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5.15——2018.6.27
书单：
布迪厄《区分》上下册 《单身者舞会》 《继承人》 《国家精英》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社会的构成》
《权力、财产与国家》 《名族、国家与暴力》 《现代性的认同》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第三条道路》 《亲密关系的转型》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试图通过重新认识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对社会理论进行根本性的重建，他认为这样能走出社会学理论和和方法论的危机。吉登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人文主义进行批判与继承，建构他的结构化理论。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作为结构化理论的前提，吉登斯通过对对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批判，试图借由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的专业性问题来分析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并提出其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包含两套意义框架，吉登斯将生活世界中的主体分为普通行动者和社会科学家，生活世界中的这两种主体都有其各自的意义世界。生活世界中的普通个体的行动构成充满意义的社会世界，社会科学家则创造出元语言。但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家本身也是社会世界中的普通行动者。因为他们通过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创造的概念和语言都被这些普通行动者所使用，而且这些概念和语言的创造本身也离不开这些普通行动者。因此，本质上，社会科学家和社会世界的普通行动者两者的意义系统是相辅相成，互相渗透，也是互相解释的。也就是说，在社会科学中，社会科学及其研究者本身也是其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些研究对象中存在的因果关系的稳定性并非是确定的，它们会产生意外后果。吉登斯认为正是这些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成为可能。
弄清楚在不断变化的时空情景中，行动者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是什么，这是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的反思性和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实践性，对常识的批判以及社会科学内部的自我批判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内容。而并非自然科学那样有确定性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的这种实践性也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
解决了方法论上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分，吉登斯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转化为行动者能动与结构的问题，通过他的结构化理论来解决。
在吉登斯这里，它限于行动者的认知能力，由意义认定的举动、动机激发和一以贯之的理性化构成一种不间断地行动流，这种行动流的不确定性会产生意外后果。这种行动依附人的人格系统，吉登斯借助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将这种个体的人格系统划分为无意识动机、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吉登斯更强调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这两者构成个体的反思性。正是这种反思性使得行动者在行动中会产生意外后果。吉登斯基于这种对行动的界定，将他的结构概念确定为规则和资源，规则包括行为的规范和表意性符号，资源则是指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资源对行动具有生成性的积极意义，规则则是一种能力，两者共同作为实践活动和系统生产与再生产的条件和中介存在。吉登斯认为资源是权力的基础，资源所构成的是结构的支配方面，资源为规则提供条件，规则又凭借着这些条件具体体现于社会实践之中。
因此，结构并没有具体的实在，而是存在于实践活动的延续中。在社会实践中，结构作为个体行动的产物，同时又作为个体行动的中介，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即是实现了结构化。这个过程中吉登斯也就引入例行化和区域化两个概念，利用结构的二重性，解决了行动者如何被结构化和结构本身是如何又被再生产的问题，也即能动与结构的问题。行动的例行化和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行动的有序完成。
吉登斯运用他的结构化理论对现代性进行分析和诊断。吉登斯的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这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即反思性现代性，它是一种与前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有着巨大差异的社会。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秩序是一种全球体系，这种体系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是时空分离。其次是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象征符号，二是专家系统。基于人的无知，这种制度抽离化建立了与前现代社会不同的安全与信任系统。最后是反思性的制度化，它发生于跨越时空的抽象性系统再生产层面。个体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是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现代性导致现代社会去传统化、自然终结以及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问题。这种现代性的蔓延最终导致全球化，这种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制度维度上，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吉登斯试图以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为方向，唤醒人们的真正的民主意识。寄托与解放政治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生活政治则有关个体的生活方式，将日常生活中被经验的隔离搁置一边的那些道德和生存问题挖掘出来。这些政治民主意味着个人有足够的资源以自治的方式参与民主进程。
2018.4.9——2018.5.16
书单：
《说真话的勇气》
《安全、领土与人口》
《主体解释学》
《实践感》
《实践与反思》
《实践理论大纲》
《自我分析纲要》
《言语意味着什么》
《男性统治》
《区分》上
实践理论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是对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的一种反思性批判，他从一种关系主义视角来建构其实践理论，以此解释实践活动。他认为在人为地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中，这种对立是最基本的、也最具破坏性的。为了超越这两种认识方式之间的对立，同时保留它们各自取得的成果，需要阐明它们作为学术性认识方式所共有的预设。这意味着要应对那些使社会世界主观经验的反思和该经验的客观条件的客观化成为可能的认识及社会条件实施批判性客观化。
布迪厄批判客观主义采用一种社会物理学的方法来剖析社会，把社会看成一种客观主义的结构，认为这种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并可以忽略处于结构中的各个个体的意志而从物质上去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但也正是客观主义破处了社会世界透明性的幻觉，并与常识理解划清界限。但这样存在的危险是使客观主义在对社会进行客观化的解释时，不会考虑到客观规律的生成原则，只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没有把它当作一种附有人的主观性的实践。与客观主义相反的主观主义认为社会世界是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通过有组织的、富有技巧的实践不断建构的。在这种现象学的视角下社会是一种从个体的决策、行动和认知的产物，世界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意义世界。它虽然强调了能动的作用，但是它只是把社会结构理解为一种个人策略和分类的机械结合。也没有看到社会结构生成的过程以及这种生成所遵循的原则。因为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结构是具有一种生成性的。
作为实践活动的实践理论，提醒我们认识的对象是生成的，这种对象在他看来是社会现实。它的生成原则是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即习性，该系统构成于实践活动，并总是趋向于实践功能。场域中的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生成习性。习性作为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起作用，而由其生成和组织的实践活动和表象活动能够客观地适应自身的意图，而不用设定有意识的目的和特地掌握达到这些目的的所必需的程序，故这些实践和表象活动是客观地得到调节并合乎规则，也正因为如此，它们使集体地协调一致。
习性作为身体化的、成为自然的、也因此被遗忘了的历史，它作为本身赖以产生的全部过去的有效在场。因此，它使实践活动相对于独立于直接现时的外在决定因素。这种独立性是被作用的和起作用的过去独立性，该过去具有累积资本的作用，它来自于历史产生的历史，从而确保变化过程中的恒定性，而正是这一变化过程造就了作为世界中的世界的个体行为人。当习性存在于行为人的身体和行为之中时，就会生成一种实践感，实践感是作为一种对实践的前认知的把握。并且作为世界的内在性，实践感起着一种导向作用。实践感也是变成自然、并转换成原动图示和身体自动性的社会必然，在它的作用下，实践活动基于和由于它们的生产者所看不见的、却显示出它们之主观转换生成原则的东西，故变得合乎情理，也就是被常识所寄住。由此，实践感也是作为习性生成的生成动力，习性生成的原则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并趋向于把社会结构嵌入一个象征系统之结构中，从而以一种变样难辨的形式再生产这类社会结构。对于习性生产的不可预测性而又不断更新的境况则是由策略来解决，一切正式化策略的目标都是把自私的、私己的个人利益转变为无私的、集体的、可以公开承认的合法的利益。
将习性内在化后的实践者在各种位置上相互之间的作用会产生一种客观关系的网络，布迪厄称之为场域。场域中的那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智商的决定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他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这些资本主要有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也就是说，场域中不同行动者的位置是由他们各自拥有的资本种类和相对占有多少来决定的。现代社会作为一种高度分化的社会，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约为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也就是说，每个场域都有自身的运作逻辑和各自的规则。习性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也是在一定的场域中历史地构成的，所以场域是习性的条件。在场域中，习性内在化的行动者赋予场域以意义和价值。正是场域和习性的这种关系，使社会成为可能。
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在场域中占有的资本种类和数量得以体现，而且也会形成因占有资本的数量和比例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场域。符号资本在布迪厄看来具有根本的意义，他认为个体或群体所获取的其他资本都会转变为一种符号资本。而社会生活中人对人的支配就在于对各种资本的占有和转化，这种占有会形成一种权力。相对于一种强制的、暴力的权力，通过对符号资本的占有形成的权力而言，这种温柔的、隐藏的符号暴力更有可能被认作惟一的支配和剥削方式。由此，权力就建在得到社会保障的头衔和由社会规定的职位之间，并通过这些头衔和职位建立了保证头衔、职位的社会价值及其生产机制和具有社会特征分配机制。
因此，实践活动所遵循的逻辑是一种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这些非物质资本的外表下的经济逻辑，经济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而这一转化是建立在经济之上，但为道德关系所掩盖的依附关系。所以在布迪厄看来，这种实践活动遵循的是一种将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的发展作为目的，把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手段的本末倒置实践逻辑。
总而言之，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中，社会关系本质上仍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剥削关系。
感想：
现在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仿佛自己获得了各种打开社会这个神秘盒子的钥匙。觉得每一个大家都站在社会这个多面体的一面去透视它，从而构建各自的理论，去揭示各种表象下的社会之本质。
似乎这个月也似一趟深刻的人生哲学之旅。
2018.2.28——4.9
《规训与惩罚》
《词与物》
《知识考古学》
《性经验史》
《不正常的人》
《惩罚的社会》
知识的统一性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将知识作为话语和陈述加以分析。作为知识的话语必须具备一种统一性。福柯认为要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要将话语保持在它的确实性中，使话语出现在它特有的复杂中。用只显示话语之中的对象的有规则的形成来替代话语前事物的神秘的宝藏。确定这些对象不参照事物的基质而是把它们同规律的整体联系起来，这个规律的整体能使人们把它们形成某一话语的对象，从而构成它们的历史出现条件，话语对象的历史正是要展示支配着它们分散规律性的连接。
话语是陈述的整体。要弄清楚话语的统一性，就必须涉及陈述统一性。由此知识问题就转换成了对陈述问题的分析。福柯认为首先要对陈述进行确定。他认为陈述是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功能，从而在它的结构上，我们能够通过分析或者直觉决定陈述是否产生意义，或者不产生意义，它们根据什么规律相互连续或者相互并列。所以，福柯认为我们不能为陈述找到单位的某些结构的标准很正常。因为陈述本自就不是一个单位，而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把结构领域与可能单位的领域交叉起来，并以具体内容在时空中把它们揭示出来。描述它的实践、条件、制约它的规律和它在其中运作的场地，这正是福柯要真实描述的功能。
陈述与被陈述的关系区别于能指同所指的关系，以及名词同它所指的东西的关系，句子与其意义关系，或者命题与其意义参照的关系。命题同参照之间的关系不能作为陈述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的模式和规律，后者不仅与前者不属于同一层次，而且是作为它的先决条件出现的。陈述的层次是要通过陈述和分化空间的关系分析完成，因为陈述在这种分析中使各种差异显现出来。此外，陈述还通过它与主体保持的某种确定的关系，使自己区别于任意一种语言成分的序列。陈述主体是一个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它实际上由不同的个体填充。但是这个位置不是只此以此地被确定并一层不变地始终保留在某个本文、书或作品的行文之中，而是在变化。它是标志着每一个作为陈述的表述的维度。它是陈述功能固有的并能够描述陈述功能的特征之一。描述作为陈述的表述，是要确定什么是每个个体为成为它的主体而能够和应该占据的位置。陈述的功能调动起各种不同的单位，使它们同对象的范围建立关系；为它们提供某个可能的主观位置的整体，把它们置于某一协调的和并存的范围中，把它们置于某个它们被投入使用的重复的空间。简言之，陈述表露出来的不是原子的陈述，而是陈述功能的实施的范围和这种功能借以产生各种单位的条件。
在陈述的统一性中，物质性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是变化的原则，辨认标准的更动，或语言次总体的确定。它是由陈述本身组成的，因为一个陈述必须具有某种实体，某种支撑某个地点和日期。然而，当这些陈述发生变化时，陈述也改变了其同一性。陈述的同一性服从另一个条件和界限的总体，这些条件和界限是这总体在其中出现的其他陈述总体强加于它的，是使用和应用它的范围，它应该发挥的作用或者功能强加给它的。陈述在经历陈述的各种特殊事件后保持其同一性，通过形式的同一性保持其双重性，所有这一切是陈述被界定其中的使用场的功能。陈述是流动的、有用的和逃避的，陈述有助于或者阻碍实现某种欲望，顺从或者违背某些利益，投身于质疑和斗争之列，成为适应和竞争的主题。
陈述标志着确定已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符号的存在方式。福柯想揭示某种描述的可能性，勾画出它可能占有的范围，确定它的界限和它的自律性，这种描述的可能性同其他的可能性相联结，而不能与它们分离。对陈述的分析是一个历史的分析，且它无需任何解释，对那些业已说出的东西，它寻求的是它们以什么方式存在。这种对陈述本身的研究是要使构成陈述的可能性成分的这个如此接近透明的东西变成可见和可分析的。对陈述分析的可能性，如果它已确立的话，则应用来拆除经验的根基。
福柯试图指出陈述的组合原则以及它们所能构成大的历史的单位和用以描述它们的方法，有关系统的范围怎样才能够无差错、无矛盾、无内在地构成。福柯使用同心圆圈的方式，并自认为已开释出一个严谨的描述领域。
福柯将那些被作为话语形成确定下来的东西强调在陈述的特殊层次上被说出事物的一般方面。在分析它时涉及四个方面即对象的形成、主题位置的形成、概念的形成、策略的形成。这四个方面与陈述功能实施的四个领域相吻合。在以上基础上，福柯提出话语分析的核心命题：1、话语形成的识别不受其他可能的统一原则的支配，它揭示出陈述的特殊层次；2、陈述属于话语形成就如同句子属于本文，命题属于演绎整体一样，陈述的规则是由话语本身所确定的；3、现在将赋予话语定义一个完整的定义，把话语称为陈述的整体，因为它们隶属于同一个话语形成，这个语句的整体是由有限的陈述构成，我们能够为这些陈述确定存在条件的整体；如此就可以准确地说明这个被称为话语实践（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揭示语言所指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被语言建构起来的，又是怎样在语言的控制下存在、断裂和异变的）的东西。
描述一个陈述的整体是依据某种外在性的扩散，是为了发现某种并合的特殊形式，是要建立福柯称之为实证性的东西。因此，分析某种话语的形成就是在陈述和标志陈述的实证性形式的层次上探讨某一词语性能的整体，或扼要地说，是要确定某一话语的实证性的类型。
实证性起着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先验知识的东西的作用。福客认为先验知识是陈述现实性的条件。实证性的这种先验知识不仅是某种时间扩散的系统，它本身还是一个可转换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一个纯经验的形态。陈述的范围是根据历史的先验知识确立的，是由实证性的不同类型标志的，并且是由不同的话语形成强调的，它不再具有一开始谈判话语的表层时赋予它的那种单调和无限延伸的平静的状态。另一方面，在话语实践的深度中看到一些把陈述当作事件和看作事物的系统，这些都是陈述系统，福柯将它们称作档案。
