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篇有感而发之作,是因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近期的一份报告而“落笔”,却也是因自己几十年来扎根基层的“心结”而“落心”。
近日,刘守英教授在“为村讲坛”所作的报告中,依据详实的调研数据将我国村庄精准划分为“治理型”与“发展型”两类,指出前者占比近90%,其核心功能在于扮演好“维持会”。这一论断如石击水,瞬间击中了我多年来观察与思考的痛点。作为一名长期身处江西基层的亲历者,我亲眼目睹了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村庄在资源匮乏与人才流失中的挣扎。刘教授的论断,不仅为我的感性经验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要重新审视中国乡村治理逻辑的大门。
置身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战略节点。然而,在既往的调研与实践中,我深感这一战略推进的核心瓶颈之一,在于本土化理论体系的缺位;而理论的匮乏,根源恰恰是对中国独特国情与农情的认知偏差。长期以来,主流舆论与政策导向习惯于用“宏大叙事”覆盖所有村庄,要求每一个行政村两委都成为经济发展的“领航者”,带领群众致富、壮大集体经济。这种“一刀切”的高标准要求,忽略了我国48.9万个行政村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
这种认知偏差带来的现实后果是严峻的:对于那90%属于“治理型”的落后村或“空壳村”而言,硬性要求其“带富”,要么逼出形式主义的造假,要么逼出盲目投资的债务,不仅无法实现振兴,反而破坏了乡村原有的社会生态。事实上,对于这些缺乏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的村庄,村两委能做好“上传下达”,维持好生产生活秩序,守住了乡土社会的底线,便已是功莫大焉。
因此,借着刘守英教授捅破的这层纸,我试图将自己多年来关于乡村分类治理的思考系统化地呈现出来。我们需要厘清:为何九成村庄不必都“带富”?“维持会”的角色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治理智慧与底线价值?只有打破“齐步走”的迷思,尊重乡村发展的客观规律,让治理型村庄当好“维持会”,让发展型村庄当好“领头羊”,才是对真务实的回归,也是乡村振兴战略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
(正文部分)
笔者长期扎根江西基层,对中西部地区的乡村生态有着切肤之感。现实是骨感的:至少在中西部地区,90%以上的行政村属于发展滞后村或集体经济薄弱村。探究其根源,资源匮乏是最大掣肘。这些村庄的土地所有权多在村小组,行政村一级往往“手无寸铁”。改革开放初期,部分村庄或许还掌握一些耕地或山林,但随着政策调整与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源或已全部分到农户,或被长期承包。如此一来,绝大多数行政村沦为“空壳村”,甚至负债村。即便偶有零星资源,也因缺乏特色、规模太小而难有盘活利用的价值。
基于此,对于这90%的村庄而言,村两委的角色定位应当回归理性——“维持会”。它们若能做好上传下达,维持本村村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一方平安,便已十分不易,理应打100分。这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尊重规律。当然,这并不否认个别村庄有“逆袭”的可能。那些因资源禀赋好、带头人能力强或获得特殊扶持而翻身的案例,往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聚合,属于特例,难以复制推广。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村庄,明确其“维持会”的基本功能是合理的。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若能有所作为,那是“加分项”,可达120分。这与那10%拥有产业基础、以发展为本分的“先进村”有着本质区别。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村庄,让所有村两委做同一套“试题”。这种错位的考核,对于集体经济薄弱的落后村而言,往往逼出两种恶果:一是造假搞形式主义。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集体经济发展硬指标,不少行政村被迫编造数据、通过“空转”来应付检查;二是盲目兴办实体。在既无人才又无市场条件的情况下,硬着头皮上项目,最终因经营失败留下一堆烂摊子,让原本脆弱的空壳村雪上加霜。此类教训,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正因为这种错位,对于那90%的落后村而言,无论是当年的新农村建设,还是当下的乡村振兴,除了享受国家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外部输血”外,轰轰烈烈的主战场似乎与它们关联不大。形象地说,外面锣鼓喧天,热浪滚滚,五大振兴如火如荼,但那仿佛只是“邻居家”的繁华,自己身在局中,却又是局外人。
造成这种局面的另一个深层原因,在于舆论与认知的偏差。在当下的农业农村宏大叙事里,那10%的先进村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政策文件的起草参照系是它们,领导考察调研的路线图是它们,官媒宣传的聚光灯也对准了它们。仿佛只有这10%的村庄有亮点,能烘托崛起的中国,体现太平盛世,更能彰显各级领导的政绩。而那90%沉默的大多数,则在有意无意间被“隐身”了。
值得庆幸的是,思考者并不孤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近期的一份报告,为我的思考提供了极具分量的学术背书。四年前,腾讯SSV为村发展实验室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实施“为村共富乡村”项目;12月16日,在“为村讲坛”第四季第1期上,刘守英教授作了题为《乡村CEO社会价值创新评估——乡村转型中的企业家特征、行为与作用》的报告。基于详实的数据,他得出了与我高度一致的结论:中国乡村应划分为两类村庄——治理型和发展型。
数据显示,前者占89.87%,后者占10.13%。刘教授明确指出,对于治理型村庄,扮演好“维持会”足矣。他在报告中深入剖析了两类村庄的运行逻辑:“发展型”村庄以产业为支撑,关键在于拥有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带头人,能有效整合人、地、业、村要素,构建政府关系网络,争取资源并推动产业化;而“治理型”村庄则面临人口外流、结构老化、资源闲置等困境,其内在动力不足,村组织的主要职能应回归到政策传达、矛盾调解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重点在于维持秩序与保障基本生活。
我们亟需为“维持会”正名,并深刻认识到,在当代中国乡村的特定语境下,“善治的维持”本身就是一个极高的标准,一种深刻的价值创造。所谓“维持”,绝非“躺平”或“无为”。它意味着在社会快速转型的洪流中,守护乡村作为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安全基底的底线价值。它至少包含三个核心维度:作为秩序与安全的“守夜人”,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摆渡人”,以及作为乡土文化与社区凝聚的“守护者”。
“维持会”的哲学内核,是确保乡村社会在巨变中不溃散、不凋敝,完成自身作为社会稳定器和文化蓄水池的秩序再生产。它为可能的发展保存火种,为流动的农民保留归途,为国家大局守护着战略纵深。对此职能的出色履行,理应获得满分评价。
乡村发展犹如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不同村庄处于不同的起跑线和赛道。我们不能用一把尺子量到底,更不能强行要求所有村庄按同一模式奔跑。对于治理型村庄,我们要尊重规律,认可其“维持会”定位,给予适当的兜底支持,让其在稳中求进;对于发展型村庄,则要鼓励其勇立潮头,释放活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乡村振兴不是一场“齐步走”的竞赛,而是一场“精准滴灌”的实践。正视九成村庄的现实困境,归还“维持会”的理性定位,绝非降低标准,而是让乡村治理回归务实与理性。只有当政策制定精准匹配村庄类型,当考核导向真正尊重发展规律,当基层干部摆脱形式主义的束缚,治理型村庄才能守住民生底线,发展型村庄才能释放最大效能。唯有如此,才能打破“以点代面”的认知误区,让每一个村庄都在适合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让乡村振兴的阳光真正照亮每一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