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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六个月工资白条:一个乡镇干部亲历的基层财政困局
  •  2025-04-30 12:55:31   作者:李昌金   来源:   点击: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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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乡镇论坛》(2004年第16期),原标题为《乡政府欠我16个月工资》。

     

    旧文重刊说明:

    近几月,我整理 20 年前刊发于党报党刊、至今仍具意义的旧文并再发网络。前日发布《20 世纪末江西抚州 "临川事件"" 谭坊事件 " 等群体性事件档案 ——〈中国乡村报告〉节选》时,忆起 2001 年 8 月调离南源乡时,乡里累计拖欠本人 16 个月工资(时月工资 760 元)。因在三农领域略有影响,2006 年《小康》杂志记者陈建芬赴宜黄调研基层政权运转,我委托友人陪同其走访指定的基层在职人员。其报道《宜黄公务员工资被拖欠 51 个月》(2006 年第 12 期)刊发后,宜黄县政府迫于压力着力解决欠薪,但发放基本工资,补贴未兑现,我 16 个月欠薪最终仅领 5000 余元,不足应得半数。此次重发当年《乡镇论坛》旧文,一来让公职人员全面了解彼时乡镇财务与干部待遇;二来近年经济下行叠加中美关税战,县级财政吃紧,多地再现欠薪,望借此警示决策层重视县级财政工作。

     

    我曾先后在三个乡镇工作过,做了20多年乡镇干部,去年调县直部门工作。我调任前所在的乡政府,至今尚欠我16个月的工资,累计近万元,而且从目前情况看,这些工资恐怕是永远也要不回来了……

     

    乡镇干部不该是“后娘”养的孩子!

     

    换届后的新岗位和新形势

     

    我被拖欠的工资是我在宜黄县南源乡工作期间发生的。1999年10月,我从宜黄县圳口乡调入南源乡党委副书记。南源乡是全县最偏僻的乡镇之一,面积78.5平方公里,耕地10651亩(其中水田8214亩),山林面积117418亩(其中有林山6417亩)。2000年年末总人口8438人,农村人口8217人,财政供养人口137人。该乡主要农产品为:年产商品粮1100吨、木材800立方米、罐头笋1000吨、笋干5万公斤、红薯粉6万公斤、生猪出栏1200头,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企业,是一个老区特困乡。

    由于地处偏辟、生活工作条件艰苦,很少有人愿意到那里工作,已经在那里工作的也想方设法调走,所以那里的乡干部职工很少,乡党委、政府总共才21人(未满编),七所八站(事业单位)人也不多,总共才十五六个。

    1999年我调入南源乡时的月工资是385元,在此后的三年中经过正常晋级和两次加薪月工资调到了760元,但大部分是“空调”,我们拿到手的仍然是所谓的“老工资”。由于工资标准低,乡里十多个乡干部职工工资全年加起来也不过十二三万。另外每人每月有180钱的差旅费包干及补贴,这部分钱靠各组创收解决,搞得钱到就有、搞不到钱就拉倒。

    在我调入南源乡工作之后,农村工作面临一些新的形势:

    一是农产品价格继续低迷,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呈负增长,而农民负担却居高不下;

    二是随着国家公职人员的加薪、大中专院校学生的分配、军转地干部的安置等,县级财政预算收入计划快速增长,并通过行政权力逼迫乡里无条件完成;

    三是中央频频向农民伸出“橄榄枝”,出台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各级领导三令五申要求下面严格遵守“八禁止”,乡级政府要用正常收税(包括一些摊派)来完成财税任务非常困难了,或者说根本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主要领导要保住乌纱帽,不得已采取“买税”、“垫税”、“空转”等措施来完成县里下达的财税任务。最后县里给足了,但乡里的日子就没法过了。尤其是在每年的秋收前,农业生产多数还处在投资阶段,没有多少税源,在这种情况要实行“财政收入均衡入库”,就只好用前面说的几种办法来实现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乡干部职工按月发工资就几乎不可能了,能在大年三十前给你,就要高呼万岁了!

