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个人报告含个人随笔、作业、书评或读书笔记,主要按照系统性阅读经典分阶段(不全是依顺序,部分为事后专题择录)选择性地上传。随笔,不意味着轻松随意,它首先摆脱了形式的束缚,也更加慷慨,能给出我们在某个话题上所能思考的一切;当然好好说话,则是对其的约束。而我之所以是选择性上传,理由很简单:一者,有的读书报告带有相当多的脚注议论,这一重要的部分受制于本网站的格式规范,难以完整地呈现,故为保证完整性采不上传的策略更佳;二者,我更愿小范围与师友讨论那些理论/经验研究前景但还无完全成型问题(书面形式最佳)。另需额外注意的是,理想的论坛内容应还包括【私人图书馆】一部分,即对特定兴趣的理论家搜集中、外文的充足名家解读文献,自行翻译,再予以研究整合。但考虑到术有专攻、本人也并不从事基础理论的研究介绍工作,因此便隐去了这一极为重要的部分。
本人具体阅读步骤为:1 通读社会学主要理论学家,不过多涉及哲学、历史学、西马流派、政治学、信息传播的研究;2 回顾研读某作家1-2经典找问题,并思考流传当代却少有人撰文研究的视角命题;3 根据核心术语理论进行经典思想整理,如“权力”将福柯、卢曼、帕森斯、米尔斯、达伦多夫等人关于“权力-社会机制性质”的理论统合到一篇文章中,按照笛卡尔几何数学方法建模,进而完成真正的、更具说服力的抽象思维训练;4 研读4大感兴趣的未来潜在研究方向【政治/历史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国-农经历史与社会】经典作品,即专题性阅读统合。其中,个人以为第2、3阶段是最为重要的理论训练,1只是为了完成基础认识,4则是尽早(但不轻率)确立研究计划与兴趣,把握非常有限的阅读时间(2-3年),这一点需要配合一个学术习惯(即月复一月地下载大量的“优质”论文文献,以迅速把握专题的领域经典,但不能深信,要慢慢培养学术品鉴能力)。
就具体的经典阅读影响而言,本人难以言清何者或何部分塑造性最大。但我坚信,一旦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捕捉到寻常人难以发觉,或常人习以为常但潜含新思考方式的对象(田野经验)时,我们将极其清晰地获得“研究的想象力”,并突然意识到过往阅读的理论需进行极其细致的比较、筛选并择一最适合者(事实上是绝大多数不与经验资料契合,因此需要真正的开发批判融合)尝试思考当前的问题(这是研究者自然的联想,而不是套理论;套理论一般是视角狭窄、书面行文结构僵硬)。而此时或许遗憾的是,回顾过去一些无选择性的、粗略经典阅读造成了我们时间紧张,还会造成思维训练的浪费和想象力的缺憾,给我们的警示则是“趁着日头好,赶紧晒稻草”——自决心投身研究之时(学生时代),便要勇敢树立起自己“富有野心”的想法和“有客观前景”的跨学科研习意向,并有针对性集约地“啃噬”我们的营养物质,而不是撒胡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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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何,此前帖子出现了失踪。。慢慢再上传一次吧,调格式最费神,EMO了
【Sociology of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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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希尔德《被管理的心灵:人类情感商业化》,成伯清等译三联书店2020年版
霍克希尔德《外包自我:便捷背后的破坏》,朱钦芦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霍克希尔德《第二次转变:工作家庭和家庭革命》,肖索未等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
乔纳森特纳《情感社会学》,孙俊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电子版)
【Historical & Political Sociolog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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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某宝电子版即可,2块/本,原书过于昂贵;可粗看很快翻完,无需揪着中国部分资料的不严谨,重点是品味“导论”“卷二”“卷四”部分,迈的分析框架和逻辑戳中了痛点,确实是一部非史学家的宏大作品)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从开端到1760年的权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全球化1945-20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极力推荐阅读)
【Historical & Political Sociolog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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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王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赵鼎新《什么是社会学》,三联出版社2021年版
赵鼎新《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台大出版中心
赵鼎新《民主的限制》,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徐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版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革中的群众》(电子版)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王国斌《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周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1990-1992》,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蒂利《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陈周旺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
蒂利《斗争的动力》,屈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
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蒂利《民主》,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蒂利《政权与斗争剧目》,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蒂利《为什么》,李钧鹏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
蒂利《功与过:生活中的赏罚》,李钧鹏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斯考切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Advanced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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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特·博塞拉普《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演变的经济学》,罗煜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影印本)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小农与农业的艺术 : 恰亚诺夫主义宣言》,潘璐译,社科文出版社2020年版(电子版)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版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版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电子版)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版(电子版)
