举,张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杨凌 712100)

     

           当前,正是扶贫攻坚的关键阶段,从全国各地的扶贫实践情况看,2016年的扶贫工作的值得肯定的,成绩也是明显的,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在成绩的背后仍存在诸多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若是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扶贫工作将会面临更多的难题和阻力。下面,我们就对相关的突出问题进行一一论述。

        1、贫困人口识别标准的冲突

    在多地的调查中,我们常会听到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对我们的抱怨,即在贫困人口识别中一方面要求进行民主评议,同时还要对民主评议的结果进行干预和改变。这个双重的贫困人口识别标准主要体现在对“懒汉”贫困户的识别当中。按照村民评议的结果,这样的农户和个人是无法被识别为贫困户的,因为其缺乏正当的劳动观念,但是按照以收入为核心的贫困识别标准,这样的农户在政策层面则应是贫困帮扶对象。诸如此类情况,农户在进行民主评议后,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还需要专门召开群众代表会议去对个人贫困申请户的评议结果进行修订,这就导致群众对扶贫工作充满了不满,因他们评议的结果没有得到尊重;同时,他们也对扶贫工作的正义性产生了质疑,因为扶贫在客观上出现了“养懒汉”的现象。双重标准下,最难的是扶贫工作的一线干部,他们因执行双重标准而导致部分贫困户的不解与质疑。

    2、扶贫利益巨大导致扶贫政策合法性流失

    在精准扶贫工作之前,我们也一直在进行扶贫工作,但那个时候的扶贫工作更主要是进行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即使存在到户的帮扶措施,其扶贫工作携带的利益量也十分有限,但是随着精准扶贫的实施,精准扶贫工作所带来的利益量快速增加,这就导致未能享受扶贫政策的农户心存不满,他们以上访的方式来争取扶贫利益和资源。以笔者调查的河南洛阳下辖贫困县为例,其在易地搬迁扶贫工作中为每个搬迁人口免费提供25㎡的商品房,其价值为54000元,即4口之家就可以获得20多万元的补贴。对于徘徊在扶贫边缘的农户来说,若无法获得这样一笔巨大的收入,实在令己懊恼,为了争取相关利益,上访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一些上访者,可能是无理取闹,但是有一部分上访者则经过精心准备,他们或是找出精准识别的问题,或是找出相关干部扶贫工作中的疏漏作为上访的主要理由,只有扶贫利益得到一定的让渡,才会废止自己的上访行动。精准扶贫作为一项创新性的工作,扶贫工作要想不出错,几乎是不可能的。上访不仅会扰乱正常的扶贫工作秩序,同时也会恶化村庄内村民间关系与社会风气,让扶贫工作越发被动。基于此,我们不禁思考,如此大量的扶贫利益输入,引发非贫困户的不满与嫉妒可能是一种正常状态,如果辛苦勤劳的收获无法超越贫困户的扶贫帮扶所得,那么勤奋劳动就变得不那么值钱了。

    3、贫困户进入容易退出难

        面对扶贫工作过程中巨大的利益,大家都争着当贫困户,当是面临贫困退出的时候,贫困户则是争着向后退缩,贫困户都在讲自己的困难和问题,没有人愿意在脱离贫困线后主动退出。因为当前的精准扶贫退出,要求贫困户自己签字,所以签字就变成了贫困户与扶贫工作者讨价还价的筹码。调查中,我们就发现过这样的案例,按照国家确立的贫困退出标准,其已经符合退出条件,但是当扶贫工作人员找到户主进行签字确认时,其就是不愿意签字退出,同时还给扶贫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其要求扶贫工作人员协调资源将其家院子的围墙修建起来之后,才会愿意在贫困退出表上签字。在扶贫工作人员与其交涉了将近半个小时后,贫困户户主仍然没有松口,扶贫工作人员只能无奈离开。在贫困退出中,当我们过分强调尊重贫困户意愿时,贫困户以签字与扶贫工作者展开谈判,这有悖于扶贫工作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也导致了扶贫工作的部分异化与资源分配扭曲现象。

