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若读书笔记

布迪厄读书小结（上）
六七月份陆续读了布迪厄相关著作，在此对所读书籍稍作总结，以窥大家思想全貌。布迪厄生平与其思想息息相关，因此本文也对其生平经历和思想进行了梳理，看似流水帐，但其实布迪厄的惯习场域概念、对实践理论的独到见解、对阶级的关注，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讲，都由自身的经历和经验决定。
一、作者生平
皮埃尔·布尔迪厄（1930-2002）年，与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并称当代三杰。布尔迪厄出生于法国西南部的贝亚恩，家庭平凡普通，但其依靠出众的才华，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54年毕业；
1956年-1960年，布迪厄被调至阿尔及利亚服兵役，这段经历为他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1958年以《阿尔及利亚社会学》为书出版；
1960年回国担任巴黎大学人文学院助教，并开始其人类学研究，受历史学家雷蒙·阿隆青睐，担任其助手。60年代以后，除了阿尔及利亚系列研究，布迪厄相继出版了《继承人》、《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等反思教育制度的相关作品，学术成就斐然，随着《区隔》（1979）与《实践的逻辑》（1980）出版，1981年布迪厄在法兰西学院执社会学教席，其学术生涯达到顶峰；2000年他获得了英国皇家学院颁发的赫胥黎奖章，代表了国际人类学界的最高荣誉。
布迪厄的一生是充满机遇和奋斗的一生，从小乡村到国际学术殿堂，布迪厄是一个励志的学术人，正是这种经历，让他始终具有一种游离和反叛精神，即如他自己所言一种“客观和主观上的外在性”。外省人的身份，让他与主流话语保持着一种客观距离，对任何符号统治下的合法不平等保持着一种批判性反思，即便后来成为知识界的巨擘，布迪厄也始终刻意地保持着这种距离感：
“拒绝社会决定性，拒绝像资产阶级厄运一样依附于一个社会位置的社会决定性，也拒绝知识分子固有的标志，比如从属于一个文学团体或一本杂志，他整个一生都力图保住这个不确定的位置，这个中立地点，在这里他能超越团体及其冲突，超越让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互相对立的斗争以及使他们与不同类型的“有产者”进行普遍对抗的斗争。”——《艺术的法则》
说的是福楼拜，是弗雷德里克，也是布迪厄自己，社会学家与被分析的作家和作家的作品人物在关系主义的框架内达到了统一。
二、思想及研究
布迪厄的思想十分渊博，其研究横跨各个领域，对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都有涉猎。他以一种批判精神，对前人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吸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场域、惯习等概念，反映了维根斯坦哲学的深刻影响；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思想家哲学家的痕迹，如海德格尔、萨特、巴什拉等，对这些主流话语和思维模式，布迪厄都进行了批判性审核和吸纳，让它们服务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如果要对布迪厄思想渊源进行梳理，将会是十分浩大庞杂的工作，学界也少有人对其进行系统梳理，此处不表。
布迪厄研究的核心是文化，其社会学理论体系也被称为“文化资本论”，布迪厄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思考“文化”：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压迫性，他揭示了资本主义是如何披着合法性的外衣对人们进行统治和压迫的；另一方面是象征统治，也称符号统治，主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及其根源。这两个方面一脉相承，一为思考的动机和起源，一为思考的结果，而“场域——惯习——资本”这一理论框架贯穿始终。
三、书本小结
《男性统治》
男性的性别解放与女性的性别解放？
女性的性别解放和男性的性别解放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单向的性别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更确切地来说，性别解放其实是改变性别关系的运动，需要在两性共同参与中去实现。
