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刊说明:
2012 年农历正月写于家中的这篇文字,属自传体裁。原网络发表标题为《历经半个世纪云烟,追忆农村往事》,部分内容于 2015 年编入江西省抚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人民公社》一书,同年全文收录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档案库》网刊《民间历史》。本次重刊未改动正文内容,仅订正部分错漏并增补小标题。全文分三至五期推送。
—— 李昌金 2025 年春于江西
龙年,十二年一轮回。
龙年的正月,我没有像往年那样天天去亲朋好友家拜年喝酒,而是一个人待在家里,静静地聆听世界上最悠扬、最具慈悲感的佛教音乐 —— 尤其是女声佛乐,旋律优美,一听便觉身心清凉。一段佛音,将我的思绪拉回童年,回想起过往走过的路……
一、乡土童年纪事:贫寒岁月里的生存记忆与成长烙印
我出生在贫寒的农村家庭,家族世代务农,并无一人在朝为官。老家位于凤冈镇马停桥村王家村小组,王家村共有三个自然村,我家单独住在其中一个自然村。这里离县城不过两三公里,早年称凤冈公社,后经地名普查改为城南乡,前些年 “撤乡并镇” 风潮中,城南乡、谭坊乡合并到凤冈镇。我的母亲性情刚烈、疾恶如仇,脾气暴戾且泼辣厉害;父亲则性格懦弱、逆来顺受,只知埋头劳作。母亲一生育有十个孩子,仅存活七个 —— 另外三个或夭折或饿死。我排行老四,于 1962 年冬天的一个凌晨来到人世,上有两兄一姐,下有两弟一妹。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三年自然灾害交织的岁月里,既要与天灾抗衡,又要在政治运动中周旋,拉扯九口之家谈何容易!那时期,哪家没有一本血泪交织的苦难史?饥饿、屈辱、煎熬与挣扎刻骨铭心,经历过的人毕生难忘。这对如今的 “80 后”“90 后” 而言,简直难以想象。母亲曾说,人民公社食堂时期,每人每天仅几两口粮。一日,母亲领回全家的饭食,大哥实在饿得难忍,竟偷拿了几人份躲到菜园里吃光,被母亲发现后打得半死。父亲曾在养猪厂做工,偶尔偷些猪饲料带回家给孩子们充饥。好在我出生后,农村极左政策已有所调整,集体食堂解散,基本告别饿肚子的日子。但不饿肚子并不等于天天有大米饭吃,吃红薯渣、吃红花草算是好的了,我家就经常吃这些东西。
荞麦糍是那年月最好吃的东西之一,听母亲讲,还是在吃集体食堂的时候,一个村民由于平时饿得太狠了,一次集体加餐吃荞麦糍,吃太多了,结果给撑死了。后来政策也准许农民养猪,但养猪主要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记得每户一年至少上交一头毛猪。猪肉只有过年自家杀猪时有吃,平常过时节生产队会统一杀一两头猪,每家能分到一点,其他时间基本上就见不到肉影子。所以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过节,因为只有在那时才有肉吃。
光吃饱肚子没钱用也不行。我就亲眼看到过几次母亲偷偷摸摸,把家里的红薯粉、大米等卖给附近国营良种场的职工,若被发现是要挨批斗的。我曾亲眼目睹生产队里批斗 “地富反坏右” 的情景:把吃饭用的瓷碗残片再打碎,然后放在长凳上,再叫被批斗的人跪在上面,那惨状至今想起仍不寒而栗!
文革初期,我也曾到县城开批斗大会的现场,开会地点在县城广场(现老城南乡政府附近的天主教堂那里),那些戴高帽、涂黑脸的 “牛鬼蛇神” 被从各处押解至此,印象中批斗大会人山人海、声势震天。记得在读小学时参加过红小兵监督 “地富反坏右” 劳动,他们在前面扛竹子,我们四五个小孩就在后面用竹条时不时抽打,催赶他们快走…… 如今想来,真是造孽!
