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前,我与浙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会长蒋文龙先生的辩论,余音未了。这场由我拙文引发的讨论,影响之广,已远远超出“乡村运营”“乡村CEO”这些概念本身的是非之争。它折射出的,是我党工作作风中求真务实与华而不实的较量;是如何看待浙江经验——是客观审视,还是盲目迷信、照抄照搬;最终,它指向的是人们如何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哲学命题。
遗憾的是,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在内的不少人,对我的文章只是望文生义、囫囵吞枣,并未真正理解字里行间的深意。我回应蒋文龙会长的《<一号文件未提乡村运营CEO是好事>被误读,回应蒋文龙批评》一文,传播甚广,阅读量很高,但我仍感意犹未尽,很多话尚未说透。当时便有了再写一篇的冲动,以延续这场讨论。只是月初突接深圳蛇口一家智慧农业企业之邀,参与其乡建项目,随即投入紧张的实施工作。直到周末,才挤出时间完成这第二篇回应。尽管话题热度稍减,但我认为这个回应仍是必要且有意义的,更是对自己良心的一份交代。
一、辩论回声: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
正如3月2日,浙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公众号在《观点聚焦 | 概念狂欢还是时代刚需?众家热议“乡村运营”“乡村CEO”背后的真问题》中所言:“文章一经发布,恰似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众多三农领域专家学者、乡村运营一线实践者纷纷下场,就文章观点展开讨论与交锋。”(文中列出的名单包括蒋文龙、顾益康、黄祖辉、李小云、何兰生、任强军等十余位业界人士)。而3月3日,我在“顶端”发布的回应文章,则将讨论引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截至本文写作时,该文阅读量4.3w+,收听5600+,点赞300+;前作《一号文件没有“乡村运营”“乡村CEO”,这才是最好的消息》影响更大,阅读量达6.7w+,收听8700+,点赞450+。
在我参与的“乡村振兴大家谈”和“【嘉言善行】乡村振兴智库群”等微信群中,支持我观点的网友不在少数。一些浙江网友因不便公开支持,转而私信我,坦陈看法。当然,也有质疑和批评。这些不同的声音,恰恰反映了各界人士从不同侧面对“乡村运营”“乡村CEO”等时尚概念的多元理解,有助于我们接近事物真相。兹摘录部分观点如下:
一位民办中学校长、民盟成员、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网友在群里@我:“[强][强][强]我读过此文,写的很客观公正,是对现行三农政策微观修正的赞扬[呲牙]。国家政策,影响全面,哪怕细微的修正,都是不小的进步,表明决策层听取了基层呼声,并能立行立改。更说明,诚恳的建议起作用了。对你能以真诚之心,说诚恳之言,并不遗余力为三农奔走呼号的精神与韧性,我深受感动,无比敬佩[强][强][强][玫瑰][玫瑰][玫瑰]”
某大学教授发言:“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绩冲动,政府换届换一个领导,都想标新立异,搞新花样,因为不用花自己钱,不用负什么责。只有把花钱的权力还给百姓,才能管住他们急功近利只考虑自己的思路。必须给爱乱折腾的人带上紧箍咒,凡是瞎折腾的,从严查办。另外,我们重投入,不重过程,政策评估不科学甚至缺失。结果就悲剧了。纳税人的辛苦血汗钱被白白糟蹋,有的还受各种连累。必须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评估主体多元化,增加百姓话语权,给关键少数人以压力。他们才会真正替百姓花好每一分钱,让人民受益,而不是他自己或部门受益。”
某乡建机构负责人:“所有的推广,都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学习者本身的政治素养是合格的,过硬的。”
早些时候,湖北一位著名三农学者在讨论乡村CEO时更是直言:“这种蠢事竟然还有人去做,还有政府去推,实在是不可思议,荒唐可笑!”
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群友:“所谓的概念,都是一群纸上谈兵的人想出来的,落不得地,一落就死,劳命伤财。更不能以一个样本就来推而广之,现在样本都是怎么来的都知道。乡村发展还得靠村民的自觉与自醒,如果连村民都没有了,这个乡村发展不发展就不重要啦,回归原生态未必不是一个好事。”
某大学博士:“都是在互相搂钱而已!很多乡村CEO乃至做乡村工作的人士也不能例外啊!越来越觉着我们做的事情中90%以上都没有实际意义,很多东西都是噱头!”
