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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昌金:农村衰败:政策缺位抑或城市化必然?
  •  2025-06-18 09:25:26   作者:李昌金   来源:作者赐稿   点击: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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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到现在,仍有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将农村衰败的主要原因疾呼为政策缺位,尤其是农村社会事业(特别是教育、卫生)的严重滞后,认为这直接驱动了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进而导致了农村的衰败。

    每当听到这样的声音,笔者便不免产生质疑与反驳的冲动:这实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片面且潜藏危害的。此类观点极易对社会大众和决策层形成误导,影响我国教育资源投向决策的科学性。本世纪以来,我国持续将大量教育资源投向农村,成效几何? 是否成功遏制了农村青壮年迈向城市、涌向发达地区的脚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意味着,这些年来投入农村的教育资源未能发挥预期作用,用民间的话说,便是打了水漂。这一状况至今仍未根本扭转。

    以往,笔者在诸多涉及三农的文章中均论及此问题,但遗憾未能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与共鸣,也似乎未能充分触动决策层的重视。前些天,再度听闻一位业内颇具影响力的专家在视频中重申类似观点,顿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笔者决意提笔,就此问题展开专门探讨,旨在为关注我国乡村振兴的有识之士提供一个更贴近本质的观察视角。


           

    江西省宜黄县南源乡上北坑村把村小学改成村两委办公楼(拍于5年前)

    一、二元体制:制度枷锁与规律之力的双重奏

    若以新中国成立76年为观察区间,清晰可见:在本世纪初取消农业税、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政策之前,由政策主导的城乡发展失衡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其核心在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性枷锁。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户籍制度及工农产品剪刀差人为地割裂了城乡联系,构筑起资源向城市单向输送的固化机制。农村长期为城市发展提供原始积累,却难以获得对等的公共资源反哺,导致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领域长期滞后。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虽具里程碑意义,但二元结构的深层痼疾并未根除,农民工群体仍深陷融不进城市、回不了乡村的结构性困境。

    而在本世纪取消农业税、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政策之后,驱动城乡发展失衡的主要矛盾则转向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内在规律(规律之力):

    其一,经济规律主导的要素流动。 城市化与工业化天然要求资源向高效率部门集聚。1978-2022年,农业占GDP比重从27.7%断崖式降至7.3%,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从70.5%锐减至24.1%,巨量劳动力必然流向二三产业。这种深植于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虹吸效应,在中国庞大人口基数的放大作用下,表现得尤为剧烈,远非政策所能完全逆转。

    其二,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的倒逼。 囿于有限的承包地已无法支撑家庭的生计需求,绝大多数青壮年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打工经济由此成为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主导经济形态。青壮年的离去,使村庄仅余“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乡村的活力自然随之衰减。

    其三,技术革命加速农业去人化 机械化和智能农业正不可逆地替代传统人力耕作。例如,山东寿光的智慧农业大脑实现物联网应用率达85%,生产效率提升超1倍。与此同时,城市产业升级也在挤压低端就业空间——制造业自动化削减岗位,进一步加剧农民工的失业风险。

    其四,农业效益与工业效率的剪刀差持续扩大。 “一斤稻谷不如一瓶矿泉水” 的现实,尖锐地折射出农产品价值与工业制成品价格的巨大落差,持续削弱农业的吸引力。


    江西省宜黄县南源乡上港口村(拍于5年前)

             二、投入悖论:为何挡不住用脚投票

    2006年启动新农村建设,至2017年升级为乡村振兴战略,近二十年间,绝非政府不重视农村建设与发展。中央和地方投向三农的资金连年攀升,尤其近年比重显著加大,全国财政年度三农投入早已突破3万亿元大关。期间,农村各地兴建了大量教育和卫生设施,包括新校舍、卫生室及配套设备,并派遣了很多教师和医生支援。