在那穷困和缺医少药的年代,家人平安不生病还好,一生病麻烦就大了。小病还好,通常吃点自己弄的草药,最多的还是 “漆火”—— 以灯芯草蘸茶油点燃,灼烧穴位。我小时体弱,经常患疟疾,父亲又特别擅长 “漆火” 功夫,所以一得病总是要用 “漆火” 这一招,疼痛钻心,真是难受,所以每漆一次火都要痛哭得一塌糊涂。这是小病,还得过几次大病住医院:一次是火烧大腿。那时家里穷,穿破棉裤,掉出来的棉絮挨着脚下 “竹火笼”,结果点燃了棉裤,由于怕母亲知道后挨打,于是躲到另一间屋里,结果越烧越大,整个大腿皮烧掉了,只能住进医院,至今腿上仍留大块疤痕;一次因肚里蛔虫泛滥,住院服药打针后排出大量虫体;还有一次头部生痈疖,肿大流脓,不得不手术引流。几次住院都在县医院,医院住院部很简陋,就是两层楼的木结构房子(三十年后,那里曾一度成为我的宿舍,因为我爱人在县医院工作,单职工分不到房子,只能住那个由旧住院部改成的单位职工宿舍,在那里住了好几年)。
听母亲说,有几次大冬天,冰天雪地,我们姊妹中有得急病的,乡下没医生,母亲就背上孩子,荷包装满谷壳,路上尤其是桥上结冰,容易打滑,母亲就把口袋的谷壳撒在地上,然后爬过去,以免打滑跌倒。由于家庭贫穷和缺医少药等原因,我姊妹当中还是有三个因病夭折。我父亲也是身体很不好,加上长期劳累,老是生病,尤其是有几年患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经常卧病在床,不能参加集体劳动。由于父母劳动力不强,生病不出工又没有工分,加之人多吃饭,所以那些年生产队年终搞分配时,我家总要做超支户。那年月做超支户不是件很光彩的事,总有在生产队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的感觉。
母亲虽目不识丁,却以强悍个性撑起全家,家里家外全靠她一人操持。她很会做人,在外人缘也不错,也很大气,经常请大队生产队干部来家里吃饭。但要维持一个近十口之家,而且家运又不济,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巨大的生活压力使本来就脾气暴戾、性情刚烈的她,脾气更坏了,甚至我觉得她有某种心理变态。于是,我们几个姊妹就成了她的出气、减压的工具。在我印象中,几乎没有几天平静的日子,稍不如意就要被打骂,当然,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几姊妹做了 “坏事”,打得厉害的时候,脚上、身上的肉都要粘下来。再有就是被打时往外跑,不敢回家吃住,就在外过夜,柴间里、马路涵洞里、田里稻草堆里常是我们几姊妹过夜的地方。
因为家里穷,除了大米饭,其他副食品及瓜果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别人吃西瓜、包子、面包,那被馋得真叫难过,实在难过,为解馋有时就把别人吃剩丢掉的西瓜皮捡起来吃。记得有一次,被糖包子馋得难过,就一个人从家里偷点米,然后偷偷摸摸跑到街上,排很长的队用大米兑换了几个糖包子吃,那味道真叫香啊,一辈子也忘不了。还经常到别人菜地里偷点黄瓜、红薯、花生之类的,但要是被发现告到父母那里,总少不了一次打骂,然后就是到外面过几夜。
没钱买鞋,我小时就是自己动手,用板子做鞋子,农村叫 “喀鞋”。冬天就光着脚穿一双自己做的 “喀鞋” 坐在桌上看书。此外,就是我们几姊妹穷则思变,开动脑筋想办法通过劳动赚点钱。如打蛇,打来蛇把胆剥出来卖钱(记得一次卖得 1.3 元、一次卖得 4.12 元),那时不懂吃蛇肉,蛇肉一般丢掉;另一个办法就是到马路边等无主的树木上采摘桐子、苜子或山上采摘黄栀子、橡子、草药等到县城国营药店去卖钱;还有就是捡一些废铜烂铁卖,有一次去附近的国营良种场弄一个灯头上的铜器卖钱,不知道有电,结果手心被电打烧烂了,打昏掉在地上半天才醒来,那次差点被电打死了,回到家里也不敢说,否则又要挨打。我们用这些卖得的几十块钱买雨鞋、图书、学习用品等,还有交学费等。
父母穷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可以说没过几天的舒心日子,也没有享几天的福,七个孩子要长大、要读书、要娶媳妇…… 父母都会吸烟喝酒,但哪有钱买烟酒,酒多是自家做的米酒或稻谷吊的酒,抽的烟主要是自己种的黄烟,再就是我们几姊妹到国营良种场捡一些别人丢掉的烟头,拿回来给他们抽(国营县良种场离我家仅 200 米,场里经常有县上来人,都是吃好烟,还有西瓜等水果招待。国营良种场的领导和职工与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农民的生活境遇完全不在一个层次)。等我们儿女差不多都长大了,他们却由于长期劳累,积劳成疾得了各种慢性病相继离世 —— 母亲 58 岁因心脏病去世,父亲 64 岁因脑溢血身故。我们几姊妹都没尽到孝心,没有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每每念及,愧疚难平。
