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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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发帖: 44 威望: 44 点 金钱: 440 RMB 注册时间:2019-05-08 最后登录:2021-07-03 | 刘喜真读书报告(更新至2020年9月) 【书单】 1.《实践感》 2.《实践理性》 3.《实践理论大纲》 4.《实践与反思》 5.《男性统治》 6.《再生产》 7.《继承人》 8.《关于电视》 9.《国家精英》在读 本次以“符号暴力”为主题对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梳理。 符号暴力——教育不公平的再生产过程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暴力,具体表现在:教育行动、教育权威、教育工作、教育系统这四个方面, 1.教育行动 教育行动是客观上是一种符号暴力,是因为一个社会构成内各集团或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专断文化的基础,而这一权力是建立一种教育交流的条件,即以一种强加和灌输(教育)的方式进行的强加和灌输文化专断的条件。更确切的来说,在父系社会中,父亲对儿子具有法律权威,儿子享有财产和和特权的权力,父亲代表了社会权力在家庭集团中的力量,所以父亲可以以这样的名义强加自己的教育行动。那这种教育行动如何持续起作用呢?布迪厄认为是通过习性进行完美联结的,因为习性本身具有可持续性、完整性、可转移性,所以教育行动通过这个中介不断再生产其灌输的文化专断,从而不断在生产强加文化再生产的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这里像资本的繁殖一样,资本不断生产资本,各个资本之间不断促进资本的生产。 教育行动的目标: 1)再生产统治阶级 2)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也就是通过灌输的方式,把主文化强加给他们,在让他们排除自身的文化专断的非法化) 这一目标在《继承人》这本书中,主要表现在教育制度通过考试来掩盖不公平并使其合法化的文化专断。 首先,教育制度下承认天资的不平等,但不允许出现任何其他的不平等,这一制度通过竞争性考试来实现的,因为考试可以保证考生的表面平等(相同的老师、课本、考试内容、资源等等),而掩盖他们在文化面前的实际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有家庭教育背景所产生的差异,家庭环境中的智育氛围、家庭所用语言的结构或家庭支持的对学校和文化的态度等)。 如果不单单考虑学生的成绩,而考虑社会方面的特权或不利因素,按照个人的实际成就,也就是在学习过程中克服了多少障碍来排名,布迪厄认为也会导致分级竞争;通过社会实际能力不同方面与检查与这一成绩的距离远近,也就是个人之间的进步比较作为排名的标准,表现在数学曲线上就是,不是看点在的位置,而是看点与点之间的斜率,但这样一来,取得相同成绩的人排名应该是不同的,这就会削弱学校排名的意义,会带来另外一种情况,处于不利地位的人通过这一逻辑取得的排名变得一文不值。这样一来教育制度非常成功地使所有人都接受这一原则,没有任何人反对把真实的不平等考虑引进到教学内容中来。即使被统治者放弃了自身的文化专断非法化,承认教育制度下的专断文化(成绩排名)。 2.教育权威 教育权威是一种表现为以一种合法强加的权利形式实施符号暴力的权力。是教育行动实施的条件,由于实施中的教育行动本身具有一种教育权威,所以教育行动的实施者一下子就被认为具有资格传授他们所传授内容,从而得到社会认可,强迫人们接受他们传授的内容并控制对这些内容的灌输。教育权威的作用就是保证教育行动在当局的“内在”价值之外具有社会价值。所以使人承认它灌输的文化专断是合法文化,并掩盖其文化专断的客观真相。那么,如果当实施教育行动的当局强加的是一些集团或阶级的文化专断,并以受委托的方式,获得合法灌输文化专断的权威时,其教育行动就有助于在它的接受者身上再生产一个集团或阶级的成员与他们的文化保持的关系。这样就不仅掩盖再生产的合法文化就是主文化专断文化的客观真相,而主文化专断的再生产有助于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即再生产统治阶级的权力文化)。 3.教育工作 教育工作是教育行动中的一种灌输工作,应长期进行并持续性培养,即作为一种文化专断原则的内化产品的一种习性,它可以在教育行动结束后长期存在,并由此而使被内化的专断原则在以后的实践中长期存在。教育工作通过向其合法对象灌输一个认识、思维、评价和行动模式的长期工作,才能保证符合某个集团或阶级的文化专断的生产和再生产。教育工作通过行使教育权威使其灌输工作合法化,并使一种文化专断的原则以一种习性的形式内化,所以教育工作就可以合法化持续进行文化专断的灌输工作。教育工作具备两种功能,一是向合法对象或某个集团或阶级灌输专断文化,二是灌输文化专断使合法对象的文化非合法化的文化专断。另外,教育工作在长期灌输中,最初先生产一种习性,可成为初始教育,此教育可以是在学校家庭中进行,在进入学校进行二次教育时,即再生产习性的实践过程,那么教育工作灌输的难度和持续性,和初始教育与二次教育亲和性有着紧密的关系,教育工作越成功,也就是越能使其灌输的文化专断合法化,也就是如果主文化在教育实践或社会实践中,能够运用符号控制实践服从的实践原则,那么在实践中,就越能通过统治集团或阶级的初始教育工作已经完全地灌输给了合法对象,而不需要明确准许灌输符号控制的原则。 在现实生活中,教育从娃娃抓起,父母根据社会的符号,灌输给孩子实践的原则,这样一来,父母教育无须承认并明确,已经存在了一种再生产习性的习性。
4.教育系统 教育工作的形成与教育系统的形成有关,所有教育工作的运行必须通过制度特有的手段生产并再生产制度性条件。那么教育系统就要再生产一种完成自身灌输功能的习性的条件,那么制度化了的教育工作的实施条件和这种教育工作制度性再生产的条件相吻合,也就是自身就是一种再生产过程。那么这个专门教育工作——学校工作,拥有专门化的人才团体,该团体已是在教育系统制度性条件影响下确立了再实践的界限,这样依赖可以更好再生产文化专断。 教育系统使学校的信息系统化、一致化、制度化,这样教育系统就使教育行动成其为教育行动——学校行动:宣布自己是专门的教育机构。这样教育系统就通过教育机构自身的手段生产再生产制度性条件,以使它实施的符号暴力不为人所知,即承认它作为教育机构的合法性。 从教育关系来看教育系统的社会功能逻辑是: 制度通过安排教师为制度服务,教育系统给予教师的自由,教育系统的自由是为阶级关系的服务。 教育系统结构与历史考试的关系 不同类型的考试是被规范、制度化的交流模型。如果考试能表示、促进、灌输、认可促进学校系统某种组织、与知识界某种结构相关联的价值观,并以此为中介、涉及主文化价值观 比如法国教育系统、考试在知识分子实践和制度组织中的地位(功能性作用、在不同国家和历史阶段不同)。考试的价值象征着地位,最开始作为独立的系统,但教育系统把考试纳入进来作为系统的标准条件,是该系统成为教育系统延续的系统,误认为,考试是教育系统形成的历史过程。它通过技术的外衣,把社会等级转变成学校等级,从而是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合法化,为某些阶级服务。 教育系统与阶级系统的关系 教育系统本身对阶级系统的独立性和依赖性。从阶级关系结构与教育系统之间关系的系统出发来理解,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价值系统的客观关系,与权力关系。也就是需要把教育系统中学位和专业等级和学生的社会特点联系起来。 那么通过学习提高社会阶级难度的原因? 因为一种学习前途,只有成为本阶级或本属类的客观或集体的阶级的前途的时候,对一个人来说才能有大小的可能性,因此,不同阶级出身的人社会升迁的客观机会的结构,更确切的说,通过学校得以升迁的机会的结构,制约着通过对学校得以升迁的态度,这一态度决定着社会升迁的机会,而现实中,下层阶级的自我淘汰或最终被淘汰。另外,学校具有生产和证明能力技术的功能,又具有保存与认可权力和特权的社会功能,现代社会为教育系统提供把社会优势转化为学校优势的机会,(文凭与职业的关系),而学校优势又可以转化为社会优势。 那么难以发现教育系统对阶级关系结构的独立性和依赖性的原因? 独立性建立教育系统与其他子系统建立关系掩盖其依赖性的存在(阶级关系)。相对独立性,可以使其承认服从来自外部要求合法化;在保证文化资本的世袭性传递的同时,完成再生产阶级关系的社会功能。