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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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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红旗的读书报告(更新至2025.11.3)

2025.9.20-2025.10.25读书报告


本月书单:
韦伯《学术与政治》《宗教社会学》《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锻炼与作息】
本月一共跑了25公里。前面几周坚持跑5公里,跑的越来越顺利,最近两周下雨和降温,主要以散步和拉伸为主,运动起来读书更有精神和专注,保持11点40左右睡觉,在上课和读书之间不断优化自己的时间安排,读书的状态在不断变好。本月还和大家一起爬大蜀山,打羽毛球,过程很愉快,留下难忘的回忆。
【读书感受】
这个月继续韦伯作品的阅读,《学术与政治》是韦伯两篇公开演讲,内容比较少《以学术为业》韦伯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学术进行进行定义,在对宗教祛魅的时代学术研究是什么和、,有何变化和功能;《宗教社会学》比较晦涩,在夹杂上课的破碎的时间阅读,需要好久进入状态,读的很慢,但其中理解的一些概念对读下面两本书宗教书很有意义,读的比较有收获的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和《印度的宗教》这两本,它们都在探讨为什么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在中国印度等亚洲地区出现,中国因为儒家的入世的适应精神,印度不仅仅在与种姓制度,更在于制度背后印度教轮回转世与“业”的救赎思想和世俗的种性制度的结合,任何理性的禁欲的资本主义精神都无法从中产生。后面再继续读《古犹太教》,对于这方面的思想认知就比较完整了。状态不断变好,有的课程已经结课,更多的完整时间可以利用,期待能下个月做的更好
【状态自评】B+
《学术与政治》
  本书包括《以学术为天职》和《以政治为天职》两篇公开演讲,虽然是演讲,但是韦伯一直在恪守学者的责任,践行自己的价值中立和理性类型的研究方法,对于当时的政治与研究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观点。
首先来看《以学术为天职》,天职观很容易联系到新教得理性禁欲精神,但是在上帝已经退居幕后得宗教祛魅时代,该如何扮演学术研究者的角色呢?这就是韦伯要回答的问题。
  开篇对比德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说明当时在德国做学术的外在的处境。学术新人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日常生活,编制获得更多与开设课程的受欢迎相关,且评选存在主观偏爱,难以真正公正,所以能否从助教,编外讲师升到教师纯粹是一场赌博,部分原因是集体决策的缺陷,纯粹的实事求是难以发挥决定作用;德国的大学学术领域在日益美国化,教师、教授向资本主义企业的员工一样被雇佣,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不断需要政府或大企业的资金支持向其他学科领域扩展。年轻的毕业生既要做好学术研究,又要可以讲好课程,这两个任务的性质是不同的,外在的考量标准,比如听课学生数并不能反应学者综合素质的高低,现在标准使得讲不好课的老师学术之路无法继续了。
  做学术的内在的使命是什么呢?首先在不断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中,要能有难以抑制的激情投入到某一细分领域的一点点创新和进步,其次,要做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触发最有价值的学术灵感,可以想到这一方面在于勤奋努力,另一方面取决于个人天赋,一个人只有发自内心的献身与他的使命,才能使他达到他所服务的事业那样高贵与尊严,真正有“个性”的研究者除了全身心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别无他处,他有深邃的思想、包容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品质,乐于对于自己的研究被超越,以无止境的努力投身于无止境的学术进步,不断进步会被不断超越,进步的意义是什么呢,进步本身并无意义,不同的使用者对此赋予不同的意义,客观上,进步使得我们对世界和生活多了一种新的解释或者控制手段。多元的思想和价值观使的时代的面貌不可直视,教师的职责就是把客观的事实讲述出来,尽管与部分思想对立,前提是学者本身要做到价值中立,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带到学术研究中意味着告别事实真相。最后韦伯给予了年轻的毕业生一些鼓励,学术的积极功能有哪些?第一点,获得技术的知识,第二点思维方式的训练,第三点,保持头脑的清醒,这意味着在各种大小抉择中,你只能忠于自己你自己,即最终认定的价值观立场,这样你必然会获得研究和存在意义的结论。