这也是布迪厄的观点，在最后结论部分，布迪厄审慎而又隐晦地指出当时的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的问题——“回避对于服从的分析，担心承认女性加入统治关系会导致将责任从男性推到女性身上”“提供有关受压迫者和被谴责者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对这种（男性）统治的作用，尤其是最消极的作用闭口不谈”——简而言之，就是回避在男性统治中女性所具有的助长统治的习性，以及这种统治对男性产生的被动作用，以避免女性在其中处于更加不利地位（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因此布迪厄提出“应该冒某些风险在表面上为既定秩序辩护，将某些属性公之于世，统治所造就的被统治者（妇女、工人等等）可能通过这些属性助长对他们自己的统治”，而“将男性统治对男人习性产生的作用公之于世，并不像某些人愿意相信的那样，是为男人辩解。这是表明，将女性从统治、也就是从强加给她们的客观的和被归并的结构中解放出来的努力，没有将男人从这些同样的结构解放出来的努力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结构使得男人协助了强制行为”——要改变男性统治中的性别关系，既要要看到女性身上助长统治的属性，也要看到男性被统治结构造就的统治属性。
在女权主义强调对女性的关注时，布迪厄指出，男性也被统治者角色统治着，在无意识中被塑造成统治者，所以要通过改变男性统治的社会结构，来改变性别关系——“只有一种真正考虑到所有统治作用的政治行为，才会在长时期内借助不同的机制或相关的制度所固有的冲突，促进男性统治的逐渐消亡”。为此，布迪厄对女权主义运动提出的建议是，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政治斗争形式和关注（因为政治是属于男性统治中的统治者，这不过是在男性统治结构内部作斗争），要和消极的决策机构进行斗争，要与那些促使性别统治关系永久化的结构性力量做抗争，这个时候的女权主义毋宁说是性别解放运动。
布迪厄的观念带有些许为男性辩护的色彩，但是也提醒我们在女性解放过程中离不开男性的参与，这并不是因为女性的劣势无助，而是因为在男性统治结构中，男性也遭受着无意识的压迫。女性的压迫地位不是男性造成的，或者说不应该一味地归咎于男性群体，我们应该看到其中使得两性产生等级配置的结构性力量，这种统治作用于整体的性别之上。——“男性统治的结构是这些不同寻常的、数不清的统治/服从关系的终极根源”。
爱情和男性统治
爱情没有跳出男性统治范畴，还是“社会命运的爱情”。诚然布迪厄对爱情的互相认可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在这种互相认可和信任中，恋人们相互创造融合相通，此时统治关系消失，双方达到彻底平等。所以爱情似乎是男性统治之光，但是存在两个问题：
1、爱情的存在是不确定的。布迪厄提到以最完美形式出现的爱情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从本质上讲是脆弱的，受到各种世俗算计的威胁，而消除统治关系的互相认可正是在纯粹爱情的前提下产生的，所以布迪厄所讨论的爱情只能说是一种理想类型，真正在现实中是极少存在的，所以对于改变男性统治结构而言作用微乎其微。
2、爱情是社会命运的爱情，布迪厄在书中承认这一点，但是对于爱情的产生没有讨论，我认为这可能和整本书的视角有关，主要是从性别角度来分析意识和结构，对于阶层缺乏足够的延伸讨论，因此在爱情的产生方面讨论不够充分（按照社会命运的规则，爱情应该在特定的阶层中产生），只是就爱情而直接分析爱情的特征，所以在男性统治中爱情是不是被牺牲了，从书中得不到答案。
但联系社会现实或许可以得出答案，如果爱情本来就虚无缥缈，那社会命运的爱情也不算是作为牺牲品而存在，还有一点就爱情的体验性而言，社会命运的爱情和随机的爱情并无差别。布迪厄本身也并不关心爱情的产生，只关心爱情对改变统治关系的积极作用。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布迪厄对社会阶层和社会平等的态度是模糊的，他关注的并不是某一群体阶层的相对地位，而是整个社会整体结构的状况，或者他并不想为女性发声，相反他可能更关注性别关系中的男性，他只是希望改变这样一种双重压迫的性别关系。
《实践感》
关于“相信”——实践理性
对第一和第二章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做一个补充，总的来说布迪厄对两种观点的批判在于：客观主义视角用自由和意志服从于外在的机械的和内在的和智力的决定论，而主观主义目的论视角用设计的和意向行动的将来目标，即对将来利益的期盼来代替因果解释的前件（原书语）。所以客观主义过于机械，用逻辑代替内容来说话，而主观主义在布迪厄看来也不过是用主观意志的客观化结果（典型代表是理性计算）来解释事物，这种主观性一旦客观化也就丧失了其在实践中的创造性。所以本质上讲，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布迪厄这里都存在“狭隘的实践行为‘理性’观”问题（或者说经济主义问题），因而在实践中很多偶然性和缺乏深思熟虑的东西，尽管它们是可理解的和合乎逻辑的，但是却被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拒绝。
