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云：村庄生活的边界

农民收入结构、代际分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行为逻辑；当地婚丧习俗、人情交际构成了什么样的村庄秩序；村庄历史变迁又是怎样内嵌于村庄性质变化的过程之中？村庄是什么？它是一个在特定地域上、在生活需求与交换中以及在农民意义世界里构筑起来的秩序自洽的生活平面吗？

一、个体情感系统上的村庄
我以为，我已经很熟悉农村。总以为，农村就是妈妈帮我披上蓑衣，爸爸把我扶上牛背，而我在那清冷的秋天，在大山与大山之间幻想着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画境的那小块田园；农村就是每次远行回家，大妈远远露着略显黑黄的大门牙大声的招呼着我的那一份惬意；农村就是关于奶奶的全部记忆：她痴痴的看着我们兄弟像玉米棒子一样的一天一天的成长，她一直唠叨着，我们长大，她渐衰老，直至一层浅浅的黄土覆盖了她，将永远我们隔离。我的农村，就在那里，有着这么一个清晰而简单的边界。我的农村，是我的经验所熟知的那一小片天空，是我可以源源不断的复制着我接人待物的情感、方法和力量的精神发源地。我的农村，从不会排斥失败了的我、贫弱着的我、行囊干瘪的我。
这样的认识是个人的。这样的农村，是个体意义世界的原点，是个体情感系统里的关节，是个体生命体验的底色。

二、个体经验之外的意义自洽的村庄
2011年，我有幸参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暑期调研。这让我有机会学习到以全新的视角，以理性的思维，自觉的在自己的情感经验之外再认识农村。在中心教学型调研中，我们跟随中心博士一起学习怎样认识农村，走进村庄，在村庄中展开经验与理论研究，在村庄中找寻农民行为的自洽的关联。我们倾听着农民生活的经验与体悟；我们观察着村庄经济结构与变迁；我们思考着村庄生活的逻辑与价值。互助，代际关系，生育观念，闲暇，婚丧习俗，生死观，面子，人情，经济收入，社会分层等等。“在村庄里面提问题，在现象之中找关联”，农民行为逻辑应该在村庄的意义世界里得到理解，我们的观察与体悟也应该在村庄生活范围之内寻求解释。
生活，是农民的生活；村庄，是农民生活世界和行为逻辑获得意义支撑和合理性解释的场景。我们若有志于去理解农村，去理解农民，去理解他们的意义世界，我们则必须身处他们的生活世界，去理解他们的行为、观念、选择和表达。这必然形成一种观察者主观感受之外的具有一定自在性的以被观察者为主体的经验表征。外在观察者所应体悟的村庄经验，正是农民生活自洽的得到合理性解释的经验。这个自洽是在他们生活世界里展开的，而农民生活世界的边界就是村庄。
“出门三五里，各处一乡风。”正是村庄具有相对固定的边界，从而构成了不同人群各具差异的生活秩序。我们无妨浪漫地畅想一下，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在辽阔浩渺的平原之上，在莽莽苍苍的高原之巅，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各自承载着过活于其中的生民，他们在其中铺叙着自己的历史，演绎着自己的故事，倾吐着自己的感情。他们体察着自己行为的意义，就如面子，他们可以自证其行为理性；他们衡量着行为利益的大小，就如互助，他们可以知晓成本绩效；他们感悟着自己生命的质量，就如生育，他们可以看见其价值本原。
一个村庄，就是生活于其中的人群展现他们或朴素或辉煌，或渺小或崇高，或拙质或壮丽的生命历程的场所，一个构筑他们生活意义和行为价值的场所。