     

    第一年:分成五个创收组

     

    换届后的第一年(1999年),南源乡规定,基本工资由乡里统发,其他每月180元的差旅费包干及补贴、还有每个人外出学习、开会、考察等费用由各组自行解决。

    乡里将所有人员按资源多寡(创收潜力),把所有乡干部职工 分成5个组,即:计生组、林业组、土管组、财税组、企业组。所有干部职工在做好本身所分管的业务工作的同时必参与组上的创收活动,不参加不得钱。创收的办法大致就是两种:收费和罚款。一个组要创收几万块钱,压力不小,如果力度、手段、措施稍有欠缺,就不能解决这块钱。事实上,这个乡一直以来就存在苦乐不均的现象,有的组可以拿到全额的补贴,有的则拿不到,而当年没有拿到这个钱一般来说这个钱就泡汤了。

    这一年还算好,乡里卖掉几块地皮,当年得几十万的扶贫开发资金(此钱一直以来都是该乡财政得已维持的重要支撑力量,当然不是说直接挪用来发工资),总之七挪八扯,尽管平时只发了3个月的工资,但农历小年(25日)前发清了全年的基本工资。各组上发的那180块钱,少部分拿全了,多数只拿到一部分,至于过年过节发奖金之类的事,绝大部分乡镇多少年前就没有了,能发清基本工资就谢天谢地了。

     

    第二年:划了两个创收片

     

    2000年,乡里调整人员分布,把所有干部职工分成两个片,由两名副职带队,开展创收工作。乡里规定了两项创收任务:一是清缴原乡合作基金会、储金会逾期贷款(都是一些呆帐、死帐,当事人没有偿还能力的)和零碎特产税(除摊派以外的),组上收到这些钱后可用这些钱来先发工资;另一个是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林政管理政策的对象进行罚款,用这些钱来解决干部职工每月180块钱的差旅费及补贴。

    这一年,两个片用收到的两部分逾期贷款及部分特产税发了差不多四五个月的工资,每人180元差旅费及补贴也基本上拿到了。到了下半年,乡里又卖了几栋房子,把乡干职工的工资及其他小车费、招待费给解决了。

    1999、2000两年,谢天谢地,那每月几百块钱的工资总算在大年三十前装进了自己的荷包,一颗悬着的心也可以放下了,大老爷们可以回家割肉、买爆竹、为家人购新衣,过一个开心的年了。

     

    第三年:兵荒马乱的岁月

     

    然而,到2001年就“背时”了,“背时”就背在这是换届年,凡在基层呆过的同志都知道,每到换届之年就仿佛到了“兵荒马乱的岁月”。换届几乎关涉到每一个乡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所以大家都在心里盘算着在这场三年一遇的“博弈”中找准自己的位子,或提拔或调动等等。要使自己想法就得到实现就得“活动”(当然,“活动”并非全指歪门邪道),要“活动”就得花精力甚至花银子。乡镇主要领导的位子之争更为激烈,因此,这一年乡镇主要领导的精力就难于集中在工作上,工作全变成了应付。

    正职如此,副职的工作积极性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有乡里就那么一点钱,用于“活动”的钱多了,自然用来发干部职工工资的钱就少了……

    这年延续上年的做法,分片收旧欠、收税、罚款,但由于上述原因力度明显减弱,到中秋节每个干部职工只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其他补贴也只发了几个月。当然,各自己分管的工作、包村工作大家不敢懈怠,天天往村里跑,协助村里收税、收费,可收到的钱都交到乡里、乡里交到了县里,县里返还回来的钱又发了教师的工资,最后乡干部职工两手空空。

    为解决乡干部职工的工资问题,乡党政联席会议也曾研究后决定拍卖乡里的一家厂子,并着手拟定了具体拍卖方案,但是由于乡主要领导一个铁了心要走、一个吃了秤砣要“坐把”(当一把手),他们都对拍卖“家当”解决乡干部职工工资的事不热心,此事被耽搁下来了。然而,官场“无胜算”,最后的结果是南源乡两个主要领导均调离该乡。

     

    辛辛苦苦白干一年

     

    新班子到任后,重打锣鼓新开张,主要领导嘴上不说,但行的就是个“新官不理旧事”这个理,于是这一年的工资没有了,辛辛苦苦白为党和政府干了一年工作。2001年8月,我和其他几名乡干部也因工作需要也调离了该乡,在离开南源乡时乡里总共欠我18个月的工资,此外每人还有几千甚至上万元的诸如医疗费(规定该乡里报销的)、为乡里垫付的各种开支、差旅费等。

    当然,我们也多少讨回一点工资。从2002年开始,每到过节过年前夕,我们几个调离南源乡的人都要找现任的书记、乡长,希望他们能发发慈悲给点工资,但得到的答复总是乡里没钱、有钱的时候会考虑、拖欠工资的不止我一个乡……云云,以此唐塞、敷衍。三年来我们只讨得了3个月的工资。

    其实,我们知道这几年南源乡日子还好过,一来农村税费改革后真正减少收入的是村级,乡里因为有了中央转移支付这块稳定收入,财政状况其实比税改前更好了;二来乡把以前我们计划卖掉发工资而没卖掉的厂子卖了,此外还卖了其他一些厂子、山林,总共卖得人民币六十多万元,应当说解决拖欠我们的工资并不困难,可是有钱就是不给你,你能奈他们如何?想来也是,这世界哪有这样的傻子,白花花的银子留着自己花不好而拱手送给别人?