我的小学是在家门口上的,小学是由生产队和国营良种场合办,好像是各出一个老师,没有正规的老师,一个是国营良种场职工,一个是生产队知青,两个班合一间教室,一个老师教几个年级,也没有什么教材,感觉什么也没学到。大概三年级时,不记得什么原因,我没去读书,在家放了几年牛,后来由于父母嫌我在外放牛老是 “生灾闯祸”,经常有人到家里告状,于是父母不准我再放牛,用竹条逼着我又去读书。
读到四五年级,大概十三、十四岁开始,每放寒暑假还有农忙假(一个月),都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赚工分,一直到初中毕业。按当时生产队规定,刚参加集体劳动的人每天工分都是三分(大概值三毛钱左右),当然,“打夜着”(晚上劳动两三个小时)可以加点分。还有割禾是按收割稻谷数量计分,冬季挑土平整农田也是按重量计分。拿三分的小孩和拿十分的大人在一起劳动是很吃亏的,劳动量少不了多少,挑谷大人一担,我也是一担,只是谷箩小一点,栽禾也是一排压着栽过去,只是比大人少几行禾,但工分只有大人的三分之一。还是小孩的我,身体尚在发育阶段,却几乎要承担大人一样的劳动量,怎么吃得消啊,挑谷一担一百二十多斤担子压身上,没办法只有咬紧牙关忍着。栽禾割禾一连几小时,连起身的机会都很少,腰都快要断了…… 回到学校,还是要参加劳动,那时学校搞勤工俭学,学校有田,要种水稻,每个学生都有 “割青”、“烧火土灰” 的指标任务必须完成。
我的初中是在生产大队上的,而且是首办初中,同样没有正规的老师,也是由下乡知青担任,也没有教材,化学、物理课没有开,语文多是用报纸当教材,都是一些 “批林批孔”等时事政治 之类的文章。我刚上初中时写的一篇作文《松不老》(模仿小说里的一些描述,写一个我参加生产队劳动接触较多的老农),竟然被语文老师当成范文,拿来给班上学生讲课。数学是学习农业实用知识,什么农田基本建设测量之类。
我的一点语文水平,全凭看了几部那个年代的小说,记得有《较量》(阶级斗争题材),《铜墙铁壁》(战争题材),还有手抄本《孤坟鬼影》、《第二次握手》等,还有就是听广播。小学初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连最简单的分数、拼音都不会,不过学校的文艺活动倒是挺丰富的,每年 “六一” 儿童节什么的都要表演节目,记得自己演得最多的是 “三句半”,内容多是与当时政治有关的内容。还有那时集会很多,记得我第一次登台发言,紧张得快晕过去。还有集会总要喊口号,一般是由我领口号,什么 “打倒走资派”、“打倒四人帮”、“拥护华主席”…… 等等。那时候写文章开头总少不了几个 “下”,在毛主席或华主席、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派大好形势下……
我的童年,不知道撒娇是什么滋味,没有体会到多少父爱、母爱,也没有感受到多少家庭的温暖,基本上是在打骂中、在寂寞中成长…… 那些对健康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的东西,我没有得到,这就注定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或多或少要遇到一些心理问题,进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童年的快乐,一是和同伴们一起玩耍、一起劳动,如做游戏、挖野菜、砍柴火等;二是放牛的那几年,至今我仍然会想我放过的那头壮硕的公水牛,它的名字叫 “三事股”,背脊很宽,骑在它身上很温暖、很舒服;三是沟渠里抓鱼,那时不像现在田里、沟渠里看不到鱼,那时田里沟里到处有鱼,尤其是春天打雷后,田里水圳里各种鱼儿成群结队。我们抓鱼的方法很多 —— 截流干水、松明照鱼、茶枯药鱼,抓到鱼时的高兴劲儿,简直没法说。那时生产队一年总会有一两次,或是用抽水机抽干,或是靠人力舀干集体鱼塘的水,之后便下塘捕鱼。每家每户分鱼,每当这个时候,队里就像过节一样,老老少少都特别开心,都围在鱼塘边观看,等队里抓完鱼后,大家蜂拥下到塘里,去找那些队里漏抓的鱼,只要下塘的多少总能抓到几条或大或小的鱼,所以人人都很开心快乐;四是看电影,那时大人小孩看电影几乎就是全部的精神生活,只要听到哪个生产队放电影,不知有多高兴,于是早早吃完晚饭,跟在大人后面三步并两步,赶到三四里甚至七八里外去看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员在我们眼里简直就是天使,看见放映员就像看见天使下凡。