    然而,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崭新的学校落成后,学生却纷纷流失。常见一栋几层高的教学楼里,仅有几位老师带着十几个学生,甚至一个班混合几个年级,老师们无奈自嘲为带研究生,教学质量可想而知。由此陷入恶性循环,终至学生几乎走光。建成没几年的学校就此荒废,或被改作村两委办公楼、党群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的命运也大抵如此。忆及本世纪初,江西省曾特别重视农村卫生事业,硬性要求每个行政村限期建成一个卫生室。结果,这些卫生室建成后几乎全部闲置废弃,造成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过去,众多耗费巨资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几年光景后也沦为空心村。笔者曾于1999年至2001年在江西省宜黄县南源乡任党委副书记,彼时该乡有近万人口。前些年笔者重返该乡调研,惊悉人口仅余一千多人,近期更闻省里已批复撤销该乡建制。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新农村建设的近二十年,恰是中国农村多数地方加速迈向衰退的时期”。“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十室九空”正是此轮衰退的真实写照!这一切充分说明:本世纪以来农村的衰败,主因并非政策偏差,亦非对农村教育卫生事业重视不足,而是上述强大“规律之力”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江西省宜黄县南源乡上北坑村(拍于5年前)

             三、历史的回响:二十年前农村教育图景

    2004年,任职县政协期间,笔者曾深入调研农村教育问题,撰文《拯救教育改革旗号下几乎崩溃的农村教育》,后发表于经济日报《市县领导参阅》(2004年第08期)。现摘录片段,以窥二十年前中国农村教育之困境:

    多年来,依靠国家大力扶持、社会各界慷慨捐助、农民节衣缩食集资,历经校园配套双基达标希望工程农村中小学校危房改造工程等举措,宜黄县大力改造农村中小学危房,使大部分村级小学得以新建校舍,农村教学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得以改善。同时,教师待遇显著提高,过去20年间全县中小学教师年平均工资增长逾10倍,教师正逐渐成为颇具吸引力的职业。

    然而,斗转星移,仅数年光景,在宜黄的许多农村,人们愕然发现这些倾注巨力建成的学校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不少学校沦为燕雀栖息的天堂,众多孩子则远走他乡借读。在科教兴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宏大声势下,此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走访宜黄县十余所村级小学,接触二十余位村小教师,试图探寻答案。

    数年前,南源乡港口村历经千辛万苦、多方筹措二十余万元(至今仍欠八万元建校款),终建成一栋建筑面积380平方米、拥有十二间教室的三层教学楼。但如今,这里却陷入无人读书的窘境。偌大教学楼内,仅有26名在校生,教室大量闲置,操场早已荒芜。据村民回忆,港口村小学昔日兴旺时有10位教师、120多名学生,朗朗书声几里外可闻,下课时分操场喧闹非凡。现状是,这26名学生分属一、二、三年级和学前班(四、五、六年级已划归乡中心小学)。按江西省标准(农村小学师生比123.5),配备两名教师已属超编,意味着一位教师必须包教两个年级的全部课程。

    与此同时,县乡初中和中心小学却因学生陡然激增而人满为患,教学设施严重不足。另一面,师资力量亦存在浪费。宜黄县教师编制经新规核定后,超编教师被要求分流,方式为提前退休、退养和轮岗(仅领取百分之五十工资赋闲在家)。于是,许多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中青年教师被迫坐吃闲饭,而县财政负担并未因此显著减轻,在岗农村小学教师则不堪重负。由于师资极度紧张,连主课教学已捉襟见肘,音体美等副课根本无从开设,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更是无暇顾及。


    2017年在山西省岢岚县农村调研

             四、资源错配:浪费与短缺的根源探析

    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超90%的村级小学已然荒废,过去四十年间,全国累计有91.6万所小学消失。与此形成刺眼对比的是,城镇中小学校普遍人满为患,教学资源极度短缺,致使农村孩子进退维谷,无论在城在乡读书皆面临重重困难。那么,造成这种巨大资源错配的根源何在?

    首要症结在于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规律的研究深度与把握前瞻性严重不足。 这直接导致有关农村发展(尤以教育事业为甚)的决策缺乏科学性根基,突出表现为对人口流动大趋势的预见性严重缺失。

    深层动因是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正确与道德情感的强力驱动。 一方面,中国农民作为最大的弱势群体,曾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付出巨大牺牲,执政党在情感和道义上确存“亏欠感”与补偿心理。尤其在工业化积累完成、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后,这种补偿心理往往压倒了对客观规律的冷静研判。另一方面,在国家财力允许下尽可能多向农村投入,此主张本身几无反对声音。但核心问题在于:巨额资金应精准投向何处?对比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农民医保个人缴费补贴、农民基础养老金补贴的杯水车薪,大规模兴建注定闲置的校舍和卫生室的投入显得格外刺眼。