福建省一位曾在乡镇任书记、后调某试验区负责农村改革工作的网友私信我:“近一年来我一直在考察、思考、分析乡村运营和CEO,与您的感受大同小异。的确不能美化其作用,要客观地看待其基础条件、因村因时的现实、行政行为和市场行为的占比、现实中的困境和困惑。有人把一些CEO戏称为PPT或短视频。我无意贬低CEO,但也不愿苟同一些吹捧。至今仍未见得关于临安乡村运营有深度的文章,但从不少的报道和专家笔下倒是感受到了其产生的背景和两难。如果没有数以千万上亿的政府资金及强大的行政背书,CEO能做什么?”
讨论中,有群友转发了文章《乡村运营:谁该为这场“热闹”买单?》,其中一句“村里热闹了,运营商却退出了”,可谓我相关文章的现实注脚。紧接着,又有群友转发了《在荆棘中踏出乡路:致敬那些被误解的乡村运营“傻子”》。我随即跟评:“为‘乡村运营’买单的,毫无疑问是冤大头纳税人;而赚得盆满钵满的,无疑就是各类打着乡村振兴旗号的乡建机构和公司。乡村振兴这块大蛋糕,肥了多少人。当然,不管骗也罢赚也罢,只要不违法,那是他的本事,只是不要把自已描述得那么高大上。我老家江西宜黄曹山文创街区,从浙江引进四维旅游(杭州)公司统一管理,结果政府花了一大笔运营费,最后还是一地鸡毛,但运营公司赚饱了。”
我认为,“乡村运营”“乡村CEO”的实质工作,并非什么新创造。这些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一直在干,甚至百千年前的乡村也在干。只不过如今有人造了个新词,套在已干多年的事情上,加了一顶“新帽子”而已。直白说,就是“新瓶装旧酒”。有了这个耀眼的“噱头”,再加上一批专家学者站台,便成了能体现政绩的东西。于是各地纷纷效仿,通过运动式推广,但“一阵风”的后果,大概率是留下一地鸡毛。这样的教训,过去比比皆是。
多位群友在讨论中给予我很高评价,如“李老师眼光独到,振聋发聩之作!”“真知灼见”“一针见血,脚踏实地”等等。这些溢美之词,对我是弥足珍贵的鼓励,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质疑批评我的网友,核心观点无非两点:一是指责我误读中央一号文件,将其曲解为中央反对“乡村运营”与“乡村CEO”,否定了浙江基层的创新实践;二是诟病文章尽是“正确的废话”,未能提出更优方案。至于前者,我已在《<一号文件未提乡村运营CEO是好事>被误读,回应蒋文龙批评》一文中作了回应,在此不赘述。针对后者,甚至有网友直言:“在批评人家之前,最好自己要拿出更好的办法和案例!”对此,我的回应很直接:鲁迅先生一生批判社会,难道他每一篇文章都必须给出改造社会的具体方案吗?
二、浙江人看浙江:本地视角下的冷静审视
我与蒋文龙会长的辩论,核心之一在于如何看待浙江经验——它是否可以被质疑?是否可以随意移植到其他省份?因此,浙江人自己的声音,对于判断浙江经验的“成色”就格外重要。正因如此,我将浙江网友的发言单独列出。
浙江某明星村书记在某微信群@我:“您那篇《<一号文件未提乡村运营CEO是好事>被误读,回应蒋文龙批评》以及之前的几篇文章,确实戳动了浙江一些‘庙堂之上’的人的神经,因为您动了他们的‘奶酪’。依我看,浙江基层的书记、乡镇长和村书记们,内心多半是支持您的。这些年来,在政绩冲动的裹挟下,鲜有人真正在意财政烧了多少钱。用人导向上,能搞出政绩的留,能搞出政绩的上,反之则下。结合我几十年基层观察来看,浙江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正是村级集体经济造假,以及由此衍生的村投公司乱象。”
浙江某规划设计机构负责人私信我(2016年我作为江西省宜黄县政协调研成员赴浙江调研时,这位负责人曾参与接待):“李主任您写的一针见血,观点很写实[强]。浙江有些机构、组织和人,戴着一些高帽子,其实不落地,借助政策的东风,到处与政府谈培训包项目,都是虎头蛇尾。[抱拳]”
又有一位浙江农口领导私信我:“我刚从香港回到深圳,想到您了,特此问候!为您在我们浙江乡建群(【嘉言善行】乡村振兴智库群)里的发言点赞!”
浙江某明星村书记直言:“你们去看看典型的村庄,领导去了门店就开了,业态就多了,领导中巴车没走,坐台的人已经走了。这就是人才引进的基本现状。我常说一句话,乡村不要说俊男美女,漂亮的寡妇都不见了。人才凭什么留在乡村!”