  这里价值观念决定人对事物意义的赋予和行动的选择,多元的价值观充斥社会,终极的价值观念不断消退,假先知在家台上挥舞呐喊,这只会产生狂热的群体而不会产生理性的共同体关系,社会充满冲突和分裂,唯有理性与诚实是讲台上的美德,先知不会到来,唯有忠于自己,做自己的工作才是对当下的解答。
  如何扮演一个政治人呢,韦伯首先给出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即争取分享权力和对权力分配得影响力,也就是控制国家。行使权力需要正当性的理由,一般有三种:传统家长权威,个人卡里斯玛的影响,当代基于对法律理性的同意权力。持续行使权力需要行政班子和物质财富支持,通过物质财富和社会荣誉使下属与领导结为一体成为维系权力支配的主要基础,从官员所有的物质资源与行政资源是否分离,区分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权力集中于最高领袖,公私分离,权责明确等是现代科层制的特点,职业官员对职责内的事务负责,规章制度最大限度的取代与权力来源的亲密度,政治是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这是靠政治为生的官僚,还有一种是以政治为生命的官员,他们有钱有闲,以追求支配权力为目标和生命意义,往往最大权力的所有者。两种类型的的现代演化是政治家和专业事务官,现代政治的高度专业化职业化使得专业能力成为胜任的首要因素,高层的选举和变动对专业官员来说影响微弱,专业官员与职业政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现在的政党政治充满混乱和矛盾,执政的合法性源自选民的集体意愿,盲目的加大砝码迎合选民情绪只会消耗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使得政治选举成为政客、金主以及党派垄断政治权力的分赃游戏。在韦伯所处的时代,他对以政治为天职抱以悲观的看法,当时的德国政治被转身为资产阶级新贵的旧贵族控制,压抑,狂乱,迷惘的气氛充斥德国上下,一战刚刚战败,国家被轮番羞辱,韦伯在此书中,与其像妇人一样追究罪魁祸首,不如以男子汉的气概和坦荡对敌人认输,对未来负责。
  那么什么是真正政治家呢,首先,要时刻保持权力感,知道自己能够影响他人,掌握时代齿轮;其次要有下面三种品质:激情、责任感、眼光;具备这三种品质,熔铸到个人的灵魂中,而操控权力的人就是职业政治家。政治是一个职业,权力作为实现事业最有效的手段,人们热衷去成为官员,获得权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虚荣心。虚荣是一种个人的陶醉,支配与臣服使人们获得巨大的个人满足,不要忘记,多数人只是渴望权力而去跟随和附和,脱去权力的光鲜外衣,其实与别人没有区别,虚荣人们不再实事求是,不再头脑清醒,不再对自己的责任使命负责,他会很容易犯错,也会很快失去权力。
  政治家往往有某种崇高的理念和价值观,使其百折不挠的利用权力实现自己事业,这一理念往往是代表社会大多数的,这样他的权力行使成本才会最低,权威只可以使人暂时屈服,内在的价值观认同才会生出行动的动力。任人唯亲,现在已经是负面的不当政治行为,因为建立在法理制的国家,每个机会在形式上都是人人平等的,规则和法律下考核机制呈现出的客观能力成为标准,但是人是各种关系的集合,感性会干扰个人的理性决策,个人经历决定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决定行为目标和手段,往昔的记忆作为赋予行为意义的根源,熟识相近的人自然获得更多的机会,同时政治是残酷的,在任的风光无限,下野后的门口罗雀,往昔的记忆使得提拔亲信维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成为重要选择。
