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到河南调查,刚入G村几天就不止一次听到有普通农户问类似的问题:“听说现在政府要培养农场主,把地都给他们种,其他人都给他们打工,有没有这回事?”较多的时候是几人一起聊天提起来大家探讨一番,有一次甚至是一个刚刚寒暄了几句的中年农户,单刀直入的就问我这个问题,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概他是真把我当成上面派下来的专家了,有什么紧要问题自然要抓住机会问清楚,我也只好将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套话再说上一遍,仿佛真是政策宣讲权威似的。回过头来我自己也有些奇怪,在我的印象中,国家土地承包政策30年不变应该是众所周知深入人心的,怎么竟有普通农户对此心存疑虑呢?后来随着调查的深入,我逐渐发觉这个问题被很多人挂在嘴边自有其缘由。
老百姓的疑问首先就与国家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直接相关,正是这一政策与打工经济引发了土地承包权的自然流转。我所调查的G村在当地算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村,人口2200多,土地3900多亩,其中包括120亩左右的村集体用地,82年分地的时候人均耕地最少的组也有1.5亩以上。G村原属黄泛区,土质肥沃,地下水位较高,自集体化时代以来打了很多灌溉用井,基本上覆盖了全村所有土地。自分地以来,G村老百姓在“劳动致富”和县乡“逼民致富”的双重动力下开始尝试各种种植方式,以期从土地中获得最大的回报。80年代末县里强力推广麦棉套种非常成功,麦子和棉花适合本地土质,产量稳定,市场波动较小,时令衔接很好,都不耽误,是G村最稳定的种植方式。90年代末以来G村从邻县学会种桃,发展到现在已经有桃树面积1200多亩,占全镇桃树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07年桃价格好,估计全村毛收入上百万。种桃的风险相对麦棉套种更大一些,主要不是因为种桃要三年才挂果(第一年种的桃树苗不太影响种麦,第二年影响一点,第三年就开始挂果),而是桃的品种各年价格波动较大,如果品种不对路,很难卖到好价钱。好在桃树的品种改良相对简单,开始挂果之后投工较少,省下的时间可以干些其他的活路,所以在G村也慢慢推广开来。96年左右最早种桃的人中间就有一个是开门诊所的周大夫,周大夫自己身体略有残疾,两口子种着五个人的地,还要兼顾门诊所的事情,实在忙不过来,就从邻县买了桃树学着种,刚开始种最普通的毛桃,收成也还不错。当然,县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曾经强力推行过其他很多“致富”措施,如搭鸭棚养鸭、搭大棚种菜等等,但是由于上述行当市场波动太大,等G村人麻着胆子上的时候,基本上只有亏没有赚的,也就没有成气候。
本来由于人均土地面积较多,土地质量较好,土地产出比较稳定,再加上地处中原腹地,县里又一直走的是农业大县的路子,所以90年代盛行南方的外出打工风潮并没有吹到这里。即使从90年代以来,小四轮入户、除草剂普遍使用、小型农机具改良等节省了大量的劳动时间,也只是为老百姓增加了些搓麻将扎金花的娱乐时间。
进入21世纪,到城里打工的风潮才逐渐影响到G村,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县里也逐渐转变了工作思路,提出要工业强县,逐渐重视打工经济,并组织人去新疆摘棉花。以此为契机,G村出去打工的人也多了起来,不过这个时候全国的民工市场也已经分化定型,直接导致G村外出打工的年龄分化特色:一般20岁左右的年轻人被组织输送到广州、上海等地的电子、机械厂,工作时间长且周期固定,一年就回家一次甚至不回;35-60的成年男子主要从事城市建筑行业,主要就业于郑州、北京等不太远的中心城市,以短工为主,方便收麦、卖桃的时候回家照看。
总之,80、90年代G村老百姓在土地承包以后跟县乡一起摸爬滚打,逐渐形成了G村生产的特色:以麦棉套种为主,杂粮(玉米、大豆等)为辅,小杂果(桃)为特色的种植结构;以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中年人兼顾打工种地,老年人主要在家种地的劳动力分配结构。村民们帐算得很清楚,麦棉套种一般亩产小麦1000左右、棉花350斤左右,小麦现在有保护价,0.72元一斤;棉花收购价格也稳定在3元一斤附近,算下来一般种小麦相当于收支平衡,一亩地两季的化肥、农药、柴油等种地消耗都算在里边,还能留下家里口粮,而一亩棉花1000元左右的收入就是麦棉套种的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如果不是麦棉套种,秋后种杂粮,则纯收入要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种桃品种好产量高又对路的话一亩地的收入能够达到2000左右,但是不是每年如此,并且种桃就不能种麦,粮食没有保障,再刨去化肥等投入,基本上算下来也是一亩地一年1000元左右的纯收入。当然种桃除开7月份摘桃卖桃一个月要忙之外,其他时间基本上可以不管,省工是显而易见的。在外打工则无论长短一个月一般有1000元左右的纯收入,当然前提是自己不在城里乱花。