因为对二者的认识和学校对统治阶级关系的工具主义表象联系起来。学校系统掩饰它促进各阶级之间文化资本分配再生产的特殊能力,正是来自它使自己的运行独立化并并通过自己的中立表象而使人承认它的合法性的特殊能力。那么,就需要从教育系统来自它自身的功能及这一功能的外部功能的结构和运行的特点,与人员(传播者或接受者)受社会条件制约的、来自他们阶级出身、阶级属性及他们在制度中地位的态度联系起来,才能恰当理解学校系统与阶级关系结构之间关系的性质。 符号暴力——电视文化 布迪厄认为象征暴力是通过施行者和承受者之间的同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在施行和或在承受。在《关于电视》这本书中,电视作为象征性符号暴力的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文化工具。 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两个功能: 1.反民主的象征暴力:电视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和工具性质 2.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指在电视的发展过程中电视与商业经济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就是揭示商业经济是怎样推动和制约电视的发展与变化的。 那么这两个功能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揭示电视符号暴力的特征: 1)电视行业的职业眼光和内部循环所导致的同质化 因为各家电视台争抢头条,制造轰动,采用各种手段达到自身排他性的特征以追求其独立性,相互模仿竞争,就导致了其所追求的独立性成为普遍性,最终电视的内容同质化。 2)压制自由交流的特征 是因为电视受制于收视率,所以内部形成一系列控制手段和程序:比如主持人角色行为的限制、时间分配的限制、谈话内容的限制等等,这些都在行使电视的符号暴力,即压制自由交流。另外,电视对其他媒介(印刷媒介)也构成一种暴力和压制。 3)通过分析电视与商业的关系来揭示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 首先,早些年代,电视所追求的是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并培养公众的文化趣味,但现今电视越来越迎合公众的需求,从脱口秀到生活纪录片再到各种赤裸裸的节目,这些不过是满足公众的偷窥癖、暴露癖,布迪厄认为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是受制于收视率,而收视率又是追求商业逻辑的结果。所以使电视从原来的作为文化与交往的传播手段沦陷为商业操作行为。 另外,由于受制于收视率的影响,电视由政治化特征转变到非政治化,使政治化事件转化为非政治化,也就是说电视可以左右政治家的决策行为,及司法程序等。这双重功能使得电视成为民主社会危险的符号暴力。 再者,电视具有强有力的煽动性和情绪效果,所以电视可以制造现实、控制受众对事件的理解,并达到特定的目标。因为电视可以把社会新闻和日常琐事转化成某种政治伦理意义,激发起公众的负面情绪,如:种族歧视、排外主义、爱国主义等等。 总之,从布迪厄场域理论来看,商业经济通过收视率来控制电视,再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来控制新闻场(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消失),再利用新闻场的力量渗透到其他场,像“纯粹的”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进而造成传媒与学人、艺术家合谋,危机科学和艺术的自律性(原因是:第一,电视扮演真理和裁判者的角色;第二,由于其扮演的角色导致科学场和艺术场内部的混乱;第三,媒体内外隐蔽的合作)。这样一来,商业经济利用整个新闻场的作用,及自己的影响控制所有的文化生产厂。 碎碎念:关于电视是布迪厄通过文化生产厂与商业经济的相互关系来分析的,其分析不难延伸到现实,就是现代传媒对我们生活造成的影响,我们已经被商业经济所制约的文化厂约束在其中,我认为就算保持理性也难以逃脱这个场域,就像我们是社会人一样,必定会受到这些文化场域的制约,只是制约程度不同,但事实确实存在,更加悲伤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感受到自己已被圈在其中。
【书单】 1.《必须保卫社会》 2.《安全、领土和人口》 3.《生命政治的诞生》 4.《自我分析纲要》 本次读书报告内容是针对福柯生命政治的部分内容进行相关的汇报,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面对新冠状病毒的来袭,英国首相提出了所谓“群体免疫”理论。即要想达成群体免疫,英国需要约60%甚至70%的民众染病且痊愈后获得免疫力,(当然不会去谈“群体免疫”是否真的有效,只是想借此浅谈下福柯的生命政治里的内容)。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在谈到安全配置的问题上,福柯举了一个流行病的案例——天花,天花是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死亡率也很高,但在处理此问题的是不区分病人和非病人,也不切断隔离传染源,而是整体上考虑全部人口,在人口中观察治病率和死亡系数,分析病例的分数(比如不同地区、职业)的曲线,这些曲线都被当作正常的曲线,解决此问题的安全技术是努力压低最不利的正常曲线,压低与正常的和一般曲线相比显得异常的曲线,例如,发现天花最容易袭击三岁以下的儿童,他们治病率很高,那么压低三岁儿童曲线的治病率和死亡来使整体曲线趋于正常。具体群体免疫是如何发挥效用的并不清楚,只是我认为通过福柯的生命政治能够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群体免疫背后的政治逻辑。 那么,什么是生命政治? 在 1975到76 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必须保卫社会》的尾声,福柯突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断言:他有一个新发现,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发明了一种新的权力技术,即一种调节人口生命状况的权力技术,福柯称之为生命权力。 在本次系列讲座中, 福柯区分了统治者的两种权力:一种是让人死的权力;一种是让人活的权力。他认为现代国家的治理者和中世纪的君主之间的重要区别是:君主只拥有对死亡的权力,即将人处死的权力,但不具备对“生命”的控制力;而18世纪以来现代国家的统治者,在延续了之前君主的生杀大权的同时,还新增了一项技能,即对“生命”也就是“活人”的管控,如通过现代医学,人口学、优生学以及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等对人口质量和数量进行调控,进而提升社会整体竞争力,建立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 也就是现代国家越来越关心人口的生命状况。18世纪以来,随着国家主义的兴起,加之现代科学如统计学的辅助,国家的治理者开始关注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人口的健康状况等指标。用生物学的语言来讲,人变成了生物物种;从统计学的思路看,人变成了人口。这种以人口为治理对象的政治,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生命权力不再像规训权力那样作用于个人,而是作用于整个人口。并且,依福柯的理解,生命权力并不排斥规训权力,而是包容原先的规训权力技术的,这两种权力技术处于不同的等级层次中。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们是重叠发生作用的。其次,与原来的规训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技术运用的对象是人的生命整体,不再只是“针对肉体,而是针对活着的人”。