  最后探讨下韦伯的政治伦理,伦理无非是对行为善恶的分辨,政治的伦理要求就是支配权力行为的善恶评价,这里主要是以军事战争为代表的暴力行为。对于民众的道德戒律是暴力是罪恶的源泉,政治家发动战争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和平一些时候是软弱的表现。信念伦理使得为了实现认定的信念,任何代价都是必要的,责任伦理会使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人会为你承担行动的后果,但是特殊之处在于,某些利好多数的行为信念上是可疑的,行动是有风险的,我们就此认定为“恶”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对于政治家来说只有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应当有某一时刻发自内心的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并依次进行行动,这时你所做就是真正的政治天职。

《宗教社会学》
  韦伯认为的宗教起源于原始的精灵信仰,在具有卡里斯玛的物和人背后藏有某种存在具有神秘力量,对各种卡里斯玛显现的行为负责,精灵有这自身的法则隐身或附着于固定物,逐渐被象征化,符号的存在即为卡里斯玛可能显现之地。之后发展中巫术掌握如何处理超自然事物和灵魂与人的关系,巫师及其组织取代自然主义泛灵论的原始思想,这之中最重要的是非自然力量的扮演角色的演变,巫术仪式使得超自然神在各种物品的显现,渐渐发展为象征主义,之后韦伯论述了祖先崇拜,部落神,职业神的起源和演变,主要趋势是理性化,对于神的认识加深,使得不同的神的特点被凝聚到一起,社会秩序的运转与超自然神的控制相关,部落统一,单一国家使得神的崇拜只能有一个,神具有普遍的功能性,总得来说信仰理性化与统治理性化是并行的,,神的崇拜需要祭司和祈愿,一方面原初的朴素理性非理性的普遍祈求期待,另一方面神的认识逐渐被体系化建构,在敬神祈愿和神观理性化的过程中宗教在逐渐孕育,把敬神仪式,神观和与敬拜融为一体并指向未来或现世的系统性学说就是宗教,主要人员有祭司,先知,信众。先知与祭司是促成宗教伦理体系化理性化的主要力量,后面韦伯介绍了先知的类型,教团的出现运作,教义和布道等,在分析身份阶级与宗教关系时,韦伯逐个考察不同阶层得宗教态度,劣势阶级只有在受到严重压迫时才会信教,官僚一般排斥宗教,除非作为驯化大众的工具广泛存在,商人往往对宗教保持漠不关心,理性经济的经营者往往倾向于一个理性的宗教团体,典型即清教徒的禁欲精神促成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后介绍各个宗教的救赎论,现世态度等对经济,生活,社会的影响,核心在于宗教体系化理性化的演变所塑造的伦理的影响,为什么没有出现理性的宗教精神。其中中国的宗教和印度宗教会在下面具体介绍。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韦伯在此书中主要想回答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为什么没有与同时期欧洲一样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在未到中国系统考察的情况下,凭借可得到的汉学研究资料,完成本书的撰写,本书继续韦伯理性类型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既有资料的分析,韦伯在价值关联的指引下,对中国的货币制度,家产官僚制,儒教、道教精神等进行考察,并于西方的同类制度进行对比,对理性的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出现做出来诸多原因分析,认为核心在于在儒教价值体系下,作为主导阶层的士倾向于适应当下社会,精神内核在于中庸平和的传统主义,缺乏西方救赎宗教下的理性的禁欲精神。
  韦伯从反面分析分析其中的阻碍因素,通过分析中国的货币制度经济制度法律思想神邸观念和君主与地方关系,家产官僚制等认为,在官僚制结构,盈利欲等方面与西方类似,货币制度的崩坏,经济制度的落后,强大的实质法律等是一些阻碍因素,但是影响理性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主导阶层的精神层面,儒教的往往以适应社会为取向当下社会的即最好的,没有西方的救赎宗教的先知救世预言,从而不能像新教清教徒入世而后出世,保持禁欲精神敢于改造社会。儒教的中庸忠孝等重人伦特征使得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系列礼仪规范,传统的礼俗不可违背,其中的内涵早已不在,对人不对事的关系特征使得中国很难出现像西方誓约共同体那样亲如兄弟的关系,家产官僚制、俸禄制使得任何改革都会动摇官僚阶层的所得利益,在百姓和士人阶层之间的有一条的知识的鸿沟,科举制作为阶层流通渠道维持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印度的宗教结尾韦伯直接说到看来中国是一个由各省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只不过是靠着职权定期交替的高级官员在非本籍当政才融合为一个统一体,中央任命的官僚做为名义上的长官并不具备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地方的家族作为形成的共同体是乡村的实际治理者。