那时能看到的电影其实很少,很多时候是重复看一部电影,记得《侦察兵》看了七次。男孩大都对战争片、侦破片、间谍片情有独钟,有些电影情节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印象比较深的电影有:《决裂》、《白毛女》、《铁道卫士》、《南海风云》、《打击侵略者》、《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外国片有:《第八个是铜像》、《卖花姑娘》、《一个护士的日记》、《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有机会真把这些电影再看一遍。记得小时候,一次听说公社要放电影,便早早吃完晚饭,一个人步行到公社,谁知消息不准,公社没放电影,那时天色已暗,只好一个人回家。从公社回家要经过 “大南关” 一片坟地,小孩一个人走很怕,于是一个人一边哭、一边小跑着回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年代正月到县城看电影,那时正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看电影是唯一的也是最高享受,因此大年初一大家都赶到县城去看电影,但电影票却一票难求。要搞到一张电影票没有十八般武艺是不行的。电影院售票窗口一大清早就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强悍的人便踩着下面的人身、人头挣扎挪到窗口买票。那时候特别羡慕在电影院工作的人,觉得这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职业。要是谁在电影院有熟人,能弄到电影票,大家就觉得这人特别有本事,都很眼红。
最让人羡慕的工作还有食品站的工作,因为人人都要找他们买肉,而且可以买到好肉,否则就是有票,也要排上老半天的队,还不一定能买到好肉。那时肉票、豆腐票只有城里人才有,农村的人基本没有,只有交了毛猪上交任务才能得一些肉票,交了毛豆任务就能得一些豆腐票,有了票还得老早赶到县城,排上老半天的队才轮得到,而食品站有熟人就能走后门很快买到肉。
二、求学突围:夹缝中的共大岁月
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苦闷压抑的家庭生活,促使我萌生了离开家的念头。在一次生产队集体劳动时,我偶然听大人们议论说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要招生,于是背着父母偷偷给公社党委写了一封申请就读共大的信(为此得罪了大队干部,他们说我不懂事、不尊重大队干部,未经大队同意就越级向公社递交申请书,母亲不得不向大队干部赔了许多不是),打算初中毕业后就去读共大。
1977年凤冈公社秋季高中开学,因为没收到去读共大的通知,我决定先到公社高中报到,但入学第三天,公社突然通知我参加共大招生考试(就读共大需公社组织考试并开具证明)。我随即放弃高中,到公社参加了考试(当时按主流看法,放弃高中去读共大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参加共大招生考试共三个人,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考了第二名,但到了开学的时候却没有我的通知书,经打听是有人走后门把我挤掉了。我母亲性格刚烈,跑到公社大闹一场,后公社与共大那边协调,大概考虑到读共大并非争抢的 “香饽饽”,所以同意增加一个名额。几天后,我打点行装,由母舅陪送到共大,被分配到“植保班”,开启了两年的共大生活。
1978年与同学在校园内油菜地合影(右一为本人)
但凡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共大曾经是计划经济时代教育战线的一面红旗,都看过电影《决裂》,都记得那句经典台词“马尾巴的功能”,记得片中插曲“满山的翠竹青又青,满山的杉树根连根,新型的大学办得好,它和工农心连心”……还有毛主席的亲笔信:“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实是很好的。”
1958年,江西创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适应改革开放后教育事业发展新形势,江西省和地区共大陆续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和各区地农业学校,县级共大则逐渐停止招生,教师分流到相关部门。共大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功绩不可磨灭。从1958年到1980年,江西全省共大培养了21万余名毕业生,这批乡土人才成为那个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受欢迎的“赤脚农技员”“赤脚医生”“赤脚老师”(公社的植保员、种子员、兽医员、护林员、农机员等“七员八员”),大多出自共大。时至今日,许多共大毕业生仍默默坚守在农村一线,但随着年岁增长,他们已年事渐高并陆续退休,正逐步告别这片奋斗多年的土地。共大是江西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其办学理念与实践经验对于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978年与同学在校园附近的河滩合影(左一为本人)