对档案的描述是在刚停止成为我们自己的话语的基础上展开它的可能性。它证明我们就是差异性，我们的理性就是话语的差异，我们的历史就是时间的差异，我们的本我就是面具的差异。它证明差异远不是被遗忘的和覆盖的根源，而是我们自身的扩散和我们造成的扩散。档案的这种从未完结的、从未被完整地获得发现形成了属于话语形成的描述、实证性的分析和陈述范围测定的总范围。因此，词的权利准予所有的这些研究以考古学的名称。这个词确指一种在已说出的东西存在的层次上探究描述的一般主题，即实施于它的陈述功能的层次，它隶属的话语的形成层次和档案的系统的层次。考古学把话语作为档案成分中的特殊的实践进行描述。
而考古学的描述试图建立陈述的规律性，确定事件的整体。在这个条件的整体中，陈述功能发挥着这种规律性存在的作用。它标志着出现的实现范围，每一个陈述都是某种规律性的载体，并且不能与之分离。因此，应该把某一陈述的规律性同标志其他陈述特征的其他的规律性相比较。进一步讲，考古学是揭示某一种话语实践的规律性，这种实践是一种以同样的方式在那些神圣创始人所有的最缺少独创性的后继者们作品里或者在他们最缺少独创性的前人作品里所从事的实践，这种实践是一种不仅在他们的作品本身之中阐述最富独特性的断言，而且阐述他们从前人那里重复，甚至抄袭的断言。因此说，规律性的某种形式标志着某个陈述整体，考古学可以看到一种通过语言的相似或者逻辑上的相等的词汇表达而产生出来的新话语实践。另一方面，陈述的规律性的内在等级通过描绘陈述的派生树，考古学便能建造某话语的派生树。福柯将知识通过陈述、话语、档案的同一性分析，将它们置于词语性能，最终保证知识以同一性。
感想：福柯通过考古学方法论呈现一种人作为主体的真实性和社会的真实性，通过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和谱系分析，来批判理性社会的非理性，在他所认为规训社会中拨开层层权力陷阱，呈现现代理性社会中人作为主体是被建构的主体以及所在的社会是一种权力建构的社会的真实性，而现代社会中主体的危机是自我的无限客观化。
从哈贝马斯到福柯，就感觉自己在爬坡，读完《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后，好像就爬得快了些，就特别想一直读下去，不想停下来，以至于总结的世间就总被挤压。梳理完《知识考古学》后，很多还是不懂，但梳理别的书的时候就会有种这种方法法论无处不在的感觉。
在是权力——知识——身体的脉络中。在《规训与惩罚》权力通过规范性权力和惩罚性机制对身体由刑罚到用规规训的理性知识进行控制。
2018年1月11号—2018年2月8号
《后形而上学思想》
《后民族结构》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临床医学的诞生》
《规训与惩罚》剩100页
内容：
福柯认为疯癫是从与真理的关系被搅得模糊不清的地方开始的，疯癫的实质最终可以用某种话语的简单结构来确定。福柯认为疯癫并非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它是相对理性的发展存在的，因为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福柯从非理性的视角理解这种疯癫，而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的关键在于权力。
理性的发展试图将非理性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这种方式就依托于权力，通过规训，似乎将社会变成一种全景敞视式监狱一样形成一种规训社会。
权力以酷刑和公开的仪式对付肉体，随着权力的作用范围扩大了，惩罚变得普遍了，也变得温和了。权力—肉体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方面，惩罚的严酷性减轻了，但是惩罚更注重有效性和普遍性，惩罚权力因此而得以更深地嵌入社会本身。在另一方面，一个宏大的监狱体系设计出来了，它的各种级别将严格地与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的各种级别相吻合。继而通过规训来实现对肉体的控制，这里权力通过纪律极大地扩展了对人和肉体的控制。福柯认为纪律能够组织一个可解析的空间，因为在福柯看来，纪律是一种等级排列艺术，一种改变安排的技术。它通过定位来区别对待各个肉体，但这种定位并不给它们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使它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流动。并通过时间管理使时间的使用更有质量，肉体得以自始至终被投入其中。时间单位分得越细，人们就越容易通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划分时间，越能加快一项运作，至少可以根据一种最佳速度来调节运作，由此产生了这种对每个行动的时间控制。而操练又通过技能—知识的传授来达到对肉体的控制。这样，纪律就从一种分散肉体，从肉体中榨取时间和积累时间的艺术转变成把单个力量组织起来获得一种高效率的机制。最后通过检查这一仪式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并作为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和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检查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
福柯的这种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也就是拥有权力的这种理性实现对社会中的非理性的征服。
感想：1、这次仅是做一个匆忙的简单总结，并没有总结完整。很多点都没能理解，似乎找到了某种关联，这种感觉比读哈贝马斯要强烈，很想继续读下去再来总结。
2、一年又过去了，有一种紧张感，又有一种无力感，临近毕业，面临一些劝阻和诱惑，有些散乱。已是新的一年，坚持即是胜利，砥砺前行。
2017.12.10——2018.1.11
《后形而上学思想》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以自由看待发展》
整理上个月《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笔记
现代的分裂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以及经过这个过程所到达的现代的理论表征和自我理解。由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同理性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现代性作为对现代的自我理解，也是对现代与理性之间关系的分析与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发生分裂的过程，这种分裂导致了前现代社会中那种起着整合作用的普适性规范瓦解。因此，现代性必须通过理性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的分析重新塑造一种普适性的规范。
黑格尔作为第一位清楚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要弄清楚这种理性与现代的联系，就必须回到黑格尔的现代概念。在黑格尔看来，主体性是现代的原则，这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致使现代的分裂。同时，这种主体性原则也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这一点上，它既揭开了自然的面纱又解放了认知主体的客观科学性。现代充斥着关系到自我的结构，在描绘现代世界的外观时，黑格尔用“自由”和“反思”来解释主体性。现代的道德概念是以肯定个体自由为前提的，只有从普遍法则这一前提出发，主体意志才能获得自律；但是，只有在主观意志中，才能实现自由或达到自在的意志。因此，这种主体性原则无法为现代的分裂提供一种普适性的规范。
黑格尔预设了一种伦理总体性，用爱和生命中表现出来的主体间性的一体化力量，来反抗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权威。主客体之间的反思关系，被主体间的交往中介所取代。按照黑格尔的这总思想转向是可以促使他从交往理论的角度弥补主体哲学中理性的反思概念，并对它加以转化。但黑格尔并未如此，而是重新以反思的方式来建构从“绝对”概念出发的理性，并自认为分裂的现代实现了整合。但哈贝马斯认为这使得合理性失去对现代性的批判的能力和动力，仍然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无法解决主体与主体自身之间关系。
在黑格尔之后，黑格尔右派、黑格尔左派和尼采以不同的视角继续探讨。黑格尔右派认为黑格尔的以“绝对”概念出发的理性足以弥合现代的分裂，在对这种分裂的默认和回忆中，理性能够发现现代社会进行自我整合的力量。黑格尔左派从黑格尔那里接过现代性的确证的历史问题，集中关注的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批判，关于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争论，以及如何正确平衡革革命与历史连续性的问题。尼采所开辟的激进理性批判建构了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现代性理论，试图将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解释为权力意志的反常表现来告别现代性。这一思想后来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条是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一条是从巴塔耶到福柯。
但在哈贝马斯看来，没有实现以主体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向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的交往范式的转变。
哈贝马斯认为他所提出的交往理性超越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主体间性原则代替了主体性原则，试图以交往理性作为社会整合的一体化力量，走出现代的分裂。
在以行动为取向的行为模式中，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互动参与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而把他们的行为协调起来，一旦主体作出自我行为，而他者采取了相应的立场，他们就进入了一种人际关系。在这种人际关系中，通过语言符号作为媒介进行沟通理解，同时在交往行为中这种言语行为受到语言符号陈述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和表达的真诚性这三种有效性的要求。，这些有效性要求直接关系到充满交往理性的总体性。这些互动参与者用主体间对有效性要求的承认来加以衡量，使交往理性在主体间的理解与相互承认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约束的力量。同时，它又明确了一种普遍的共同生活方式。
交往理性表现在交往行为中，并与各种自成总体性的传统、社会实践以及切身的复杂经验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其中包括文化的自我理解、通过直觉而呈现出来的集体团结以及社会个体化的认知潜能等。仅仅以复数形式出现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展示出了一切生活世界的共同结构。这些共同结构只有通过以理解为取向的行为才能对各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通过这种以理解为取向的行为，特殊的生活方式获得了再生产这也是生活世界得以合理化的关键。
交往行为中体现的交往理性与任何一种特殊的生活世界资源都交织在一起，生活世界为互动参与者提供资源，使互动参与者提出达成共识的命题。生活世界作为资源，分为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部分，三个部分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文化作为一种知识储备，为交往主体间通过沟通达成共识提供背景知识；社会是一种合法秩序，交往主体通过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在集体属性上的团结；个性表示一种习得力量，使交往主体习得言语和行为能力。哈贝马斯的这种概念策略打破了主体哲学和实践哲学所坚持的传统观念。但在现代，生活世界的结构会发生激烈的分化，对于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的功能领域来说，生活世界会构成高度专业化的亚系统。现代的分裂实质上是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分裂。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分裂的解决，必须重新使同生活世界相分离的系统在生活世界中获得制度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一个自主的公共领域。所谓自主的公共领域，就是那些不是政治系统为了提供合法化而创造和维持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会成员可以进行合理、公正的辩论和沟通并进而形成公共舆论，通过公共舆论，社会成员可以对系统命令的强制性进行抗议。自主的公共领域体现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主体间性，它在生活世界和功能系统之间建立了一个合理的防护体系。生活世界的理解活动和语言交往媒介就能对系统中的控制活动和非表征的引导媒介发生影响，并使系统保持在合理的边界之内，这样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裂就转向一种相互平衡的的状态。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裂就得到统一。
感想：1、这个月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写论文上，写论文的整个过程很顺畅，但总有一种漫长感，觉得这是缺失了一种读经典的充实感。
2、读哈贝马斯就像在肯一块硬骨头，眼看要读完了，也没有理清思路，有一点舍不得放下。这次的总结也写得特别吃力，也没有弄清楚自己想要整理的问题，这和自己看书的状态以及看书的持续性有很大关系。接下来好好调整，多下功夫，多与小伙伴们交流。2018年了，珍惜时间，再激再励。
2017.11.11——2017.12.10
书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认识与兴趣》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汇报内容：作为社会进化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的同一性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世界的统一性不能总是通过塑造统一性的真谛（如上帝、存在或自然）的人格化而从客观上得到保证，世界的统一性只能借助于理性的统一性，通过反思得到论证。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是解释现代世界的关键问题，而现代世界的种种解释却损害了这些解释作为世界观的特征。哈贝马斯正是以这种方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甚至是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人们都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传统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出现了不加反思就起作用的历史客观主义现象。二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始终是模糊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存在和意识关系上批判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理论的规范内容，但是同时使资本主义能够使用的规范和价值也就不存在了。三是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进化的动力限制在生产力发展的领域，却忽视了道德规范结构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意义。后来斯大林又把历史唯物主义法典化，并将其禁锢在他所确立的理论框架中，这就进一步堵死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而历史唯物主义要摆脱这种僵化的教条框架，重新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普遍化的社会进化理论和达到它原来所确立的目标就必须重建。哈贝马斯的这种重建是把这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加以组合，并且只有以哲学的彻底反思力量来重建才是可行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从社会劳动的概念入手的，他认为马克思把社会劳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基础只体现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劳动是一种目的行为，只能在特定阶段起决定作用，而不是在全部人类发展过程中。因此，他用交往行为替代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基础。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产方式的更替也并不是社会进化的真正机制，人类社会的进化，不应该仅仅看作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而是社会一体化由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换。（这种社会一体化形式是生活世界关于价值和规范的统一性。）这种转换是行为主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把外部结构转变为内在结构，也就是个体的社会化，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强调的是主体的发展。
从皮亚杰个体发生学的观点来看，个体的自我发展与社会进化是一种同构关系，两者具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个体学习能力的增强意味着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借助于社会化个体的学习能力，社会系统形成新的结构，以解决威胁其存在的方向问题。个体学习过程的结果被纳人入文化传统而得以传播和继承，它们保证了某种类型的知识的积累，而知识的积累是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旧有的学习结果不仅可以被用于构建新的社会结构，而且也是新的学习阶段的边界条件。这样，社会便处在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进化的序列之中。这就否定了社会进化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过程，确证了社会进化是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
哈贝马斯把知识的学习过程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技术上可以使用的知识领域中进行学习，一种是对于相互作用的结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道德——实践意识的领域中进行学习。也就是技术知识的学习和道德实践知识的学习。这里技术知识的学习对应的是目的行为，它决定着对自然的控制程度。而道德实践知识的学习对应的则是交往行为，它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动，调整着人们的交往关系。目的行为的合理化结果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交往行为的合理化结果，则表现为更高级的社会一体化水平。目的行为的合理性体现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之中。而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则体现在解决社会冲突的法律和道德机制之中。哈贝马斯认为而这两种知识的学习实际上构成了两种社会进化的动力，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发展起作用。哈贝马斯更为注重道德实践知识的学习这种动力，新的一体化形式的实施，不需要扩大我们对外部自然的控制,而需要体现在相互作用结构中的知识，即需要的是扩大社会对我们固有的内在本性的独立性。因此，人在道德实践领域内的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能力，一方面形成为道德意识和法的观念，自觉地解决与道德冲突相关的行为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具有传播的能力和使制度变更的能力，因而能够被社会加以利用形成新的社会一体化。由此，作为社会进化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应再诉诸于主体与客体间关系的工具理性，而应诉诸于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这样，哈贝马斯就将客观主义的倾向转向人的主体性，把社会理论的基础从社会劳动置换为交往行为。
