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阅读书单
《中国的现代化》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社会发展与发展社会学》 景天魁
《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
    博士论文：
《社会政策与社会转型》 盛志宏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政策变迁研究——一个演化的视角》周幼平 上海交通大学

  总体来讲，我这个月的读书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因为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经验研究的领域，而忽视了经典的阅读。一方面是由于课程的要求，一些经验研究的书如果不去阅读就很难理解老师课上所讲的知识，另一方面还是由于要准备论文和双学位考试，自己的心静不下来，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到经典领域。因此接下来我将把介绍的重点放到《中国的现代化》和《合法化危机》这两本书上，把阅读这两本现代性研究的著作的心得与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的现代化》

    这本书从晚清中国与西方交手并着手现代化说起，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整合、科技进步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罗兹曼在本书中所要确立的目标是将那些有利于中国现代化，阻碍与中国现代化以及影响现代化发生速率的因素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认为现代知识造成的政治发展程度，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准是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状况的关键矢量。
    在中国的流史学界，基本上每个学者都将中国的近代史归纳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斗的抗争史，将自然经济的解体与政治系统的腐败作为导致20世纪中国危机四伏的主要原因。但罗兹曼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维持近千年的朝贡贸易体系下的，自我孤立的世界中心主义才是阻碍中国现代化（主要是知识现代化）的主要原因，而西方文明的冲击仅仅是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真正促进中国社会变迁的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内在因素。总而言之，这种超越了经典唯物史观和英雄史观的，以现代知识作为历史发展原动力的学说，就如一股扑面而来的春风，让我感受到了西方后现代思维下的中国历史的别样风味。
    不得不说的是，在与中国主流史学界的比较中，罗兹曼——这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所得到的的结论，在我们看来就只能用“难以置信”四个字来表达了。不过即使是这样，他还是运用数以百计的中外一手文献资料为他的结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就以“中国自宋之后、晚清之前就存在着诸多向现代化转型的基本要素”这个命题为例，首先他列举了在政治系统中的选官制度、中央政府中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在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比如中国在明朝就形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现代化官僚队伍，并且具备精密的专门化和职能区分，拥有只有西方现代政府才具有的高度理性化。除此之外，他对史学界总结的“古代中国重农抑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性社会”，“封建家长制，宗法制弱化政治改革动力”等结论，一方面表示怀疑，一方面抛开马克思主义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在逻辑里来进行客观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罗兹曼比一些中国学者更能成功的运用“历史研究本土化”的理论视角。
    以科举制度为例，中国的大部分学者就认为正是科举制度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根除的顽疾，它抑制了中国现代科技和现代思想的萌芽，以至于在现代化进程上远远落后与西方，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但罗兹曼则站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立场上，认为正因为科举制度才使得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因为每一个底层人民都有机会来实现自己的代内流动，成为权力精英的一部分。普遍的阶层适应性，相对公平的竞争性，社会大众的政治参与性无一不体现着科举制度所具有的现代性精神，而纵观西方社会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也不是逐渐废除封建贵族制而逐渐建立起相对平等的现代化教育制度，用考核来选拔人才进入官僚队伍吗？这并不是为科举制度辩护，而是告诉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发展的结果来反推前提，片面的肯定或否定历史，每个制度在历史舞台上都具有平等的地位，而我们则更要平等的对待它们，对退出历史舞台的制度缺陷无限的放大和登上历史舞台的制度优势无限的推崇，都是错误的。
    中国的史学界一直试图用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解释自己的传统，而西方史学界却力图与用中国本土化的话语解释他国的现代性，这种史学研究中的“围城”是多么的耐人寻味啊。而真正能将中西史观完美结合起来的人，该是有多么的难得啊。

《合法化危机》

    在《合法化危机》中，哈贝马斯将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形态分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文化危机。（书中的分类法主要是以建立在人类社会各历史形态上的四分法，即经济危机、合法化危机、合理化危机以及动机危机。由于自身理解能力的限制，我并不能准确理解这种四分法的逻辑，因此在这里不做陈述。）其基本逻辑是：由于现代技术的快速增长，科层化和组织化的管理控制手段被过度的强调，以至于国家意志的力量发生膨胀，制约了发展主体（市场）的自由选择，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对国家合法化的认同危机。在这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是经济领域的危机。发生在西方国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胀”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盛极一时，导致国家对于市场的过度干预。价值规律的力量逐渐因为计划的进入而走向衰落，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不健全的福利国家制度在西欧各国的普遍建立使得各国政府陷入财政危机。除此之外还有国家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过度消耗资源而带来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这些结果都是在经济领域制度化之后市场—消费者之间第三方力量的强制介入，破坏了市场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培育竞争机制及自发调节供求平衡的根本机能。第二是政治领域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对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调节失败。第二个是合法性危机，即大众忠诚因国家权力对其他领域的不断干涉而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危机。诸如20世纪60年代爆发在各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就是一个具体体现。第三是社会/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高度整合下的连带危机加重，公民和家庭的四人行受到威胁以及科学教条主义，机械复制艺术和普遍主义价值系统的泛滥。
    总体而言，哈贝马斯在本书中的立场有点向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靠拢的趋势，即批判了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原则下国家力量向各个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行过度干涉的行为。从这一点来看，法兰克福学派与一贯主张市场自由化的奥地利学派在当时产生了一系列的共鸣。但这仅仅是我的推断而已，至于当时两大学派是否真的有思想上的交流，也只能在我继续阅读现代性著作的同时去考证了。
    中国现在正大力提倡各个领域的“合法化”，包括政策制度化、道德法律化、市场规范化等。即使哈贝马斯指出国家“合法化”会给社会和市场的自主性带来一系列的危机，国家权力很可能得不到有效的约束而无限膨胀。但在根据目前中国所处于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而言，不加限制的自由化所带来的弊病将远远高于合法化的机会成本，毕竟比起发展了200多年的堪称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制度框架还略显幼稚。连完整的制度体系都没能建立起来的国家，又何谈超前的“合法化危机”呢？

    记得上个月我曾天真的认为“所谓现代性著作探讨的问题都是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因此阅读起来会更加容易。”但现在我才意识到现代性的著作无一不是建立在传统四大家的基础上的，因此接下来我还是要回归到社会学的经典中，只有夯实基础才能达到对知识游刃有余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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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善思，是你一贯的特点，保持住。读书会上桂华师兄的提议很好，在大三这年如何规划一下，把社会学几个大家啃下来。哈贝马斯的东西前面有很多铺垫，先放一放可以，不想放的话可以读一下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一本因为有经验参照理解会比较容易。

法兰克福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关系，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在读哈耶克的时候也联想到哈贝马斯关于市场与国家的关系的论述。

恩，慢慢走，慢慢磨，必成美玉！！！

很不错，坚持读书，坚持发帖。

多谢各位学长学姐对我的支持！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想给你们每个人的留言都回复一下但试了好几次都不行，所以就在这里一并说了吧。尤其谢谢晓园姐给我的建议，其实那个关于哈贝马斯和奥地利学派的关系我仅仅是猜测一下而已，并没有去深究。目前我还是将注意力放在了经典四大家上，至于后现代的东西希望能在以后能和那位学长好好的聊聊哈贝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