君主与科举官僚共同体对一切可能影响统治的因素进行压制,包括商业流动,异端宗教等,类似西方的具备独立精神城市共同体在家产官僚制的中国根本无法存在。道教作为是民间宗教与道家思想结合的特殊产物,从来都是作为异端被官僚阶层抵制,皇帝的恩宠使得其在更是在追求长生术炼制丹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中神秘避世主义精神也难以产生理性的禁欲的资本主义。儒教把个人的意义捆绑在忠孝信义等伦理关系上,违背伦理比触犯官方法律罪恶更大,情感上非理性的行为压制理性的行政行为,官员基于血缘地域等结成派别,任何基于制度理性的改革都会被强大的保守群体攻击破产。儒教将上古部落首领神化,建构理想的君主形象,官僚作为臣子正常情况下只能劝谏君主而不能不敢从未敢想去自由独立,这种土壤下不能产出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政治制度上,战国时期封建制下的诸侯争霸,制度的理性化不断增强,结果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封建制被废除贵族阶层退出历史舞台,空缺位置有从属于皇帝的官僚阶层控制,显然对君主统治的威胁小于地方贵族,然后主要矛盾就转移到中央与地方上,君主防止地方主要官员占据一方,获得与中央对抗的资本,采取缩短官员任期,官员任职避开原籍,建立监察系统等一系列措施,在防止地方官员做大做强同时也带来了官员无法在地方扎根等弊端。科举选拔的官员只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理论知识,对于地方的实际控制仰仗深耕地方的官吏,这些人没有获得科举的成功,但都是本籍人士,在地方有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这些人是权力真正的行使者,官员的等级应该对地方的官吏的控制力越弱,政务的多数执行完全按传统惯例,地方中央任命的官员需要选择当地官员作为助手,与地方氏族集团合作才能完成财税收缴,公共服务供给等工作,中央官员无法在不与氏族共同体合作的情况下向农民收税,宗族的决定效力高于国家的行政指令,几千年来,中央发动财政改革试图建立理性化的财政制度大多在保守势力的攻击下以失败告终,韦伯特意举例王安石变法,“⼗⼀世纪时的王安⽯所要求的是有效的财政统⼀,亦即税收在扣除征收经费之后全数缴纳中央,以及帝国的预算。”但最后实行的赋税定额制意味着理性化财政制度的失败,中央不得不向地方妥协。整个财政系统,地方收税严苛,向中央汇报田亩,灾害人口往往少报,截留的税款一方面是维持行政机关的运行,另一方面在于中饱私囊或行贿跑官,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制度没有纠错能力,家产官僚制的统治在传统主义的规训下静静的等待灭亡。
  韦伯认为家产官僚制是个强固且持续成⻓的核⼼,也是这个⼤国形成的基础,中国家产制与西方发展的结果迥异,原因在于其运作的内在精神的不同。显然这种精神是蕴藏在官僚阶级的性格中的,官吏将其⾏政辖区内所得的收⼊作为俸禄,事实上与其私⼈收⼊并⽆分别,公私不分,私显然大于公。此⼀俸禄结构另⼀个更重要的结果,是其⾏政上与经济政策上极端的传统主义。此种传统主义,纵使源⾃其特殊的信念⼼态,但也有⾼度“理性的”基础。对传统的经济与⾏政加以任何的⼲预,都会侵害到⽀配阶层在规费与俸禄上不可测知且不胜其数的利益。所以官吏阶层整体⼀致地强烈阻⽌,每⼀次改⾰规费、关税与租税制度的企图。在此韦伯认为,在封建制时代推动经济理性化的官僚阶层在统一国家的官僚制下变成了理性化的抗拒者,诸侯的竞争冲突往往比统一垄断更能推动理性化的进步。
中国存在政治掠夺的资本主义和纯粹盈利的资本主义,但是理性的可计算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中国的法律是重实质轻形式的特点,显然是维护统治权威的必然构造,农村氏族长老作为传统的化身有最高决断权和处罚权,无论科举功名多高也要服从长老的支配这显然与理性的切事化相违背。官员科举成功任职一方要造福家族后背,依靠任职的税费截留,购置土地增加家族收入,家族出钱供后辈考取功名实现正向的家族繁荣。这种资本主义与韦伯认为的理性的可计算的资本主义是反向的。