而在社会形态的转变上，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既定社会的经济结构，才同单一的生产方式相一致。无论是文化的相互渗透，或是时间上的重叠，都使复合的结构得以产生，而这些结构必然被解释为多种生产方式的组合。就是硕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复合结构的社会，并进一步提出，判断社会发展的标准不应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应以下列三项内容为标准：（1）一般的行为结构；（2）世界观的结构；（3）制度化的法律结构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观念结构。运用这三项标准，他将迄今为止的社会进化阶段划分为新石器社会、早期的高度文化、高度发达的文化和现代社会四个历史时期。
感受：1、哈贝马斯似乎试图在个体和社会之间找到一中平衡机制，一方面走出客观主义倾向，一方面又克服从认识论方面产生的主体哲学的困境，而他的这种交往行为理论就正是这种平衡机制。
2、虽然没有充分利用全部时间好好读书，没有能赶上自己安排的进度，但是在读的时候觉得很有趣，会有很多兴趣点，希望下个月写完论文后能好好总结。读好书，多读书。
2017.10.10——2017.11.11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未完成部分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交往行为理论》
《包容他者》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的合理性问题
大概思路：
在面对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上，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学所要在于其他社会学科在迈向专业化的过程中所抛弃了的问题：即由于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其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的消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哈贝马斯基于韦伯从合理性行为的角度所探讨的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原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题）进一步提出任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三个层面上。由此，哈贝马斯从哲学的视角整体上探讨合理性问题的存在。
哈贝马斯正如他自己所言，将合理性问题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三个层面来分开讨论，进而重新回答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本文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是元理论的层面，从这个角度而言，哈贝马斯从社会行为理论的基本概念结合皮亚杰的解中心化理论概念来揭示关于世界观的结构、作为交往背景的生活世界以及合理生活的可能性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解中心化的世界观与话语兑现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可能性联系起来。这就为行为者设定的世界关联就可以决定行为者行为的合理性。这也就解决了行为合理化的困境，但并未回答韦伯关于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
第二层面是方法论层面，在方法论上，哈贝马斯通过意义理解进入社会行为的客观领域的合理化困境，哈贝马斯在这个层面上揭示的是一种解释过程，这个过程决定交往行为的成功与否。但也同样没有没有回答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合理性问题。
所以哈贝马斯最后从经验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而言，是从合理性的视角来考察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哲学和社会学共有的问题，但也是社会学内部所固有的问题。在经验层面，哈贝马斯先从两方面对马克思、韦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些大家的关于社会合理化的思想进行阐述，一方面，这些大家都共同认为社会合理化主要指在行为关系当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共同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思考，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究竟意味着一种自由生产者的联合，还是意味着一种合理的道德生活方式，或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合理化的经验过程的相对价值可以用总体性的社会和理性的概念，必须和生产力、目的理性行为亚系统以及工具理性的总体承担者处于同一水平上，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此哈贝马斯对这两方面的分别进行批判，一是在于他们的行为理论过于狭隘，不足以把社会行为中的一切社会合理化的内容全部囊括进去，二是在于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混杂不清，行为取向和生活世界结构的合理化同行为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并非是一回事。所以哈贝马斯从韦伯解释的社会合理化的现象入手，阐明不同的合理性概念，以这些概念作为韦伯研究的潜在基础，并对韦伯的理论涉及到的宗教合理化和社会合理化的这些复杂关系系统进行区分。哈贝马斯主要是根据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去揭示世界观合理化的逻辑并进一步推导出社会合理化的结构模式。这个过程中，哈贝马斯不仅对现代性问题进行诊断，并且将交往行为理论整体呈现。这个过程也就将韦伯的西方理性主义问题转化为社会的理性化问题在经验层次上得到解决。
感想：1、读哈贝马斯，读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意思，感觉有很多切入点可以总结，但是总结的时候却有些困难，总想每个点都抓住，事实却是相反。这次的总结想了好久却只能理出一个思路。所以下个月如果时间足够就想读完做一个整体总结和把握，也希望能把自己抽离出具体的知识点，从宏观上进行把握。希望完成穿针引线缝补的全过程。
2、读书心态上不稳定，淡然处之，这个词听起来很平常，做起来确是很难。希望自己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做，平常心对待，静下来，把握好赶路和散步之间的度，宁静致远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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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8——2017.10.10
《社会行动的结构》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未完
汇报：《社会行动的结构》
帕森斯将以原子论、合理性（合一种逻辑性）、经验主义和目的随意性这四项特点为特征的行动理论体系称为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体系。而实证科学是人作为行动者与外部客观现实之间惟一可以认识的重要关系。只要得出这样的推断，或者所作的推理以它作为前提，该社会理论体系就可称为实证主义。这里就涉及到关于目的的地位问题。帕森斯认为实证主义在关于目的的地位问题上，陷入了功利主义目的随意性的困境之中。行动者在选择目的时，能动作用是行动中的一个独立成分，这样一来目的成分就必然是偶然任意的；或者否认把目的看作是偶然任意的那种遭人反对的推断，但这样的目的的独立性就消失了，它们被归并到处境的诸条件中，也即被归并到依据那些在生物学理论的分析意义上属于非主观性的范畴中可以进行分析的成分中。基于这种分析，帕森斯试图通过建立唯意志行动理论体系来作为人们确立行动目的的参照体系，以此找出一条摆脱功利主义体系固有的不稳定性的道路。但同时帕森斯的这种建构也含有一种理想类型的成分。
马歇尔
首先，对于马歇尔的思想，帕森斯一直将马歇尔的思想看作是一般性社会理论的各种逻辑可能形式的一种例证。马歇尔经济学理论的两个出发点是效用概念和边际概念，其重要结果之一是消费者剩余的概念。即使在这更为抽象经济学问题中，帕森斯认为马歇尔也主要是对与生活的这些方面最有关的问题感兴趣，他的这种兴趣甚至影响到他对需求问题的分析。马歇尔对研究需求的科学的主要兴趣来自于研究努力与活动的科学。马歇尔断定活动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消解对需求问题的过度强调，而且直接成为他的积极的消费理论的一部分，这个理论围绕着边际效用和消费理者剩余价值原理的部分与满足需求的活动无关。但是帕森斯认为就马歇尔提出的任何更为积极的理论来说，都是以需求和活动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在帕森斯看来马歇尔的活动效用理论旨在说明：文明人类之所以超过动物和野蛮状态，是由于他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一些特殊的活动，于是人类的某类特性发展起来。更为让帕森斯关注的是马歇尔对需要分类中的第二类随活动调节的需求，这些需求是生活标准的一部分，满足这些需求可以“给予力量”，即提高劳动效率。在帕森斯看来，这类需要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一种自成一体的行为理想，它们不仅仅只是散乱的伦理价值，而是表达了一套单一的伦理、事业心和诚实这两种“经济美德”，不完全是单个孤立的道德，而是道德行为的一套体系。对于马歇尔的经济理论来说，只要以需求的形式表现的那些需要是这个完整的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它们就不是随意性的需要，但这一点是包含在“不能把这些需要设想为独立于获取满足它们所需手段的过程之外”。
帕累托
帕森斯认为帕累托为逻辑行动规定了明确的定义，这种定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那些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相一致的行动；二是把不仅从实施该举动的主体的观点来看，而且在那些知识较广博的人看来也是与其目的在逻辑上相一致的那些举动叫做逻辑行动。帕累托把非逻辑行动作为逻辑行动以外的剩余物范畴，然后，他以与非逻辑行动联系在一起，被定义为非科学理论的“理论”的方式来处理界定某些逻辑成分的问题。剩余物是这些理论中的恒定成分，衍生物则是其中的可变成分。（这里剩余物是从其运作加以定义的一个范畴，是遵循某种程式而取得的结果。最初的事实是一些与行动有关的理论。对这些理论按照逻辑——实验科学的标准进行严格分析之后，把其中符合这个标准的成分分离出来，之后，剩余物就是剩下的那些恒定成分。帕累托把它用来作为他的理论体系。衍生物则是一种表达价值态度的符号或方式。）帕森斯正是从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分出发，朝两个方向建立起行动体系结构的的轮廓。在一个方向上，处境的成分、体系中的非规范性方面在行动体系结构中占有位置；另一个方向上，则是目的和作为目的基础的情感以及这种体系中其他规范性方面。帕森斯基于第二种方向来建立这种行动体系结构的。在帕森斯看来行动并不是独立发生的，每个行动都处在手段目的关系链条中。因此帕森斯试图把逻辑行动对于适用于帕累托提出的各种成分的行动体系结构呈现的含义来展开。
首先，在这种行动体系的逻辑方面呈现的是手段——目的关系的终极目的的一端。如果只要目的在分析的意义上是行动中的独立成分，这些目的手段链条就是开放的，沿着手段——目的关系的逻辑探索下去，这种逻辑必然性就会导致一个终极目的。而在这中逻辑行动中多个链条中的终极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随意性的，必然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个连贯的体系。这样就有两个可供选择的目的。倘若是随意的，那这种随意只有与某种确定性的因素联系起来才会有意义。按照逻辑行动概念提供的两种选择，如果在目的成分中找不到确定的成分，那么它必须是在条件或手段——目的的关系成分中，最终在在这些条件的成分中。这里就出现了两难，如果接受了逻辑行动概念下必然的终极目的，那么这个独立行动的手段——目的之间的关系应该把不同目的之间进行挑选的成分也包括在内。这就只能意味着这些目的成了同一个有目的论意义的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一个个人的整个行动体系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个最终目的的连贯体系相联系的。帕森斯进一步在在帕累托的社会效用理论中进行延伸。在帕累托的效用理论中，分别处于经济学分析层次上和社会学分析层次上的两种最大效用不是平行的，而是处于一种等级关系之中。这种等级关系的原则即是，每一个新的级别，都比前一个级别包括一系列更广泛的考虑；它断定整个体系具有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比较狭隘的分析基础上是无关紧要的。每一个新的级别都包括手段——目的分析中的另一个基本结构成分，到最后就可以得到一种位于合理性一端的内在的手段——目的的关系的完整社会体系；整个这个体系对于理解具体社会实属必须。这样一来，在技术上来说不存在效用问题，只有存在于经济层次上的分配问题，出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考虑来解决个人之间相互冲突的经济要求的分配问题，都只有在合理分配的总框架之内，每一项经济分配才能成为可能。这里只涉及解决人们对占有财富和权力之间潜在的相互冲突，没有说明作为整个结构基础的统一性的根据是什么。帕累托认为这个统一性的根据在于必须有一个“社会谋求的目的”。也即是说，把各个个人行动体系的终极目的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共同的终极目的体系，这种体系是把整个结构结合到一起的统一性的最高成分。
至此，可以发现帕累托的分析在每一点上都是与手段——目的关系相吻合的。这种吻合又该如何解释？这就要回到这种逻辑体系的非逻辑方面呈现的手段——目的关系的终极价值上。帕累托提出一个关于社会的两种抽象理论形式的对比：第一种，情感完全单独发挥作用而没有任何一种推理参与其间的社会；第二种是，逻辑——实验推理决定一切的社会。在帕累托看来，人类社会是这两种社会形式的中间状态。可以说帕累托这里的第二种抽象社会指的是一种“完全合理地整合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目的就是与社会的共同目的的体系完全整合的，并且这些个人目的本身，就是准确地按照共同目的体系的要求来确定的。在帕森斯看来至少有两个方面可能出现偏离这种抽象形式的情况。一方面，可能由于不同个人的终极目的未能相互整合，因而社会没有完全整合起来，这样就存在冲突。另一方面，就终极体系而言，这种偏离涉及到对个人终极目的的体系所作阐述根本就不准确，甚至不准确到连存在着的各种冲突也没表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以观察道的终极目的都必然被解释为情感的表现，而帕累托总是把这种情感描述成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但就这些情感中包含有规范性成分而言，帕森斯认为可以将它们叫做“价值态度，”以与那些非规范性成分在其中占决定地位的情感相区别。而实际涉及到的价值态度，一旦被合理化以后，就成为一种合理规范，把行动者导向作为一个自觉而明确的规范的这种终极目的体系的方向。而帕累托将目的本身分为两种范畴，即实在的和想象的，也被帕森斯称作为经验的和超验的。帕森斯认为可以把经验的和超验的两种终极目的以及仪式都看做是价值态度的不同表达形式。但经验目的和超验目的与行动的关系各不相同，只有经验目的才能直接作为内在的手段——目的关系中的终极目的。如果体系中有超验目的，就会出现另一种非逻辑成分。这反过来又可能使所包括的手段——目的关系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符号方式，即作为仪式行动的特点的符号方式。所有这种用仪式手段去寻求超验目的的行动，都可以被大致看做是终极价值态度的表达方式。这里的仪式不仅是本能和冲动的表现，而且是表达终极价值态度与行动的关系的主要形式之一。至此，帕累托的在每个点上的分析与手段——目的关系的吻合是受这种手段——目的关系的终极价值体系的引导。（帕森斯认为帕累托所持的就是他称之为的唯意志行动理论。）
关于涂尔干与韦伯的零散总结
帕森斯看来，在唯意志行动理论框架下，涂尔干在实证主义方法论研究的突破是发现了与内在手段——目的链条有关的终极价值体系作为行动目的和定则性规范所起的积极作用。涂尔干在他的宗教理论中又进一步朝这各方向发展，发现在宗教观念和仪式中直接表现了终极价值，这样涂尔干也就发现了象征体系的重要意义和象征性手段——目的关系在人的生活和行动中所起的合理规范的作用。
帕森斯是从马克思与桑巴特的理论的二难困境（）出发来分析韦伯的理论思想，帕森斯认为理论上韦伯的唯心主义思想克服了马克思与桑巴特的二难困境。但在方法论上，帕森斯从一般化概念与个别化概念两个范畴来分析，认为韦伯出发的种种立场是彻底的经验主义的；但是韦伯的研究目的又主要是在证明：在阐释性科学中使用的一般概念在逻辑上的必要性。由此，帕森斯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韦伯未能把概念类型进行明确的区分。
帕森斯在考察韦伯理论中的唯意志行动理论成分的时候，在帕森斯看来，韦伯划分的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分别是基于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两种伦理态度进行的区分。目的合理性在唯意志行动理论指的是内在的手段——目的链条中的中介部分，价值合理性则是终极目的的成分。同时，区分价值合理性与情感合理性进行区分，认为情感类似于帕累托的剩余物范畴，两者的区别在终极价值与终极目的的区分上。（这样一来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这一组区分与价值合理性与情感合理性这一组就不矛盾了。主要在于区分内在手段——目的链条中的中介部分与终极目的，这小段在书上总有一种混乱之嫌，在区分前一组概念之时帕森斯也强调是终极价值和终极目的的区别，在后一组概念区分时，再次强调这一点，颇让我费解，嗯，有翻译的问题？）
感想：1、帕森斯的唯意志行动理论很好的解决了个人与社会的问题和社会秩序的问题，在我看来，终极目的整合了个体目的的合社会性，而关键之处还在于终极价值，这种价值的合理化又形成一种合规范性，将个人目的导向终极目的，在此过程中，社会秩序也得以建立，也就解决了社会整合的问题。因而不管是马歇尔基于需求与活动的关系为基础、还是帕累托从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或是涂尔干基于社会事实或韦伯基于社会行动，最终都在帕森斯的唯意志行动理论上回归到社会秩序问题。似乎各个大家都是在强调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的统一性。这样似乎就可以将前面古典时期的思想串起来。这个月读帕森斯对我的启发很大，还想继续把后面的韦伯和涂尔干那部分梳理一下，按照目的—价值—社会秩序的逻辑整理。
2、觉得自己不够用力，要加油才行。
2017.7——2017.9.8 （一）
书单：《资本论》第三卷后半卷
《大社会学》
《货币哲学》
《现代人与宗教》
《金钱、性别与现代生活风格》
《合法化危机》
《社会行动的结构》在读
《资本论》：第三卷
1、剩余价值与利润、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
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马克思在第三卷中是想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的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具体形式。阐明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相互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