浙江某乡建工作室主任:“乡村CEO,只要给钱,给编制,肯定有人去的。乡村振兴的工作主要是花钱,这是一个‘社会市场’,跟普通的商品经济不一样。”
浙江某知名规划设计师私信我:“因为对一些人来说,不造词,无以立。造词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忽悠同行,收智商税;二是吓退农民,独占资源,用新名词告诉农民,这事儿不是你能明白的,也干不了,听我的就好;三是迎合领导,用新名词代替政绩。李老师为乡村振兴辛苦了[呲牙]。李老师加油,很多人都熟悉,我不讲太多了,我主要在文旅圈吹吹哨[偷笑]”
浙江安吉鲁家村党委书记朱仁斌的直言,更是戳破了造词热的泡沫:“95%的村庄谈村庄经营、村庄运营都没有任何意义,纯粹是迎合潮流的炒作。”鲁家村的实践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早期未提“运营”概念,而是尊重村民意愿,将18个自然村的闲置土地整合为“家庭农场集群”,村民自主经营、按股分红,年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直到后期发展乡村旅游,才适度引入“运营思维”,但核心仍是“村民主导、外来团队辅助”,而非本末倒置。
三、我与浙江:十年来几篇拙文的写作背景与思考
蒋文龙会长在2月28日“乡村振兴大家谈”群里与我讨论时说:“看来对浙江的经验,您是心里一百个不服啊?”这话并不客观。事实上,近十年来我撰写过多篇关于浙江经验的文章,既有肯定与表扬,也有理性质疑。今天转发的这篇五年前的文章,就是对浙江经验肯定的作品。我一贯的态度是:立足事实、就事论事,有一说一,既不刻意吹捧,也不盲目否定。
不过,坦率地说,我不是浙江人,也未在浙江生活工作,更未专门研究浙江,对浙江的了解多来自大学教科书和各种媒体。几篇写浙江的文章,多是机缘巧合。有些文章其实并非针对浙江,但一些浙江的专家学者们非要“对号入座”,认为我是在否定浙江经验。
但我对浙江确有很深的感情。江西与浙江接壤,民间交往密切。改开前和初期,浙江资源不如江西丰富,那时浙江人来江西打工,干最重最脏的活,如山区拉坑木、锯木板,还有走村串户换糖、鸡毛换糖。我对浙江改开后的变化有切身感受。记得1981年,我刚从抚州农校毕业分配到宜黄东港人民公社工作,在余溪村驻村时,结识了几个在那里拉坑木、锯木板的浙江中年人。时间长了很熟悉,有次还在他们那里吃了一顿饭。他们自己吃着很咸的腌菜,却特意煎了几个鸡蛋给我吃……后来不知他们何时离去。我常想起这事,猜想他们回浙江后,是否也随着开放大潮富裕起来了?我相信大概率是的,我在心里默默为他们祈祷。
以下是我近10年写浙江的几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和内容回顾:
(一)《特色小镇建设的浙江经验》
本文是我2016年在江西省宜黄县政协工作期间,为推进县“丰厚工业园区”建设,县政协组成调研组赴浙江调研后,向县委县政府提交的调研报告部分内容。2017年曾在“新三农”公众号、武大三农中国网等平台发表。2025年10月,我以《特色小镇建设的浙江经验:初心、内核与十年再思》为题在河南日报重刊此文,以期温故知新。
特色小镇兴起于浙江,壮大于长三角,后获国家认同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各地纷纷学习借鉴。然而十年间,这个当年的“新潮概念”,因各地理解偏差、盲目跟风与地产化异化,逐渐沦为“失败旅游项目”的代名词。不少小镇热闹一时后,迅速变为“空心镇”“鬼镇”,网上流传的“特色小镇批量死亡”推文,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注脚。
事实上,多数人并未厘清“特色小镇”的来龙去脉。浙江当初打造特色小镇,核心目标是推动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旅游并非其主要功能。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东凌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明确指出:“特色小镇建设落地就是以产业的有效投资,来推进经济转型。”浙江提出建设“特色小镇”,核心原因有二:一是那些年浙江产业投资持续低迷;二是浙江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在这次讨论中,蒋文龙会长说:“特色小镇本身并没有问题,相反,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全国推广后,被扭曲走偏了道路。一些省份跟风学样,带来灾难。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特色小镇这一概念”。我回应:既然特色小镇完全正确,为什么这些年来,浙江不再提“特色小镇”,不讨论、不推进、不宣传、不研究?也就是不能一张蓝图干到底?谁能保证乡村运营、乡村CEO、片区化推广到全国后,不会是下一个特色小镇,变成烂尾工程?上面一些群友的发言,正是针对这一点——一任领导换一个口号。
(二)《农民合作社“三位一体”综合改革六问评析——瑞安“三位一体”农协模式再审视及反思》