李伯重《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电子版)
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 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版
魏文亨《国民党、农民与农会:1924-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版
黄仁姿《国民党政权与地方菁英:1950年代农会改组》,国史馆2011年版
(持续更新ing)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影印本)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影印本)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影印本)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
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 ,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基于参与者的竞争与合作模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Advanced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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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毛选》(卷一),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毛泽东《毛选》(卷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部分)
毛泽东《毛选》(卷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部分)
毛泽东《毛选》(卷四),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尾部)
费孝通16卷文集(选读),群言出版社(电子版)
费孝通2卷译文集,群言出版社(电子版,特别推荐阅读)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原版)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等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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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普拉萨德《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注:本文采取回乡考察+口述史的方法获取材料。文章所涉产业于人民公社时期(办厂)兴起,远销全国/东南亚,后小部分于90年代中期私营转型,最终于2008年破灭。特此交代,以免产生误解)
改革初期地方集群产业的兴起:政权结构、经济改造与精英文化的“复合力”
——基于吉安90年代樟木机箱架产业的口述史材料
摘要:产业集群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普遍存在的,经济学一般化地过分强调了“市场关联”“劳动力匹配”“技术溢出”等理论特征,重点关注“完整产权”“健全金融”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源动力。但事实表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给了我们一个近距离观察、思辨集群的特点及动态演化过程的机会。通过一个真实的“普拉萨德-经验事实”案例分析,学生对集群的演化过程提出了更准确的刻画,表明其本质是一种土生土长的“贸易信贷”。具体地讲,是从微观劳动经济成本的视角切入,发现“家庭作坊”生产与合作的真实“动力源”,以揭示出对经济制度具有深远“型塑”功能的一系列非经济因素——提供正当化权威的政权架构、精密计算的新劳动组织和群策群力的精英文化。
关键词:产业集群 微观劳动面 型塑 家庭作坊
一、导言
本节无意成为一篇书评形式的广告(尽管不可避免要做一番概括)。
普拉萨德在《过剩之地》中以完整的逻辑链条阐述了一个圆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在很大程度上给出了“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的理论和现实解释。她试图让我们警醒,以信贷和消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长远弊端,希望重视福利国家在稳定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普拉萨德的结论与立场仍有待接受更多的争论和检验,但学生以为,本书对中国读者的意义也不止于此。相比前者,更为重要的是,她让我们了解到美国政治经济的动态变化特征,而这一变化则是对各种经济决定论的重要补充——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并非某些一成不变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因应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他们各自都会改换立场,争取不同选民的支持。而在此过程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又会出现不同的转向甚至转折。如此,《过剩之地》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美国的一个动态的视角。
如本书代译序中顾昕教授所言:“《过剩之地》讲述的是美国有为政府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以及讲述故事的方法,特别值得中国学人仔细品味。”故学生,有意结合中国经济制度、经济行为变迁,对前者产生具体影响的非经济因素做一番探讨——集群产业的兴衰。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我们将生产某一类似产品及其上下游相关产品的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的现象称作“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普遍存在的,不仅现在有,历史上也广泛存在;不仅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随处可见。例如,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大部分产业是集聚在一起的,在美国硅谷也出现了一大批互联网技术企业,后来被马歇尔冠之为一个全新的地理区位——“产业园区”(Industrial District)。
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大多已经形成多年,集群发展早期的历史资料非常欠缺,因而学生难以对集群早期演化过程进行深入探究。反观中国四十年余来,地方产业集群从无到有、快速崛起,这实际提供了一个“普拉萨德范式”下的政治经济动态理论的新经验事实。对曾经广泛存在的产业集群现象,以及产业集群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做一些梳理,有利于回顾这一段变迁的经济社会史。
二、一般意义下的集群优势
正常的逻辑是:大量生产(销售)类似产品的厂家(商家)聚集在一定的空间内,必然导致激烈的价格竞争。但为什么现实中的企业往往会选择集聚在一起呢?