把商品价值中那些只是补偿商品生产上耗费的资本价值的部分概括为成本价格这个范畴，这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商品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成本价格，在数量上是与商品的价值或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不同的，它小于商品价值，因为商品的资本主义费用是用资本的耗费来计量的，而商品的实际费用则是用劳动的耗费来计量的。另外商品的成本价格决不仅仅是资本家账簿上的一个项目。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不断买回在商品生产上消费的各种生产要素。但成本价格这一范畴同商品的价值形成或同资本的增殖过程毫无关系，这里，成本价格这个要素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加入商品的的成本价格，因为它是商品价值中那个用来补偿所耗费的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形成商品的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因为它是所耗费的资本价值，或者说，因为生产资料花费了这么多费用。而剩余价值既由预付资本中那个加入商品成本价格部分产生，也由预付资本中那个不加入商品成本价格的部分产生。总之，同样由所使用的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产生。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利润之所以生产出来，是因为有一个价值额被当作资本来使用，由此得出:利润P=商品价值W-成本价格K。这里在成本价格表面的形式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看不出来，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变化的起源必然从可变资本部分转移到总资本上面，在一级上，劳动力的价格表现为工资这个转化形式，另一级上，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这个转化形式，所以看到的利润具有一个神秘的形式出现在资本家面前。在商品出售时，实现的价值余额或剩余价值，表现为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越它的价值的余额。
利润率
资本家实际获利的程度不是取决于利润和可变资本的比率，而是决定于利润和总资本的比率，即不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利润率，资本的利润在于它可出售它没有支付分文的那部分价值，利润或剩余价值恰恰就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总之，它总是一个超过全部预付资本的余额。这个余额和总资本会保持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可用分数M/C来表示（C是总资本），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与剩余价值M/V不同的利润率M/C=M/C+V，它仅是计算标准的不同，它们表示的是同一个量的不同的比率关系。实际上，利润率从历史上说也是出发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进行研究的本质的东西，”而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形式，却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单个资本家惟一关心的是剩余价值即他出售自己商品时所得到的价值余额和生产商品时所预付的总资本的比率，而对这个余额和资本的各个特殊组成部分的特殊关系以及这个余额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会掩盖，因为这个特定关系和这种内在联系正是他的利益所在。（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转化为利润形式，从剩余价值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非相反）
也就是说，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被抹杀了。实际上，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分析才得以从利润中剥离出来。在剩余价值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资本和利润的关系中，也就是在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中，资本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作为原有的价值额，同它自身创造的新价值相区别，对于资本在它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创造出这个新价值，这一点是人们意识到了的，至于发生的过程却被神秘化了。
（第三卷中，利润这种常见的表面形式很好的掩盖了资本家对劳动阶级剩余劳动的剥削，就像生息资本，可以钱滚钱一样，资本家让大众看到的是一种表面上能为大家接受的形式，掩盖这里面不平等的阶级剥削关系，仿佛是只有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下的平等交换。马克思的《资本论》赤裸裸地揭示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整个过程及其如何被剥削的过程，而为何在如此地位上的劳苦大众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麻木地处于这种被剥削的状态，其根本在于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的关系。三卷本的整个过程是一种由本质到现象的呈现，直到将阶级剥削的形式揭示到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最一般的的形式，就如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呈现一个被剥削或者说剥削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这种生产关系被异化的一种过程。）
2、利润率为什么需要转化为平均利润率（一般利润率）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组成的资本构成的比率，就其本身而言，它根本不会影响利润率。仅在两个方面影响利润率，也是利润率的不等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二是不同生产部门的周转时间不同。
求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把这个平均数加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上，由此形成价格即是生产价格，生产价格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个一般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化为同样多的平均率为前提，----
由于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不同的有机构成，因而，由于等量资本按可变部分在一定量总资本中占有不同的百分比而推动极不等量的劳动，等量资本也就占有极不等量的剩余劳动，或者说生产极不等量的剩余价值。由此，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就极不相同。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一个商品的价格，如等于这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生产这个商品所使用的资本的平均利润中根据这个商品的周转条件归于它的部分就是这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如果资本家按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他的商品，他就取回相当于他在生产上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量的货币，并且比例于他的只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的预付资本取得的利润。
“一切资本，不管他们本身生产多少剩余价值，都力求通过它们的商品的价格来实现平均利润，而不是实现这个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力求实现生产价格。”
这里，对于利润率到一般利润率这种平均化的困难，马克思认为都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定资本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的总价格，应该满足这种需求，但是这些商品的总价格，只是资本所生产的各个商品的价格总和，如果把问题看成是工人各自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且互相交换他们的商品，那么，问题的关键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这时这种商品就不会是资本的产品了，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但不同商品的价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互相确定或调节，它们的变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由此，马克思认为在不同部门要使商品互相交换的价格接近于符合它们的价值，只需要：1，不同商品的交换，不再是纯粹偶然的；2，就直接的商品交换来说，这些商品是双方按照大体符合彼此需要的数量来生产的，这一点是由交换双方在销售时取得的经验来确定的，因此是从连续不断的交换本身中产生的结果。3，就出售来说，没有任何的或者人为的垄断能使立约双方的一方高于价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于价值抛售。在需要使生产部门相同、种类相同、质量也接近相同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不同的个别价值必须平均化为一个社会价值，也即市场价值，为此，就需要在同种商品生产之间有一种竞争，并且需要有一个可供它们共同出售自己商品的市场。第二，商品要有使用价值，即要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在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种重要的因素。
3、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及其内部的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在劳动剥削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此，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剩余价值量增加了一半，而利润率则比以前下降了一半，但是，利润只是按社会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因而就社会范围来说，利润量，利润的绝对量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相等。尽管利润率不断下降，资本所使用的工人数，即它推动的劳动的绝对量，从而它吸收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从而它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它生产的利润的绝对量，仍然能够增加，并且不断增加。而提高的剩余价值率也有表现为下降的利润率的趋势。因为只有不变资本的价值和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之间的比例保持不变，或者这种劳动力的量同不变资本的价值相比已经增加，下降的利润率才表现为下降的剩余价值率。
而利润率的下降之所以仅是一种趋势下降，而非向其两个极端发展，必然是因为受到其他一些诸如：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对外贸易以及股份资本的增加这些因素的作用。这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内部本身存在矛盾，首先，即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表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其次，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这种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经营部门的指挥者去支配的资本过剩。资本的这种过剩由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的同一情况产生，因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补充现象，虽二者处在对立的两级上。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另外，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实质上同时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过程，要求劳动过程的规模及其范围日益扩大，要求每一个企业的预付资本相应地日益增加。因此，日益增长的资本积累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物质条件之一，又是二者本身产生的结果之一。资本主义越是发展，要使用同量劳动力就要越来越大的资本量，如果要是使用更多的劳动力，那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力的提高必然会产生永久性的表面上的工人人口过剩。
4、商人资本的两种形式与商业利润
商人资本（商业资本）分为两种形式，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只要处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这种职能作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独立起来，作为一种由分工赋予特殊一类资本家的职能固定下来，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营资本。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存在它作为商品资本在流通领域内，在市场上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分解为买和卖，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形成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因而形成产业资本总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同时，资本在它执行流通资本的这种职能时，同它作为生产资本自身区别开来。这是同一资本的两种特殊的互相区别的存在形式。而商品经营者，作为资本家，一般他的资本最初必须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因为他不生产商品，而只是经营商品，对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而要经营商品，对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他就必须购买商品，因此必须是货币资本的占有者。那么商品经营者本在自行销售的生产者手中显然只是他的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上，即停留在流通领域的时候所表现的一种特殊形式。商品资本是在一个和他生产者不同的当事人手中完成它最终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即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完成它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资本所固有的职能的，商品资本的这种职能是以商人的活动，即商人的买卖为中介的。于是，这种活动就形成了一种特别的、与产业资本的其他职能分离的独立存在的业务。另外，独立流通的当事人、商人在这个地位上要预付货币资本。
至于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产业资本通过直接占有无酬的他人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商人资本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产业资本家手里转移到自己的手里，从而占有这部分剩余价值。商人资本只是由于它的实现价值的职能，才在再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而才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从总体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对单个商人来说，他的利润量取决于他能够用在这个过程中的资本量，而他的店员的无酬劳动越大，他能够用在买卖上的资本量就越多。商业资本家会把他的货币借以成为资本的职能本身，大部分交给他的工人去承担。这些店员的无酬劳动虽不创造剩余价值，但能使他占有剩余价值。因此，这种劳动对商业资本来说是利润的源泉。正是这些店员执行买和卖的职能，由于这个缘由和这个途径，才把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自己手里。
前面有提到利润受不同部门的周转时间的影响。而产业资本的周转是它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统一，因此包括整个生产过程。与此相反，商人资本的周转，因为事实上只是商品资本的独立化的运动。商品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W——G，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自我回流运动，从商人来看是G——W、W——G，表现为商人资本的周转。商品经营资本的周转，不仅能够对不同产业资本的周转，而且还能对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的相反阶段起中介作用。商人资本的周转不同于产业资本的周转，这是由事物的性质造成的。产业资本周转的一个阶段表现为一个独立商人资本或至少是其中一个部分的完全的周转，商人资本的周转也同利润的决定和价格的决定处于另一种关系。但周转不是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而是作为一个限制作用的因素参加决定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参加决定一般利润率的形成。相反地，对商人资本来说，平均利润率是一个已定的量。商人资本不直接参与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创造，它按照自己在总资本中所占的部分，从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只是就这一点而言，它才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对商人资本来说，利润率是一个已定的量，一方面由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决定，另一方面，由总资本的相对量决定，即由总商业资本同预付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总额的数量关系决定。它的周转次数，当然会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影响它和总资本的比率，或影响流通所必须的商人资本的相对量，因为必要的商人资本的绝对量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如果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它的相对量即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就由它的绝对量决定，而不同商业部门的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会直接影响到商品的商业价格。商业加价的多少，一定资本的商业利润中加到单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上的部分的大小，和不同营业部门的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或周转速度成反比。而资本在不同商业部门的平均周转时间对出售价格的影响可以归结为：在商人资本的量已定时，这个利润量是由一般利润率决定的。也就是说，不以这个资本的商业活动的特殊性质为转移，同一各利润量会根据这种周转速度的快慢以不同的方式分配在同一价值的商品量上。因此，不同的商业部门的商业利润的同一百分率会依照这些部门周转时间的长短，按计算到商品价值上的完全不同的百分率，提高商品的出售价格。不同商业部门的不同周转时间，表现为一定量商品资本周转获得的利润，同实现这个商品资本的周转所需的货币资本的周转次数成反比。竞争至多只能把利润率限制为一个水平，但是竞争中绝对没有可以决定这个水平本身的要素。
