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刊说明:
前阵子,多个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对上世纪末江西省丰城县 “丰城事件” 回顾的推文,如 “霄马论商” 公众号推文《四条人命的代价,废止了一个实施数千年的制度》。有观点据此认为,“丰城事件” 是我国取消农业税的直接导火索。这一判断有一定依据,但不够全面 —— 事实上,类似的群体性事件此前已在全国多地、尤其是南方农村频发。这让我想起上世纪末在江西省宜黄县工作时,亲历亲闻的多起同类事件。
20世纪末的中国农村笼罩在一片愁云气氛之中,由于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叠加税费改革后农民税费负担大幅增加,因此导致农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干群关系持续紧张。因不堪忍受沉重的税费负担而奋起抗争(抗交税费)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三农问题”凸显并逐渐发展成为影响国家基础和社会稳定的头号问题。乡镇干部最靠近农民,最能体察农民的疾苦,也最能感知三农问题的真相。因此,在那种形势危急的关头,一批忧国忧民忧党的乡镇干部奋笔疾书,通过投书报刊杂志、发到网上,或直接写信给中央领导等方式向最高决策层和社会大众揭示三农问题真相、剖析三农问题根源、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代表人物是李昌平等,我紧随其后。
2000年到2001年间,我在江西省宜黄县南源乡担任党委副书记,那时不会上网,也没有电脑,除了党报党刊外又几乎找不到任何参考资料,记得有点参考价值的就是《乡镇论坛》杂志。在这种情况下,凭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利用工作机会进行深入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2000年底到2001年上半年,乡镇换届我被组织安排进城工作,但进城后有大概半年时间待业,我就利用这半年整个这份材料。在这半年多时间里,我每天仍笔耕不止,苦苦思索,可谓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夏天炎热,经常汗流浃背、挥汗成雨.......终于数易其稿,完成了一篇8万多字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查报告-----《透视农民负担----来自基层的报告》。自费到打印店把《报告》打印成若干份并装订成册,然后很天真地寄给了上级相关党政部门,其结果可想而知。
2001年6月,我被安排到县统计局工作,在统计局我学会了打字和上网,于是我便以“当乡干二十载历尽沧桑,一朝开口千言万语-----全方位透视农民负担的方方面面”为题,把这份调查报告发到新华网,因为天生胆小怕事,我不敢署实名,就用了一个“风云一号”的网名。结果这个帖子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评论区可谓好评如潮,众多网站转发了该帖,其中就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办的《中国研究论文库》等。后来经济日报《市县领导内参》连载了该报告。2006年该报告编入《中国乡村报告》一书,此书获中央党校第六届优秀成果二等奖。本文就是《中国乡村报告》一书中的一个片断。
第二章 农民贫困与干群关系 第二节 农村干群关系与社会稳定(部分内容)
下面笔者以时间为序,将 1995 年以来我县发生的因农民负担等问题引发的比较严重的乡村干群冲突事件(有的可称群体性事件)作一简单回顾,以唤起人们的警觉。
1995 年 9、10 日间,与我县相邻的临川县连源、荣山、秋溪、河西等乡成百上千名农民因农民负担过重等原因,在与当地党政领导对话没有取得结果的情况下围攻、冲击乡政府机关、殴打乡干部。一时间该县农民抗税抗费事件(是否可称为抗暴?)呈星火燎原、风起云涌之势,并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蔓延。
“临川事件” 很快波及我县。10 月 9 日上午我县潭坊乡千余名农民聚集在乡政府门口大院内,以农民负担过重为由要求与乡领导对话。下午 3 时发展为冲击乡政府机关、殴打乡干部的 “打砸抢” 事件。政府办公楼门窗、玻璃被打烂,办公楼所有的单身干部职工寝室被撬开,能拿走的东西全部拿走……随后县党政主要领导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及时处理,县公安干警全员出动,使局势得到控制。
“潭坊事件” 使全县政治局势骤然紧张,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并向全县扩散,后果将不堪设想。事实上与潭坊相邻的桃陂、梨溪两乡已经出现要闹事的苗头,其中桃陂已经出现了村民砸乡政府办公楼玻璃并围攻乡主要领导的事情。于是全县进入 “紧急状态”,停止一切收税收费工作,全县所有干部下到基层做工作……终于事态得到了控制。事后 “潭坊事件” 的主要肇事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1998 年 9 月 11 日,神岗乡党口等村部分村民以农民负担过重、村干部不廉洁等为理由向乡政府 “发难”,并张贴大字报:打倒 ×××、赶走 ×××、死保 ×××(均为乡主要领导)。最后发展到 100 多人到乡政府聚集围攻乡主要领导,并要求到县政府上访,在路上被阻止。县主要领导到现场亲自参与处理。
1998 年 9 月 22 日,圳口乡横源村王芳、均岭两村民小组 30 多群众以乡主要领导不遵守诺言(前一天乡主要领导曾到王芳组处理村民反映农民负担及村主要干部经济问题未果,答应第二天上午 9 时再次前往处理),到乡政府要求解决问题,后聚集了 100 多人围攻、诘难乡主要领导,并书面提出包括农民负担问题在内的 15 个问题要求与乡领导对话,后来县领导赶到现场参与处理,经说服并承诺解决有关问题后事态平息。