而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技术也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相反,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等的影响。如果说规训权力将人分解成可直接监控的对象,从肉体上塑形和监控,那么生命权力则是在更大的尺度上支配各项人口指标。福柯认为,生命权力将是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权力技术的关键。 生命政治有那些应用? 生命权力不仅有消极的镇压和排斥作用,更重要的还有积极的生成作用。一方面,生命权力被用来理解纳粹主义和种族大屠杀等现象,也就通过使某一“物种”活,而让另一“物种”死的方式来完成“人口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生命政治常常发挥着积极的或生成的作用。我们不妨来看以下三个方面:1,现代医疗、公共卫生与现代国家的兴起。比如,清末开始,越来越多的改革派将目光放在公共卫生与国民的身体健康上。在之前,健康、卫生是个人的(私)事,而19世纪末个人的健康慢慢变成了衡量国力的标准。2 人口质量与经济生产。比如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据说当时有一批搞理工的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运算最后得出结论:其实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除了发展科学技术,估计那个也比较慢,关键还在于控制人口,人口控制了,就业问题就可以缓解,温饱问题也可以解决。3 人口与国家安全。比如在种族主义和反恐背景下,人口成了必须保卫的对象。 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英国的集体免疫理论,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出发,在政客眼中,我们似乎只存在于人口的各项指标中,有时我们是那60-70%,有时我们是30-40%。在传染病学家眼中,我们只不过是数学模型中的一个变量。而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则开始担心我们会成为那只拖累GPD的小仓鼠。在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中,表面上看,我们的生活更“自由”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更加灵活了,我们的出行更加便捷了,我们的工作机会更加多了;可当生物学开始为政治学服务,当我们变成了需要被治理的“人口”时,我们需要对这个“自由”打上一个问号! 这个月的读书状态,在时间上面,自从上次报告会结束就开始赶结课论文,期间阅读的比较散、少,后期阅读时间就比较集中,状态也比较好,我们中间还开了一次论坛会,同学们讨论的内容都非常精彩,对所看过的书目内容梳理的又特别好,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动力,继续努力阅读积累。
暑假读书关于福柯书目及总结 《福柯传》 《疯癫与文明》 《规训与惩罚》 《词与物》 《临床医学的诞生》 《性经验史》三卷 后期会阅读福柯的关于生命政治的内容再更贴,以及对吉登斯思想总结后会继续更新 本次内容是就围绕权力展开的,主要是针对马克思、韦伯和福柯的“权力”思想,来探讨权力从哪来,在哪运作,如何运作,描述权力时有哪些侧重点,以及他们对于权力样貌的比喻。 首先来看马克思,马克思把权力限定在政治经济领域,权力产生于阶级统治的需要,统治者利用权力来维护自身经济等各方面利益,马克思谈的更多的是国家权力或政治权力,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的实质就是权力,国家被看做是镇压性的暴力机器,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但这台机器真正运作起来还需要配合上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包括宗教、教育、法律、政治、媒体等,可以这么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权力是围绕某个中心建立的,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权力好比一个金字塔的塔尖,处在金字塔塔尖的是君主或者统治阶级,他们拥有权力而被统治者没有权力,君主或统治阶级从权力中心出发通过国家机器对个人进行支配和控制,从而形成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统治大厦,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则通过法律、教育、媒体来维持统治秩序和合法性,禁止和排除可能对统治带来危害的行为。 韦伯认为权力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中,不仅仅在上级和下级之间,也可以在朋友之间,恋人之间,在韦伯看来,只要出现一方对另一方的服从,任何社会关系都有可能构成权力关系,举个例子就是:一位男士为了表示绅士态度,为一位女士开门,并表示女士优先,那么他们之间有可能是一种权力关系,因为这位女士此时并不想出门,或者想在这位男士后面走,但处于压力,她不得不服从这位男士“女士优先”的要求,所以韦伯认为权力是无处不在的,再如,社会关系中最普遍的合作关系,不论是工作场合、校园讨论小组、体育运动、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合作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下去需要一定的规则以及合作成员对该规则的遵守或服从,从这个意义上将合作是一种权力关系,因为参与合作的人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遵守某种规则,或者服从某个更高的目标,也许正是因为权力的无所不在,而且其形状是难以难以研究的,韦伯认为社会学应该去研究支配权而不是权力,支配权是权力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相比权力更加具体化,研究起来更直观,对于权力的运作,如果马克思考察的是统治阶级是如何通过权力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的,那么韦伯是反过来看,去看被统治者如何让统治者拥有权力的,因为如何一个人权力再大,比如他是班干部、村长或处长,可只其他人不服从他的命令,那么他的实际上是没有权力的,所以韦伯认为支配权的有无取决于被支配者是否服从这个权力关系,由此韦伯提出三种支配关系。即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比如中国社会的皇帝,皇帝的合法性来自于传统,比如,当时的人们自古以来就有皇帝,这就是传统,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魅力型权威顾名思义其权力来自于人们对于统治者魅力的信仰,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魅力,反正下面的人信了就行了,最后一种是法理型权威,比如人们服从的不再是某一种传统或某个人的魅力,而是法,比如依法治国,或者一个公司里面规章制度说了算,而不是某个人说了算, 