5、利润的三个部分：生息资本、利息、企业主收入
马克思将利润分为利息、企业主收入和生息资本，而此后一般说到一般利润或平均利润时，即只是就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而言。因为这种利润现在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来说是相同的。所以在只考察这个平均利润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区分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了。
对于利息，这里主要集中于利息与总利润的关系。利息会随着总利润而提高或降低，而在总利润则由一般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利润率的高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如果利息率的差别实际上表示利润率的差别，一个国家利息率的高低就同样会和产业发展的水平成反比。但这里总利润的利息与企业主收入有质的分割，即是指利息是资本自身的果实，是撇开了生产过程的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则是处在过程中的，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资本的果实，因而是资本使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的果实，这种质的区分不仅仅是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的主观见解，且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这样使总利润在两种不同的人对这同一资本，从而对它产生的利润享有不同合法权的人之间的单纯量的分割，都会因此比较变为质的分割，一部分表现为货币资本家的收入利息，另一部分表现为产业资本家的企业主收入，总利润的这两部分硬化并且互相独立化了，好像它们出自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源泉。
而只有当利润中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即被用来汲取新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可以叫作利息的时候，资本的积累过程才可以看作是复利的积累。但是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会不断在生产过程进行中或多或少地贬值。因为商品的价值再生产由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并且这种世间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减少，另外，利润会随着资本的积累的增加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正好表现为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部分相比越来越相对减少。
另外，作为生息资本的资本是作为商品出现的，或者说货币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这种商品的资本所特有的是贷放形式而不是出售形式。作为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但这两种形式上，资本不是作为资本变化为商品的，二是作为已经怀有剩余价值的商品，它的价值的实现同时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它作为商品所进行的运动成为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运动。并非是由于卖的行为本身，而只是由于这个行为同这个一定的价值额作为资本所进行的总运动的联系。同理，作为货币，它实际上也只是单纯地作为货币，也就是作为商品的购买手段起作用，这种货币在这里同时是货币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二是由于这个行为同资本总运动的联系，因为它作为货币所完成的这个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导。总而言之，在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并在过程中实际发生作用时，商品资本仅仅起商品的作用，货币资本仅仅起货币资本的作用。生息资本的贷放是把它作为资本而非货币或商品来让渡的适当形式。借出期内让渡并给生产资本家即债务人的使用价值是它能够作为资本，并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而在其运动中它除了保存自己原有的价值量，还会产生一定的剩余价值，生产平均利润。而其他的商品，使用价值最终会被消费掉，因而商品的实体和它的价值会一道消失。相反，资本商品反而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被保存，而且还会增加。简而言之，货币资本家在把借贷资本的支配权出让给企业资本家的时间内，就把货币作为货币资本的这种生产平均利润的使用价值让渡给产业资本家。
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资本从最初的起点G——W——G`式中的货币，已归结为G——G`，这已是完成的资本试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因而是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一定剩余价值的资本。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这种性质是直接地表现出来的，没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中介，资本表现为利息的即资本自身增殖的神秘和富有自我创造力的源泉，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在G——W——G`简化为G——G`，资本取得了它的纯粹的物神形式。如此，资本作为货币不断存在，在这样的形式上，资本的一切规定性都已经消失它的现实要素，也看不出来，且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就表现为资本本身应得的东西。可以说资本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最异化的形式，由于这个原因，资本——利息这个公式作为土地——地租和劳动——工资之外的第三个环节，也就比资本——利润这个公式彻底多了，一切联系都在这个公式里被掩盖。（马克思认为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种三位一体的形式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了）
6、超额利润
用自然瀑布为动力的生产者的超额利润，和一切不是由流通进程中的交易偶然引起，也不是由市场价格的偶然波动引起的超额利润者，首先是性质相同，这种超额利润，同样也就等于这个处于有利地位的生产者的个别生产价格和和这整个生产部门的一般的、社会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等于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超过它的个别生产价格的余额，对这个余额起调节作用的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个别的成本价格，因而也就是个别的生产价格；另一方面是一般的生产价格。工业家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以它的个别成本价格和一般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为界限。这是构成他的超额利润的界限的数量之一。另一个数量则是一般生产价格的大小，而参与调节一般生产价格的，有作为调节因素之一的一般利润率。工厂主取得的超额利润，马克思将其归功于一种自然力（瀑布的推动力）。即利用瀑布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不是产生于资本，而是产生于资本对一种能够被人垄断并且已经被人垄断的自然力的利用。这种自然力在工业上的单纯利用所以会影响一般利润的水平，是因为它会影响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劳动量。正因为工厂主的超额利润不是由于他的资本本身而产生，而是由于一种可以和他的资本相分离，可以垄断并且数量有限的的自然力产生。所以这个余额就转化为地租。地租的本质在于它是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的惟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和正常的形式。
级差地租（笔记）
感想：总结资本论的时候还是按照书的脉络来梳理，梳理的过程会有些想放弃，但是坚持下来收获很大。因为每次基本上梳理完整个书仿佛就有了一条线，一些关键词会引导你去思考这条主线，可能会和别人不一样，但大胆一点，去不断尝试，才能打开思维。这应该是一个过程。一直在思考什么才叫在读书中思考，这样梳理两回，就觉得思考是一种状态吧，就像贺老师说的读懂，觉着没有浪费书的那种。之前总是很羡慕别人的读书汇报，总觉得很好。但写总结至今，越来越珍惜自己每次的总结，不随意去否定它，因为自己不能否定自己的付出，要保持一种斗志，这样才会在读书中有旺盛的生命力，人生也应该这样。同时也积极去反思，面对不足，这样会更好吧。要有机生长：见多阳光，也见过很多风雨！
2017.7——2017.9（二）关于齐美尔：
1、社会化的形式
齐美尔认为社会学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是由其从纷繁复杂的概念中找到其研究对象的。对这一对象的发现正是借助他对社会这个概念的分析，他对社会这一概念的分析作出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在他对整个社会形式的论述中，社会的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离的。在对社会概念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存在于若干个人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这种相互影响的产生或出于特定的本能的欲望，或是某些特定的目的。但无论出于什么，正是这种种相互影响使这些作为目的、欲望的载体——个人，形成了一个统一体，也即社会。但是这种社会在齐美尔看来不是实在，仅是一个名称而已。齐美尔的这种相互影响有各种形式，也即社会化的形式，基于此，齐美尔在此意义上使社会学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也就此反驳了他之前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这种模糊状态社会学学科地位。也明确了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学科任务，即对社会化额纯粹形式进行确定，系统整理心理学的阐述和历史发展的论证。
从齐美尔的研究对象社会化的形式的观点来看，社会化的事实使个人处于一种双重的地位上。齐美尔从这种双重地位出发，认为个人被包括在社会里，而且同时与社会对立，使社会的有集体的一个环节，但个人同时又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本身又置于个人和社会的整体之间的一种原则上和谐的前提之上的。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即个人与社会是如何通过社会化形式联系的。齐美尔从了两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个体如何形成社会统一体和社会对个人如何产生影响。
首先，齐美尔基于群体数量的变化，分析群体内聚力的变化，并探讨群体内外关系的表现形式，这就是说齐美尔认为正是这些群体内与群体外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形成使社会成为可。在这种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齐美尔同时强调法律道德习俗的重要作用，在法强制不容许，道德又不可能的地方，通过习俗一个团体就保障它的成员采取对它来说是适当的行为举止，即是说，习俗作为前两种秩序的补充发挥作用。以此维持社会秩序，但是社会秩序本身是有分化的，主要体现为一种上下级秩序。这种上下级秩序一方面构成社会的客观组织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它们是人们之间个人品质差异的表现。上下级秩序的方式首先可以纯粹从外表上，根据一种二环节的模式来划分，可以产生一个人，一个群体，一种客体的势力。但无论是社会的力量也好，理想的力量也好，都能实施上下级秩序。从个体意识出发，对于形成什么样的社会都是有预定性的，但往往在形成过程中都会有偶然性因素，会产生意外的后果，最极端的就是产生的社会秩序完全超预期的发展。
其次，社会对于个人则是从目的恰当性出发，群体对个人的个性的影响，以及通过种种社会化的形式，如穷人的救济，来实现一种拉平化，实现群体的预期目的，维持其关系结构，防止群体的极端分化，使社会的发展超出可控范围。所以这里的社会化形式相当于一种关系传递的双向纽带。另外，个人人格之上形成一种公精神，但同时，这种公众精神反作用于个人人格的塑造。最终，任何较高社会发展的一种悲剧，即群体为着自己的集体的那种利己主义的各种预期目的，赋予一些结构以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往往与这些目的针锋相对，背道而驰。所以一个群体的发展中，任何量的扩大都要求某些质的变化和适应，一个衰朽的形态如果不能经受这种变化和适应，是难免于会分崩离析的。齐美尔有强调，社会在对个体的感官影响上，随着变化的日益提高，各种感官的远距离作用日益减弱，它们的近距离作用则日益增强，个人不仅变得目光短浅，而且从根本上讲在变得感觉短近，由于这种更短的距离，个体正在变得更敏感。
2、价值或意义缺失
《货币哲学》探讨的是生命存在的价值，而且不光在此书中，价值和意义这两个关键词在齐美尔这里都是根本性的。这关乎其整个理论体系的终极关怀，他试图用一种相对的视角来辩证地看待社会中的对立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则是强调人作为主体的主体性发挥。
齐美尔所谓的实在与价值是作为我们表象的内容而形成世界的图像的，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绝对是偶然的，当价值系列的要求得到实在系列的满足时，偶尔两个系列之间会达成和谐，但两个系列之间无原则性关系。价值系列并非是客观实在的，而是外在加之于实在的，价值判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为价值判断是一个实在的心理活动，但其概念和涵义却又是独立于自然界之外。因为在任何时刻，我们的心灵都不是纯粹事不关己地反映实在。我们生活在价值世界里，实在的内容就处于一种完全自主的秩序之中。价值为存在的对立之物。正因为事物完全确定了的存在。而将事物提升到价值领域。存在是我们表象的原初形式，表象的某一独特内容进入了我们的逻辑关联中，并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所谓的价值证明从来都只不过是把一个现有价值援引到另一个客体之上而已。
对于社会，用齐美尔的话讲，个体之间有了相互作用就有了社会。个体通过心灵将实在与价值相统一形成一种心灵图景，这一方面成为了个体行为的目的；另一方面，个体将心灵图景投射于客观实在，这里个体作为行为主体，其行为是要遵从他的目的的，也即是齐美尔的合目的性。如此，在个体相互作用中，形成社会又重新塑造了社会，然后通过各种社会化的形式又内化为个体内心的东西约束个体，形成社会秩序。似乎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被称之为形式社会学的缘由，个体和社会、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团体等这些关系之中，无不是因为这些相互作用的社会形式在作为关系纽带，相互塑造。（价值与实在的辩证关系——主客观价值区分与统一——客观实在化的内容与形式——物我之间的适当距离解释价值，至此形成理性世界）
齐美尔所谓价值产生于个体的需求但并非是充分条件，还需要有一定的距离。以个体为直径的这种社会关系中，有一些东西与主体形成一种距离，因为这些东西是在主体的需求范围内，而且存在一种只有主体通过努力并且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克服的距离获得这种客观化的东西来满足需求，即是说客观化的东西的价值一方面客观化于人，但同时也离不开人的主观性，于是这些外在于人的东西的价值因为人而存在于主客观之间。那么对于人个体而言，价值又在于人们将其内心图示客观化为实在，这些实在的东西本身就这样保存着个体的主观意义，投入了个体的完整人格。这里似乎可以将客观实在理解为它终究是人去实现其主体意义或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此，个体因为各自主观性的差异形成个体自身的意义解释系统，但是这种解释系统是合社会这个整体秩序的目的性的，也就是说个体的意义解释系统是在社会解释系统之中。
人的需求是无尽的，但是个体与需求的客观实在之间的距离却可以被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完美克服。在交换关系中，货币一方面不断创造这种距离，一方面作为一般等价物又可以克服这种距离，以至于货币从作为满足人们需求目的的手段转化为追求的目的本身。这似乎也是齐美尔文化悲剧的最好例证，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客观化的实在是人主观心灵图景的投射，但是最终这种客观化的实在自身的发展却超越了人主观心灵的发展，不再是受人主观心灵控制下的客观实在，而似乎是人的主观心灵反被客观实在所约束。简而言之，即是齐美尔所谓的客观文化的发展速度超越了主观文化发展速度。人本身作为主体借以客观文化这一手段发展主观文化的目的，却被客观文化侵蚀，社会秩序似乎和谐，但是某种人为的类似“自然秩序”的东西却代替了真正的社会秩序，似乎又回到了社会化的形式那个结局。但齐美尔最终似乎是在强调个体价值意义的缺失，或者说是这种价值意义趋向于一种异常的统一化，人作为主体的这种主体性及其本身主观性这种具有差异和创造力的特性的缺失。
无论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的异化还是韦伯的铁的牢笼，抑或是这里齐美尔的文化悲剧，都似乎在强调一种心灵意义的缺失，这种价值感的由内向外的转变，仿佛人在按照自身的心灵图景在塑造社会，但是社会却偏离了预期。在前述社会化的形式中，齐美尔说：“任何较高社会发展的一种悲剧，即群体为着自己的集体的那种利己主义的各种预期目的，赋予一些结构以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往往与这些目的针锋相对，背道而驰。所以一个群体的发展中，任何量的扩大都要求某些质的变化和适应，一个衰朽的形态如果不能经受这种变化和适应，是难免于会分崩离析的。”齐美尔以人的心灵将人与其内心、人与人、人与物这三种关系整合为一体，统一于生命，似乎人存在的价值意义是其研究的起点也是其研究的归宿。
感想：这里的齐美尔似乎比韦伯更深一层次地探索价值意义的本源：人的心灵。而韦伯似乎在论及社会行动的动机及意义，但是未说明这种价值意义的源头。齐美尔一直强调的合目的性也似乎是韦伯的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的统一体，似乎就诠释了一种文化上的理性，或者说社会或个体作为一个完整有机体的整体目的性。？？在分析文化悲剧的原因中，归因于劳动分工，似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从个体完整的人格投入到客观化的物品的生产中转化为部分人格投入，破坏了人这种完整有机体的人格统一性。而在涂尔干那里劳动分工却是社会团结的纽带。从性别视角来看，货币似乎只是加速了文化悲剧的速度，在按照性别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在男权社会，似乎终究会有这种结局。