    其三,专家智库与政策提案的“集体偏向”强化了决策惯性。 囿于前述的政治正确与道德高地,加之部分认知局限,长期以来,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几乎众口一词地为“改善农村教育卫生条件”鼓与呼。相关论文、调研报告和议案提案汗牛充栋。而最高决策层亦出于“仁政”考量与“从善如流”的姿态,年复一年、届复一届地将巨额教育资源投向地广人稀、人口持续流出的农村腹地。尽管部分社会有识之士洞悉问题所在,但在强大的道义压力和路径依赖下,纠偏阻力巨大——无人愿担“不重视农村教育卫生”之骂名。

    当然,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确需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事物发展也有其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对于几十年后的远景,确难精准预判。因此,上世纪8090年代倾力大办农村教育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彼时农村教育的大发展对农村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积极作用。然而,进入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城市化、工业化浪潮已呈席卷全球之势。当此之时,若仍漠视城市化、工业化对中国农村产生的深刻影响,或明知中国城镇化率必将突破70%、农村人口将大规模迁徙至城镇,却依然将海量教育资源盲目投建于注定消亡的村庄,这无疑是明显的决策失误,往重了说,堪称某种程度上的昏聩。可悲的是,直至今日,这一问题仍未完全厘清,由决策偏差造成的教育资源浪费悲剧仍在神州大地持续上演。

    其中,僵化的体制机制与纠错机制的缺位是关键一环。笔者曾调研获知:教育部门坦言,曾有一段时期,教育资源投入机制尚存一定灵活性——即拨付某县的农村校舍建设资金,县级教育部门可据实情在县域内(如从边远山村调配至县城或乡镇中心校)进行必要变通。然而,此后政策收紧,所有项目皆由教育部“戴帽”下达,指定建在某个村,严禁地方调整,违者严究。于是,纵使县教育局心知肚明在某村建校纯属浪费,也只得硬着头皮执行,例如宜黄县南源乡黄家地小学的校舍便是明证。


    同上图


             五、转型阵痛:从乡土中国迈向城乡中国

    正如学者刘守英所指出,中国正经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历史性转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历经“绑缚于土→粘连于土→离土离村”的深刻演变,“农二代”已彻底告别乡土逻辑,导致村庄呈现“衰而未亡”与局部“活化重生”并存的复杂图景。这种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迁,是任何政策都难以阻挡的文明演进潮流。

    他山之石,可资镜鉴。观察先行者韩国的“新村运动”,其经验教训极具启示意义(笔者在多篇相关文章中均有论述),因其仿佛直指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核心困境:

    韩国新村运动初期立竿见影,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成功将现代意识引入农村社区。然而,新村运动的耀眼成果无法掩盖农民大规模外迁和农村社会整体衰退的冰冷现实。本质上,新村运动无力扭转或减缓韩国的城市化进程。韩国在新村运动后期深刻反思,总结出两条尤为值得中国干部警醒的教训:

    政府过度干预,抑制农民主体性。 政府包办代替,导致农民产生严重依赖,其自主性与创造性被严重抑制。政府干预难免伴随长官意志和决策失误,其矫正成本高昂,且部分社会效应具有不可逆性,损失巨大。单一依赖政府计划和行政指令,催生并强化了“政绩导向”和“办公室预案”倾向,造成外观显眼的“面子工程”多,而对农民实质帮助有限的“无效工程”亦不少,导致国家人财物力的巨大浪费。

    理论研究滞后,未能及时纠偏。 关键在于理论研究未能及时洞察运动中期政府的过度干预问题,因而未能提出有效对策进行矫正,最终导致一些本可避免的失误发生并固化。

    试想,倘若我们的政策更具前瞻性和预见性,将本世纪头二十年浪费在农村闲置校舍上的上万亿教育资源,精准投入于以县城为核心、兼顾重点乡镇和部分中心村的中小学能力建设,今日会是何等景象?那必将极大改善这些人口实际承载地的教育条件,最终惠及城乡所有学子。这种受益,将泽被整整一代人!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近年来,虽笔者较少调研农村教育问题,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数十年累积的问题,绝非一朝一夕可根除。上述症结必仍以各种形式存在。殷切期盼国家相关部门能:深化乡村振兴(特别是城乡关系演变)的理论研究;精准把握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规律与教育资源配置规律的内在联系;以国家资源投入效益最大化和人的发展为根本目标;坚持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战略;最终,有力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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