1999 年 9 月 16 日,圳口乡 34 名干部分乘两辆吉普车及数辆摩托车进驻距乡政府所在地 7 公里的徐溪村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对象进行清理。上午在外演溪组清理该组村民甘某未按时参环孕检而对其进行罚款处理,甘某不从,乡干部遂强行扣押其 300 多斤未晒干的湿笋干。下午乡干部吃过午饭后来到与外演溪相邻的坑边组继续清理。下午 3 时左右甘某纠集 20 多男女村民手拿锄头、木棍冲到坑边组见乡干部就打,乡干部顿时纷纷逃散,结果 16 人被打伤(包括乡主要领导在内),其中党委委员洪某逃脱不及被 6 名男女村民按倒在稻田中用木棍猛击,结果左手臂被打断,全身多处受重伤,一年多不能上班工作。乡干部周某头部被打破,鲜血直流。一名女干部欧阳某上身衣服被女村民用晒衣服的竹叉戳破,身体的一部分暴露在外……事后得知该组村民早就对乡里收费罚款不满,从而预谋报复乡干部。此事至今未作处理。
1999 年 11 月 17 日,白竹乡发生交通肇事案件,县公安局长及 10 名干警前往案发地进行处理,被 100 多名群众围困,几乎被扣为人质(事先公安干警将当事人押往相邻的黄陂派出所羁押)。
1999 年 12 月 11 日,黄陂镇森林派出所所长李某带领一名干警、一名司法所工作人员等 3 人驱车前往秀源村对不久前发生的 10 多名村民猎杀野牛一事再次进行罚款(以前派出所曾对其中的一人进行过处罚,该罚款已由 10 多人分摊),遭到该村村民的围攻殴打。其中所长李某被扒光衣服(留短裤)按入污水塘中 “吃水”,然后令其跪在地上,由大人、小孩轮番殴打,一些妇女甚至用扫把沾大粪击打其脸部。另一名司法所工作人员则被打断肋骨。还有一名干警所幸逃脱,但晚上在山上迷了路,到第二天早上才赶到镇派出所向县局报警。县森林公安局接警后遂派人营救,李某等人在出事的第二天终于得救并送往县医院救治。此后不久,该村村民因对县里调查处理有意见,在个别人的唆使下组织百余名村民徒步(该镇公交车被当地政府勒令停开)到县城上访……此案惊动省森林公安局、省电视台。后来此暴力抗法案的操纵策划者受到法律制裁。
2000 年 12 月 23 日,城南乡政府组织全体乡镇干部职工、吃财政饭的七所八站负责人共计 80 余人,进驻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处城郊的仙三都村收税费。在工作过程中采取了扒粮、扣人(扣在乡派出所设在本村的警务室)的措施。晚上 7 时左右,当乡干部集中在村学校吃饭时,遭到有预谋的 200 多名村民围困,乡干部被围在村学校的一楼教室内,电源被切断。在黑暗中,村民纷纷用石块砸向躲在屋内的乡干部,结果玻璃被打烂,有的干部头部、身体被石块击伤,乡干部为躲避石块伤害纷纷蹲在墙脚下面,这时有村民扬言要用鸟铳、石灰对付乡干部。为防止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当时乡干部在党委书记艾某的组织下从一楼转移到二楼。在围攻对峙了 3 小时后,乡派出所干警赶到,经过劝说做工作局势得到控制,围困乡干部的村民慢慢散开,80 多乡干部职工才得以离开该村。
在村民围攻殴打乡干部的同时,乡干部在收税收费罚款过程中普遍采取了强制性措施,主要是扒粮、赶猪、搬东西等。因此,经常与村民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拘禁、殴打村民的事经常发生的,而且其数量是村民殴打干部的多倍。只是由于多数是针对少数一、两个村民,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较小,一般不会激发群体性反抗事件。 这几年由于农村各种矛盾加剧,干群冲突的事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最近我县因修圳口至 206 国道油路,需要进行路基扩建改造,需要在全县收集以资代劳款,参加路基改造的乡镇,农民每个人口要交以资代劳款 15 元左右,每个乡镇要交 10 多万元,而且要求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为了及时收集这笔款项,各乡镇纷纷提前采取组织乡村干部打突击的方法,提前上户收以资代劳款和今年乡统村提留及旧欠(往年一般在农历年前一、两个月收乡统村提留,因这个时候许多农民农产品尚未出售或未完全出售,家中现钱不多)。而且普遍采取有钱交钱、没钱交粮的办法,不同意就采取强制性措施。由此引发大量的乡干部与村民的摩擦冲突现象(不过多是个案,尚未出现较大规模的冲突)和群众上访。有的农民手拿乡里发给他的 “农民负担卡”(卡上的《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中 “八禁止” 的第六项写明“禁止强行以资代劳”),质问乡干部为什么不执行中央规定?
由于上面讲的原因,乡村税费收支缺口越拉越大,为完成任务乡村就用各种资金垫付,下面的钱给 “抽光了”。于是乡村组织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干部教师没了工资。教师没工资不能安心从教,这几年几乎每个乡都出现教师罢教到乡里、县里索要工资的事,而且不止一、两次。最近的一次是 2001 年 10 月 25 日,城南乡全乡 200 多名教师(包括县三中、城南中心小学、各村校教师)集体罢教一个星期,要求发工资(该乡教师到 10 月为止只发了两个月工资),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学生家长纷纷到学校、到县政府强烈要求尽快解决问题,早日复课。
乡干部既不能罢工、又不能上访,就只能消极怠工、不作为,甚至产生逆反心理。说句实在的,现在许多基层干部群众倒是希望出点大事,因为只有出大事,才能引起上层领导的重视,才能使农村问题得到解决,乡干部、教师才可能有工资,借此实现所谓的由 “大乱达到大治”。难道我们真的非要遵循这一规律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国家将大伤 “元气”,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甚至危及整个国家的政权稳定,这应当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