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梳理传播学发展脉络的需要，有意去找了几本传播史来看，最近看的是约翰。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以及胡翼青主编的《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在此之前也看过阿芒.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以及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撰写传播学史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方法，罗杰斯选择以传记的方式来编撰，从人的基础上来理解传播学这个学科；胡翼青沿袭来罗杰斯的路径，也是从人出发，但并不是以传记的形式，而是一种介绍性质的写法，涉及人物学术生平、主要理论方法贡献以及对传播学学科建制对贡献，文风直白，符合“手册”的命名，可放在手边随时查阅；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没有按照编年方式撰写，也不存在一条线性的线索，而是通过追溯哲学、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经济学、政治学、生物学、控制论以及认知科学等诸学科在传播领域的“张力和对抗”来把握学科发展的态势；彼得斯的这本传播思想史与其他三本相比差异性比较明显，本书仅有一个研究主题——交流，这本书是以五个历史时期为框架来研究“交流”观念的沿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交流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幻想。

本文的题目源于彼得斯这本书，他说“speaking to the air”，而我认为是“speaking in the air”，作为口语传播的介质，空气存在的时候，交流（传播）就已经存在且随之永恒存在。

在阅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传播学的崛起，相当程度上受到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理论的影响，在四本传播史中都可窥见其痕迹。其中，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通过芝加哥学派的努力，被深深植入到传播学的主流学派之中；现代传播的整体被当作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也被当作恢复广泛的道义和政治一致的力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现代心理学有强烈的影响，对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也有重要的作用。它借助于批判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和哈罗德.拉斯韦尔直接地影响到了传播学领域，并且借助卡尔.霍夫兰间接地影响了这个领域。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结合起来，它被列入批判的传播学理论谱系之中。批判学派注重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其研究视角与经验主义研究视角一起形成了传播学研究的二元对立的研究局面。尽管后来拉扎斯菲尔德试图弥合两种研究范式之间的鸿沟，但结果没能如他意。媒介环境学派作为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比之前两个学派起步稍晚一些，英尼斯被视为该学派的先驱者，而他本人又是经济学家出身，深受马克思批判思想的影响。这三个学派一起构成了传播学的完整生态。

19世纪的三位智者都是欧洲人，分别生于英国、奥地利和德国。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他们每一个人都以其关于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都革命性思想改变了这个世界都精神。在某种精神的意义上，这三个人都是创造性的叛逆者，都反抗他们所处的欧洲社会的社会规范，并都为他们的理智激进主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查尔斯.达尔文因声称人类起源于猿而遭到以神创说为信仰的宗教领袖们的谴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男孩们将父亲视作他们母亲的性关注的对手的理论，震惊了因循守旧的欧洲，卡尔.马克思因其革命的政治观点被从他的祖国德国流放。进化论、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影响了1900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芝加哥学派中的社会学家为进化论所吸引，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互动传播的帕洛阿尔托学派通过研究相关传播来反对弗洛伊德的内心理论；拉斯韦尔热衷于精神分析的思考；而霍夫兰的说服研究则在弗洛伊德理论那里发现了一个间接的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学说由以下批判所构成：（1）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声称社会科学是一种虚假意识，它“在价值中立的骗人外衣的掩盖下认可现状；（2）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为它没有完全摆脱实证主义，也因为它认为，“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这场革命将消灭异化和统治；（3）对于社会的批判，因为它具有引导个体对其状况采取虚假接受的态度的非理性因素。批判学派试图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入意识。因此，批判的理论家的行为旨在导致一个没有人类剥削的理想社会。在这方面，他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范立场。法兰克福对技术和社会的主要情感基调是悲观的。20世纪40年代，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创立了文化工业理论。他们分析了文化工业产品的工业化生产，认为存在着一股把文化变为消费品的全球性潮流。具有明显文化工业印记——系列化生产、标准化和劳动分工——的一系列产品构成了工业化生产的大众文化。在这个时代，技术理性成为通知本身，通过经济获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巨大无比的权力，成为异化了的社会的强制性特征。在工具理性的统治下，文化商品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的哲学角色和存在意义的堕落，进一步消除了整个社会的批判和反抗的向度，社会中的个体最终成为马尔库斯口中的思想和行为都简化为单向度的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二代旗手，哈贝马斯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并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他认为国家-国民政治的蜕化是有其解决反感的，那就是重建公共领域的多种交往方式并将其扩展至整个社会，这无疑在法兰克福悲观的底色上添上了一抹亮色。