所以,在G村基本上种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相当于在外打工一个月的纯收入,以此为参照各家都会以尽量安排好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以达到最大的收益。根据家庭生命周期,一般有以下四种搭配:最好的配置当然是未婚20岁左右年轻人与40多岁父母的搭配,子女出去常年打工而父母在家种地或兼短工,收入多而支出少;其次是20多岁已婚儿子媳妇外出常年打工而50岁左右父母在家种地并照看孩子;再次是35-40左右壮年夫妇,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而不得不常年在家务农和照顾家人;日子最难过的自然是家里老弱病残缺少劳动力种地都比较困难的。对于每一种家庭而言,土地收益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有的希望少种地而腾出时间去打工,有的家庭劳力充足又由于家庭拖累不能出去打工就希望多种地,再加上国家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政策实施以后每个家庭承包土地基本固定,所以土地承包权的私下流转就自然产生。第一种家庭劳动力安排最为灵活,一般情况下留下来种地的主力是不适合出去打工的40左右的妇女,所以大都有地转包出去;第二种家庭由于父母要边种地边照顾小孩,精力有限,一般就把自己一家承包地种好就行,也有人会将部分地块转包出去;第三种家庭则是壮年劳力被拖累在家,会千方百计的多包地种以增加收入;第四种家庭由于劳动力缺乏却又需要口粮和收入,所以会尽量以最节省劳动力的方式把自己的地种上,村里秋后种杂粮的一般就是这一种家庭。
总的说来,受制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家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G村的劳动力安排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每个家庭用于出外打工和在家种地的劳动力总量不同,由此而形成村里土地承包权的私下转包。据村干部估计,包括村集体用地在内村里总共约有三分之一即1300亩左右的土地处于流转之中,转包价格是300元一亩,签订合同,一包3-5年,转包费一次交清。主要的包入方就是上述第三种家庭,一般这样的家庭除开种着自己的承包的之外,还会转包10亩左右的土地,基本上一年能够增加1万元左右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密化”的压力。
但是真正让老百姓产生“农场主”疑问的并不是上述国家政策形成的土地流转,而是县里在近年加大力度推广的“大棚蔬菜”种植。其实本县种植大棚蔬菜的历史很早,据说寿光的蔬菜种植技术还是从这里学去的。但是80年代推广的大棚一般一个1亩左右,比较小,并且不抗风雪,再加上没有形成规模和类似寿光那样的蔬菜市场,所以,一旦老百姓种的多了,菜价就跌的厉害,所以没成气候。而近两年推广的大棚基本以巨型棚为主,一个占地10亩左右,拖拉机可以在内耕作,并且搭棚技术改进,可以抗8级以上大风和50厘米的积雪。为了对抗市场风险,县里希望达到一定的规模,按乡分派任务,乡里再分派到村上,要求连片成规模,方便管理。乡里分到4000多亩,G村分到100多亩,书记说肯定完不成,也根本没有想过去做,直接认罚。据我们所知,乡里大部分的村都完不成,基本上就是村里主要干部认个几十亩,真正能够基本完成乡里任务的是作为大棚种植示范的B村,现在已经有了500亩连片的巨型大棚,下一步要扩大到2000亩左右。这500亩其实主要也是村里几个干部在乡里压力下建起来的,每人几十亩,近几年种菜的少,今年番茄都是1.2元一斤,巨型棚里番茄能结六茬,年收入一亩10000元以上,确实不错。参观的时候我特意问B村书记,2000亩左右的地从哪里来,怎么解决法?他回答说B村的情况比较特殊,外出做生意的人比较多,很多赚了大钱一家人都出去不回来了,土地转包出来很容易。一般一亩地350元左右,现有的500亩基本如此,2000亩左右也问题不大,通过村里协调能够完成。事实上书记自己就有一个棉花加工厂,一副生意人的派头,开着自己的小车在大棚示范区等我们,路上他跟地里几个忙活着给番茄授粉的妇女招呼,说那就是他的棚,那些都是村里人,20元一天雇来干些授粉之类的活,有钱赚她们也乐意。其他人的大棚管理也大抵如此,村干部较忙,主要是雇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