下面来看福柯,福柯作品的一个核心主题是权力,对于权力的描述福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福柯提到过这样的一些权力类型:君主权、规训权、生命权,在《规训与惩罚》里的规训权,一种作用与身体的微观权力,如果说马克思认为权力来自统治阶级,是具有压迫性的,那么在权力的来源这方面,福柯对于权力的理解更接近于韦伯,福柯认为权力不是从一个唯一的最高中心出发,而是在弥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贯穿所有机构和制度,国家机器只不过是权力的终极形式,而权力关系是动态的,可逆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关系不是静止不动的,不是来自于某个职位或法典,而是在斗争中形成和存在,这意味着权力不是契约的产物,权力不可以被拥有,被剥夺,被转让,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它与各种社会关系扭结在一起,它无法摆脱社会而存在,社会的运行离不开权力的运作,在权力这张大网中,人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福柯通过对学校、监狱、精神病院进行考察,发现权力在19世纪发生了变化,而传统的权力的理论并没有对此作出新的解释,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权力对人的支配方式变得更加精巧,不再是通过暴力的手段,而是通过规训的方式,或者换句话说通过纪律,不管是学校中的还是工厂里的,让人自觉去遵守,自己驯服自己,从而成为合乎社会规范的社会成员,充当社会大机器的零件,因而权力的作用不再仅仅是对个体的镇压与控制,权力也可以生成主体和真理,福柯认为不应该去问谁拥有权力或谁行使了权力,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运作的,在福柯看来规训权的运作是微观的,是直接作用在身体上的,因为权力的运作没有一个中心,应该更多从外围关注权力技术的细枝末节,比如为了考察规训的运作,福柯将目光放在学校是如何让学生变得整齐划一的,工厂的空间如何被切割,使得每一个个体能够高效地进行生产。军事训练中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如何让士兵体格健壮胆量过人,而是对身体特定部位进行操练,将每一个动作细分,不断练习重复每一个细小的动作。这就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的权力运作的微观物理学,其是研究权力如何微观的对肉体进行驯服和改造,这样的一种力量关系,要想经济有效的对肉体进行控制,使个体更加驯服,就需要一门关于肉体的“知识学”,可以说权力的运作离不开知识,福柯认为如果没有知识的介入,没有知识作为工具,权力的运作便不能成功。 小结:那么,权力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将权力同金钱类比来看,认为一个人有了权力就仿佛有了一切,而社会学中对权力的讨论则有所不同,如果马克思认为权力仿佛金字塔的塔尖,韦伯认为权力是社会关系得以形成和维持背后的原动力,福柯的规训权更像是一张大网或者仿佛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毛细血管,权力对社会进行供血,让社会关系得以维系,可同时权力这张网又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无形中让对他们进行惩罚、矫正和驯化。
吉登斯书目 《社会的构成》 《现代性后果》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自反性现代化》 《民族国家与暴力》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 《亲密关系的变革》 《第三条道路》 《超越左与右》 《失控的世界》 安东尼·吉登斯于1938年生于英格兰伦敦北部,早年曾在赫尔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学习,后任剑桥大学教授。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对当代社会的本体论而闻名。他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领域中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写了至少34本著作,被译成至少29种语言发行。他被描述成自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来最有名的社会科学学者,于1969年开始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主要讲授社会学,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主要理论: 吉登斯自己在早期曾认为,他的著作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既有社会学理论的批判,二是对社会学基本概念的重建,第三则是对于现代性的性质和两难,提出一个后功能论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而有学者将吉登斯的学术研究历程分为清理和综合—创立新理论—建立新理论和策略分析三个时期。 结构化理论 背景: 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两种明显对立的理论分野,称之为“二元对立”,即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与个人行为的目的性之间的对立关系。 其中,客体主义更愿意从结构的角度去理解社会,认为社会是一种具有明确界限的实体,社会整体相对于其个体组成部分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构凌驾于行动之上,它的制约性特征受到了特别的强调。相反,主体主义往往从社会行动的角度去理解社会,对于阐明人的行动而言,具有首要地位的是行动与意义,所有的社会整体都可以化约为个人的逻辑性堆砌,社会整体无非是处于某种社会关系的个人的集合体。社会客体主义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的机械决定论色彩,主体主义则具有明显的主观主义的唯意识论色彩。可见,无论是客体主义,还是主体主义,都缺乏对于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正确阐明,总是将其中的“一元”推向极端,而同时否认“另一元”。因此,消除行动和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形成一股“新的综合努力复兴的迹象”就摆在了吉登斯等社会学者的面前。 结构化理论的方法论 吉登斯在吸取前人错误和教训的基础之上,既着重肯定和研究人类整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对人类的制约作用,同时充分考虑人类行为活动的主观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人类意识的主体作用。由此,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新规则——“双重解释学”。在吉登斯看来,人们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已经对客观自然现象给出特定解释意义的社会,但是我们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人类自身的需要,对于这个已定的社会赋予更进一层的能动意义和指向,也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了二次解释,吉登斯称之为“双重解释”。他进而把“双重解释学”的内涵归结为: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为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揭示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更直白一点讲,“双重解释学”包括以下两层意义的内涵:即第一层意义是人类社会所有行动者对客体世界影响形成的意义世界;第二层意义是由专业的社会研究形成的对以上意义世界的特定意指以及由此提出的特定概念。那么,这两层意义并不是孤立、不起作用的,而是在现实的社会中相互产生影响,相互波及、渗透。可以说,“双重解释学”规则指导下的特殊实践活动,既包含了客观社会又包含了主观的人的行为,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明晰了社会科学的实质内涵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克服了社会研究方法在理论层面长期存在的主客二分的冲突,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融合,是社会学研究中方法论意义上的一个巨大创新和飞跃。 