进一步推算,产业集群是否存在一些明显优势,以得以弥补了价格竞争的劣势?显然,可以找到答案。第一,产业集群可以提高产品市场的关联度。集群里有大量同类企业,他们卖的产品和用的原料也也大都类同。为了满足企业需求,集群里往会有原材料市场和产品市场。同时,由于竞争产业集群里的厂家会尽量在产品上进行差异化竞争,因而集群里产品的种类和花色比集群外,更容易地配货、节省时间成本。此外,由于原材料和配件市场就在集群内,集群里的生产者不用到外地去采购原材料和配件,还可以维持尽量少的库存,这样就降低了生产厂家的采购成本和库存成本。直到,集群有了名气以后,各地的客商被吸引到集群里采购商品,使得生产厂家节省了到外地推广的营销成本。
新经济地理学,便认为“供应商和客户距离的临近,从而节省交通成本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
第二,产业集群解决了劳动力的匹配问题。如果在一个地方孤零零地开设一家工厂,所有的工人都要进行培训;而对工人而言,参加培训的话,也面临风险:万一这家工厂倒闭了,学到的技能也就没用了,因为当地没有其他类似的雇主。然而在集群里,有许多类似的厂家,因而工人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在一家工厂学会的技能,跳槽到另一家还能用上。这样一来,工人学习生产能的意愿大大提高,从整体上来讲,在集群里有技能的工人数目就会增加。因为集群里可选择的高技能的工人多,集群外的生产厂家也更愿意落户到集群里,集群内的生产厂家也更容易扩大生产规模。
第三,产业集群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在集群里,生产厂家离得很近,互相可以看到生产和组织过程,技术门槛变得不再神秘。在集群里,且一个好的生产技术或管理方式涌现出来,其他厂家会很快模仿采用,有的甚至在原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改进,改进之后的技术又很快传播出去,诱发更多的模仿和创新。总之,集群有利于想法和技术的传播与改进。
事实上,除了上述经常讨论的三个优势外,集群还有其他的优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劳动生产率及技术创新的影响?等等。学生只做简单介绍,毕竟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三、悖论:“工底”缺失与产业上升?
单刀直入,学生在下文力图举例证明:恰恰是产业集群的特有优势、地方精英(包括企业家的自我努力与精神创造)的结合,充分利用当地比较优势克服发展中的瓶颈,从而实现“本无大可能实现”的经济目标。依据传统经济理论,实现工业化需要两大必要条件:完善的产权制度和金融制度。
——一个企业在运行过程中要与诸多客户和供应商打交道,如果合约得不到保护?企业的日常经营就难以进行。
——与此同时,创办企业需要购买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日常运营还需要流动资金,若如果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家只能依靠自己有限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本去创办企业。
但如果对照这些条件,中国在最近40年中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
——中国私有产权直到2004年才得到宪法认可。
——改革初期,国有银行几乎不给非国有企业贷款,且没有像其他些发展中国家那样来发展小额信贷支持小微企业。
那么在法律制度和金融制度均不完备的情况下,中国是怎么实现工业化的呢?首先,产权制度的非正式化正当化。国家开始没有承认私人产权,并没有私营企业一说。但由于无第三方介人的产权界定存在大量的潜在不稳定,故国家权力的介入又成为稳定产权结构的重要因素。因此,地方政府对在自己地盘里开设的企业提供很多实际上的“非资本主义-红色产权保护”——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最初形态。某种程度上讲,这实际是内生于“中央与地方”“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治理结构之中。在“姓资还是姓社,到底如何走”尘埃未定前,中央政府依旧主要执掌治官权,但地方政府享受一定程度上“见风使舵”,保护和发展投资企业、地方经济的权力和责任。大批出身低微的小摊贩通过经营积累财富,随后他们的民营企业都选择戴上“红帽子”,即将企业注册为乡镇企业。利用这项“红帽子”,企业也就合法化了。利用这种办法,企业家有效地绕过了正式产权制度的不足,参与到工业化进程中。
其次,应付(绝不是解决)金融市场的不足。若按照金融体系结构看,难道是民间非正规金融(通常是“非法”而非“违法”的民间集资)起了很大作用?似乎不是。改革之初,农村老百姓普遍很穷,民间金融不足以支撑起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农村冒出来的千千万万的乡镇和民营企业。事实上,很多小企业/作坊是走着“特色产业集群”的路子——通过劳动分工的组织改造,克服资金、金融欠缺。回顾历史不难发现,90年代直至2010前后,在全国有超过3000多产业集群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一镇一品”“一乡一业”成为现象级经济。这种集群的景观是,一个镇甚至一个村,集聚了许多类似的企业,主要生产一种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占据极大的份额——嵊州领带、温州皮鞋、佛山牛仔裤、顺德厨具、大沥铝材等等,数不胜数。即使是相对欠发达的河北省,据学生查到的资料统计,也有400多个产业集群——例如河北白沟及其周围50万人从事箱包行业,形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箱包产业集群。
四、集群的土壤:先有鸡先有蛋?
