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本硕论坛综述
2010年1月4日晚6：30~10：30，华中科技大学三农研究读书会与研究生读书会联合举办第四届本硕论坛，论坛主题是讨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思想。新年的余温尽管尚未散去，求知的渴望却更加强烈，是日晚上，本科生研究生近40人参加了该论坛。论坛分为三个小节，每小节安排一位主持人和三位主题发言人，每人发言时间不超过12分钟，由主持人进行总结阐释，然后是自由讨论时间，各位同学针对主题发言人的思想观点提出补充和商榷。在热烈开放而不流于浮泛的论争中，韦伯的若干重要社会思想不断得到再现与阐释，同时各种新观点新见解得以激发并表达呈现。在思想火花的碰撞砥砺中，与会者不仅收获了知识，而且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维深度，总的说来，这是一次学术梳理兼思想讨论的盛会，以下分小节详述主要发言人的代表性观点。
一．
第一节由研二师兄袁明宝主持，主要讨论韦伯的思想困境与学术方法。本科06级学生余彪首先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从“意义”到“意义”：韦伯社会学的起点与归宿。他认为，韦伯一直在思考意义的来源与丧失问题，在西方从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从上帝那里获得意义的方式被打倒，另一方面，继有的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不能生产意义，韦伯就此考察了经济、政治、学术、宗教等方面意义的转换与获得问题，最后他悲哀的发现，意义本身在现世的生产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丧失，人类注定要从价值理性走向工具理性。
接下来是本科08级学生杜姣发言，她的论述题目是：韦伯方法论之理想类型。杜姣同学通过对理想类型的特征说明，指出了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方法论前提。然后，她对韦伯“理想类型”与柏拉图的“理念型”作了一个比较，指出柏拉图的理念是永恒的、先验的、绝对的必然存在，它是事物存在的前提和根据，而理想类型是逻辑的对现实经验的总结与抽离，理想类型本身只是一个工具，需要在一定价值观引导下去选择经验材料，由此她延伸开去，表明了自己的困惑：理想类型和概念之间如何区分。杜姣同学在阐述理想类型时，也不忘指出它的局限性，如“传统主义”在韦伯眼中本身就是个大杂烩，很混杂，同时理想类型只是种参考的方法标准，那么它的价值参照是否普适就是一个问题，由此指出，理想类型类似于乌托邦，要理解理想类型，只能在一定时间与领域中观察运用才有意义。
讨论环节在平静而严肃的气氛中展开。夏柱智首先比较了舒茨和韦伯关于意义的说明，指出分析意义生长和消弥问题要区分宏观、中观与微观。韦伯论述中的意义是一种宏观意义；虽说理想类型是比较社会学的基础，但我们有必要考虑理想类型是否普适，尤其是比较中西各种宗教形式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理想类型本身只是一种认识论，理念才是本体，我们尤其要注意理想类型背后的理念，否则比较有可能变成比附。阳云云表达了她读韦伯的一个感受，即韦伯其实对社会学方法是不太重视的，他更多的地在理论表达中带出若干研究方法，他反对方法论置于理论研究之前。李祖佩则表达了他对“有意义的主体行动”的看法，他认为，韦伯所说的意义是一种行动目的分析，意义本身是牵连着目的与手段关系的。钟琴认为，考察行动与意义的关系，应该注意“时间结构“，也就是说行为者在行动前要有行为动机的觉醒，在行为后要有后果的承担。
二．
第二节由本科06级学生阳云云主持，该节主要是综观韦伯的社会思想，从各方而、多角度来挖掘韦伯思想矿藏。本科07级同学李杨首先发言，他的发题目是：韦伯思想综述。李杨认为韦伯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宗教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这三个主题表明了韦伯思想的线索。宗教社会学是韦伯的重头戏，他重点考察宗教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契合性，在对各宗教的宏篇论述中，韦伯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间的选择性亲和，而且也指出了儒教与佛教、古印度教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契合性，韦伯对古犹太教的论述可谓是宗教社会学的基础，他对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犹太教的普照适价值作了一个关照，从中透露出淡淡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总体说来，宗教社会学是剥洋葱式的论述，从古犹太教到新教再到东方宗教，他的思维不断发散，而思想内核却不断清晰明了。经济社会学体现了韦伯社会唯名论的方法，韦伯先考察了经济行动与社会范畴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论述团体经济行为，论述很精致也很精巧。至于政治社会学，李杨是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中指出了韦伯眼中的政治是一种天职和使命的召唤。