        4、基层扶贫工作者有苦难言

    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处于脱贫攻坚的一线,任何更高层级的政府都可以对乡镇政府和村干部的扶贫工作进行督查和催促,但是乡镇政府和村干部却无法监督和催促比自己层级高的政府扶贫工作。在权责关系中,乡镇政府没有什么权力,也没有什么资源,但是其却要对辖区内的扶贫工作负基本全部责任,如此不平衡的权责分配让基层扶贫干部虽痛苦但也无奈。精准扶贫工作以来,基层扶贫干部加班成为常态,加班没有补助和加班费;因用车改革,需要进村入户的工作都是扶贫干部自己花钱租车或是骑车到贫困村、贫困户家开展工作,这种“赔钱”工作的状态只能维持一时却难以持续。大量的一线扶贫干部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确实投入很多并做出了牺牲,有成绩的时候,大家不一定会把功劳记在他们身上,而一旦出现问题,基层扶贫干部则会首当其冲。上级政府对基层扶贫的督促让不少的扶贫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于迎接检查,但是检查的结果与反馈意见则是五花八门,不同督查者甚至有不同的整改意见,而这会让基层扶贫干部无所适从,在督查过程中也不给基层扶贫干部解释,这让基层扶贫干部很受伤。如此情形,他们的工作动力何在。

    5、结对帮扶不切实际

    为了提升扶贫帮扶效果,强化扶贫工作主体责任,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基本上是全员动员并参与了结对帮扶工作。这样的扶贫工作形式,本身并没有什么明显问题,但不做区分地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并不现实,正如是调查当中乡镇干部所言:“让我们参与结对帮扶,我们自己都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呢,家里3口人,只靠我1个人养活,每个月工资不足3千元,这种现实,我们拿什么去扶贫;不管怎么样,我们还好点,至少能够给贫困找到一些挣钱的门路或是务工的机会,但所有的村干部也必须参与结对帮扶,这就有点不切实际了。”不切实际的结对帮扶不仅带来了帮扶责任人巨大的工作压力,同时也可能因引发被帮扶者对扶贫工作的不满。因帮扶者能力存在差异,被帮扶者能够获得的帮助也是显著不同的。贫困户之间的比较会导致贫困间产生心理落差,获得帮扶较少的贫困户就会对结对帮扶工作心生不满,更是质疑扶贫工作的公平性。基于以往研究,我们也发现,在结对帮扶工作中存在一种怪象——能力突出且身居重要工作岗位者往往选择相对容易脱贫的农户进行帮扶,而经验不足且资源匮乏者则往往与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贫困户进行结对。调查当中,一些帮扶干部直言,“我工资很少,也没有什么门路,现在要求结对帮扶干部每周去一次农户家,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去,因为不能总是两手空空去吧,两手空空的话,贫困户也不愿意理你。”这是关于结对帮扶的真实心声,更是扶贫工作现实的简洁刻画。

    6、表格满天飞,文牍主义严重

    调查中发现,河南省某国家级贫困县在今年的5月下旬到6月份,共完成了90余份表格的填写工作,其中涉及贫困户花名册、低保贫困户花名册、五保户花名册、一般贫困户花名册等20个花名册,贫困家庭劳动力、打工就业、家庭成员、收入支出等13个信息统计表,引水安全、电力覆盖、道路硬化、贫困发生率、人均收入、互助组织等7个达标印证材料,入户调查表、贫困村信息表、帮扶计划、责任书等50个单项材料。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要完成如此多的表格和材料,其难度可想而知。关键的是,如此这般高成本的信息采集,一旦完成数据提交,这样的材料和表格也就不再发挥什么作用了。近日,在扶贫领域,因工作负荷过重而导致的扶贫干部过劳牺牲的情况时有出现,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如此名目繁多的表格与文件在扶贫工作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其到底为扶贫工作的推进提供了什么帮助,这样的问题我们真该好好思考了。填表格在很多时候已经异化为扶贫工作本身,而事实上再多的扶贫信息表并没能帮助贫困户更快地脱贫,也没有发挥帮助扶贫工作者寻找更好扶贫工作方案的作用,表格的完成情况基本上等同于扶贫工作的完成情况,这实在是要不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扶贫相关的信息收集,那么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会出现文本扶贫和数字脱贫的情况了。况且,农村的信息本就具有非规格性、多样性、偶然性、易隐匿性等特征,如此现实约束下提取的信息并无十分可靠的统计价值,所以简化表格类扶贫信息工作,对于扶贫工作者和扶贫工作本身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7、扶贫工作重形式而轻效果