结构化理论的要素 行动和行动者 在吉登斯看来,行动和结构分别代表了主体和客体两个维度,结构不能脱离行动而存在,反过来,行动也依赖于结构,一切社会行动皆包含有结构,而一切结构皆有社会行动涉入。吉登斯认为,行动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主观能动的行为,每一个行为都是一个现实的行为,是客观的、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类行为的过程,因此应该把行动看做是一股绵延不断的流体,而不仅仅是间断的、分散的甚至是隔离的部分实体的组合。需要强调的是,吉登斯所指的能动性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意图性,是有所指的。他将把行动分为无意识动机、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其中,无意识动机即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隐藏的本性安全感,是人们下意识的自我保护的行为,并能够由这一系列无意识行为产生潜意识的自我认同和安全感;实践意识是“个人在一定条件下行动或解释他人行为时无意识中使用的库存知识。”其特征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方面它引导人们行为,甚至支配和影响人们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却又无法进行描述和概括;话语意识就是指行动者可以对其行为作出自觉的、清晰的话语形式的表达和综述。当然,吉登斯并没有把人的自主性过于夸大,主观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此,这种能动性本身就是具有限制性的能动性,所以行为者的实践行为就会发生诸多意外,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意外结果的出现,为进一步的社会结构的研究创设了新的社会条件。 结构和结构化 吉登斯对“结构”给出了明确的界定,他认为,结构就是规则和资源,而且,结构中必须有行动者参与,也就是说,行为者在特定的时空限制下的社会环境下,通过利用社会中的规则和资源,从而对社会结构进行再生产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名词的独特性,吉登斯特意列举出了四种类型的规则,指出这些规则有一个固定的特征:“(1)经常用于谈话,互动仪式和个人的日常惯例中;(2)被策略性地掌握和理解,并成为合格行动者‘库存知识’的一部分;(3)是非正式的,没有书面形式,没有明确表达;(4)通过人际间技术的使用,不会受到太大的约束。”他认为,规则其实就是行为的规范和表象性符码,是一套方法论或技术。行动者对这套方法论或技术往往只是模糊了解,但却成了为行动者行动的相关指引。当行动者际遇和面对他人以及互动的特殊情境时,能够很好地将规则转化为一个新的综合。 资源作为行动者用来处理事务的工具,根据人们利用资源的重要程度,吉登斯把资源从权威性和配置性两个方面进行了划分,他认为配置性资源主要是客观物质性资源,它强调的是人类对大自然本身的使用和支配。而权威性资源是指人类在征服自然界之后,对整个社会世界的调配过程中所利用的一些非实体资源,它着重阐释的是社会关系过程中的一些非实体手段、方法等,但是在客观上却形成了社会关系阶层的分层,以及达到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这在实质上也是一种权力的意义象征。因此,吉登斯把这两种资源“作为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将其视为行动者对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行调配和控制的杜杆,实际上是有利的工具和手段,并且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作用。吉登斯抽象地认为构成结构的两部分即资源和规则二者是“可转化”,并具有“中介性的”。 总之,结构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中规则和资源被用来形容互动,在互动中使这些规则和资源得到了再生产或者转化。 权力 吉登斯把权力认为是所有行动者的普遍特征,同时在高度抽象的意义上,把权力意指为一种对资源的支配力量,认为权力具有广泛的对自然界和社会一切资源的“改造能力”,是行动者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转换能力”。 于此同时,吉登斯认为,权力一定是存在并依附于现实的社会情境之中的,那么,社会主体必然对社会体系具有绝对的依赖,因为社会为其主体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资源进行支配和使用,并且这种依赖关系是不间断的绝对的支配作用,它现实地影响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吉登斯用结构化的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和重述,他指出,人一定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的,并且整个社会结构对人的活动形成特定的支配和制约性的影响;但是,置于社会结构体系中的人具有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意识,结合现实社会条件,制造出符合自身需要的世界。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权力不仅需要沟通主体的能力,而且需要协调主体和客体的融合能力,这就产生了的“二重”权力职能,即权力的转换和权力的支配。权力的转换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依据自身的能动自主性对社会权力的行使和运用,而权力支配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相互之间对社会资源和关系的依赖。 当然,每个权力的拥有者并不是绝对的,所以必定会引起权力的争执和抗衡。吉登斯将这种对权力控制的不平衡以及相互之间的制衡关系这种现象称为“控制辩证法”,控制辩证法之中的社会个体均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尽管存在占有的不平衡,但是每个人都实现权力的可能,于是,行动者会根据资源占有情况编织成不同的权力格局,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资源占有状况,这种由行动者构成的权力结构又反过来会对整个社会生产进行下一轮的再生产和资源调配,从而形成对行动者的再次支配和统治。 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由于社会情境中权力的占有和支配必定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的,因此吉登斯在这个向度上看到了权力和时空的关联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时空对整个社会结构中权力的关键作用。吉登斯提出,“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地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社会时间看成是一个有方向的、不可逆的线性序列。基于此,吉登斯把社会生活的时间性归结为三种形式,即日常生活时段、个体寿命期限和制度时段,且这三个时间形式是不可分割的。 同样地,根据行动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空间性质,吉登斯对社会空间也进行了区分,即形体的空间性、共同在场和区域化。