2017年,我加盟李昌平的中国乡建院,参与辅助项目地村委会创建“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而“三位一体”改革的农协模式,源于2006年清华博士陈林在瑞安市挂职副市长期间的试验。为吃透这一模式,我查阅了大量当年浙江瑞安的改革资料,仔细研究后惊讶地发现,这项在全国宣传推广了十多年的“成功改革经验”,竟是一顿“夹生饭”——它并非成功的改革经验。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将研究心得公开发表。2021年4月,我撰写了《农民合作社“三位一体”综合改革六问评析——瑞安“三位一体”农协模式再审视及反思》,在武大三农网等媒体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多个微信群热烈讨论,不少业内专家学者给予高度认同。其中,全国供销总社一位中层领导与我微信讨论时留言:
“您之前的《中国农民合作社深度调研报告》和这篇我都看过,我个人的感觉,这是我们当前对合作社认识最清楚的文章了,尤其您关于三位一体合作的这篇。实际上去年一号文件,就是跟您判断的一样,社会上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都是误读。去年一号文件,坦率说是供销系统努力争取来的。供销社的改革,从2015年开始思路就是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坦率说,这几年我们的改革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您文章里提到瑞安的问题,说到了根子上。综合性或者专业性,不应该是计划安排,而是应该有市场决定……这也是三位一体推广难最主要的原因。陈林老师的实践其实还是再建一套这样的官僚体系,实际上根本没有丝毫的可能性。供销社都改不成功,再重建个体系,跟供销社又有什么区别呢?又怎么能确保不再走供销社走过的弯路呢?去年我们努力争取一号文件写了这个,结果社会各类组织想法太多了,起了很多负面作用。您那篇中国农民合作社深度调研报告写得很透彻……农村的问题,有的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着情怀赚钱……但对于一些领导和学者来说,是真有情怀也真想解决农村问题,但是关键在于他们对农村其实并不了解。实事求是最难。”
2022年10月,我以《还原16年前陈林的“瑞安农协”试验——六问瑞安“三位一体”改革:是什么?改什么?成功了吗?》为题,在武大三农中国网等媒体再次发表,并加入了微信群网友的讨论发言。文章同样得到很多网友认同,截至本文写作时,阅读量1.3w+。
令我十分意外的是,文章发表5年后的2025年初,中央党校一位老教授到浙江瑞安调研乡建时,当地有领导竟把他保存的我那篇文章发给这位教授,并表示当地干部群众十分认同文章对瑞安当年“三位一体”综合农协改革的分析。
在这次与蒋文龙会长的辩论中,一位博士提到这篇文章时说:“还是昌金老师敢说,您没错,我2023年去瑞安调研过几天,所谓的‘三位一体’合作社没有传说中的那样好,而且问题成堆,充满各种风险,甚至只剩下所谓的‘金融合作’,相关部门对其有限制。我的观察是,‘金融合作’更像是一些农村精英合作开的银行,一起通过‘放贷’赚钱。真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推崇这玩意。当然,我的感觉与认知不一定对。”
也就是说,近五六年来全国“三位一体”发展的状况,完全印证了我五年前在这篇文章中的判断。这篇文章至少对全国推广“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起到了警示作用,对国家相关部门调整相关政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近期关于浙江乡村发展的几篇拙文
包括《浙江“千万工程”再升级:警惕“片区化”的行政陷阱与振兴异化》《浙江“片区化”激辩:是振兴良方,还是下一个“特色小镇”?》《超越“CEO”光环:透视乡村人才本质与治理逻辑的深度对话》《乡村需要 “CEO” 吗?三位大咖的交锋与基层的真实需求》《乡村振兴中的造词迷思:从“概念狂欢”到“乡村本位”的回归》《一号文件没有“乡村运营”“乡村CEO”是好消息》。前面这些文章,除第一二篇明确点名浙江外,其他并未点名浙江。但因乡村运营、乡村CEO等新词多发轫于浙江,不少网友便“对号入座”,认为这是在批评浙江。尤其是浙江一些长期致力于传播和宣传乡村运营、乡村CEO经验的专家学者,如浙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公众号那篇文章所列的蒋文龙等人,更是如此。
其实,我对片区化、组团发展、乡村运营、乡村CEO、整村运营等概念的质疑,主要并非反对这些概念本身,更不是反对以这些名义所做的实事。我质疑的是过度炒作、政绩化、口号化、过度拔高,以及“每三五年换一个词、每换一任领导换一个口号”的现象。当然,这些概念本身的语法逻辑硬伤,也是我质疑的原因之一。
例如,几乎全国各地,凡谈及乡村运营,必举杭州市余杭区永安村“乡村CEO”刘松为典范。然而,这一案例的典型意义究竟几何?地处超大城市杭州近郊,又毗邻上海,叠加政府强力扶持,在此特定条件下涌现个别成功村庄,实属情理之中,不足为奇。正如俗语所云“瞎猫也能撞上几个死老鼠”,此类个案与那些迷信集体化者动辄以华西村、南街村为标杆如出一辙——其现实指导意义何在?