    当前,扶贫工作中还有另一个典型的现象,那就是扶贫工作对形式重视有余,但是对扶贫工作的效果却关注不足。比如,扶贫工作中的产业扶贫,大家更关注的是将该项目进行落地实施,但是至于项目的最终结果如何,则少有人关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因脱贫时限的要求,对扶贫项目的考核更多的只能关注其落实情况,而对扶贫项目的效果难以进行评估,因项目效果的呈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其次,在产业扶贫难以将特色做足的情况下,扶贫项目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市场风险,而这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被地方政府预见或是化解。最后,扶贫项目重形式轻效果也有贫困户的倾向有关,在扶贫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贫困户都很关注自己是否能够获得项目支持,但是因自身素质或是扶贫工作制度设计的不足,在项目实施后,贫困户对扶贫产业的管护是相关缺乏的,扶贫工作者也难以在项目管理环节对贫困户进行更多的管理和引导,所以在客观上就出现了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追求速度、规模和数量,但对品质、效果等关注不足。形式有余而效果不足必然带来扶贫资源的低效率和扶贫进程的滞后,这种风气也尽快转变。

    8、扶贫工作的政治属性被过分强调

    扶贫工作是一项政治工作,更是政治任务,这是对扶贫工作重要性的强调,也是为了强化各级党政干部扶贫工作责任的重要表述。但是对此不可过分强调,政治工作和政治任务必然有其基本原则,但当上级政府过分强调扶贫工作的政治性时就会扶贫变成了基层扶贫工作者的另一条“高压线”,或者说扶贫工作的部分制度性规定就构成了扶贫工作软肋,这些软肋反而变成了贫困户索要更多扶贫利益和资源的导火索。这就会导致扶贫工作的无原则现象,扶贫领域的“弱肉强食”与“老实人吃亏”并存。对地方政府而言,过分强调扶贫工作的政治性,会让地方政府不惜成本地开展扶贫工作,大量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但基础设施修建于基本无人问津之处,这不是一种浪费吗;羸弱的地方财政也会导致地方政府举债开展扶贫工作,这也会带来扶贫的虚假繁荣,而本质上则为扶贫工作埋下诸多风险。在政治压力下,扶贫工作对速度的追求超越了对质量的追求,没有了绣花功夫,扶贫工作也难有扎实。

    9、上级还在摸石头,而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已经过了河

        在调研过程中,不少一线扶贫干部都在感慨一个现象即上级政府在扶贫政策领域多有变动,比如在豫西川县调查时,我们发现,县级政府最初对于贫困户能够享受的产业扶贫项目并没有规定且鼓励多多申报,但在项目落实的时候,政策变成了每个贫困户只能享受一个项目的扶持。从政策本身看,这种变化后的政策是可取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是没有对政策本身的精准把握就让贫困户进行申报,最后导致贫困户多有牢骚则就是政策变动带来的实践困境了。在精准识别工作中,因识别标准的不断变化,基层扶贫工作者需要不断重复进行识别,这让基层扶贫工作者做了大量的无用功。实践出真知,这绝对不是一个瞎话,基层扶贫工作者在其工作实践中摸索出了有效经验,比如针对懒汉贫困户,就是要通过群众评议的方式给予其自我发展的动力;对于本身贫困而社会交往能力差且主观上积极脱贫的,则通过群众评议与扶贫干部做工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贫困识别。而对于以上两类农户,一些贫困识别要么固守于民主评议结果,要么只关注收入情况,其对扶贫实践的具体情境少有关注,但在压力型体制下,下级只能按照上级的要求执行相关政策。上级摸石头,而下级已经过河,也在客观上呈现了部分扶贫干部和机构不接地气、不了解扶贫工作现实的窘境,而这样的现象很不可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结构性贫困治理机制研究”(16CSH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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