本科06级王海娟同学的发言题目是：理性化——对韦伯思想的整体解读。她指出韦伯理性化思想是有源头的，一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的价值和社会文明的大发现，二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它们共同造就了西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种社会形态的大变化涉及面很广泛，韦伯的理性化思想贯穿在对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宗教等各种形式的研究中，他在梳理了理性化侵入到社会各层面所导致的变化并粗略预测其后果后，指出用理性化来构建现代社会的特征并分析了其弊端，从他对社会各方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个体主义社会学倾向，即他的理解社会学先是理解个体有目的的行动，然后再考察社会过程。再则，我们也可以发现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不同于传统哲学和神学的论述方法，韦伯从特定的价值观出发，重点研究特定的组织方式中特定教义教规影响下的日常行为。韦伯的世界观是从对西方文明的关注开始的，他在考察世界体系中的西方理性主义时，是以共时性和理性化贯穿其比较与论述中的，不管是理性主义的牢笼还是科层制的牢笼，无不是他对西方文明发展一个忧虑，韦伯指出理性主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类发展需要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即卡里斯玛型）交互配合才能找到出路。从韦伯各种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理论注释很多，概念限定也比较庞杂，这是韦伯严谨治学态度的一个体现，而他对各分支学科的深刻分析也提醒我们视野要开阔，眼光要长远，不能拘泥于琐碎的专业领域。
本科07级同学杜鹏的发言题目：理性化下的学术与政治。他采取剖麻雀式的方法深入分析韦伯对学术与政治的理解。韦伯认为学术生涯是一次疯狂的冒险，学术追求本身只能是专业化，给学者本身一定的意义赋予，做学术本身并不是通往幸福之路的有益选择，因为在世界除魅后，学术本身无法提供终极性意义，而只能对世界整体或部分的发展可能性提供认识与知觉，再则是为政治选择提供一定的选择空间，总体来说，做学术是一个次优选择，他不过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相比于学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政治主体也发生了改变，由身份团体向职业官僚转化，这是因为国家对暴力工具的集中与垄断，同时也产生了科层制诉求。但科层制本本身并非完美无缺，过度的科层制会导致人们陷入科层制的牢笼，面对如此的政治困境，科层制的政治结构迫切需要产生一种有政治关怀、有特殊气质及魅力的政治家来领导和驾驭，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型领袖，而韦伯忧虑的是，卡里斯玛型人物的出现并不难，难的是这种特殊气质魅力与才能一旦世俗化、常规化，就踏上了理性化之路，也就很难成为韦伯眼中的“理想政治家”，韦伯试图诉诸民意，通过民主的方式选举出这种非凡气质和才能的领袖，但身处德国那样一个容克地主操持国政的时代，他对民众又不抱太大信心，由此也开启了韦伯学术与政治的两难困境。韦伯为化解这种伦理困境而指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其一要达到自我清明，其二要深刻理解和洞察事实本身，以期为政治实践贡献一种可能的选择，而政治作为一种专业则需要践行责任伦理，在目的与手段的权衡中具备一种卡里期玛气质。
在讨论环节，谭林丽就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情感性、宗教性等非理性因素本身在社会中是存在的，它们也需要有一定的发挥空间，而当理性化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后，非理性注定要走向理性，这个过程如何转变，是和平演变还是暴力解决，值得我们沉思，生活的理性化、常规化和世俗化是一张冲不破的大网，如何在制度场面或社会场面处理非理性关系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刘锐接着谭林丽的表述，将理性与非理性引入个体，将西美尔对上述关系的处理纳入讨论范围中，他认为，社会的理性化、世俗化、常规化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片面的社会形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种宏观上的“文化悲剧”中，如何妥当处理个体与社会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在他看来，当宏观社会环境不可改变后，我们就应该转向个体本身，个体要有这种生命的自觉，在认识到这种客观文化环境后，有意识地建构属于自己的主体文化，以培育个体的力量、发展个体的天性来适应社会，通过找到适合自己发展方式的社会环境，以此消解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关系。其他人如余彪谈到了西方思想史中二元论社会思想的优缺点及我们应如何看待，贾林洲谈到到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如何关联，问题与主义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处理问题与主义之争等等。
三．
第三节由研一师兄孙新华主持，主要是对韦伯分支思想的深层解读。研一师姐曾红萍的发言题目是：韦伯的支配社会解读。她认为，从对韦伯支配社会学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很深刻的发现韦伯论述程式。曾红萍首先对理性化在韦伯思想中的发展脉络作了一个梳理，这突出表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该书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及表现形式，复式簿计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方面，第二部分是讲新教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契合，从中我们可以抽离出韦伯眼中的资本主义特征。