宜黄共大坐落在宜黄县桃陂乡梅坊村,那是一个偏僻的山村。不过,我倒觉得那里风景宜人——四周群山环抱,校区绿树成荫,不远处有一条清澈的小河。共大秉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社来社去”的办学宗旨,学生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上课。共大生活异常艰苦,每天伙食费仅三毛钱,没菜时就用盐水、红薯、萝卜干下饭,一两个月才能吃上一顿红烧肉,因此每逢吃肉的时候就像过年般欣喜。一些学生为了多吃一份肉绞尽脑汁——那时食堂用钢板刻制油印饭票,每月从壹号到玖拾号,不同月份以不同颜色区分,过期作废。若有同学回家或周末去附近的临川龙骨渡游玩,饭票就会作废。一些学生便瞅准机会,用圆珠笔修改饭票日期,将过期票用水贴吃饭小盆边沿,假装刚从校外回来,气喘吁吁地排队打饭。老大师傅眼神不好,对着灯光反复辨认,分不清真假,便一边嘴里嘟囔,一边不情愿地给学生打肉。成功多吃到一份肉,这些学生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不过,共大食堂的菜虽然差,但米饭确实很香,共大自己种的大米用砂钵蒸制而成,即便没菜也能吃下。共大学生多为十几岁的少年,正值长身体的年纪,个个馋得要命。学校伙食差,许多同学便偷偷摸摸到附近生产队农民地里摘一些红薯、甘蔗、西瓜等充饥解馋,偶尔也下河抓鱼虾。没有锅灶,就在寝室外用石头垒个小灶,用洗脸盆煮食,大家分而食之。周边生产队时有村民来校反映问题,教务处长符节约(师生们私下都叹服其与生俱来的政治禀赋,这位教育工作者后来转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抚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数年前退休)每日早操后必以洪亮嗓音开展半小时训导。情节严重者需在全校大会上公开检讨。现在回忆,尽管共大生活艰苦,不过,但大家精神上还是比较充实的。
2019年8月,40周年班庆参观共大梅坊旧校址办公室大门
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是王定华(典型的知识分子,共大解散后进入政界,曾担任宜黄县政府副县长,现已退休)。第一年,我对植保专业课如饥似渴,最大的理想是毕业后到公社当一名“赤脚植保员”。然而一年后我意识到,一个祖祖辈辈务农、毫无背景的农家子弟,想进入公社体制比登天还难。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唯有参加公平竞争的考试。1977年恢复高考后,江西省共大总校(1980年改为江西农业大学)和抚州地区共大分校(1980年改为抚州农业学校)也恢复考试招生。1977年至1978年,共大面向全省市县分校单独考试、单独划线,既考专业课,也考语数理化。预感到机遇来临,我邀了几位同学找到校领导,申请从集体宿舍搬到离校中心区约500米的职工宿舍——那里人少安静,便于学习。从此,我从零开始自学,从小学分数运算、汉语拼音学起……
机会终于来了。1979年,抚州地区共大分校面向全区县共大应、历届毕业生招生,采用全国统一高考、单独划线的方式。我决心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除了一本从新华书店购得的《高考复习资料》,我没有任何学习资源,也没有老师指导。共大每晚9点停电,我们没钱买煤油灯,只能白天偷偷到附近排灌站弄些柴油,晚上围坐在冒烟的油灯下苦读。柴油灯熏得人脸发黑,偶尔抬头对视,大家都忍俊不禁。就这样苦战近一年,从小学到高中课程囫囵吞枣地学了一遍,尤其是高中知识仅掌握些皮毛,但好歹有了“半桶水”的底子。
2019年8月,40周年班庆参观共大梅坊旧校址宿舍
记得那年宜黄共大几十名考生参加高考,具体时间已记不清,考点设在县实验小学(现已拆除),考试科目包括政治、语文、数学、化学、物理。题目难度极大,中专录取线约180分,共大分数线低几十分。我们政治得分普遍偏低——若像县中考生那样有老师辅导、有复习资料,政治多拿几十分,也能上普通中专线。我的分数主要仰赖语文科目,尤其是写作部分得分尤为突出,否则很可能难以达到分数线。
两个月后高考成绩揭晓,宜黄共大应届生3人、历届生2人被录取,我是其中之一。那张大红榜就贴在总工会对面的百货公司广告栏——如今仍是信息集散地。方寸红榜,于寒门子弟恰似科举金榜,更如鲤跃龙门的具象化。用乡亲们的话说,从此握笔杆子代替锄头柄,端上了“铁饭碗”。对祖辈面朝黄土的农家子而言,这是真正的命运转折。因此,1997年2月春寒料峭时节,惊闻邓小平同志逝世的消息,在与乡里同事乘车返城途中,在颠簸的乡村公路上,同事们不约而同忆起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历史功绩——正是他力主恢复高考制度的历史性决策,让千万农家子弟通过知识改写了命运轨迹;正是他擘画的改革开放蓝图,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康庄大道......