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延续韦伯上部《中国的宗教》的写作逻辑,先考察印度教的社会制度,为什么直接切入印度教呢,从整体上看,印度国家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都类似与西方,在理性科学宗教哲学方面历史上甚至领先西方,印度没有中国那样的重农抑商的反货殖主义,人民又有很高的盈利欲,没能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不得不分析印度的宗教伦理所起的作用,印度宗教包括最大的印度教,第二大的伊斯兰教,还有佛教和耆那教,先从印度教各种制度出发,从布教,教义,宗教仪式,与种姓制度的结合等进行分析,印度教支配下的社会为什么没有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主要原因不是种姓制度的束缚,而在于种姓制度形成背后印度教的灵魂轮回和业报教义结合的救赎思想认定现世的种种境况都是前世的业报结果,他人的幸福本是自己可得的,固守种姓的法的职责行事,轮回结果会变好,没有罪恶善良的人伦,只有对生死无常的逃离,婆罗门的知识主义救赎思想与俗人崇拜结合,只剩下极端的仪式主义和种姓壁垒,灵魂轮回的好坏变化与现世的高低种姓对应,一方面各个种姓与职业分工结合促进职业技术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是对传统的变革,会招来仪式主义的禁忌诅咒,种姓的壁垒之深从英国工厂招工困难可以提现,只有最坏的异族或不洁种姓会去应招工作,他们的生存环境不能更坏了,违背种姓的义务的惩罚自然不会有约束了。
韦伯花大量篇幅去介绍印度教教义与种姓制度的融合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各个种姓阶层划分关系,印度教的核心就在于种姓,轮回业报机制的现世反应就是种姓秩序,底层民众看到来事的希望,安于履行义务,当然最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君主与婆罗门祭司的关系引人关注,最初祭司是君主征战的指引着,通过巫术和祭祀仪式获得超自然的力量指引,君主在战争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且最初的居住是有知识文化的高级刹帝利,集中君权的结果就是推行佛教打压婆罗门势力,在孔雀王朝阿育时达到顶峰,佛教拒接神圣崇拜推行个人性冥思,追求现世的生前救赎,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救赎思想与俗众并不契合,在孔雀王朝被推翻,寺院的高级僧众被全部屠杀,佛教的支配地位要被印度教获得,主要是与俗众的民间信仰结合,迎合他们的狂迷崇拜和巫术仪式,接纳地方神为印度教的正神。积极影响是获得了最普遍的支持,印度教得以传播,异族逐渐印度教化,负面则是,原始的巫术和狂迷被继承,作为传统权威压制进步和发展。
  从统治的角度来看印度教对民众的驯服是任何宗教都难以实现的,直到今天传统保守的印度教思想仍在统治着印度的主要群体,松散的印度没有中国的长期的大一统时间,没有内在的文化统一性,各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义务,为了支配的需要塑造的婆罗门权威,在不同种姓间建构了深深的壁垒,像中国的“道”,或“上天”一样是一种永久性得存在,技术进步的发展结果会不断削弱传统,但是印度的核心精神在于种姓义务极端保守,对待非本种姓的极度仇恨攻击,人与人的关系认同只有在共同的教派信仰下获得建立。
种姓制度对经济的具体影响是消极的,核心在于与中国的儒教的保守一样是一种传统主义,中国的儒教是把人与人的关系束缚在现世,通过传统血缘氏族伦理来维持社会的近乎停滞的稳定,印度的种姓在于把人划分为不同高低种姓,以破除生死的不可解脱作为救赎目标,现实是不重要的应为,轮回转世是难以逃离的,但是种姓又把现世业报与来事的更好轮回连接,业报的好坏在于保持种姓的职责义务,获得来世更好种姓的期愿比改善当下社会的更有诱惑这一层面上反进步是印度教对现世的直接影响,但是种姓内为了实现自己的种姓职业义务,又无所不用其极,欺诈说谎排挤的下作手段盛行。韦伯在此讨论里在印度进行大工业生产的可能性,往往的直接反应是分工合作与礼仪上的种姓隔离的冲突是决定性的阻碍,但是韦伯分析认为,任何古老得宗教在接受现代的人力资源充分释放的工业生产是都会有抵触,关键在于整个宗教体系的精神,任何技术的变革,职业的变更都会导致礼仪上的降格,这种观念氛围下,内部的自我革命与技术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可以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手工业雇佣无地的民众进行小规模协作生产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印度的工匠在传统主义和种姓的礼俗约束,必然与现代代工制产生强烈的冲突,作为独立种姓阶层,无法依靠自身建立近代的资本主义组织。