改革开放前,一个农村里,人们祖祖辈辈居住在一个村子里,形成了坚固的社会信任,互相帮助。农村改革推广后,农村大批劳动力被从士地上解放出来,出现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因此,集群这种生产方式利用了孕育在中国乡村的社会信任和丰富的劳动力来克服正式制度不足和信贷约束。
但传统经济学往往更关注后者,而忽略前者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结构的作用,尤其忽视从微观经济协作层面考察其具体的凝聚力量。对此进行动态的考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试想:如果资金充裕,企业家可能会选择投资建设一体化的标准厂房?但在改革初期,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很大一个瓶颈是资金,他们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来创办企业。面临这一限制,有开明、远见头脑的企业家唯有通过产业集群的形式解决这一难题——即将生产工序分解外包到附近的家庭作坊。
而每个家庭作坊或工厂只做一道工序,但团结起来就可以生产完整的产品。大部分生产工序是由单独的家庭作坊完成,对厂房和设备的要求就低很多,不存在劳动保障和监督效率的问题,因此大大降低初始创业资金的门槛。
五、吉安城郊区的集群经济:一个显微镜下的观察
以学生家乡所在地——吉安为例,改革之初便是出产“高级樟木-音箱机架”的产业群。主要资料,源于家庭老一辈奶奶、大伯(曾是企业负责人)的口述。
(一)基本情况
底层农民,没有背景,没有学历,唯有依靠出卖劳动力挣钱。当时的村民,忙碌一年,可能连给孩子交学费的钱也没有。某年出了个张三李四,从村里走出去,在县城开了一家DVD碟片店,他在村民眼中就是成功的人(潜在的企业家)。村里人遇到难处,都会找他借钱,三百五百的也不多,但能解决燃眉之急。一到冬天,农闲季节,村镇就死寂沉沉,“冬天是闲着的”——最直观的景象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的人一大片。
(二)组织方式
据了解,吉安樟木音箱机架集群企业有两种生产模式:一种是包买商制,商铺老板负责组织协调整个生产活动,但工序完全分离到各个作坊,每家做一道工序。另外一种则是产业园区里的以出口为主的大企业。
两种商业模式是不一样的。在当时的吉安,包买商制占绝大多数:
——客商到商铺来看货。看中了,给1/3左右定金,定下交货时间。
——老板拿了定金,去到市场定木材材料,再分发到几十个作坊去切割、磨砂、上漆、晾干等十几道工序,等完成后收回来检验质量,贴上商标、包装,然后请物流公司来取货、发货。
——等收到全款以后,再支付各生产作坊的加工费。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几乎没有书面合同,主要依赖口头契约,但违约的情况非常少。由于分工很细,里面大多数工序所需要的初始创业资金并不多。很多企业家靠自己的存款或找亲戚朋友借款就能创业,没有必要找银行借款。
(三)自律、保质的关键?
重点是,工序以家庭为单位分包到各个作坊内。道道承接,上一家作坊磨砂不合格,下一家庭作坊是不会接收的。每次“向上游”的交换都是真金白银的买卖,如果有人不按时付款、不按规格交付自家产品,便会影响整个产业链。
去法院打官司?成本很高,且不一定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赢了也不一定能收回钱,执法难在当初的农村也是个问题。
但是,实际在这种高度分工的产业集群里,很少有人违约。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面临社会信用的约束。在农村地区,人们祖祖辈辈都住在一起,互相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在产业集群内,因为空间上的集中,如果有一个人不讲信用,消息很快就会扩收,这样大家就不再和他做生意了——没人会再要A家庭作坊中制造的上一道工序的产品。
因为这一潜在约束的存在,集群内的家庭作坊个体户们、小企业主的最优选择是守信用。
总而言之,集群的生产方式利用了中国社会的两大优势(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弥补信贷的约束和正式法律制度的缺失。植根于乡村结构的“家庭”,改头换面成为了现代化下的新的“男耕女织-生产作坊”。重要的是,劳动分工可以降低资本的准入门槛。
社会信任与重复交易,实际上也有助于形成“贸易信贷”、“非正式合约”来填补金融体系与法律制度的空缺,从而保证分工能顺利进行、持续下去。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口众多、资本短缺的资源禀赋是非常吻合的。
六、地方精英文化与“干翻隔壁的意识”
(一)红色乡绅的领导精神
学生以为,事实上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乡绅的尊重、与爱戴”也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便是,如1982年担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有新闻报道多次记载,“即使他调到外地之后,义乌人还是对他非常怀念。”“遇有重大活动,义乌人还会隆重迎接他。”
事实上,经历了“建国后社会主义教育-朴实正派-出身一般”的这些地方精英(村支书、村长),在改革开放之处,往往能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有上下左右、多多少少的关系、威信),带领(或者支持年轻领导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受到了百姓格外的尊重。为百姓做好事自然赢得人们尊重的乡绅文化,是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二)市场化后的“不怕吃苦受累”
这与古代人们赞美的“吃苦耐劳”“勤劳”的美德不同,完全是一种残酷市场化改造后的文化产物,即“在夹缝中求生存。”生存法则很简单,“忍是一条线,能是一条线,两条线之间就是生存空间。”想跟标准流水线的产品抢一个市场份额,就需要你拿出更低的价格?和更高质量的产品?付出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劳动值?那么新的“市场生存空间”,就被人为创造(或者说挤压)出来了。[ 此贴被余敏达在2023-09-19 21:48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