2019年8月,40周年班庆师生合影
三、扎根乡土:公社干部的平凡岁月与实践记忆
1979 年 9 月,我离开家乡,到70 公里外的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抚州分校” 读书,读农学专业。共大抚州分校在临川区钟岭乡,开始一年要参加劳动,像烧火土灰、栽禾割禾之类,第二年的3月,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抚州分校撤消,成立抚州农业学校,校址从抚州市钟岭迁往临川县鹏溪(湖南乡鹏溪村),这里过去是抚州地区 “五七” 干校,此后基本不用劳动了。学校生活平淡,每天三点一线,却也学到不少农学专业知识。
1981 年 7 月毕业,农校毕业后我又回了 “农门”,不过不再当农民,而是成了 “公社干部”。这年 9 月的一天,我背起行囊,前往宜黄县最偏僻的东港人民公社报到,正式踏上公社干部的岗位。头戴草帽、身背黄背包、脚穿解放鞋,背包里装着笔记本和一个盛有毛巾、牙膏、牙刷的塑料袋(有时把毛巾绑在背带上),身上揣着换好的零钱和零粮票(吃派饭用,每顿四两粮票,早餐一毛五分,中晚餐各一毛七分)—— 这就是我新角色的行头,也是那个时代 “公社干部” 的标准形象。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与农民为伍、与大山为伴的人生历程。起初担任农技员,后来兼任过农经员、土管员、民政助理员等,不过最重要的工作还是下乡包村。
那时下乡和现在大不一样,现在下乡多是在村里吃顿饭(离县乡近的常去馆子店),交代完工作就返回。那时下乡要么走路,要么骑自行车,吃饭基本吃派饭,村里很少专门办伙食,且必须给粮票和钱 —— 东家有的收,有的不收,这取决于村子的生活水平、风气以及东家小气还是大方,但我们总会尽量让他们收下。有时也会被相熟的农户请去吃饭。公社书记、社长等领导下乡,起初一般在村书记、大队长家吃一两顿,时间长了也吃派饭。其实农家派饭很可口,菜大多是自家种的、养的,村民对干部普遍客气,家里有腊肉、鸡蛋、米酒都会拿出来,吃饭时女主人常不停地劝菜,以至于农村妇女劝菜的口头禅成了人们饭后的笑谈:“吃,干部,多吃点,没什么菜,蛋是自己生的、肉是几块X肉……” 那时村民办红白喜事,都会叫包村干部去喝酒,可见干群关系十分融洽。
刚到东港公社时,我常和曹小平书记步行下乡(他是东港公社设立后的首任公社书记,当时在公社威望极高,如今已已很难产生这样的书记了,现在的大多数书记乡长,没几个农民认识,有的刚认识可能就调走了),在农家吃派饭、住土房。有些农户的床睡起来不舒服,两人挤一张床,被子是旧棉絮,硬邦邦的,床垫是光竹席,刚睡上去冰凉,很久暖不热。
那时下乡一次两三天是常事,最长的一次我住了半个月。参加工作第二年,我在东港公社余溪村包村,一年下来几乎全村每户都派过饭,村里人基本都认识我,见面亲切地喊我 “小李”。白天跟着农民下地劳动,下雨天常在组里开村民大会。那年我参与了村里的分田到户(即大包干,之前是小包干)和分山到户工作(其中有大量的工作,包括划清四至、调处矛盾纠纷、确定分山资格、现场确认、填发三权证书等)。不过,那时最重要的工作还是 “三要”:要钱、要粮、要命。要钱主要是几十元的农业税,农户一般不拖欠,但后来的定购粮任务重,完成有难度;计划生育工作最难,常夜里突击到农户家抓结扎对象,抓到后还要看守、抬上手术台,像打仗一样。看那情景,心理也真的非常难受,很同情那些实施计生措施的农村妇女,她们真的太难了!
那时,为完成粮食定购、计划生育等任务,扒粮、牵猪、拆房子的事时有发生,不过多数时候只是吓唬人,真正实施这些措施还是极少数,况且作为国策,农民也较理解。回想起来,为了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人口增长,农民付出了很大代价,基层干部也牺牲颇多,很多人因执行政策受伤害。
1984 年,我考入首届电大全日制党政干部专修科,脱产到地区党校电大班读了两年书。电大两年学了不少知识,每门课都要全国统考及格。毕业后回到东港公社,继续从事老工作。这一年公社改成乡政府,有一年我还被下派到淡水村担任村支书。在偏僻的东港乡工作十年后,1990 年我调到县政协咨询联络科任科员,待了两年感觉一天到晚坐办公室,喝开水看报纸,浑身不自在,觉得虚度光阴。或许命运使然,两年后我又回到熟悉的乡土田野,到一个乡农业技术推广站任站长(我县重视农技推广,将站长升格为副科级),重拾老本行。
宜黄县老中港乡水尾村周彼村小组
人民公社时期,乡里只有七员八员(平日里大家把这些人叫做 “员员子”),没有七站八所,农业方面只有种子员、植保员,多从农村招聘,属临时工,乡里再配一名国家干部身份的农技干部,这些 “员员子” 十分管用。改革开放后,社会治理向现代化转型,科层制改革推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中央部门垂直管理强化,基层服务队伍发展为规范化站所,过去的七员八员分期分批转为聘用制干部,享受国家正式职工待遇,同时还从农村或社会招聘大量人员(很多都是通过关系入选的)。那时特别重视农业,乡里设分管农业的副书记。1990 年我县成立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充实了学农干部,发展农业是乡政府的重点工作,主要抓产业结构调整、推广农技,靠行政手段层层下压任务,如种桑养蚕、种油菜绿肥、推广抛秧(现已普及)、旱床育种等,农技站负责配套技术和物资等。同时农技站人员也要参加乡里的中心工作,另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卖种子化肥农药创收,改善本站农技人员的福利待遇等。
1992年之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下,全国出现一轮新的改革热潮。在这个背景下,全国刮起给农技推广机构“断奶”的风潮,即财政不拨工次,把农技推广工作推向市场,随之全国农技推广体系呈现出了“网破、人散、线断”的状况。县里要断我们的工资,于是我们这些当站长的就去县里找县长。后来中央叫停了这种改革,并出台了《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1999年之后,随着我国推行分制改革以及由农产业价格低迷导致农民收入下降等,农业负担加重。那时县乡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制度,乡镇财政困难没钱发工资,农技站的人一年只能拿上三四个月工资,农技站名存实亡,农技人员各奔东西、自谋生路,这种状况大概持续到2004年,农技站的人累计五六十个月没有领工资。但七站八所消失的五六年里,乡里事业并未受太大影响,不禁让人思考:这些站所是否可有可无?无为而治是否是更好的管理?