  上层种姓的救赎思想是从无尽的生死轮回中解脱,知识以一种卡里斯玛的形式在氏族种姓内传播的,自省和冥思是婆罗门常有之事,比下地狱或原罪更可怕的是每次轮回都是未知的开始,宿命般的无意义感使得追求救赎成为印度宗教的主要任务,由此政治冲突,职业进步等这些现世社会的主要构成并不受人关心,在恪守自己的种姓义务后,要寻求自我的救赎。回溯历史看诸多宗教对此是如何回答的,由此可以更深的理解印度宗教的核心精神。古典的婆罗门贵族在向底层渗透时,不断的基于自身的知识理性重塑改造或者抵制古老巫术的狂迷仪式,但是没有彻底的清洗这些民间巫术,在印度教再次复兴后呈现基于不同巫术仪式的内部宗教派别。与中国的知识阶层相似,封建时期都是君主的顾问,作为官员获得俸禄,都是知识理性和先进思想的化身,抵制狂迷使得婆罗门内部的救赎思想分裂,儒教自始至终都对鬼神巫术敬而远之,因社会阶层的差异,二者的发展路径大相径庭,中国的士大夫在家产制下彻底屈服于君主,围绕君主统治自适应的发展适合皇权的儒教伦理和思想,士大夫与原始巫术分离并形成了适应君权神授的礼仪规则,呈现出围绕最高统治者身边服侍的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印度的国家从未真正有过文化的统一性,国家的形式统一也只是少数,众多的小君主在婆罗门的指引下互相发动战争,君主与婆罗门的关系从相互合作到君主压制婆罗门,到婆罗门控制君主,最后在知识分子的刹帝利君主被打败后,婆罗门把作为士兵的非知识分子群体任为刹帝利种姓,婆罗门最高的种姓地位已牢不可摧,形式君主需要婆罗门的合法仪式来完成统治效力的确定。氏族卡里斯玛在于个人卡里斯玛的对抗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主导阶层作为祭司且地位最高无法挑战,历史的遗留物一直无法清除,发展从何谈起。
  最后韦伯总论了亚洲没有出现理性的主义原因,救赎论或者现世论的思想中创建者都是上层知识分子,思想在与君主家产制结合,要么君权与神权合一,要么神权控制世俗社会,其中作为理性资本主义可能产生的中产阶层手工业者商人,没有参与到主导思想的构建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而社会得伦理精神又使得理性独立可计算的资本主义无法生根,支配阶层非理性的统治具有传统权威的掩盖,知识分子入世就像儒教一样在纲常伦理的礼仪规范下被支配的生活,人与人的连接作为意义的锚点,围绕自己的关系网建立延续是价值的证明。要么向印度拒绝此事而又不得不处于此事,内在的无意义感不得不通过种姓业务维持社会秩序,矛盾的社会精神要么指向民间的宗教仪式狂迷,要么是知识分子的冥思渴望,获取知识等待救赎。理性的资本主义必然需要有知识,亚洲的知识是划分一道鸿沟,有知识的官僚阶层或高级种姓早已构造了自己的社会精神,通过与统治阶级合作使之定型化,获得不可撼动的权威。
总的来说,理性化的经济伦理是否存在是韦伯考察这些宗教的主要目标,反过来非理性的宗教性格是如何产生的,在与社会、经济、政治互动中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些是韦伯这两本著作的主要内容,韦伯从未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理性的宗教精神更多是对此的补充说明。完整的阅读同一主题的系列著作可以对思维和研究方法进行完整的训练,希望下个月会做的更好。
                                                            暑期读书报告2025.7.8-8.4
 
书单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道德教育》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支配社会学》
  炎热酷暑,有机会在自习室安心读书实属难得,刹那间的顿悟和恍然明白,更是暂时忘却了时空,像是与社会学得先辈大家隔空对话,感受来自百年前的学术真谛。社会学是逻辑严密的科学,是以问题和实践为导向的科学,初学者首先要理解掌握名家的对社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工具等的选取,即他的社会学方法论,之后在经典著作中阅读中,学习他在分析社会问题、事件时方法论的具体应用,理解其中思维如何展开和逻辑怎样自洽,再结合时代背景和其个人经历领悟其超越个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一)《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此书是涂尔干承继《社会分工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之后的思想发展的新高峰,是回应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危机,社会失序的完备的理论方案。