三、溢出村庄边界的生活世界
今年夏天，我们的调研地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庄。据村民介绍，其祖上驾着一艘小船来到这里讨生活；六百年前，这一个小水湾便是族裔发展至今的起源地。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临水而居的湖湾小村早已成为这丘陵之上普通的一个小山村。村庄近处，京珠高速上各色车辆，京九铁路上的和谐号，呼啸而过。
走在村庄小路上，感受着村庄绵长的历史，陡然感觉“村庄”置身于多么宏大的历史格局中啊。单位土地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承载着的一定是极不相同的精彩历史，而历史则孕育着极不相同的秩序规则，它们会作为文化而内化成为人们的行为意念传承至今。这一方土地，鱼虾、水草、藤蔓、果蔬、五谷，一切都与这里的人群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历史型构着村庄文化与结构。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中，村庄结构、文化与秩序也许变化相对是较小的。如果以变化频度衡量，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衡量今天村庄变迁，也许是合适的。也许，在传统的村庄观念之外，我们应该再作反思，“什么是村庄”。
走进村庄，我们发现人们生活的界域远远溢出村庄的范围。首先，作为生存资需，劳动或经济产出，其来源已不再是“土里刨食”的自然常规生产，而是主要面向村庄之外，务工、交换或投资，以求日常生活之展开。村庄已经不再是一个自洽的经济体，收入与消费被纳入更为广大的市场范围里面，村庄生活边界已经被打破。其次，作为价值、意义系统的文化，已经不再主要是村庄历史内生建构，而是国家主导推行或资本运行诱发而形成的。再次，作为主导生活世界中人际结构的秩序因素，宗族、家庭等传统权威已被国家建构型权威或资源主导型权威所替代。
我们看到，“土里刨食”仅只作为农民生活附带性经济生产部分，他们把生活手段更多的转至与村庄之外劳务市场相适应的技术投入或劳力投入之上（但土地依然是市场风险之外，农民生活的基础保障）。我们看到，传统道德已经不再具有硬性的行为规范力量，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无需思考的人们行为的内在指导因素，不再构成人群凝聚的内核。我们看到，长老、族长等村庄传统权威让位于村组长、经济能人、混混等“狠人”……
以上是我们对村庄内部观察所见；从外部影响传统村庄生活边界的因素也值得我们关注。
外来资本逐渐使传统村庄资源在性质上发生变化，并竭力对其进行瓜分，比如土地，资本通过经营权流转实现其对土地的占有，进而转化土地经营性质，实现地力增殖；国家和政府的众多法律政策都会对乡村秩序产生深刻影响，比如取消农业税费、裁撤七站八所、二轮延包确权确地等，都会引发村庄秩序深度调适；外生权威和力量已然较大程度地替代村庄内生性权威，成为村庄纠纷处理的主要力量，比如调解，长老、族长等越来越说不上话，诉讼需求攀升，行政和司法调解增加，上访现象井喷。
由此可见，村庄不再是生产消费上的自洽的经济体，不再是意义系统上的自洽的行为合法性来源，不再是权威结构上的自洽的生活秩序提供者。村庄生活的边界不再确定于村庄地域边界之内，不再确定于生活需求和交换范围之中，不再确定于传统的村庄意义世界里。

四、“礼失寻诸野”
礼，规则，秩序，规范，生活样态；失，弱化，丢失，迷失，消失；寻，寻找，寻求，重新发现，创造；诸，之于，在，通过；野，民间，村庄，基层，偏离了民族主体性的主流话语之外的。
“礼失寻诸野”，这句两千多年前创造出来的分析和重构社会秩序的理论范式，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生命力。首先，“野”是承载着人们人们生活与行为的结构和秩序的场域，是人们依据已经内化而成其为潜移默化了的文化指引之下的行为的场所，是“自生自发秩序”借以形成和展开的土壤。其次，“失”绝不是隔断，它仅仅是一种弱化或在剧烈的外在转型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不清晰状态；再则，“礼”不是一种固化的形而上的本体，它是一种生活样态，是一种可依时代精神和历史人群变动而变动的人际关系。于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寻”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了。“寻”的场所却是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都可自洽的传统村庄和生活世界已经溢出村庄边界的村庄，都是我们研究关注的对象。
现代社会制度，离不开某种社会建构或国家治理层面的制度建构，然而以国家为推动力量的秩序构建却不能悖离“自生自发秩序”的社会土壤，否则制度推行成本将会无限增加。依此看来，认识社会，寻找适合的制度构建与运行的机制是重要的。社会调查研究，正是应该在这样一个切入点上进入社会，进而展开社会科学研究。这样的研究才可能是扎根于中国社会经验的有效研究，才可能是立基于中国社会主体性生活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我庆幸我已经在这样的研究近路里边开始了我的学习，感谢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提供这样的学习机会，感谢中心各位师长的悉心指导。我想，立志于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朋友，都应该重视经验研究这一理论进路，在乡村，在制度和文化于具体意义上微观意义上运行和展开的基层，寻找具有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为中国社会贡献应有的理论成效，而不是仅仅帮助某些西方理论推行其并不适合中国社会土壤的价值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