通过吉登斯对时间与空间的界定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即使在固定的空间领域和时间领域,也会因为主体的不同,目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互动。这样,吉登斯通过时空概念的分析和阐释,将互动在时空范围内进行整合,使微观和宏观在区域例行性互动中得以实现连接,实现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为其现代性思想的提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结构化理论的内涵 总的来讲,所谓结构化就是指结构不仅作为行为者行动情境结构中的行动中介发挥作用,而且又是它本身又是这种行为的结果。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同时又改变结构,而且这种结构化的特征是流动的、持续的,它会随着行动者的行动投入到下一轮的生产中,并且这种生产行为源源不断、不会停止。 第一,吉登斯认为,整个社会结构都首先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同时人类社会实践也正是在社会结构中才得以运行,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是整个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条件基础并且作为人类实践和行为的中介来转换,另一方面社会实践又回产生新构建的社会结构系统,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可以看出,吉登斯把社会实践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他认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是运动的、不能停止的,因此,社会结构也是循环而不间断的。 第二,有行动,才有结构;有结构,必然有行动发生。结构只有通过行动才能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得以展现。吉登斯把结构本身分为规则和资源两部分,不论是作为规则还是作为资源的结构,只有被不断纳入社会行为的实现过程中,才能被赋予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并通过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被不断产生出来。因此,结构和行动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发生作用的。吉登斯借助语言和言语二者的关系来说明结构和行动的关系。语言就好比是结构,而言语就好比是行动,没有言语行为的产生,语言的结构就无以实现,离开言语这一行为,抽象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里,言语是语言得以实现的媒介,那么,结构和行动的关系也是一个道理,结构是行动的媒介,同时也是行动的成果。吉登斯的这一论述,对结构与行动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过程做了明确的表述,明确了结构和实践、行动之间的内在关联。 第三,结构兼具能动性和制约性两种属性,并且这两种属性总是同时出现,结构总是在具有能动性的时候,同时兼具制约性。换句话讲,社会结构一方面能动地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活动空间,充当行动的媒介,同时也对主体的自由创造产生某种制约,不论是制约关系还是能动关系,都通过行动者的实践被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结构不仅仅是否定性的社会制约条例和规则,它同时也具有可建构性,可以同多行动来接触制约关系,并通过社会实践被再生产出来。 结构化理论的启示 纵观吉登斯的整个结构化思想,是以个人行动框架和社会结构框架之间的互构为依托,实现了以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和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为主线的一种动态的平衡,给长期笼罩在社会学领域中的正统共识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在全球学术领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中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普遍法则。”因为在他看来,建立结构化理论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框架或者研究方法,结构化理论反映的只是他对“行动与结构”这个社会学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他一方面企图打破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等客体主义的樊篱,强调人类行动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企图超越解释社会学、理性选择等主体主义的立场,强调社会结构对于人类行动的媒介和制约作用。他以一种类似于“中庸”的认识论立场,将结构和行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结构化理论为客体主义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向度。自孔德创立社会学这门学科开始,围绕主客体关系所产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不同社会学家们要么认为主体是第一位的,要么认为客体更加重要。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基本目标就旨在努力避免二者各自理论缺陷的同时,极力寻求第三条可行性道路,一方面避免以上的片面、狭溢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试图超越个人行为自主性和社会结构二者之间相互制约这一悖论,从而寻求新的思维体系和发展道路。 结构化理论力图打破宏观与微观的对立,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宏观和微观问题与主体与客体问题一样,同样是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必然涉及的问题,在当代理论中,无论是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还是卢曼的系统理论,都对此有过深刻表述。吉登斯否认宏观与微观是两种独立的现象,指出宏观和微观现实是存在的同一种现实,它们的不同仅来自这一现实所具有的两重性质,而非两种现实。可以说,吉登斯实现了宏大的社会理论与平凡的日常生活有机结合,这样,宏观和微观似乎不再是无法沟通的对立面,通过结构化理论,“微观的日常生活中隐含着宏观的要素,而宏观的社会系统和社会变迁中又渗透着微观的粒子。“为超越宏观和微观的对立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外,吉登斯通过整理传统社会学脉络,放在了一个相对透明的背景之下,保证了研究的相对客观和“价值中立”。