其从职业伦理出发,分析一种超越不同职业的既具有多样性又相似性的规范,这种对立共存的关系类似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显然这里延伸发展了团结思想,跳出了历史发展的前后对比,而从其共存于职业规范中分析其原因,并引申出理想的民主制生活。职业分工和职业规范的探讨离不开职业群体,涂尔干回溯历史上的职业群体既法人团体的起源壮大和衰败消失,并通过对中世纪法团宣誓仪式和职业生活考察明确,指出职业伦理中的权威来源是职业规范,也既是社会集体的力量,这也可以从涂尔干对宗教生活的研究中得知。 
  同时涂尔干又分析了从法团崛起对政治的影响,围绕贵族开辟的市场活动的工匠商人组成了城镇的雏形,并获得自主权,以手工业为架构基础的资产阶级同时具有公民权和居民权,只要顾客和生产者一直居住在城镇中,法团或者或者行会就会一直嵌套在城镇的生活中。但是大工业生产并非源自行会,而是在这个体质之外,以其不可阻挡姿态塑造新的生产消费模式,它的顾客来自四面八方,工厂地点可以在城市也可以在偏僻的乡村,工业的发展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资本主义大工业势力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渗透到国家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指令和法律规范也越来越向其靠拢,随着经济生活越来越庞大,国家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管控和指导,法团体质已经无法与社会相适应,进入行尸走肉状态,大革命顺应客观经济要求打破旧制度,但是新的体制并未生效或还在探索中,从国家到个人缺失了具有中介作用的机构,国家的指令无法落实,个人的需求冷暖难被回应,这之间的角色一定是要某集体或群体来充当的,一个类似行会的群体既可以了解下属个人的呼声、要求,整合后向上传达,又能作为国家下达规范和指令的支点,使之有效影响到个人,同时作为资源的管理者分配者约束个人过度竞争和非理性需求,维持下层社会的相对平衡,这样国家的法团制度与中世纪保守传统的法团相比,更加具有活力,虽然涵盖内容复杂多样,但是它总体上依然保持者相对稳定和灵活,随着次级群体的变化而变化。  
   关于国家与个人关系,涂尔干反对两种思想假设,认为个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国家的作用仅仅是一种消极保护,防止个人的权利被不法侵害;国家凌驾于个人之上,个人的活动只在增加国家的荣耀和光辉,个人的需求和命运从不被考虑。前一种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可追溯到古代雅典的哲学思辨,后一种是古代宗教神圣权威的延续。涂尔干认为从人格被集体淹没到个人权利必须被尊重是历史的规律,个人必须回归它的自主,像呼吸和生长一样。国家的作用是解放个体,个人的权利是集体建构的,社会成员的扩大,其对人的监督和控制在不断弱化,个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个人主义产生演变为事实上的个人权利,集体的强制性一直存在,逐渐从对具体行为的硬性规定演变为一种集体精神的道德约束。国家为了防止群体对成员的绝对控制,必须对次级群体的活动进行干预,使人们知道在群体之上还有更高的社会存在,集体是它的一部分,国家要使得成员成为道德存在,只有与国家或道德权威的约束下,个人才能实现权利的实现,国家并不会压制反对个人主义,在社会中,个人所从事的事业得到发展只会使得国家更加保护个人抬高个人地位,但是个人无所事事,国家对其置之不理也是理所应当的,也就是说国家的本质是个人主义者的。
     (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为了解韦伯甚至社会学思想魅力的入门作,这本书的体现了社会学对问题探讨的独特视角和社会学家的责任和反思精神。本书是对当时德国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带来经济腾飞和社会撕裂,政治由俾斯麦式强人领导,缺乏自由意志和民主精神等问题的回应,旨在探讨在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保持理性勤俭节制等伦理的可能性。在韦伯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悲观资本主义在与新教伦理持有者的结合后产生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物质财富的飞速增长后,迅速摆脱宗教伦理,独自统治世俗社会,同时人们在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冲击下对宗教信仰祛魅,以追求世俗财富为目标在物欲的铁笼子里苦苦挣扎。