第一次尝试全程按自己的理解去写，无论如何，终究算是一次尝试和突破，原初想写的是很多线索，但是真正写出来的东西总是会偏离出发时的想法。但是在从看齐美尔的书到现在作为总结，是不断纠正理解，清晰思维的过程。越来越觉得用力后很多你以前想不到的或者思考不深刻等这些问题都会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解决。继续加油！
《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论》第二卷 300 页
内容：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货币的资本化
（一）货币的总公式的矛盾
马克思比较了商品流通的两种形态，即为买而卖的商品流通（W—G—W）和为卖而买（G—W—G）的商品流通后，认为资本的总公式是流通形态以商品为中介，以货币作为垫支资本，最终使垫支货币在流通中变更了价值量，因剩余价值的产生而增值的的为卖而买（G—W—G）的商品流通形态。这整个运动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交换价值而非满足消费，货币作为整个货币资本循环最初的形态，同时也是终结形态。货币所有者，当作这个运动有意识的担当者，便成为资本家。但在总公式中，一方面要维持等价交换，另一方面又要使资本家的垫支资本增殖，且要使增殖的商品抛弃商品以货币资本的形态复归。简而言之，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既要在流通领域发生，又不在流通领域发生。
（二）价值的源泉
要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首先在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这里找到价值的源泉。很明显，货币资本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货币本身，又不发生在商品的价值上，就只能在资本家第一阶段购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市场上能满足这一要求的，即是资本家发现的特别性质的商品“劳动力”，它可以成为价值的源泉。但拥有这样劳动力的劳动者，首先，必须是自由的人，可以自己做主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其次，劳动者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其他可卖的商品。既然劳动力作为市场上的商品，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是由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这种劳动力附属在活的人身上，所以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且劳动力的价值与生产这个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量一同变化。
（三）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是从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两要素来展开论证）
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要产生价值，必须进入生产过程，生产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劳动过程，劳动过程是由人的活动，用劳动手段，在劳动对象上，引起预先企图的变化。因为资本家叫劳动者生产的，是特殊的使用价值。当一种使用价值，当作生产物由劳动过程中生产出来，别一种使用价值，可以是这个劳动过程的生产物，又是那个劳动过程的生产手段。所以，生产物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劳动过程的一切要素，为货币所有者所购买，必须使劳动力消费生产手段，同时，劳动力又为资本家所消费，因为劳动者的劳动属于资本家，生产物也是资本家的所有物，由此，劳动过程被视为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
另外是价值增殖过程（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购买生产要素的目的，一是要生产一个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生产一个决定用来售卖的商品；二是，生产这个商品的价值要大于生产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总和，即要生产剩余价值。具体而言，资本家把货币转化为商品，使其充作新生产物的构成要素，或当作劳动过程的要素。这个过程中，资本家就使活的劳动力，与死的对象性劳动相结合。同时，他又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了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为自行增值价值。当资本家发现劳动者工作半天时间便可以维持整天的劳动精力时，资本家在购买的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恰好由一个新的等价物代替后，延长了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等价物以外的价值，实现价值增殖，也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价值增殖过程是在超过简单的价值形成过程的点以外的价值形成过程。将增殖的商品再投入市场转化为资本。这就完成了货币的资本化。这个过程中，一面是维持了商品交换的法则；一方面，以流通为媒介，引发价值增殖过程，但同时，价值增殖有在流通领域外的生产领域内进行。这也就解决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
生产的过程，使得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得以统一。生产过程，当作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便是商品的生产过程；当作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便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形态。
（四）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结果的二重性，只能由劳动的二重性来说明。（劳动的二重性，在劳动过程中，表现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是生产手段和劳动力，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资本家垫支的资本放弃货币形态，转化为商品形态，作为劳动中的生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从抽象的一般性质而言，把劳动者的劳动当作人类劳动力的支出，它是把新价值加到生产手段的价值中去，从具体的的特殊的性质看，把劳动者的劳动当作劳动过程，它把生产手段的价值，转移到生产物中去，并在生产物内保存它们的价值。这两种劳动在同一时间发生，前一种创造价值，后一种保存或转移价值。）
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垫支资本转化为生产手段的那部分，在生产过程中，不会有价值量的变化。生产手段上消耗的东西，是生产手段的使用价值，它原先的使用价值消灭，变成别种使用价值。在生产物的价值中，生产手段的价值会再现，但价值量不会变，它所生产的是旧交换价值所得以重现的新使用价值，并未产生新的价值，依次，这部分垫支资本是不变的，即是不变资本。
垫支资本转化为劳动力的那部分，却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价值变化。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活的劳动力，在劳动中会依照它的目的形态，把生产手段的价值转移并保存在生产物上时，同时也形成追加的价值。在这部分追加的新价值的生产中，劳动者首先生产与劳动力价值相等的那部分。而在生产物中，只有这部分价值是在生产过程内形成的新价值，是唯一的价值部分，是实际再生产。当劳动过程继续超过生产劳动力价值等价物的部分，便使得价值增值，将生产一个超过等价物部分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这是生产物价值超过所有诸要素的价值的部分，这部分使价值发生大小变动，且这部分会继续由不变量变为可变量，所以垫支资本的这部分是可变资本。
（五）可变资本价值增殖的比例（剩余价值率）
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中，我们知道剩余价值完全是可变资本部分价值变动的结果，但在现实变化中及价值变化的比例被一种假象蒙蔽了，一是因为可变资本部分增加，垫支的总资本也增加。二是因为可变资本原来所处的形态，可变资本作为已知量，是不变量，但又被当作可变量。因为事实上，可变资本仅仅是一个过程的符号，垫支出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部分，是对象化的劳动的一定量，和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一样，是一个不变量。但在生产过程中，这部分为活的劳动力所代替，死的劳动将为活的劳动所代替，静止的量将为流动的量所代替，如此，不变量就为可变量所代替。所致结果是可变资本及其追加量被再生产出来。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种假象新生产出的价值生产物包括不变资本部分，仿佛垫支资本在价值上增殖，事实上，增殖的只是可变资本部分，新生产的价值仅是可变资本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
要使可变资本部分产生价值增殖，不变资本部分也须适应劳动过程的技术性质，以适当的比例垫支出来，确保有充分的生产手段可以吸收在生产过程中支出的劳动量，以此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其中可变资本价值增殖的比例实质是由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即剩余价值率来决定。又因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其所购买劳动力的价值，而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劳动日中生产劳动者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那部分劳动（必要劳动），剩余价值则是由劳动日中超过必要劳动那部分决定（剩余劳动）。由此可知，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例等于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即剩余价值率(m/v)=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前者在对象化的劳动形态，后者活动的劳动形态，两者表示同一关系。同时，剩余价值正确地表示了劳动力由资本所受到的剥削程度，即劳动者由资本家所受到的剥削程度。
二、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斗争（标准劳动日）
在剩余价值率的论证中，我们知道，劳动日是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时间总和。换言之，劳动是劳动者生产劳动力的代置价值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总和，构成他们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剩余价值率指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例，但是只有剩余价值率不能确定劳动日有多长，所以劳动日是可变量，而非不变量，这种变动有其最低限与最高限，极具伸缩性。资本家若依照一日的价值购买劳动力，在一劳动日之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就属于他，他有权使劳动者在一日之内为他劳动，但劳动日具体范围依然不明确。把劳动日极具有伸缩性的界限搁开，从商品的性质，仍无从知道劳动日的界限和剩余价值的界限。资本家作为购买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延长劳动日，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但这要受特殊性质商品（劳动力）的限制，因为劳动者作为卖者，有权利要限制劳动日，使其不超过标准长度。如此，两种权利相争，这两种权利也都为商品交换的法则承认。最终，两种平等的权利起决定作用的是强力，也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标准劳动日的规定，会表现为限制劳动日的斗争，斗争一方是资本阶级，一方是劳动阶级。
在生产手段为社会一部分人独占的地方，劳动者都须在维持自身所必须的劳动时间之上，加入超过的劳动时间，去替生产手段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但如果在经济社会组织内占优势的，不是生产物的交换价值，而是它的使用价值，则在该社会组织内，剩余劳动将为一个或大或小的欲望范围所限制，还不会从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上，发生无限制的对于剩余劳动的欲望。例如，在古代，过度劳动，在交换价值系在其独立货币形态上获取时，方才成为可怕的现象。这种场合，强迫致死的劳动，才是过度劳动的公然的形态。马克思比较了多瑙河沿岸诸公国和英国工厂主对于剩余劳动的贪欲。前者是一种徭役劳动，这种劳动形态上，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完全是分离的，必要劳动投在劳动者自己的耕地上，剩余劳动投在领主的所有地上。但这种差别并不影响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量的关系。领主贪图剩余劳动，直接把徭役的日数增加。农奴关系在这种形态上成立，农奴制度在此形态上发生。后来多瑙河诸公国制定的称作“组织法”的徭役劳动法进一步使其对剩余劳动法的贪欲，具合法性。它是这种对剩余价值贪欲的积极表现。相反，英国的工厂法，却是这种贪欲的消极表现。这种法律，要依国家（资本家和地主支配的国家）颁布的强迫限制劳动的办法，节制资本无限吸取劳动力的欲望。因为盲目的无节制的欲望，在一场合，使土地枯竭，在另一场合，则使国家的活力根本枯竭。英国的周期流行病的蔓延，和德国二国兵士体格标准递降，证明了这同样的事情。
而在早期的英国，无法律限制劳动剥削的各个产业，在社会方面，生理方面，道德方面，智力方面，都是奴隶制度，劳动致死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此外，资本家为了使垫支资本中的不变资本部分在休用状态也能充分吸收劳动力，减少休用状态的损失。用使劳动日超过自然日界限延长到夜间办法。但同一劳动者在生理上是无法在日间被剥削后，继续在夜间被剥削。为克服此障碍，资本家创造轮班制度，劳动者一批在日间劳动，一批在夜间劳动。此制度，盛行于初期的棉制造业。
资本主义生产，在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收。前期资本主义的生产主要由劳动日的延长来生产绝对剩余价值，这个生产方法，不仅剥夺了人类劳动力在道德方面生理方面正常发展和正常活动的条件，从而使人类劳动力萎缩。它还促早了劳动力的消耗与死亡。它缩短了劳动者的生存期间，而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劳动者的生产时间。从资本方面看，劳动日的反于自然延长，在缩短了个别劳动者的生存时期时，也缩短了他们劳动力的持续期间，被消耗的劳动力，也必须更迅速地补充，从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费用，也必须增大。所以资本为它自身的利益，也赞成标准劳动日的规定。标准劳动日的制定，是数世纪来资本家与劳动者斗争的结果。但这种斗争的历史，包括两个相反的潮流。一是英国的工厂法，要强迫把劳动日缩短，14世纪至18世纪中叶的劳工法，却要强迫把劳动日延长。
三、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革命（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劳动日的劳动时间是界定的，劳动的时间不能超过劳动日规定时间。那么资本家要想提高剩余价值，增加剩余劳动，就只能相对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
增加剩余劳动部分，减少必要劳动部分如何可能?一方面可以使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如此剩余劳动的范围就剥夺侵略了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界限，这样减少了劳动者可支配的生活资料，劳动者就不能以正常支配生活资料的劳动力生产。显然，这不是马克思讨论的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力）以完全价值卖买。如此，在劳动日长度一定的情况下，只能是必要劳动的缩短引致剩余劳动的延长。简而言之，剩余价值是由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产生，劳动日内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两部分的比例发生变化而产生，也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如何成为可能?
资本家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生产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法，把劳动的生产力提高。但是这里生产物必须有关劳动者普通生活资料的范围，或是能替代这种生活资料。因为如果这种产业不供给必要生活资料，也不供给必要生活资料生产的生产手段，即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也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必要生活资料的总和，是由种种不同的商品构成，其中每一种商品的价值，皆只在劳动力价值中，构成一个可除部分，劳动力的价值，随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定。）
采用改良生产方法后，资本家就会比同行业的资本家在劳动日中，占有较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但其生产方法普遍被采用，从而在生产费减低了的商品上，把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间的差别消灭，额外剩余价值也随之消灭。这又迫使资本家不得不采用新的生产方法。这个过程中，增进劳动生产力，使商品便宜，并由此使劳动者自己也便宜，乃是资本内在的冲动和不断的倾向。资本生产内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乃是在缩短劳动者为他自己的劳动部分，以延长属于资本家的剩余劳动部分。
（二）生产方法变革的三阶段
1、合作
多数劳动者在同时，在同地，在同一资本命令下，生产同种商品，无论在历史上；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假定劳动有一定的最低限的效率。资本主义生产，有方法可以测量这个最低限。最低限的劳动力，虽必须有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但此最低限，仍可与平均数不相一致。有的个别生产者会高于一般剩余价值率，有的低于一般剩余价值率。而这种差异却可以在社会中互相抵消，但不能在每个个别生产者那里都如此。所以，就个别生产者而言，价值增殖的法则；必须在个别生产者以资本家资格生产时，必须同时雇佣许多劳动者，自始就运转社会的平均的劳动。即使劳动方法不变，多数劳动者同时使用，也会在劳动过程的对象条件上，引起革命。这种最单纯的合作形态在最完成的合作形态上，有重大的作用。在劳动过程复杂时，只要协同劳动的人数众多，我们就可以把不同的工作分给不同的工作者，使其同时进行，并使完成总生产物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缩短。在合作劳动者的人数或合作的规模上，首先视个别资本家有多少资本可用来购买劳动力而定，这是对可变资本部分。在不变资本部分，生产手段大量累积在个别资本家手中，乃是工资劳动者得以合作的物质条件，合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即取决于这种累积的程度。最终一切直接社会的或共同的大规模的劳动，都须有一个指导，来使个人活动得以调节，生产总体的运动得以履行其一般的职能。这种指导者即资本家，资本家作为产业上的命令者，产业上的命令权也是资本的属性。