刘喜真2019年11月15日-12月15日 【书单】 1.《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2.《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 3.《现代性诊断》 4.《叔本华与尼采》 5.《现代性的后果》在读 【报告内容】本次报告内容也是针对齐美尔的文化、性别、现代性部分内容。 1、齐美尔分析文化的三大模式 (1)文化对抗性模式 文化视为一种社会体系,是生命过程的产物,一旦存在便获得自己的形式而独立(形式与生命),生命内容需要形式来表达出来,而形式需要生命的创造力,如果文化形式其独立性越强,其与创造力之间的张力就越大,甚至出现文化危机,主要是以个体性与标准化的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2)文化矛盾性模式 (个体取向对文化的影响)个体为文化消费者,文化为交换过程中的市场,个人在此市场中出现严重的矛盾心理,既要形成独立的人格又要获得社会的认可。比如在审美领域(时尚中的分析)审美作为了联结个性和普遍性的桥梁,在现代中出现了夸张的主观主义,过于强调个性,就失去了一般性的支持,从而难以开发自己的社会个体性。 (3)文化二元性模式 (文化对于个体的影响)个体被视为文化的接受者,文化作为社会结构,从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分析现代性文化悲剧,客观文化指人们经过创作提高完善的事物,主观文化指以此方式达到个人发展的程度,在此主观文化应高于客观文化,客观文化部分独立于主观文化,文化需要二者的统一。在现代条件下,主客观文化之间相互独立化,客观文化发展的越来越快(科学、技术领域、艺术、法律等),而主观文化却不能等度发展(因为个体接受能力是有限的),从而产生现代都市的孤独无助感,此处分析与异化思想相似。
2、性别 在齐美尔所讨论的性别问题中,男女两性存在本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先于存在。他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接近存在本身,即女性对自己作为女性存在的认识比男性更具本质性。“对男人而言,性别特性是一种行为;但对于女人而言,性别特性则是一种存在。”男性受到两个倾向的支配:纯粹的感官性与超验的精神性;而女性一直在自我之中,超脱于感官情欲与超验精神之外。因此齐美尔将女人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人,而男人却“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然尔货币对现代社会中性别差异起着塑造作用。劳动分工使现代社会中男女性别文化差异凸显,劳动分工被打上性别烙印,妻子的“经济价值”急剧下降。而男性文化却在文化的客观演变中成为一种“客体文化”;这种文化标准与要求都由男性设定,却要求两性适应服从,女性面临的文化困境可想而知。 但是在付出奉献维度上,男女是不对等的(是内在所造)。男人奉献一部分,因为男性个体中本质的部分一开始就被职业侵占;而女人付出全部,将自己的人格、中心和边缘都毫无保留地投入婚姻。这导致男女之间互相的依赖不对等,社会对男女通奸的惩罚力度也差别巨大。在这样令女性读者已经产生不满情绪的关系之中,男性却比女性更容易感到无聊——“观念是男人无休止的使命,在观念的意义上,男人始终是一个孤独者”,女性因为家庭内务比男人更能抵抗无聊。这就构成了男女两性不同类型的悲剧:男性的悲剧产生于自身,源于有限的成就和无限的要求的抵牾,而女性的悲剧却源于生命以外的层面,源于历史境况。 另外齐美尔所谈的女性精神与文化形式关系,首先是探讨文化,文化分为主客体文化,主体方面是个体灵魂拥有灵魂财富的多少,客体方面是与在个体身上表现的内容和意义完全不同的物质形式方面(语言、法律、习俗、艺术、宗教等都是文化的物质形式),再分析文化是否有性别之分,最开始人类文化是没有性别之分,但迄今的文化是完全男性的,主要体现在男人创造了工业、艺术、科学、贸易、国家和宗教,这些都具有男性特征并且需要男性力量维持和不断更新进步。那女性文化不可能是有男人积累起来的财富和成就有女人来完成,而是由是创造文化的主体增添女性特质,怎样增添并没有给出解答,那要是按照齐美尔形而上学对女性文化的政治意义的否定,以及女人性是一元性,男人性是二元性,那女性就应接受本身的内在,承认男性文化的绝对性。 3、现代性诊断 现代性本质:心理主义 关注的问题:现代生活的状况对个体人格完善的影响 随着个体所在群体的扩展,存在和行动的个体性在增强 首先,从个体与群体的联系纽带,当个体在较小的圈子内,联结个体和群体的纽带直接影响个体所有的行动和情感,而随着纽带的松动,允许个体性发展空间越大,即群体管束的越少,个体的人格也就越可能得到发展。另外群体规模的扩大和个体性发展具有的关系是,群体的扩大加剧了其中个体之间的生存竞争,而竞争导致个体的专门化,以及群体规模的扩大也会导致个体要素的分化,也就是原有结构关系的分化,使个体超越了限制获得了自由,与原先不可能联系的人产生了联系,以满足自己特定的需求。另外是个体与大众的关系,齐美尔认为大众群体是一群乌合之众,当群体成员在群体中地位越低,与群体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大众的行动的客观性是主观意愿的合成,社会圈子越大,卷人的利益越多,客观性就越强,这是比个体的行动更带有一般性,仿佛是天经地义的,并在社会关系的持续互动中更能为个体带来安全感,所以个体就放弃了自身的独特性。 最后说一下齐美尔关于爱情和死亡的看法,在读关于这两点时也是感慨他的洞见我是特别赞同,死亡,可以看作一种内在生活的文化,和生命并不是脱离的,是连续的存在,我们从出生开始直到死亡,生命的过程就是死亡的过程,即逃避死亡,好比我们都是在行驶相反船上的前进的人,齐美尔认为我们存在的价值和内含是超越生命的,只有了解死亡才能懂得生命内容,只有死亡才能了解生命,死亡是区分生命和生命内容。齐美尔将爱情视为本真意义上的悲剧(因为爱情受现代人类生活影响,而不是爱情本身,爱他只因为是他,不是因为他好才爱他或者因为自己的动机去爱他)。“恰恰当人们成对而在时,人们是孤独的,因为此时人们是分开的,是‘对方’,是他者”。而当人们融化成一个整体时,人们又是孤独的,因为此时能够结束仅仅单一之在的孤独的东西都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爱情是最纯粹的悲剧,它只能被孤独性点燃,并且被孤独性不可克服所打碎。尽管如此,相爱的人总是不停的试图克服双方之间距离,试图达到与对方完整的统一,完全融化在对方中。这也是日常生活中正在爱的人为什么会感到疲劳和受折磨的原因。爱情是一种介于占有和不占有之间的状态,或者说,在爱情之中,人们占有一点什么,同时又没有占有它。卖弄风情(暧昧)作为一种无约束性的超验的表现形式注定会成为“生活的未确定性”中的一种理想的交际形式。 3、叔本华与尼采对生命看法的不同小结 叔本华首创的生命意志学说,生命是什么?叔本华对于生命意志的阐述,认为,人的本质是生命意志的体现,而生命意志是盲目的,冲动的,无方向的。在这里,叔本华第一次把无意识引入了哲学,与欧洲传统理性的哲学体系作了分割。 叔本华哲学思想的最大特征,就在于他对人和人生的判断是悲观的。因为生命意志的特性,决定了没有得到满足就去寻求满足,而得到了满足就无聊,如此一来,努力不努力又有什么区别呢?既然结局都近似于佛家说的“一切皆空”。事实上,这样一来,人的生命意志还有何价值呢?人类最好是什么都不干了吗?因为一切最后都不免化为“空”,“无”? 尼采从学习叔本华开始,但开始感受到其哲学的悲观气味,因而极力改造叔本华的思想,形成尼采自己特色的生命意志或权力意志思想。经过分析,尼采发现人的意志萎靡的根源在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是弱者创立的,体现了广大弱者对于强者的不满并要在精神上制服强者。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就是要解放人的思想,使人不再束缚于基督教的懦弱精神束缚中,从而焕发精神意志,有所作为。当然,能这么做的只能是少数“强者”,而他的对立面却是广大的“弱者”,由此也造成了对立和冲突的悲剧。 通过对生命意志的反思,尼采提出与叔本华截然不同的思路。尼采赋予了生命意志积极的意义,以激昂的生命力重振人的意志,鼓吹人的价值。 生命意志的永恒循环,是尼采的另一个重要思想。生命力是一个积攒、释放、再恢复的过程,这也对应了人的一天的历程。到晚上生命力逐渐恢复,然后到第二天白天又再释放。永无止境。随着人逐渐衰老,精力不济,也就让位给下一代的人。下一代的人又在舞台上继续表演,代代相传。由于充满了激情和对生命的热爱,尼采才会写下,“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当然,热爱生命,不只是对身体各种欲望的满足,那是粗陋的理解。人的生命以及精神世界,还有很多种可能,很丰富。 因为要活在这个世上还有很多时日,提醒自己不能过于悲观,热爱生命,热爱每天身边的小事件,告诫自己明天和今天不一样,自己的世界是把别人包括在内的,而不是隔绝自闭,看见早上阳光很好会很开心,下雨声音很好听会很惬意,是生命内容包括了不少伤害痛苦痛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东西,可是就是那下部分留住了自己。生命本身是痛苦悲观,但结束生命了也许会改观吧!