宜黄县圳口乡麻坑村
2004 年全国启动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时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推行 “咸安政改”,搞乡镇事业单位 “以钱养事”,轰动全国,获 “改革家” 称号。但改革争议不断,反对声不绝,省委书记俞正声力挺他。中国改革者仕途多波折,几年后宋亚平调省里任虚职 —— 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前年重新出山任省社科院院长,这职位很关键(2010 年 9 月,全国轰动的 “宜黄强拆自焚事件” 发生后,我撰写《剖析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一文,一夜之间传遍全网。文中 一句疑问“各地通过依法实施的征收拆迁工作提升了建设效率,有力推动城市化进程并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因此是不是可以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引发广泛争议,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凤凰卫视等数十家媒体迅速跟进并发表评论。宋亚平从共事同仁处得知我的情况,认为我当时必定承受巨大压力(实则我并无压力),需要有人安慰和声援,便特意致电于我)。
“咸安模式” 最终未全国推广,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没跳出 “精减 — 膨胀 — 再精减 — 再膨胀” 的怪圈。2005 年江西省开展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把分散各地的七站八所人员召回,合并涉农站所为 “农业综合服务站”,结果农技人员行政化,上面察觉问题后又要求改回重建农技站,至今仍在折腾,正所谓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知何时是尽头?
乡里农技推广边缘化,市县也差不多。计划经济时代,县委书记县长下乡必带农业局农技、植保人员,如今领导身边换成了老板、开发商。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农业部门的功能大大削弱,农技人员下乡越来越少 —— 没车、没补助,谁愿去?坐公交下乡甚至会被视为怪事。且各级农技人员老化、知识陈旧,虽身处 21 世纪,知识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若问市县乡三级农技部门三五年关门如何?答:一切照旧!当然,农业行政管理还需维持,但也仅能勉强运转。没有政府农技部门,农业新技术、新产品如何推广?答:市场自有办法。
宋亚平近照(中)
1995 年换届,我改任该乡常务副乡长,分管农业和林业。乡政府主要工作仍是抓农业结构调整,如栽油菜、种绿肥、农田冬翻、山上造林,全省皆如此。县里要求所有单位挂点栽油菜,甚至提出 “油菜决定帽子”,完不成任务就摘乌纱帽。为逼农民限期栽油菜,一些地方动用警察封锁集贸市场,赶农民下田。现在看来荒唐 —— 沿海大搞工业化、城市化、招商引资,我们却困在计划经济旧梦里,显然当时省里领导思想未 “与时俱进”。(江西民间常议,建国后历任省委书记中,邵式平、程世清、孟建柱三位备受认可,邵式平解放初保江西发展不落后,首开南昌城建新局;程世清文革时推动工业、农业双提升;孟建柱在改革开放滞后时带江西重回正轨。民间议论或有片面,却应了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此外,乡里大量工作还是 “三要”:收农业税、三提五统、定购粮,抓计划生育。好在当时粮食市场封闭,粮食局、派出所、乡政府上路卡粮,农民粮食只能卖给粮管所,欠款可从粮款扣除,我们只需收尾欠。粮食双轨制弊端重重,导致银行大量贷款无法收回,滋生腐败 —— 一个粮管所招待费竟达 20 多万元,粮仓粮食低价卖给私人老板,钱不还银行,肆意挥霍。林业情况类似,夏秋搞林业大会战,在马路边指定山场造林应付检查,几年后仍是荒山,成了 “练兵场”。林业另一项工作是处理乱砍乱伐,对违规林农罚款,不肯接受处罚的可能采取拘禁等手段。如今想来内疚,但当时一是维护林政秩序,二是为兄弟们创收解决福利。中国林业问题根源在计划经济遗留的集权管理制度,根据科斯定理,产权明晰后政府无需过多干预,社会自会高效解决。
四、负重世纪末:一个乡镇干部的三农突围叙事
1999年底换届,我被调入另一个边远乡,任乡党委副书记,分管综治和林业工作。综治工作本应最实,却在实际中变成最虚 —— 部门内部 “体内循环”,下一级综治办的主要精力全耗在上一级的检查上。因是 “一票否决”,事关政绩和乌纱帽,没人敢怠慢,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县综治办人员享受公安警察待遇。综治工作年年翻新花样,美其名曰 “总结推广”,实则为显成绩、好写总结,什么警务前移、司法调解中心、综治大楼…… 层出不穷。论理,乡干部本就是一线调解员,提倡 “无办公室办公” 倒贴合实际,可硬性规定建几层楼的综治大楼,实在没必要 —— 毛主席在延安窑洞指挥千军万马,现在有多少矛盾纠纷需要几层大楼?综治办推广的 “五子登科”(牌子、章子、房子、票子、位子)更是难为人,乡里发不出工资,每年还得交几千块给县综治办,换回一堆牌匾、杂志,全是摆设。