    为了讨回那一点糊口的工资,我们也曾想过找县领导,但最终没有去,因为我们知道县领导根本不会管这事,他不骂你一顿算是对得起你,否则话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拖欠乡干部职工工资的事;我们也曾想过找市里、省里领导反映情况,但不敢啊,我们的命捏在县上领导手里,都四、五十岁的人了,犯不着和领导过不去啊。再说看看那些农技站的人,他们顾忌少些,到过省里上访,不也没见什么作用吗。

     

    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

     

    被拖欠工资的乡干部职工有一肚子的委屈无处可说、有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他们抱怨世道不公——乡干部职工、老师都是政府的公职人员,可为什么乡干部职工就成了“后娘”养的孩子呢?他们哑口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打掉门牙往肚里吞……。他们后悔啊!后悔今世当了乡干部、后悔对党的事业太忠诚、后悔遵守财经纪律太自觉,因为如果当时自己把分管业务或包村收到的钱放在荷包里抵工资就不会搞得这么惨;他们更怨恨上面的领导不关心下级公职人员疾苦,因此,总是有一种被利用、愚弄、出卖、抛弃感觉;他们想不通,就算是财政困难、就算是机构膨胀,这责任就只有乡干部职工来承担吗?我的一个同学,两口子同在一个乡政府工作十多年,前几年在县城买一套三四万块钱的房子还得借债。他们调走时乡里累计欠他们的工资及其他为工作垫付的钱达两万多元,每当说起这事,他们都会伤心地流眼泪,其中男的多次扬言要杀掉乡里那狗书记……

     

    并不仅仅是拖欠工资的问题

     

    从拖欠乡干部职工工资中折射出的是政府在转型时期某种程度上的“失范”:

    首先是现在相当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已经把过去关心群众疾苦、关心部下困难等党的优良传统丢失殆尽,他们关心只有表面政绩、只求本届“安全过渡”、只要自己仕途辉煌。

    其二是三年“换届”搞死人,每一届班子都是只顾本届的利益,挖地三尺,卖光花光。换届后的头两年还好,乡主要领导一要手下的人做事、二要选票,所以还会想办法发掉乡干部职工的工资(尽管有的乡是发老工资),即使拖欠也不会太多,可到了第三年就不同了,一般情况是十月乡正职到位,而十月还没有到年底,乡里不发工资也说得过去,可是新班子上任后又来个“新官不理旧事”,这样换届之年的工资就悬了,弄得不好就基本泡汤了。

    其三是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没有了起码的诚信,它已不仅仅是失信于普通百姓,也失信于中下层干部。这些年我们这些基层的同志被“骗”得太多、太苦了。如市、县、乡以各种名义(某某开发、办企业、建电站等)向其管辖内干部职工集资,这些钱加起每人多的有几千块钱,可是这些钱绝大多数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有的用集资款办的厂子,过去承诺的还本分红付息,可是现在改制厂子卖了,集资款事领导们压根而就没有想起来……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现在连最基本的工资都要把你搞掉,你说怎么能叫基层的同志不心寒。我们常感叹现在社会上“坑、蒙、拐、骗”的现象太多了,但是,扪心自问,我们政府一些所做所为和这些现象离得有多远?到底谁是始作俑者?官风不好民风焉能好得起来?

    其四是财政困难。财政紧张这也不假,但是君不见,一边是乡干部职工工资长期拖欠,一边是各单位招待费快速攀升,小车不断更新换代。一些单位一年吃喝、用车的开支超过单位所有干部职工一年工资的总和,一个县一年吃喝、用车的开支可供全县发近半年的工资。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党的纪律、财经纪律已经弛废殆尽……

    以前曾经对拿回被拖欠工资抱有希望,现在看来没有希望了,那就权当孽债吧,为讨要那点工资我已经弄很疲惫了、不想再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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