刘喜真2019年10月13日-11月13日 【书单】 1.《大都会与精神生活》 2.《时尚的哲学》 3.《宗教社会学》 4.《现代人与宗教》 5.《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本次读书报告内容主要针对齐美尔的社会学表现形式经行汇报。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含义,形式社会学是一种社会学的观察方式,按照齐美尔的观点,社会学研究应该以研究社会化的形式为对象。这种研究是分析性的,围绕形式和内容展开分析,它是用相互影响的观点来表述社会化的各种具体形式,上下秩序,竞争,党派,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存在,然后研究在各个不同领域里和历史上不同的时代里的各种社会化形式。 对齐美尔社会学分支印象较深的主要有:时尚社会学、感觉社会学、饮食社会学、宗教社会学 1、时尚社会学 首先时尚似乎具有个性的意味,与普遍相对立,我们经常挂在嘴边,他的穿搭好时尚,那个明星好时尚,那为什么会产生我们所说的时尚呢?齐美尔认为是人的精神生活包括对普遍性的追求和对特殊性的专注,而时尚恰好可以作为一种形式,实现我们对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相结合的愿望。时尚的本质在于,群体中只有个别人领导时尚,整个群体不过跟风而已,这种形式需要不断的变动内容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时尚好像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其内容又和文化有所关联,比如现今流行复古的元素,此时它就起着调节流行的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时尚可以跨越时代表现出来不同的内容。其次,时尚和性别也有着不同的关系,从现今生活来看女性追求时尚是对于男性的,那此现象的原由,齐美尔认为要追溯到女性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女人的社会学本质在于缺乏差别,她们生活受制于惯例,而时尚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个性与非凡的可能性(显眼强调个性化的打扮),为她们提供了一个调节普遍与个性二者关系的空间。最后是,齐美尔认为每个人处于个性化冲突与融入集体之间的关系,时尚为人们的自由提供道路,那么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是受时尚影响的。在这里时尚好像更加抽象了,内容更加丰富了。(作为个人在群体中获得自由的桥梁。
2、感觉社会学 我们之所以可以进行人际互动是因为人们之间引发了感官效应, 我们用感官察觉我们身边的人包涵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引起主体的情绪和感觉,另一方面是增加对客体的认识。在各种感觉器官里,眼睛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普惠性,可以在人际关系中建立充分的相互性,如在对视的过程中双方同时在暴露自己认识对方,耳朵是利己主义,可以只索取不给予,占有权,可以占有看得见的东西,而听到的东西它展开的瞬间就消失了,所以齐美尔说,注视是人类关系域中最完美的互惠关系。
3、宗教社会学 齐美尔认为宗教是社会中人与形式的一种理想体系,一旦形成对人际关系发生影响使其中的宗教特征凸显出来。认为整个灵魂冲动范围内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宗教的源头,不管是祖先崇拜或自我神化,道德冲动或依附情感。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超越形式。社会是人与人的交互作用,社会形势是连接社会中人与人的互动因素的规则,像风俗、法律、道德和宗教是作为社会的人际互动秩序的形式,宗教即为一种社会形试,反过来说,社会作为人的关系本身就带有宗教因素。其强调宗教与社会产生一致性(即人与人相互关系中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宗教关系,那么一旦上升到超验范围摆脱社会旨趣内容,就会上升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齐美尔是先从宗教的本质核心(信仰)出发,而信仰的出现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的;再者从宗教多种作用上分析(整合性),以及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行为上的关系——宗教信仰是维系社会的纽带;现象上的相似性——社会整合性结构唤起了宗教反应;宗教本质和社会本质——分工导致的分裂需要的整合),探讨宗教与社会产生的一致性。
4、现代文化 我们谈论文化是因为随着生活的进步我们创造出某种具有表现形式和现实形式的人工制品,吸收生活的流动性,并赋予形式和内容、范围和次序。那么文化是来源于生活,作为生活的表现形式出现,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文化的发展过程是死亡—重生—死亡,像在经济发展中,经济动力创造了相应的制造形式:奴隶制、行会、农民、自由的按劳付费的人等,他们出现的时候都是作为 相应时代理想的表达形式,但随着发展进步,这些形式表现出自身的局限性,经济能量不能充分表达就打破了这些形式。那现代文化出现的危机主要是主客体文化相分离,即作为主体创造出来客体文化,因为分工的出现,主体文化更加自由,此时客体文化已无法整合主体,这是就会出现文化的瓦解。如宗教现代危机的出现,齐美尔提出宗教的内化,即不是教义机构实现现代化(外在形式),而是个体生命意义的实现(内在形式)完成宗教的宗教性。 齐美尔采用相对分析方法,分析上述问题上主要分为:主体-客体(宗教、文化)、普遍-个性(时尚) 。本次报告暂时更这些,有些内容想下个月读完齐美尔的其他书籍一起更。
刘喜真读书报告2019年9月12日--10月12日 【书单】 1.《1884年经济哲学手稿》 2.《国富论》上卷 3.《国富论》下卷 4.《礼物的流动》 5.《梦的解析》
本次读书报告内容根据劳动引出分工和资本进行汇报。 大概主线为:劳动——分工——分工原由——分工产物(货币)——资本 (1)分工 首先,在亚当斯密那里,所谓财富是一切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总和,人们是依靠自身的劳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财富也就表现为是人类通过劳动而获得的产品。所谓的金银只是作为财富的劳动产品价值的一种衡量载体,是流通的一种媒介,并非财富本身。既然劳动产品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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