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4.9
康芒斯 制度经济学下卷
威廉姆森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应该把政府那套管理体制以及私下解决带入到这种交易之中，甚至把凡是偏离市场秩序的现象统统归结为市场失灵，把经济学上产生的什么看不懂的发现，归结为“垄断所致”。然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现实是，政府的政策过多过滥，随着纯理论与应用理论的隔膜的不断扩大，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限制。因此我们需要使得经济学更加强调制度，在制度层面上认真下功夫，放慢经济学全面数学化的速度，转而根据与其他研究经济组织的方法相学习和融合。
制度经济学所希望解决的就是边际效用革命之后新出现的种种问题，抛开技术角度，考察某个经济组织在另一种治理结构下为完成任务所需花费的计划成本、调整成本和监督成本的数量，再比较这两种成本之高低。经济组织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标而如何签订合同的问题。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是一种类似于物理学上的摩擦力的概念。交易成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签订合同之前的交易成本，比如说拟定合同需要付出的时间金钱和人力等成本，谈判过程当中所消耗的成本等等。另一部分则是签订合同之后的事后成本，比如说讨价还价的成本，建立解决合同执行过程当中产生的纠纷的治理机构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保证双方实现合同当中所作出的承诺兑现的成本等等。
制度经济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更注重微观分析 制度经济学注重的是微观的交易行为、制度、习俗等等层面的研究，并且对于交易成本进行细分，以对交易行为、制度等层面进行量化的分析，这一点不同于之前的经济学的分析，之前的经济学是通过对于价值的探讨，尤其是在边际效用革命之后达到顶峰的主观价值。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欧洲的政治哲学传统与美国的行为主义传统之间的区别；
2.在作出行为假定时更为慎重 边际效用学派为了去除政治哲学的残余，实现经济学的学科化，助推经济学的量化与科学化，对于经济学的假定进行了非常多的简化，通过固定的经济学假定来对经济学体系进行架构，而
3.通过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来解决经济问题 资产专用性就是所谓的产权的一种概念变式，在过去的经济学当中资产专用性的分析通常只存在于交易的时间点，而忽略了交易的持续性过程当中由于产权结构的不均匀造成的一系列不同的执行变式。
4.依靠对制度的比较分析 边际效用经济学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缩放到企业运营与个人日常生产与生活当中的算计，使得制度背景化，个人成为制度背景下的受限的对子。而制度经济学则批判了边际效用学派对于行动者与制度的割裂，将制度的多样性与个人的有限理性相结合，进而凸显出了制度比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5.把工商企业看作一种治理结构而非生产函数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计划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交易双方又都具有投机性，承诺也不可能不折不扣地被遵守，这时候就需要进行制度分析了。有限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注重决策程序，另一方面是注重设计好治理结构，这就是时空两个层面上的结构化，即制度化。
6.强调私下解决的作用 大多数研究交易问题的理论都会假定，对于各种合同纠纷，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效适用的原则，纠纷也不应该就地解决，而应该提交给一个专供发表各种意见的论坛，由某一权威机构来进行裁决，这就是法庭及民事诉讼。然而绝大部分纠纷，包括很多按照现行法律本应当提交法庭来裁决的纠纷，都是靠息事宁人、自认倒霉或私下解决等方式来解决的。
因此总结下来，制度经济学的特征在于时间性。时间性在于其研究单位交易的时间性上，通过交易前，交易中和交易后之间的时间性，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对于交易的支出-收益的简单模型，纳入了时间性的交易成本概念，凸显出制度性及其建构的治理的结构性的重要性，是新经济学过度量化背景下的一股清流。
2018.2.8
制度经济学的时空问题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