这种理性化施之于政治结构就会表现出一些特征，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即是说明理性化对传统政治的冲击及影响，它不仅使传统政治过渡到法理型政治，而且在政治形式上也由身份团体结构向科层制结构转化，这种政治结构固然有稳定与连续的一面，可是它却束缚了政治体制下人们的意志与行动，如果这种政治结构在理性化的主导下持续发展，那么它将覆盖至整个社会，其表现之一即为政治理性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侵略，理性化一家独大的局面固然会使这个社会更加稳定和常规化，但人的意识中非理性化因素是不能抹杀的，理性化过度一方面会造成个体生存空间的被压抑，个体精神的被压抑，另一方面，它也会束缚整个社会前进的过程，如果非理性因素反弹，其破坏力和影响力将对人类造成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时代一方面呼唤个体主体性的复归，呼唤个体意识、个体精神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个体在庞大的社会面前显得多么地苍白无力，除了以一种非理性非组织化的因素爆发出来，我们找不到解放个体的出路，而韦伯就此转向了作为政治机构最主要的人物——卡里斯玛型领袖，这种领袖不是常态化的，也非连续性，时代的进步需要这样的伟人。卡里斯玛型领袖是非理性化的，超越世俗常规的，具有特殊品质和能力的人，他将如何被社会所建构出来，又将如何运用他的超凡才能，使这种精神资源本身不被社会所淹没并且不白白流失，这都是韦伯思考的重要问题，韦伯最终也没有找到出路，而他的忧虑却暴露出来，社会需要理性化，但理性化本身要有个度，如何有效控制理性化发展的缺陷，再造和谐美好的社会，不仅韦伯，我们也应该深思。
接着发言的是研一师姐王晶，她的发言题目是：评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王晶主要是比较了古犹太教、印度教、中国的宗教、新教的异同。与前面几位阐述韦伯宗教社会学的思想不同，王晶对各教派的梳理更加细致，也更加深刻，而她的考察方式是以理性化为主线，以此来突显各教派的主要教义教规。她认为，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是在一定价值观影响下对各宗教的教义教规的阐释，同涂尔干相比，韦伯忽略了对信仰的说明（在涂尔干看来，信仰与仪式的结合才构成宗教），这是韦伯的一个缺陷，从中也可看出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在新教伦理中，韦伯对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的教义仪式进行了说明阐释，他认为与路德教相比，加尔文教的入世禁欲主义更契合资本主义精神，而新教正是在加尔文教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韦伯通过对其中五个命题的描述，从客观上反映仪式教规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暗合性。王晶分析了理性化下各宗教的不同：一是预言不同，预言可分为模范型预言和伦理型预言，而两种预言方式的受众是不同的，伦理型预言的受众是平民大众，而模范型预言的受众是知识分子；二是救赎方式不同，一种救赎方式是通过辛勤劳动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种救赎方式暗含了自己不能拯救自己，必须向外用力，另一种救赎方式是通过冥思体悟达到与神合一，这种方式隐含着自我救赎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王晶细致入微的梳理是主要是对知识的梳理，但我们从中也可以从具体史实方面看出韦伯的理性化思路在宗教方面的体现。
第三位发言的是本科06级同学史薇，她的发言题目是：理解韦伯“经济与历史”。史薇同学以经济活动为切入点来分析韦伯的社会思想。她认为，经济活动本身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现象本身，如金融、价格、商品；二是经济活动受其他社会因素的的影响和制约；三是经济活动反作用于其他社会层面的人类活动，而韦伯实际上也是从上述三个方面看待经济现象的。在《经济通史》一书中，韦伯以德国为蓝本，考察了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容克地主的制约，为了更深入透彻的研究经济现象，韦伯界定了经济研究的范围和意义，韦伯把经济研究定义为“社会经济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经济与社会相联系使得经济现象不过是他阐明社会思想的一个载体。韦伯更多是想从理论上指导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这表现了他的民族主义立场，而现代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并不附着于一国一区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无国界的，因此，他逐渐把研究方向转到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即为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如此他考察现代性也就顺理成章了。现代性本身不仅仅是经济现象，而对当时的德国来说，也许政治问题更紧迫些。兼于这两个考虑，韦伯的社会思想逐渐从一国经济政治问题拓展到对现代性的诊断上，但他眼中的社会经济学只是一种过渡，其终极指向还是政治社会学，而通过梳理现代性的发展，他又发现价值意义的迷失。韦伯在对现代性作出解释时其立场不太明晰，他始终游离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当时代需要他作出最终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民族—国家立场，另外，他对方法论，因果关系、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理想类型等诸多概念的阐释也有些暧昧矛盾。理解韦伯，理解他所处的时代他作为国家一分子的使命与责任，再反观当下的中国现实，也许，我们会受到一些启发。