但劳动与资本家的合作，是加入劳动过程以后开始的，但在已经加入劳动过程以后，他们又不属于自己了。加入劳动过程，它们便被资本合并了。当做合作者，当做一个活动有机体的一部分，他们不过是资本特别的存在形态。劳动者当作社会劳动者所展开的生产力，于是便成了资本的生产力。这样，由合作而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同样，合作自身也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特殊形态，而与个人独立劳动者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现实劳动过程自隶属于资本以来，这是劳动过程经验到的第一种变化，是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里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他方面，劳动过程的社会形态，也表现为资本所应用的方法，其目的在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劳动过程的榨取更为有利。合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本形态，且它的单纯形态会当作一种特殊形态出现在它的更发展的形态之旁。也是劳动者与其物质生产过程的精神能力相对立的开始。
2、制造业时期
以分工为基础的合作，在制造业，取得典型的形态。这种合作，是当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的形态，支配着真正的制造业时期（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叶）。制造业由手工业生成，其发生方法是二重的。一方面，制造业由一种独立手工业的结合而成，独立手工业失去其独立性，在一定程度内，制造业化为同一商品生产过程的互相补足的部分工作。另一方面，制造业则是由同种手工业者的合作而成。这样制造业一边把分工导入生产过程内，一边又把原来分开的独立手工业结合起来，最终使其成为一个人为的生产结构。
这种生产结构里，终生从事一种简单工作的劳动者，会把自己的整个身体 转化为这种工作的自动的专门化的器官，从而，比依次做一系列工作的手工业者，得以较少的时间，把工作作完。但构成活制造结构的结合的总劳动者即是由这种专门化的部分劳动者构成，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制造业增进了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不仅取决于制造业部分劳动者工作的熟练度，且取决于其另一要素，即所使用的工具完备性。制造业工具的完备可以减少手工业者换用工具的间隙，将时间凝缩。这是制造业内部的要素部分。
制造业的整体形态上，主要是混成的制造业和有机的制造业，两者互相交错，但在本质上，依然构成两个不同的种类。这两种形态的发展，在制造业时代，使机械的使用间或地得到发展。在所侵入的手工业内，生出不熟练劳动者阶级，造成了一种劳动力的等级制度，并相应地发展了工资的等级制度。这就缩短了劳动再生产所必要的时间，把剩余价值的范围扩大，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直接促进了资本的价值增殖。
另外，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劳动的一般前提，所以制造业要有分工，则社会内部的分工必须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反之，制造业的分工，又会发生反应作用，使社会的分工发生并且增加，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作场所内部的分工却有本质的差别。制造业的分工以生产手段累积在一个资本家手里为前提，而使制造业各部分的劳动发生关联的是各种不同的劳动力售于一个资本家，被一个资本家当作结合劳动力来使用的事实。由这些劳动者生产出阶段生产物，最后完成的形态乃是他们特殊劳动的结合生产物。社会内部的分工则以生产手段分散在许多独立商品生产者手里为前提，是由不同劳动部分的生产物买卖导致，且这种分工是各种经济社会所共有的。制造业的分工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特有创造物。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社会内，社会分工的无政府与制造业分工的专制却是互为条件。制造业最终分工的结果使劳动者和物质生产过程的精神能力的对立进一步得到发展，因为资本作为总劳动者富有社会的生产力，劳动者个别的生产力就必然贫乏。也即马克思说，制造业最繁荣的地方，即是人类最少思索的地方。制造业狭隘的技术基础，一经发达到一定的阶段，便会和它自身所创造的生产相矛盾。既不能侵占社会生产的全范围，也不能使社会的生产，从根本上发生革命。
3、大工业时期
大工业时期，生产方法的革命，以劳动手段机械为始点。机械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其目的，仅在使商品便宜，缩短劳动者为自己工作的劳动日部分，从而，延长劳动日的别一部分。机械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劳动者，这种结构，有许多同种的或类似的工具在一起工作，而为一个任何形态下的原动力所推动。劳动手段，在机械形态上，包含着一个物质的存在方法，它会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然科学之意识的应用，代替经验的例规。大工业在机械体系中，却纯然是客观的生产组织体。且这个组织体会当作完成的物质的生产条件，出现在劳动者面前。机械以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或共同的劳动为媒介。劳动过程的合作性质是依照劳动手段自身的性质，成为技术上的必要条件。
机械作为不变资本的部分，它只是以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帮助生产的生产物内。但机械常常以全部参加劳动过程，仅以一部分参加价值增殖过程。在机械已有价值，转移到生产物去的限度内，它是生产物的价值构成部分。如果已知机械转移价值到生产物中去的比率，则转移的价值部分的大小，定于机械自身的价值的大小，它所包含的劳动力愈少，它转移到生产物中去的价值愈小。它所转移的价值愈小，它的生产力便愈大。机械作为使生产物便宜的手段，在资本的立场，其使用必须被机械的价值与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差所限制。这种机械的使用，对于劳动者的影响主要为：
1，机械作为代替劳动和劳动者最为有力的手段，不分男女老幼，把劳动者家中的人尽数驱使在资本的直接支配下，成为增加工资劳动者数的手段。因为决定劳动力价值的，不仅是成年劳动者维持个人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是维持劳动者家庭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这样，成年男子的劳动力价值分散为家庭全体人员的劳动力价值，把劳动力的价值压低。于是机械增加了资本榨取的人生物质，增加了资本榨取人类的范围，同时也增加了资本的榨取程度。
2，机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使用，一方面，给了资本家把劳动日无限延长的新的有力动机，并使劳动方法与社会劳动使用的性质发生革命。因为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是由剩余价值率和劳动者数决定的，而机械的使用，就包含了一个内在矛盾，即剩余价值率增大，劳动者数必须减少。使得资本家不仅要以相对剩余劳动的增加，而且要以绝对剩余劳动的增加来补偿被榨取劳动者的比例数的减少，这就自然使劳动日延长了。另一方面，一边资本占有了补助劳动力，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一边机械又驱逐劳动者，生产了一个不得不听资本命令的过剩劳动人口，机械也就成了过剩人口的生产手段。
3，机械组织愈进步，机械劳动者阶级的经验愈蓄积，劳动的速度与强度，也自然会愈增进。劳动日缩短到一定限度内时，资本家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剩余劳动支出时间部分的损失，由劳动支出在程度上的利得来补偿。因为劳动日的缩短创造了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流出较大量劳动的能力。当劳动日缩短一旦成为强制的法规，资本家手中的所有机械，又将成为一种客观的手段，系统地被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一结果，是由提高机械的速度和扩大同一劳动所监视的机械范围，即扩大他的劳动范围共同导致。在劳动日的限制下，资本家渴望以较大的压榨力加在劳动者身上，就有必要进行机械制造的改良，这样一步步加深对劳动者的压榨。大工业时期生产手段的革命也使劳动者与其物质生产过程的精神能力彻底对立。
所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大工业时期，使得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在是之前的时空隔离，而是在同一时空下一起生产，工资劳动者同时受多重剥削。
四、剩余价值的掩盖
资本家追求的剩余价值，实质是反应了资本阶级对工资劳动阶级的剥削压榨。但是，这种剥削和压榨都被工资形态所掩盖。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劳动者的工资，显示为劳动的价格，即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但其实劳动是价值的实体，是价值内在的尺度，它自身没有价值。所以市场上，劳动者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种作为具有特殊性质商品的劳动力，其价值依据劳动者一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础来计算，进一步劳动日的大小，又与此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应。这样，劳动作为价值实体由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但劳动者作为工资劳动者，通常不仅仅只生产必要劳动部分，还要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而这部分剩余价值的生产对于劳动者却是无给劳动。劳动力的价值转化为工资形态，就掩盖了劳动日中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划分，直接以必要劳动部分显现为有给劳动，这样工资劳动者生产的剩余劳动部分就被资本家成功隐蔽，从而使劳动者以为自己的所有都是有给劳动。
感想：1、这个月后半个月的状态挺好，觉得《资本论》读着很有意思，前面看不懂的，后面就基本能解决，也感叹马克思逻辑的缜密，读着不想停下来。
2、每个月都会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反思。想要突破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让它对自己更有益。这个月读书的体验和以前不一样，可能归功于自己尝试着逼迫自己去做一些不愿意做但又很必要的事情。但是思考力度很不够，总结依然不够深刻，继续努力，也希望自己更专注。
2017.4.13
书单：
《中国的宗教》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古犹太教》
《印度的宗教》
内容：
《宗教社会学》
韦伯认为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并不是宗教现象的本质，而是因宗教而激发的行为，因为此种想行为乃是特殊的经验及宗教特有的观念与目标为其基础。因此基于宗教意识的有意义行为是社会学家所应加以研究的。研究的指涉范围仅只于作为现世的一种人类活动的宗教行为:一种根据日常目的以意义为取向的行为。社会学家必须致力于理解宗教行为对于其他领域，诸如伦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或艺术等领域的活动之影响，并且明白确认出各个领域所秉持的各种异质性的价值之间所可能产生的冲突。韦伯的研究重点首先在宗教行为对于伦理与经济的影响，其次则在于对政治与教育的影响。
相对于理性的巫术施行，忘我的社会形态--狂迷--乃宗教共同体关系原初的素朴形态。随着灵魂观念、神袛和鬼怪的观念的出现，也即超自然力量的出现，那么如何安排他们与人的关系就构成宗教行为的领域。人们以祈愿、献祭与崇拜等诸种形式呈现出来的人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韦伯称之为祭典与宗教，以区别于巫术性强制的巫术。同样受到宗教性崇拜与祈求的那些存在，韦伯称之为神袛。以与可用巫术性强制驯服的鬼怪有所区别。这些区分的历史发展，往往以一非常简单的方式出现，当某一世俗或祭司权威为了扶植一个新宗教而压制原有的祭典时，原有的祭典所崇拜的神袛即以“鬼怪”的身份继续存在。
神袛与鬼怪（宗教、祭典与巫术）之分化的社会学层面则为祭司阶级与巫师的区分。韦伯将祭司阶级的特征判准设定为:一个由特别选拔出来的人所构成的团体，其成员从事定期的祭典经营，持续地受到一定的规范、地点、时间的约束。合理的经济和共同体内神圣秩序之支配的确保与规范，都有赖于神袛，祭司则是这些神圣秩序的主要角色及代表。
另外，先知和祭司一样是宗教伦理之体系化与理性化的担纲者，意指纯粹个人性之卡里斯马禀赋的拥有者，他基于个人所负使命而宣扬一种宗教教说或神之诫命。个人的召唤是决定性的因素，先知与祭司即以此区分。祭司乃因其在一神圣传统中的职务而要求拥有权威，而先知则基于个人的启示与卡里斯马。典型的先知传道只是为了道本身，而非报酬，至少绝非任何明显的或规则化的报酬。先知可以主要是个宣扬神及意志的工具，在传道时，就像他受到神的委托，而要求人们把服从他当做一种伦理上的义务。（伦理行预言）另一方面，先知也可以是个模范人物，他以身作则，指示其他宗教救赎之道。（模范型预言）预言的启示会给先知及其信徒带来一个统一的世界观，而此一观点又来自一种有意识的，统合且有意义的对生命的态度。
祭司和先知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教团，另外当一个政治团体瓦解时，团体神的宗教信徒及其祭司仍继续地维持着他们的宗教团体。教团的宗教性是个具有许多面相而又极不固定的现象。只有当俗众已经形成一个具有持续性共同体行为的组织，且能积极参与时，才能撑其为教团。只有一个教团性宗教，特别是理性及伦理类型的教团性宗教，才有可能容易地获得信徒，特别是从大城市小市民阶层里获得。然后，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对这些团体的生活态度发挥持久的影响力。因为一个人愈接近那些近代理性经济经营之担纲者的阶层（具有市民经济经营之担纲者的阶层，具有市民经济之阶级性格的阶层），就愈容易倾向于一个伦理的、理性的教团宗教。经济理性主义与某种形态的严格主义伦理性宗教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亲和性，这种亲和性仅偶尔见至于西方之外。对于享有优势社会与经济特权的阶层而言，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他们极少有救赎需求。反之，他们赋予宗教的主要功能是“正当化”他们自己的生活态度及现世的处境。优势特权阶层会要求宗教者正当化其幸福的心里需求，无论这幸福是政治事业的成就、优越的经济地位、身体的健康等等事项。
韦伯认为救赎观念的采行合理解决了神义论的问题，这同时也解决了它含藏着世界与神之间、实然与应然之间最巨大的紧张性。因为救赎之道及欲求拥有救赎的心理特质，宗教得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救赎可以是追求救赎者在不借助任何超自然的力量的情况下，自己造就出事业。但可以获得救赎的事业韦伯将其归为三种：1，纯粹仪式性的祭祀行为与祭典；2，社会的业绩；3，自我完成：救赎方法。救赎事业相当有别于祭典行为的事宜，而且特别是社会的业绩；但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皆能导致体系化的发生。无论何处，靠着救赎方法论能达到的最高目标是人的自我神化，唯此，这种转化才最有可能变成一种持续状态。而韦伯认为具有积极正面宗教资格的人格的整体态度一方面可能来自神的恩赐，即一种统一的，讲求方法的生活态度取向和，另一方面宗教性的整体人格反过来被认为是一种原则上可透过对善的修炼而获得的东西。这些救赎确证的积极性格及实践态度使得现世的诸秩序都作为人们积极确证的对象。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在本书中从宗教观念即新教伦理上解释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种亲和性。
韦伯首先引用富兰克林的话对资本主义作详细的阐述，这里概括为：以惜时、守信、谦恭、勤劳、节俭等方式尽量赚钱，同时抑制享乐，理性地追求利润、增加自己的财富为其人生目的。资本主义的精神的主要承载者是一个新兴阶级——工业中产阶级。当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要求获得伦理认可的生活准则时，它最为强大的对手就是对于那种环境的态度和反应，韦伯称之为传统主义。但工人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这里与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劳动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破除传统主义。这种经济秩序下，只要是合法赚钱，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遵守天职美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而人们履行天职的责任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为典型的特质，而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所在。资本主义精神要在现世中达到行为的理性化，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在现世中有一种伦理基础，即是新教伦理。
新教伦理
新教伦理有两方面的宗教基础：首先是马丁·路德的天职观，首先强调对尘世日常行为的宗教评价，以此赋予日常行为以宗教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天职”这一概念，天职因此阐释了所有的新教教派的核心信条，那就是摒除天主教伦理戒律中的命令和劝勉。认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天职观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资本主义，但韦伯认为路德的天职观还是传统主义的，从这种思想出发，路德不可能在世俗活动与宗教伦理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在任何意义上是根本的联系。
其次是禁欲主义，历史上一直存在四种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1，加尔文宗2，虔信派3，循道宗4，从浸礼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诸宗教。
但在韦伯看来，在所有的新教教派中，只有加尔文教派成功地把适合资本主义的精神和天职观结合在一起。加尔文教的上帝是一个超验的存在，每个人的命运在其出生之前早已由上帝以其绝对意志加以决定，个人的宗教活动和神职人员、圣事都无济于事。韦伯指出，加尔文的“预定论”因其极端的非人性，必然给笃信其辉煌的一贯性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那就是每一个人所感到的前所未有的孤独。对于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生活中至关重大的事情是他自己能否得到永恒的救赎，因此他被迫孤独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总之，预定论排除了通过教士、教会、圣事而获救的可能性，由此大大强化了教徒们的主体自律自为意识，把魔力、巫术从世界中清除出去，使人们除了自己以外别无所靠，也因之大大淡化了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这一历史过程韦伯称之为祛魅。预定论必然产生两类相互联系的宗教忠告，一类是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把所有的疑虑统视为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这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责任。另一类忠告是把紧张的世俗活动视为获得人生自信的最合适的手段，认为只有世俗活动才能够驱散宗教的疑虑，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信守预定论的教徒积极投身世俗生活，这是加尔文教之所以能改变社会生活的内在原因。这为入世的禁欲主义奠定了宗教基础。