制度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科，所要回应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学的世界观问题，也就是经济学的时间与空间的本质与关系问题。其余的经济学理论在讨论时间与空间问题的同时，都错误地由时间与空间的相互转化性推导出了经济学所谓的“本质所在”，例如我们最熟悉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认为经济的根本在哪里？在生产上，生产价值的衡量是工时，产品价格的衡量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将空间转化为时间，以生产为落脚点使其成为经济学世界观的本质所在。而我上次讲到的萨伊，他的货币流转法则就把时间因素忽略掉了，以供需为落脚点把经济学建构在了空间的基础上，使其成为经济学世界观的本质所在。
由此进而推出，制度经济学所要回应的第二个问题，抽象来说是时空有限性与无限性的问题，用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自然丰裕与自然短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呢？这个问题是无解的，谁也说不清楚时空是否是有限的，谁也说不清楚咱们有多少石油可以开采。所以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此处，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然而在经济学上，如果从生产效率的视角来进行经济学探讨，必然会导致自然丰裕假定，例如萨伊和马克思就是其中的代表；如果从消费欲望的角度来探讨的话，必然会导致自然稀缺假定，例如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
时间是以主观绵延为尺度进行衡量的，空间是以客观广延的角度来衡量的，因此从主客观的时空的二元对立的角度来进行探讨是行不通的，时空这两个世界观应该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概念应该是具备了社会学性质的概念。由于生产具有扩大供给（时间性）与适应供给（空间性的供需矛盾）的双重含义，才要在各类交易中代之以更为现代的术语，生产这一时间性概念与供需这一空间性概念已经无法再适应经济学的发展要求了。因此我们需要把经济学的专有名词从生产变成效率，从供需变成稀缺，才让我们引入速度、周转率、有形和无形供给等时间概念。
稀缺是由所有权制度创造的稀缺，效率是由生产的工程制度创造的效率。这里的稀缺不是自然丰裕的对立面，而是一种跳出了自然丰裕与自然短缺的二元对立之后提出的以人和交易为着眼点的所有权稀缺。只有稀缺的东西人们才会短缺或想望，因为它们稀缺，取得它们就会受到集体行动的约束，集体行动创造了财产和自由的权利义务，没有这些权利义务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制度也是稀缺催生的制度，制度也是效率提升的需求催生的制度。因此可以推断，与个人意愿无关的客观价值有两种，一种是来源于集体的劳动力（即效率）产生的物质的使用价值，另一种则是来源于个人之上的集体权力的制度的所有权的稀缺价值。效率利润是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产出得到的，这跟减少单位产品的劳动投入是一样的；但稀缺性利润的形成则是通过提高收入的价格或者减少所支付的价格和工资所取得的。在量度效率变化的同时，工时就是恰当的单位；在量度相对稀缺性变化的同时，货币就是恰当的单位。
实质上来讲，效率的单位工时衡量的就是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稀缺的单位货币衡量的就是控制人的能力。以效率为立足点的经济是工程经济，其分析模式是投入-产出模式；以稀缺为立足点的经济就是所有权经济，其分析模式是支出-收入模式。提升效率所使用的是技术资本，是由于物化劳动而形成的间接生产；而增强稀缺所使用的则是商业资本，是工厂或农场的市场价值和设备利润。
制度经济学希望避开所谓的利益和谐的经济学神秘主义（看不见的手），着眼于从利益的冲突当中产生秩序，也就是制度（看得见的手）来研究微观视角下的经济关系。跳过了稀缺与效率问题，直接从时空关系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先验地达成了市场的和谐状况，然而和谐不是经济学的假定前提，而是集体行动的后果，这种集体行动的目的就是维持管制冲突的原则。而只有交易这个词才能将冲突、依存和秩序结合在一起。
2018.1.11
边际效用规律及经济学的科学化趋势
维塞尔：自然价值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
如果将经济学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摆脱前辈意见的拘束，来订立经济学的形式。快乐与痛苦的衡量分为以下的指标：强度，历时，确实性，远近性，多产性（快乐引起快乐，痛苦引起痛苦），纯洁性（一种感情不引起相反感情的机会），范围（一种感情波及的人数）。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欲望的最大满足，以最小量的不欲物换取最大量的可欲物，使得快乐增至最高度。凡是能引起快乐或规避痛苦的东西，都可以有效用。所谓效用就是指任意事物的性质，该物因此性质故对于当事人有一种趋势，可以产生快乐、利益、善或者是幸福，它们在此有相同的意义，或防止害、痛苦、恶或是不幸的发生。效用不是事物固有的性质，而是物的一种状况，其发生乃是因为与人的需要持有的关系。