在这一批判基础上，布迪厄引入帕斯卡尔的“最少社会逻辑性”分析，阐述了“相信”这一实践理性策略，“相信”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显著地位，但是它是惯习的必要构成也是实践逻辑的起源。如果要理性地制定一个把“相信”建立在理性决定之上的计划，就必须要求理性自身消融在“相信”之中，要求理性参与这一完全“符合理性”的“对理性的否定”（p74)。在“相信”这一策略中，我们可以看到布迪厄突破了经济主义理性，阐述了一种实践理性，在这种实践理性逻辑中，实践超越了表像的理性（经济主义），在理性已经完全内化以至于到达无意识程度的状态（即所谓消融）下成为习惯，即在相信中形成的惯习。所以“相信”在我看来是布迪厄对理性在实践领域的拓展，是对理性主义的升华。
“实践逻辑”问题
上述也解答了，为什么在实践逻辑部分，布迪厄提到了无逻辑性和无意识性，因为在实践中，为了节省（逻辑）成本，在得到理性证明之后，精神便会求助于习惯（也可以说是“实践惰性”），而习惯源于相信，相信要求遗忘理性决定以求得持久的相信。所以习惯中的无逻辑性和无意识性，其实是相信这一理性策略带来的效应，但在我看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性带来的后果。
无逻辑性和无意识性有没有淡化实践主体的主动性和反思性，这一问题，我认为布迪厄分析的是经济主义拒绝、回避的实践部分，这一部分看似是没有逻辑和意识的，但一方面如上所述，从实践逻辑的起源看，是有逻辑和意识的，只是要达到实践理性要求被遗忘；另一方面这种无逻辑性和无意识性是站在经济主义的视角作出的评价，第二、三章也提到了，很多行为是包含了客观的合目的性，是可理解的和合乎逻辑的，“客观上符合某个特定领域的逻辑”；习性是历史的，当实践是当下的，所以在实践中习性具有无穷的生成能力，从这一方面来说，实践逻辑的无逻辑性和无意识性恰恰是实践主体的主动性和反思性的表现。
这里无意为实践逻辑做辩护，因为确实实践逻辑下的惯习，对实践主体的主动性和反思性具有压抑作用，无论是第八章支配方式部分对象征暴力和教育系统的分析，还是《男性统治》中对男性统治结构的批判，都说明实践逻辑中，在无逻辑和无意识层面，在理性参与的“实践惰性”中，个体的主动性和反思性是受损的。
但是这种受损的主动性和反思性，在我看来恰恰是布迪厄要去解决的问题，因为个体自我是伴随着理性而觉醒的，我们所强调的主观主义意义上的主动性和反思性，很大程度上是理性在个体层面的代言，这种理性是整个经济社会崇尚的、追求的的价值标准，但是并不是指导我们实践的本质逻辑，在实践中，很多无法用主动性和反思性、用理性去解释的东西，很多行为看起来是无逻辑无意识，缺乏深思熟虑、理性参与，但其实遵循了实践逻辑，是在经验基础上作出的实践活动，这就是实践感。
实践感要素
绪论部分“在社会科学领域，认识的进步意味着对认识条件的认识所取得的进步”，所以在我看来布迪厄提出实践感就是为了修正当前社会科学的认识工具，实践感在布迪厄这里其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我认为科学理论应该以感知方案和行动方案，如果你愿意，可以称其为科学惯习——的形式出现，它只能在使之成为现实的经验研究中一展身手。它是一种形塑经验研究，但同时又是为经验研究所形塑的临时性构造”。
尽管如此，对实践感还是可以做一些描述，首先实践感是适用于场的，“是对一个场的预先适应”，所以包含了规则意识，但又是一种不言而明的规则意识，但要捕捉实践感，又要引入时间，因为正是在时间中，实践感才能现实化为实践活动，我们才能对其展开逻辑分析，这里布迪厄用“策略”这个词来指代由实践感指导的现实活动，这种策略来自于被“相信”塑造成的不言而喻的习惯或者说“世界经验”，因为时间和经验性，对每个场而言实践感又是有差别的；其次是一种被身体化了的状态，实践感是世界规则性的产物，通过反复灌输于最可靠的客体——身体而形成的，所以表现为不假思索的无意识无逻辑，但同时又是自然的社会必然，包含着常识，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受实践理性指导，所以在现实中往往与经济主义理性不合，所以同时也是象征性的。
四、布迪厄与马克思实践观的差别与联系
如果将两者都从主体、对象和社会条件这三个方面予以分析，那么布迪厄的实践逻辑与马克思的物质生产逻辑将会惊人的一致，差别只在于，布迪厄实践的主体是社会化的身体，而马克思物质生产的主体是社会化的个人。两者的相似性还不止于此，布迪厄在分析实践感现实化为现实的实践时，与马克思一样遵循了一种经济的逻辑。
布迪厄认为，科学地阐述实践逻辑之可能性正是因为实践在时间中展开。“实践在时间中展开，具有会被同步所破坏的所有关联的特征，比如不可逆性。实践的时间结构，亦即节奏、速度，尤其是方面性构成了它的意义。”因此，为了把实践的真理归还给实践，我们必须把时间重新引入实践的理论表述中。
实践的特点正是在于其运作的紧迫性，如果错过了适当的时间，即使最好的决定也将毫无意义。对时机的把握在布迪厄看来是基于对利益的追逐，作为行为的策略遵循了一种经济逻辑。但这种经济逻辑并不是一种理性的计算，不是根据一个明确建立的目的有意识组织的（主观主义）。
布迪厄谈到了几种类型的策略，例如利用行动速度或行动间隔策略，取消时间间隔的策略以及正式化策略，但是各种策略都在于对自己和他人隐瞒实践的本质。将私己利益转变为公众利益。