以“片区化”为例稍作分析:片区化,本就是乡村产业的常态,像极了结婚生孩子——天经地义,自古皆然。几千年来,哪里的乡村不是依山就势、聚落成片、因产成链?如今却被包装成“重磅战略”“创新机制”隆重推出,竟还有学者为之背书叫好,把常识炒成新知,把常态吹成首创,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振兴乡村,缺的不是新词,而是常识的回归与定力的坚守。
正如讨论中多位群友所言:浙江的片区化战略,看起来又是“一任一把尺,一茬一张图”。一年换一个花样,最后不过是把文件堆成名词库,实在没词了就换个新筐。振兴从来不是靠翻烧饼,而是一张蓝图干到底的定力。政策不怕慢,就怕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片区化、组团发展、乡村运营、乡村CEO、整村运营等等林林总总的新词,本质上多为“新瓶装旧酒”的“造词”(暂且不论其语法逻辑瑕疵)。若行政推动过度,极易导致“一阵风”而留下一地鸡毛,对此需保持清醒。一号文件未提“乡村运营”“乡村CEO”,这份保留态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顶层设计的清醒与定力。
四、结语:在反思中前行,于批评中新生
将紧跟形势、迎合口号等同于政治正确,本质是思想上的懒政。真正的政治正确,从来不在文件里,而在田埂上。对待任何政策提法,都需回归最基本的追问:它科学吗?符合经济规律吗?契合本地实际吗?能真正促进发展吗?“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今天依然适用——不能带来效益的口号,再响也是空转。政策的生命力,不在新鲜度,而在扎根的深度。
必须承认,浙江在乡村领域的先行先试,有其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土壤。这里近代商业意识觉醒早,民营经济积淀深厚,加之二十多年来,全省行政村平均各类建设投入累计约8000万元,其中近半直接来自财政。这种“真金白银”的铺垫,极大地降低了市场化运营的门槛与风险。但恰恰是这种特殊性,提醒我们:浙江经验可敬,却未必皆可复制;可学,却不可迷信。
五年前,我曾撰文质疑瑞安“三位一体”改革,如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对信用合作的收紧,完全印证了当初的判断。如今“片区化”大幕拉开,我的警示并非杞人忧天。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但愿这次,是我错了。但若真错,也需时间来证明;若对,则更需勇气直面。
浙江省某研究院执行院长叶伟军先生的一席话,值得深思: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形成了一批实践成果,为全国提供了有益借鉴。学界围绕其普遍性与特殊性、可复制性与局限性展开正常讨论与理性质疑,这本是推动经验完善、理论升华的良性互动。然而,当部分本土学者、实践者将外部质疑简单贴上“妄议”“不怀好意”的标签,把正常批评等同于否定实践,以“经验完美论”排斥反思、以“地方护短”拒绝监督时,便背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陷入封闭自恋的误区。
事实上,“浙江经验”的生命力,正在于开放包容、自我革新。省内有识之士早已清醒指出,浙江存在功利主义倾向、重眼前轻长远、规则意识与社会包容度不足等问题,呼吁超越“老子天下第一”的幻觉。理性的学术质疑,正是帮助地方总结教训、优化路径的“清醒剂”;把批评当敌意、把质疑当攻击,只会掩盖真问题,让好经验失去生命力。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批评错了,自有再批评来匡正;拒绝批评,就是拒绝进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传承这一传统:出于公心开展批评,实事求是;胸怀坦荡接受批评,有则改之;刀刃向内自我批评,不遮不掩。对待地方经验,更要摒弃护短心态,以开放胸襟接纳质疑,让经验在反思中完善、在改进中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