边际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认为，只要能摆脱工资基金学说，生产费价值学说，自然工资率学说及其他李嘉图学派的学说，开始探讨正确理论的结果，就不难得到真正的工资理论，因此需要认为劳动、土地、知识与资本是全部生产物协成的条件，不是生产物一部分的原因。在同一公开市场任意时间，同种货物价格相等。我们只需探索出效用的变化的自然法则，关于交换就可以得出满意的结论。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的话，必须是一门数学的科学，只因为经济学所探究的是量，因此它必须是数学的。科学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理论的科学，决定事物是否存在或某事是否发生，另一种是数学的科学，物体可大可小事情可远可近。完全的统计制度的缺乏是经济学无法成为精确科学的唯一不可克服的障碍。经济学的目的，原本就是追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得幸福增至最高度。
价值是具体事物的属性，是一种自然物体区别于另一种自然物体的，带有普遍规定性的一般性质，经济含义在于商品功能对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消费和需求所产生的作用。价值一方面体现了天然资源与人类生产生活和商业活动密不可分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象征着物化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的信息或痕迹。价值意义：任何可以通过相互转让而实现交换的事物的独特品质。需求是商品效用的极大发挥，供给则是限制商品数量的阻力的软弱。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值由商品的供求状况决定，商品价格也取决于供需双方互相作用，那些使得商品具有一定效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定其供给的原因，被称作该商品价值的内在原因；相反使得与它交换的其他商品具有一定效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定其供给的原因，被称作该商品的外在原因。
凡是世界上过分多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取有的财物，不论它们怎样有用，谁也不愿意花代价去获得它们。有很大用处的东西往往比用处很小的东西具有较小的价值，比如铁比金价值小。同样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数量多反而比数量小要具有较小的价值。虽然用处的大小经常那样显著地同价值的大小不相一致，价值却经常正好显著地同用处的对立物，也就是成本相一致。财物的价值源于获得财物所要经历的困难。价值是以财物所提供的对需要的满足为根据。
在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当中就已经提到，随着某种物品的数量的增加，人们从这种物品当中得到的愉悦程度也会逐渐减小，因而人们从两件同类物品当中享受到的总效用一定小于从一件物品当中得到的效用。人们在追求荣耀的同时，使用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积累财富，财富越多往往越能引起旁人的羡慕，拥有财富但是不为人所知也无法满足人们的虚荣心。占有物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物品供给十分稀少，另一种是物品对多数人都具有效用。效用每一个边际增加量与前一个增加量相比都是更加不必要的。市场是指二个以上的人，经营二种以上的商品，存有这诸种商品的事实与相互交换的意志，任意二人之间的交换比率又为其他一切人所知，广阔市场上经纪人的工作，就是组织交易，从而使得每一次买卖的买卖者对于贸易的状况皆具有最充分的知识。由此假定推出无差别法则，即当两物或是两商品对于所欲的目的无重要差别时，购买者将全不加分别，以此代彼或以彼代此。
而体现在生产活动当中，则是增益劳动在工业和农业上的差别。增益劳动是指会按照比例提高制造业效率而又会按比例降低农业生产效率的劳动。只要农业技术保持不变，一块土地所产出的利益的大小，会随着投入的增益劳动增加而按比例递减，相反在制造业出现，增益劳动的使用会使得制造业效率按比例增高。就土地而言，它可以在使用增益劳动作用于同一材料的情况下，使得自己的产物越来越多，它的缺点在于产量的增加与劳动总增加之间的比例是不断降低的，相比之下，缺点大于优点。回到制造业，它的优点在于使用越多的材料，工作的进步程度程度也就越大；其缺点在于，产生的每一个增加，就会要求原材料也有相应的增加。相比较而言，优点大于缺点。