习性、场域和资本这些布迪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不过是发挥了一种正式化策略的作用。马克思将意识形态活动排除在实践范围之外，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并不遵循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运作逻辑，而布迪厄用场域对实践活动进行分类，各种场域的实践与经济活动是类比性的，相互之间是同源相似的。
布迪厄总是试图以一种经济的逻辑去考察社会空间，亦即以一种追求利润的眼光去审视各种实践活动，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因此与马克思呈现若即若离的关系。《关于电视》
这本书以精短的篇幅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全书有两个基本主题：第一个主题，电视在当代社会并不是一种民主工具，而是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和工具性质；第二个主题，涉及到电视与商业的关系，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中的僭越，即经济逻辑如何通过收视率来影响电视、新闻场和整个文化生产场的图景——“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
相比于其他书籍，这本书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却能引发人们对现实生活进行更多的思考，与《男性统治》类似，《关于电视》在布迪厄总的理论体系中，阐述着关于象征统治和符号暴力的内容，同时，这本书和《艺术的法则》同属于对文化场域所做的分析。
《艺术的法则》
全书可分为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在递进的逻辑中，构建出了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
第一部分是序言，布迪厄从福楼拜及其文学作品《情感教育》入手，以社会学的视角对《情感教育》展开分析，不仅从文本出发对其建构的文本空间进行解读，更以局外人的身份，结合作家生平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对文本的产生和意义的生成展开了分析。这一部分体现了布迪厄深厚的社会学素养，也表明了其文学场理论分析的两个基本点——作品和作家；
第二部分是“场的三种状态”，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福楼拜时期文学场的形成，即法国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学场的形成过程。布迪厄把文学场的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自主性的获得”——“双重结构的出现”——“象征财产市场”，在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场”是如何形成的，“场域——惯习——资本”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构建出“场”的，这部分反映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核心，是全书最关键部分。
第三部分是“一种作品科学的依据”，主要从作者和作品的角度进行分析，提炼文学场及文化生产场的普遍性观点；第四部分是“对理解的理解”，从读者理解的角度进行分析，把视角伸向整个艺术领域，对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及其生成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这两部分是布迪厄对文学阅读的反思性研究，通过对文学生产者（包括作者、评论者）、文学理论和作品本身提出质疑，反思文学意义的产生，力求在实践中建立一种真正的艺术作品科学。
在整个理论建构过程中，贯穿布迪厄的分析的主线是文学艺术的自主性。文学场的形成是艺术自主性逐步觉醒并确立的过程，文学在与政治、经济的决裂中逐步自主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场（甚至，在内部，文学场和艺术场也产生了分化）；但是，布迪厄强调的自主性同时也充满实践意义，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对文学场的分析也不能脱离外部的社会条件。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区分》
《国家精英》
四、主要理论
实践理论
惯习场域理论
文化资本理论
象征统治、符号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