韦伯在这些基础上区分出禁欲主义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为了救赎，个人完全从尘世中隐退，以苦身修行为宗旨，并且认为这种方式是达到救赎的唯一途径，此即为“出世禁欲主义”。另一种是宗教改革后新教的禁欲主义，这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或世俗的禁欲主义，它使教徒怀有一种特殊的宗教神圣情绪，力求做到在世俗职业中证明自已是上帝的选民，从而把教徒引向参与世界的救赎之路。对于这种入世的新教禁欲主义，一方面，他强烈地反对任意享用财富并且对消费进行限制，尤其是奢侈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将财富的获取从传统伦理观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影响。在打碎禁锢获利的过程中，入世禁欲主义不仅使这种冲动合法化，更是将其视作上帝的直接意志。
禁欲主义是如何深入个人的行为之中？怎样确定自己受到恩宠？韦伯指出，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区别于自然生活的圣徒宗教生活，不再是那种远离世事的隐修团体式的生活，而是身处世俗世界和它的各种制度之中的生活，这一点最为重要。这种在现世中为了永世而进行的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天职观念带来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在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与之相契合的伦理基础，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
简而言之，以上韦伯要论证的观点即是：基于天职观念的理性行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是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
理性的牢笼
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中，当禁欲主义对消费的限制与基于天职观的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时，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 施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资本。于是，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当禁欲主义所形成的经济秩序发展到后来却“深受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时，禁欲主义消逝，天职观念转化为经济冲动，这样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不断理性化的结果必将是清教徒愿意在天职中工作，但是对于现代人，他们只是被迫如此。现代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韦伯将此称之为“牢笼”。 这个由理性主义文化发展而来的文化发展到最后阶段，就必将是“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却想着它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度”。
中国的宗教：（无论其本质为巫术性或祭典性）保持着一种此世的心灵倾向，这种倾向此世的态般度较诸其他一般性的例子，都要远为强烈，并具原则性。除了崇拜神灵的国家祭典之外，长寿的祈求，在最受重视的祭祀里，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儒教的本质只不过是种伦理，完全是入世的俗人道德伦理，即道。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是要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具有和平主义的性格。其生命态度是偏向身份性的色彩，而非西方观念的市民的价值取向。基本上，它所代表的只不过是给世上受过教育的人一部由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规制所构成的巨大法典。而自然法和与法律的法理思想之阙如。道教因其非教养、非理性的性格，比儒教更传统主义，没有自己的精神，是巫术而非生活态度决定人的命运。正是这一点最后将道教和儒教分隔开来。但是道教的出世取向与传统主义的特质所导致的结果仍与儒家所导致的一样。中国的正统与异端都对巫术、泛灵论的观念都采取容忍的态度，加之道教的积极扶植，是这些观念得以继续存在，并在中国的生活中极具支配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而言，在中国，古来的种种经验知识与技术的理性化，都朝向一个巫术的世界图像发展。不具西方禁欲新教精神这种优势性的宗教价值。所以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无法产生。
感想：虽读完了韦伯，但宗教这个部分读得散，力度不够，还需要花时间对韦伯做个整体的总结。很期待读《资本论》。纠结了很久，一边想要留着做完总结，一边又想开始《资本论》，索性就放下了往前读，就这样把凌乱的总结先这样放着。
2017.1.18
书单：
《学术与政治》
《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与历史》
《经济通史》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支配社会学》
汇报内容：
一、韦伯的立场
1、科学的立场
韦伯认为科学的进步是理智化过程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人的生命整体中，只要能够发现美和善，甚至勇气、灵魂或无论什么东西的正确观念，就可能把握它的真正本质。这似乎又开通了一条道路，使得人们有能力把握和传授生活中的正确行为，首先是作为一名公民的的正确行为。正因此，人们才投身于科学。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科学不会涉及终极关怀，而是对文化现象存在着关切，希望透过这些文化现象的过程，参与文明人的共同体。
2、学术与政治的立场
在学术上，教师不能带入自己的价值判断，就知识讲授知识。尤其关于政治方面，课堂里面没有政治的位置，就学生而言，政治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讲台并非先知和煽动家应待的地方。因为真正的学术是不带政治态度的，仅做事实描述，以此尊重学生个人对政治的立场，而非将教师的个人政治观念通过课堂强加于人的实际。对于每个人来说，根据他的终极立场，一方是恶魔。另一方是上帝，个人必须决定，在他看来，哪一方是恶魔，哪一方是上帝。韦伯在学术立场上，对于政治的这种观点我认为韦伯是基于尊重价值的多元性，即每一个人的价值立场都有被尊重的权利。韦伯指出，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循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二是互为补充的，惟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韦伯认为政治生涯让人产生权利感，能正确行使权利的素质包括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也是“政治人格”强大的首要素质。
二、韦伯的方法论
1、粗略比较
结合对涂尔干的方法论感受来对应看韦伯。一是，涂尔干在分析和解释社会事实时，是从整体的社会结构上去解释，强调社会结构作为整体，其变化对结构下的部分的影响。而韦伯在分析解释现像时，与普遍的“文化价值”（立足于价值理念、经验现实）联系起来，据此挑选出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联系。韦伯的客观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学中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分析的客观性，而是指研究者在对文化科学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立足其本身在具体情境中的价值理念和经验现实来分析，寻找出对我们有意义的联系。用韦伯的话说，即从一种绝对的无限中突出一个微小的成分，使自己仅仅关注对它的观察。当然这种观察是立足于观察对象的客观发展的观察。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件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的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因素。二是涂尔干在其研究中非常强调研究一个社会事实，先要将这一社会事实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进行清晰定义。他通常用归纳法，将与一社会事实相关的一类事物的各有特征归纳，进行概括性的定义，但是没有很明确如何归类。而韦伯则是，强调研究中观点的清晰、明确，他的“理想类型”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以此区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未加区分的观点和概念。
这个部分是粗糙的笔记，当时觉得挺好，现在再来整理出来觉得很不准确，需要系统地与涂尔干的方法论作对比。
2、方法论的具体内容
韦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意图是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解释。韦伯将主观意义纳入社会学，通过结合客观现实性去理解这种主观意义，并做出解释。由此韦伯将其研究对象社会行动定义为，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这里韦伯的主观意义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纯粹类型的意义，即是指以概念建构的方式被当作一种或多种行动者的类型来想象其可能的主观意义；另一种是事实存在的意义，指某个行动者在历史既定情况下的主观意义，或诸多事例中行动者平均或相类似的意义。如何理解这种主观意向的意义呢？韦伯提出理解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对既有行动的主观意义作直接观察的理解；第二种是解释性的理解，即当我们根据“动机”来理解一个行动者陈述或写下一个命题的意义时，通常可以理解到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及这些情境下如此做。那么何以达成精确的理解，或者说它的确证性为何？韦伯认为一种是理性的（逻辑的或是理性的）；另一种是移情式的再体验。理性的方法适用于其主观意义关联能够以知性清楚理解的行动；移情式的再体验则适用于那些完全再体验当事者所经历的情感关联的行动。简而言之，之所以去理解我们所观之的现象，并作出解释，是这些现象的客观存在与我们的主观意向相关联，我们赋予了它们意义，同时又使之成为我们需要理解和解释的对象。只要行动在一个可以理解其行动的意义关联中，这种理解可以视作对实际行为过程的一个解释。这种解释又意味着能够掌握到行动者自己本身的主观意向意义，即他的行动所属其中的意义关联。意义关联涉及多种元素，在这些诸多元素之间存在着许多有意义的关系的可能模式。
以上部分我暂且理解为韦伯提到的主观意向的意义，即那些与我们本身价值相关的意义。立足研究对象而言，主要强调研究对象的社会行动中那些需要我们去理性的或移情的理解的那部分主观意义。但对研究者而言，却是以下提到的价值关联那部分意义。而将解决研究过程的客观性的那部分理解为客观有效的意义，也即是接下来要论述的部分。
作为研究者，韦伯坚持研究者在研究最初决定其研究兴趣方向时，必然会考虑一种现象对其时代究竟具有何种重要的文化意义。他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社会科学概念中的价值观联。之后进行的研究的文化意义既也是整个研究过程对研究者的意义。一旦研究者确定了其研究兴趣，研究者就必须遵循其观察发现的研究对象的客观资料来分析，研究者不能带入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价值判断，而是作出事实判断，以此理解研究对象并作出解释。这则是韦伯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这就解决了社会科学研究如何保持客观有效性的问题。另外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对此作出回答。理想类型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它基于特定的观点，由杂多的现实里抽离出某些特征，整理成逻辑一致的思想秩序，反过来可以作为衡量现实的尺度。它与一般概念最大的区别：是它在类型研究对象与设想其可能的解释上，有着导引我们想象力的功能。例如，封建主义、市场、民族政治等概念。韦伯认为这类概念可以提升为理想型，研究者先自觉理清概念的含义，再进入假设、验证阶段。理念型属于更基本的概念建构层次，这就是说它在提出任何验证的假设之前即已经开始进行。韦伯的理想类型并非是固定不变的，韦伯从未否认所有的理想型都只有暂时的性质，随着文化的变迁，以及价值关联的转换，社会科学会不断创造出新的理想型概念以满足需要。理想型能否发挥作用，不仅仅是取决于其本身的主观恰当性，当然理解在这个阶段十分关键，还须配合它对因果恰当性解释的贡献而定。主观恰当性意指在关系中的各要素，根据我们感情和思考的习常模式，可能被认为构成了典型的意义关联，通常我们称之为正确的意义关联。因果恰当性则是事情前后序列，其程度是按照经验的规则存在着一种机会：它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在实际进行着。就是说从主观观点出发所作出的理解结果与从客观观点出发所作的观察结果之间存在统计规律上的相符。总之，要以理想型的方法塑造出各种典型的社会行动。而对一个典型的行动所作的因果性诠释，意指其被宣称是典型的过程，既可以在主观上恰当展示出来，又可以因果恰当性地确认。
三、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在《经济与历史》与《经济通史》里面都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这个部分主要总结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不管韦伯是从中古的对比来论述各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消失，还是在国家间对比论述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阻碍，都概括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在韦伯概括的条件中，有的条件是直接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如合理的技术，自由劳动力等。另外则是间接推动资本主义的产生，如有可计算的法律。
1、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义及先决条件
韦伯将现代资本主义定义为：哪里有用企业的方法来供应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的存在，而不管需要的内容是什么。具体而言，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簿记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结构。现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企业的标准。而这种会计制度又需要：（1）占有一切物质的生产手段，这些都成为可由独立经营的私人企业所自由处置的财产。（2）市场的自由，即是在市场上没有任何对贸易的不合理限制（3）合理的技术，归结而言就是最大可能程度的计算，此即意味着机械化，这是资本主义式会计制度的前提。（4）有可以计算的法律。（5）有自由劳动力。（6）经济生活的商业化。
直接影响的条件：
西方工业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的发展主要见诸于英国工厂的发展过程，而且英国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的演进有决定性的意义。近代工厂真正决定性的特征，一般而言，是工厂、工具、动力与原料均为同一个人即企业家所拥有，这也使得工业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工业技术的发展首先体现在煤和铁的应用，使技术生产所可能发挥的潜力，从有机材料固有的束缚解放出来，从此工业即可不再依赖兽力与植物的生长了。其次是蒸汽机的发明，使得利用蒸汽机促进生产过程机械化，从而使生产由人类劳动之有机限制中解放出来。最后是由于与科学结合，财货的生产因此从一切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处于自由活力的智力支配下。早期英国发展起来的这种新生产方式，劳动力的补充是以间接的强制方式利用游民，另外是小店东阶级，他们大部分都变成了工厂劳动的无产阶级。而最初的市场需求亦是军事当局的战争和宫廷的奢侈品的需求，后来奢侈品需求的大众化对资本主义实为决定性的转折点。发生在奢侈品工业的大量的市场需求引起了价格革命，为了降低相对于成本的价格，使得技术与经营方式有了合理化的倾向，而导致追求发明的狂热。与发明相关的专利法的颁布刺激纺织工业内的各种发明，这些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各种发明有了出现的可能。
以上归结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只有西方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任何地方从未有过的合理劳动组织；消除了内部经济与对外经济、对内道德与对外道德标准的差异，并将商人的原则以及基于此一原则的劳动组织引入内部经济。最后，原始性的经济束缚崩解。这部分条件在某种程度上直接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
间接影响条件（尤以有可计算的法律）：
有可以计算的法律这一条件，韦伯则是通过合理的国家来间接阐述，韦伯认为唯一能促成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合理国家，它是以专门的官僚阶级与合理的法律为基础的。韦伯认为专家政治在中国的发展因为无法摆脱对巫术的信赖而受到阻碍。因为资本主义需要的是一种有如机械般可以计算的法律，礼仪的、宗教的、巫术的观念都得清除掉。这样一种形式完整的法律是近代国家为了实现称霸的目的而与法学家联合创造出来的。受过这种法律训练的官员，其行政技术较其他一切官吏为优。国家与形式法学的结合，间接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如何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国家制定经济政策上，以专门的官僚阶级和合理的法律为基础的国家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必定是要受这种官僚阶级和合理法律所影响的。韦伯认为真正可称之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政策，也就是有连贯性首尾一致的国家经济政策，要到近代才有的。最早的国家经济政策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本质在于把资本主义的盈利观点灌输到政治上，国家似乎是只由资本主义企业主所构成，对外经济政策建设在尽可能占取最大便宜的原则上，尽量廉价买入，高价卖出。其目的在于扩大国家对外的权力。重商主义代表了近代权力国家的发展，此种权利国家的形成，直接因素为君侯岁入的增加，间接因素则为人民负担租税的扩大。
重商主义的前提为尽可能开发国内获得货币的资源，因为纳税能力是国富的基础。而尽量增加人口，为了赡养增加的人口，又必须尽量争取对外的市场。这一点尤其适用那些最大限度运用国内劳动力的产品。为了利用商业的发展以增进国内的纳税力，尽量让本国的商人来经营。英国是这种重商主义的发祥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利益结合的这种意义的重商主义，曾以两种形态出现过：一是阶级垄断的重商主义，目的在于保护独占，谋求国库财政收益。二是民族式的重商主义，目的是在有组织的保护现存的民族产业。从发展的过程来看，资本主义是在阶级垄断崩溃后，得到国会有组织的保护，由一批不依赖国家权力、独立经营的企业阶级发展起来的。至此非理性的资本主义与合理的资本主义的冲突以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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