人人晓得对于食物的欲望随着需要的满足而减低，直至最后达到我们可以称之为饱和点的时候。富有者的需要的高层次消费似乎可有可无，但是这些需要一旦被唤起，却表现为多方面的和广泛的。我们不能单凭各种财物的有用性来对财物下判断，还必须按照在个别场合下所能得到的用处的数量来判断，因此我们必须把财物的价值同它们的有用性区分开来，至少要像我们把我们对财物的使用同它们的有用性区别开一样。最富有的人的货币收入也往往不足以应付他所可能期望的一切支出。所以为了使得行为合乎经济，以便获得最大可能的享受，我们就要这样来分配我们的支出以便使得它们越广越好，那就是从最迫切的需要的满足到最无关紧要的需要的满足。归根到底，今天的需要同明天的需要之间的经济矛盾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性质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感情冲动和理智之间的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
两块面包当中的第一度是足以解除绝对饥饿痛苦的一块，第二度则是绝对饥饿减轻后所感觉的那一度数。两件完全相同的财物之一在价值上导源于那一类财物的效用尺度上的第二度价值。几件财物之一便具有第几度价值。需求不变，供给越大，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小；需求越大，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高，反之亦然。一批同类财物的供给的价值等于其边际效用乘以其件数之积。对于经济财物，我们所需要关心的知识边际效用，只要供给的数量持续不变，所有较高的效用都有了保证。边际效用数列的开头表明价值随着整批财物的增加而增加时，其结果是同这种观点相一致的，但是越到数列末端，当整批财物的每一次增加便是价值的相应减少，一直到最后达到过分多余的一点时，价值完全消失了，这又同上面的观点完全相反。只要我们放弃价值是一个简单的正数这种先入为主的见解，就很容易解释了，负的因素起源于人们天生对于财物的漠不关心。正是按照价值计算效用的可能性使得我们第一次有可能制订出精确的经济计划，并且预见到这些计划的必然受到的限制，这样价值便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支配性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总结，讨论一下编辑革命和奥地利学派之后经济学界产生的变动：
1. 去除掉政治哲学的残余，实现经济学的学科化
2. 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导致了微积分的引入，又反过来助推了经济学的量化与科学化
3. 价值概念的祛魅（而马克思称之为庸俗化）
4. 整合萨伊的生产价值论与西斯蒙第的消费价值论，提出边际效用规律
5. 解构生产概念
6. 对资本概念的转变，使其成为节制
7. 对决定论的解构，取消了生产决定消费与劳动决定价值和价值决定价格
8.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缩放到企业运营与个人日常生产与生活当中的算计，从个人主观的角度来进行定义和阐述，用以取代现代性的视角。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将客观性当做确定性，例如劳动时间，例如土地面积，而在边际效用革命之后，主观价值判断取代了客观性，成为了确定性，价格在政治经济学当中也取代了价值的地位。
9. 将资本与技术/机械混淆
10. 强调交换而非生产过程，重视经济活动的互动性（微观性）
2017.12.10
边际效用学派的财富概念与价值概念
书单：西尼尔：政治经济学概论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概要
早期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政治，而欧洲大陆侧重于政治与福利，英国侧重于财富的研究。边际学派早期代表西尼尔认为，经济学应该定义为一门研究财富的性质，生产和分配的科学，综合前人的对立之处，实现去政治化的目标。广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以政治道德、民法和刑法的整个全局理论作为其研究的基本前提，以能够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现实社会状态作为其研究的特定基础。因此，西尼尔认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归于立法的学科而非政治经济学当中。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则主要用来研究财富，属于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就是没有立足于本学科最根本问题的研究，而且是用研究一般科学技术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也不够严谨，造成政治经济学纷争的乱象。