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研一的师兄侯耀文，他的发言题目是：从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侯耀文说，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是对立的，如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解释，而韦伯是唯心的解释，马克思把经济活动看作是竞争、贪欲造成的，而韦伯把资本主义当作是新教伦理主导下的资本积累，但他们也是有共同之处的，他们都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虽然二人在处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着眼点不一样，马克思看到了经济现象的无坚不催，韦伯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本性，但他们同样观察到了经济现象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及它可能的主导地位，他们对特定时代背景的把握使他们学术旨趣差异较大，一个是指向世界，一个是指向本国，但他们拥抱世界，正视现实，深刻细微的学术思想和身体力行的做事风格却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把两个人的书籍结合起来读，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第三节的讨论活泼而深刻。邢成举引导大家对资本主义的起源作一个讨论，他梳理了三位著名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学说，一是马克思，其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是生产决定论，二是桑巴特所论述的资本主义起源，他认为贵族的奢侈性消费所产生的需求和欲望是资本主义的源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消费决定论，而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的契合性却是从动机的角度以一种关联方式论述的，链条更完美些。从上述三位作家身上，我们也可以思考社会发展的动力何在，不管是救赎还是劳资协调，抑或是欲望引导，其中的引导方式无不在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分析这种源头，反观我们的社会，也许我们能从纷繁变幻的市场经济中摸出一些不是规律的规律。邢成举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韦伯的逻辑起点，他认为，韦伯的价值无涉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他的那种比较社会学本身也不是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普适值得商榷，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值得反思，东西方文明到底谁拯救谁待定等很多重要命题。刘升指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和韦伯意义上的资本是不同的，马克思的资本更多的是一种资本家的资本，他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是从社会中找根源，而韦伯所谓的资本则是国家资本，韦伯积极介入政治，是个典型的国家主义者，他的资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视角，两人的思考角度是不同的；税海明则指出，韦伯的制度论与观念论是交织在一起的，孰关孰后、孰轻孰重很难分清楚；张伟则说明，我们可以结合上次本硕论坛来个韦伯涂尔干社会思想及方法论的比较，另外，中国与西方谁拯救谁是个很值得探讨的命题；万旋傲认为目的理性和价值中立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我们在分析这两具概念时应注意它们各自的场域；郑毅提醒我们注意韦伯关于团体的阐释，同涂尔干相比，韦伯对团体的建构如何，怎样看待这种建构值得我们再探讨；余练回应了邢成举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她提出认识路径不同，所导致的结论也不会相同，我们在分析各家的社会思想时不能就方法谈方法，而应该看到他们所处的时代。
最后由各位到场的同学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他们表示，通过此次讨论交流，弥补了一个人读书的不足，使他们对韦伯思想的了解和把握更加深入透彻，见识了各人的思考触角和分析思路，受到的思维和视野的启发之大与知识相比不分伯仲，同时也有益于在以后的生活中把握时代与个体生活的关系，理顺思想与现实的关联，从而怀抱理想，拥抱现实，脚踏实地，兼善天下，今后应该多组织这样的交流会。

很系统，很厉害！

我来学习来了！受益匪浅，压力也很大！

很不错。

综述的很有高度

综述的很棒。不过我们都集体忽视了韦伯思想关于经济与团体化的研究。韦伯的讨论远远没有结束。

不好意思，侯耀文师兄的发言放在第三节了……

侯师兄关于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比较，引起我们的深思，分析的视角很独到也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对涂尔干和韦伯的一些思想进行比较，尤其是关于宗教以及方法论；再就是，对于韦伯之后的一些理论发展，尤其是哈贝马斯与韦伯的对话，进行一些对比也会有很多的发现。
韦伯的思想，我们今后还要继续进一步讨论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谈的很有深度。我这个门外汉也受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