结构主义把语言学一个派别的理论推广到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而言语是个人行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语言是表达思想的有组织的信号系统，它体现了语言的典制化。语言学的任务就是研究、支配有组织系统、并使其产生意义的规则。分析语言是为了揭示语言中潜在的对立和差异，正是这些对立和差异是语言能够操作并具有意义。罗兰.巴特将符号学理论拓展到文学理论和社会理论领域，将符号学理论和方法成功地应用于文学批评、媒介分析和社会理论建构等方面。符号学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几乎成为当代文化研究进行文本分析的一个基本分析工具。符号学既隶属于霍尔所说的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同时也是表征理论的构成主义途径。构成主义强调语言的社会性，认为语言既不是真实世界的简单投影也不是个别个体的独特意义，而是由各种表征系统构成了其意义。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相较于索绪尔已经拓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领域，但他依然回避了主体的阐释问题以及更为广泛的权力问题。在福柯那里，表征不仅和符号相关，还和历史及权力相关，所以福柯重新把主体问题纳入其话语理论，探讨奠基于历史的话语关系，尤其是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符号学的方法对鲍德里亚是消费社会的思想具有重大启发，在《流行体系》、《符号帝国》等著作中，罗兰.巴特已经开始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分析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各种消费符码，如服饰、广告、媒介景观等。通过将索绪尔的语言学推广到文化领域，巴特将现代社会的消费符码看作广义的语言，并且指出流行就是利用消费符码进行意义表达的体系。鲍德里亚将这种符号学的分析方法糅合进德波对景观社会的分析之中，从而描述了一个被“物体系”控制的消费社会，而消费社会便是一个充斥了各种消费符码之能指而无实质所指的“仿真”世界。

在同一时期，布尔迪厄也在思考隐形暴力的问题，但他不局限于结构主义的讨论。他对文化态度和实践的分析以“惯习”概念为基础，他用这个词指称决定了感知和行动倾向性的稳定系统，正是这个系统保证了现行社会秩序及其不平等的社会再生产。布尔迪厄把社会或社会结构定义为各阶级或各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意义关系系统。例如，布尔迪厄在分析照片上的社会用途时说明，一种休闲活动无论其表面上如何与支配的习俗无涉，并表现为个人的自由表达，但是实际上仍是对社会符码和传统的强化。米歇尔.福柯发表于1966年的著作《事物的秩序》是结构主义思想的一个高峰。福柯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开展知识考古学研究的建议——其对象不是人类关于客观世界知识的日益完善及进步的历史，而是关于知识得以成立的条件，以及生成知识的社会结构、机制等。他揭示了从古代到现代西方文化构成中思想体系的沿革和清晰的谱系。福柯在《规训与惩罚》这本书中彻底更新了权力行使模式的研究，他区分了两种社会控制模式：“规训-封锁”，包括禁令、屏障、等级制、隔离和传播中断；“规训-机制”包括多样、交叉的监视技术、灵活的控制程序，以及把个人长期置于监视者目光下，从而导致规训内化的系统或机器。福柯的权力概念不再是国家、社会阶级和支配性意识形态这类宏大主体，而是一种权力关系。阿尔都塞讨论机器和抽象的国家，福柯则讨论“机制”或“制度安排”以及“治理术”。

[ 此贴被刘文娟-在2021-10-18 14:54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