  与同时代的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视角不同,韦伯从文化伦理入手,将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原因归于西方宗教改革后引发的思想转变,分别比较了新教的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及浸礼派的禁欲精神演变,加尔文宗的预定论与天职观结合转向世俗活动,同时修道院隐居苦修的修士走入世俗传教,这些虔诚的禁欲者在世俗活动中依然保持着忠诚的信仰,一切财富的增加只是上帝荣耀的增加和自己蒙神祝福搭救的确证,这些人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契合,推动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和制度的产生,造就物质财富的极大繁荣,之后资本主义找到新的工具——机器,不在需要禁欲精神和宗教伦理的支持,独自控制世俗社会。
(三)《支配社会学》
  韦伯在此书中主要分析支配结构的三种类型及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根据支配权力合法性的理由,建立在理性规则和法律基础上的统治称为官僚制,建立在长老传统权威基础上的统治是家父长制,建立在支配者个人魅力或神迹等基础上的支配结构称为卡里斯玛制。现代社会普遍的支配结构是官僚制,传统社会一般是家父长制或及变形的亚结构,卡里斯玛制是一种不稳定的支配结构,作为支配合法性对支配者的卡里斯玛的信奉,依赖支配者不定期的卡里斯玛的展示,对特定个人的特定行为能力的敬畏,在支配者能力消失,死亡等情况下,只有等待下一个有这种卡里斯玛的人出现,团体才维持纯粹的卡里斯玛形态。通常卡里斯玛制会向家长制和官僚制转型,比如,在最初支配者死亡后,由亲信扈从推举其后代儿孙继位,使得卡里斯玛得以世代延续,这就是纯粹的卡里斯玛向封建君主制转变;又比如,由支配者将个人魅力转变为明确得规则指令或法典条文,使得统治基础由个人崇拜转向法理权威,向现代官僚制统治转型。这三种支配类型是理想类型构造的产物,现实中的支配总是两种或三种类型的混合,比如现实中的家父长制的变形家产制,君主将国家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家国一体,君主的权威来自神秘力量是卡里斯玛制的残余,君主颁布的法典条例则是一种官僚制技术的应用,形成一种伪法理型的统治。根据理想类型,韦伯分析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各种亚支配类型和形成背后的缘由逻辑,在卡里斯玛制的研究中,韦伯分析了卡里斯玛即事化产生的官职卡里斯玛、君主卡里斯玛世袭化等,及这一转变对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阶层的影响,一旦职位卡里斯玛成为惯例,圣职教育就越发重要,这种教育与官僚制的教育考试不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培养,比如西方的骑士精神,因职位的神秘性,圣职教育往往由某一团体或行会控制。这些职位占有者和行会自成一体,是与君主政治强权对抗的重要力量。 
  撰写读书报告容易发现自己一段时间读书不足和进步,比对读书时的笔记和随手标注,串联上下脉络,反复思考堵点难点过程中,任何新的感悟都是进步。每天读完及时的总结,有所感触是不要放过,及时记录,遇到读不懂时静心多想想,整理好思绪再继续读。不要畏缩不前,不要追求速度,训练思维只有时间投入足够,不断发现问题思考解决问题,才会取得一定质的进步。坚定信心,安心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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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5-08-10 08:43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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