世纪之交的三年,我在这个乡任职期间堪称改革开放后 “最黑暗” 的阶段。一方面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百斤稻谷仅售二十余元,农民收入跌至冰点;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后,各级以 “人民事业人民办” 为名设立百余种涉农收费,将经费缺口与职工福利开支转嫁到农民身上。一减一增之间,乡村两级举步维艰,基层政权岌岌可危……
那时乡干部拿不全工资,得靠 “创收”(收费、罚款,如计生、林业处罚)自挣一部分。乡里将干部分成若干组,分片包干,创收即发薪,无收则断饷。但这并非主业,主业是完成 “中心工作”—— 上交县里税收和乡统村提任务,完不成便要干部自掏腰包或贷款垫付。因存在缺口,村里任务完成不等于全乡完成县里下达的任务,这就催生了 “空转” 奇观:乡里交县里五万,县里返三万作工资,乡里却将这三万再次上交,几番周转,账面任务完成,干部教师工资却没了着落。于是教师罢课、七站八所解散,唯有乡干部硬撑,只为守住基层政权的最后防线……
第三届全国县乡干部论坛合影
农民交不起或不愿交税费,老办法又用上了:扒粮、牵猪、拘禁、拆房。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今天某地农民被逼死,明天某乡政府被打砸,消息不绝于耳。中央频繁通报处分基层干部,同事中有人被打断腿、打破头,我作为片长,每次下乡收税费都如履薄冰,多少次险象环生、绝处逢生(我作为两个片的片长之一,我不上谁上?)。乡干部苦啊,工资 2000 年才三四百,调资后也仅七百多,2001 年换届我被欠 16 个月工资,直到 2006 年记者朋友一篇《宜黄公务员工资被拖欠 51 个月》引发关注,县里才不得已解决部分工资,我拿到五千块便喜出望外,其余欠款只当 “为国家作贡献” 了。
目睹农民苦难与基层危局,一批如李昌平、陈文胜般的基层干部 “揭竿而起”,我亦在列。2001 年夏,耗时数月手写近 8 万字的《透视农民负担 —— 来自基层的报告》,匿名寄往相关部门,获专家高度评价。同年调进县城工作,学会上网后以 “一个乡镇干部的千言万语 —— 全方位反映农民负担的方方面面” 为题发表,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当年被新华网评为 “十佳帖子”。有接近高层的网友告知,文章已进入中央智囊及决策者视野。
200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研究期间与袁隆平院士合影
近 30 年农村工作,我亲历改革开放,见证农村变迁。喜见农民富裕,更难忘他们在转型中的苦难与牺牲。我曾发誓为农民呐喊,作为对 “衣食父母” 的回报。此后业余撰写三农文章五十余篇,合著《中国乡村报告》获中央党校优秀成果奖,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等机构调研演讲等。
业余调研不易,非本职工作,只能靠私人关系、业余时间搜集资料,写负面不得不匿名或用化名,生怕给当地惹麻烦。若《透视农民负担 —— 来自基层的报告》署真名,或许早如李昌平般 “出名” 了。即便如此,2005 年《我所经历的经济普查》在经济日报《市县领导内参》发表后,仍引发高层震动,刊物主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时任国家统计局的李德水看过文章后说:这肯定是真的。随后打算派人下来调查,但刊物主编不肯透露我的真实情况,因此不得不躲了起来。
200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研究期间与加拿大学者合影
本世纪初,基层干部写三农文章渐成气候,我们在机构支持下创办 “中国县乡干部论坛”,五届下来影响渐显。随着更多真实声音上达,三农政策终于转向:曾经被妖魔化的基层干部形象得以扭转,农民负担过重等核心问题逐步解决。如今回望,本世纪初的政策转向,离不开我们这些 “基层呐喊者” 的奔走疾呼。
近数年来,我动笔少了。当年基于农民负担的三农困境已随政策调整成为历史,如今的农村正迎来长期向好的发展阶段,三农问题也从基层痛点升级为全民议题。或许,我们这代基层研究者的使命,已在政策转向与社会进步中悄然完成 —— 但那段与农民共患难、为基层求变革的岁月,终将成为我生命里最沉重也最珍贵的注脚。
2007 年于香港城市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期间拍摄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