对于边际效用学派来讲，财富是其核心概念。财富是可以给人带来愉快或者使人远离痛苦的事物。能以租借或购买的方式实现交换，囊括了所有有价值的事物。对于自然资源，价值是使得不同自然物相互区分的本质属性。对于商品来说，价值是商品对人类的有用性，表现为凝聚并反映在人类劳动产品当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财富的要素包括1.事物要具有效用，能满足人类的需求；2.其次事物效用能够自由实现转移；3.事物的供给有一定的限度。财富是一种可以直接或间接给人带来愉悦或者阻止不愉快产生的事物，它的供给量有限，可以被人们相互转换；财富包括所有有价值的事物，所谓价值就是一种能够使得物品实现交换的特性。
从政治经济学甫一诞生，就一直涉及到价值从何而来的问题。如果一颗珍珠不是在沙滩上发现的，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吃牡蛎的时候发现的，那么应该如何解释呢？因此财富应当包括一些无需经过劳动就可以获得的事物：如果将劳动看做价值的决定因素之一，那么供给的有限性显得更为重要而非无关紧要，因为正是劳动供给的有限性影响了劳动的价值，如果排除了供给的有限性，实际上是排除了价值存在的最根本因素。在完全公有制或完全私有制，也就是消除了交换的社会形态下，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也就不存在了，当然财富也不会存在。
因此总结下来，财富的要素应该包括：具有效用，财富的事物本身或其效用可转移、供给有限。财富的效用是财富能够给人带来愉悦或减少痛苦的本质。三个特性要素可以概括为可以交换或具有价值。效用并不是指事物固定的内在特性，而是指事物与每个人发生愉悦或痛苦感受时的相对关系。自然要素可以通过土地间接转移，因而也就具有了价值不可转移的事物。：1.满足某个或某些人特殊欲望或爱好的事物；2.个人能力。有些房子根据主人的特殊爱好或者用途而进行特殊设计，这些特殊之处使主人得到很大的满足，但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正是这些特点降低了房子的效用。自由人对个人能力的出卖，只是在特定时间内部分地转移效用，而奴隶则是被他人整体和绝对地出卖。无限表示人们除了取得某物所必要的劳动之外不需要其他代价就可以随意获得任意数量；而有限责表示必须付出额外代价才可以获得的数量。有限的原因在于有些事物的数量完全不能增加，称为绝对限制；或是有些物品的供给不能随意增加，这时候存在的是增加阻力，属于相对限制。财富的三要素缺一不可，然而从财富的量的规定性来看，供给有限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原因在于，人的本性中有着不断变换偏好的倾向，而且人们总是受到攀比之心的左右。
以最少的代价来谋得最多的利益几乎是每个人的愿望，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人们都要做出某种程度的牺牲。在一个社会更为公平，财产更有保障的国家，人们追求财富时克服困难的绝对意志会更加强烈和持久。财富分为三类：1.某个人得以完成日常工作必不可少的健康和体力而必须使用的物品，叫做必需品；2.某个人为了保持在社会的现时性地位而必须使用的物品，称为场面用品；3.奢侈品是指某个人在必需品和场面用品之外所使用的一切用品，即其所消费的那部分，对于他的健康、体力或现时社会地位保持并不必要的事物，就可以被称为奢侈品。不同地区的人对某一物品的定位可能不同。我们之所以称某一物品为必需品，多半是因为其自身具有的普遍性和永久性。这不但和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及职业性质息息相关，也和我们所在地区的气候存在有很大的关联。奢侈品的缺乏或许会引起顾虑，但这种顾虑在任何阶段都不会形成十分强烈的制约因素。持久防止生活资料受到人口增长压力的因素在于对结婚抱着审慎态度和消费时保持相当水平的优良习惯。
生产时人类将自然物转变为能满足需求的有用产品，并创造财富的过程，包括物质性产品及非物质性产品。分工和机械是实现资本利益的两种重要手段，分工可以提高资本利用率，加快产品的生产和运输速度，最终获取更多数量及其类型的利益和报酬；机械的使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及部门利益，降低生产成本，最终提高资金运转率并加速财富积累。服务侧重于动作，商品侧重结果，都是服务于购买者的需求。自然界的物质是不增不减的，人类为了创造财富，将会改变现存的状态，将自然界的物质转变为能够利用的物质。生产分类方式分为三类：1.劳动能引起的变更程度；2.报酬支付方式；3.社会形态的改变。
生产要素分为自然界提供的要素，人类劳动和节制三种。节制的存在可以让生产持续进行下去，也就是劳动和生产财富的其他手段的力量借助于劳动产品，作为继续生产的工具。所有自然要素都提供了使得别的生产手段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有些生产要素供给有限，可称其为有价值；到处都可以取得的无限供给的要素，则称其为不具有价值。节制是劳动者在处理可以自由支配的产品时，将一部分作为非生产性使用，将另一部分则有计划地投资到将来的产品生产当中。资本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生产手段，而是多种生产手段结合起来的结果。节制的目的是让资本持续存在下去，这一过程或多或少包含劳动的成分，但是不等同于劳动。固定资本是无须流动即可产生价值的，流动资本的价值则是在流动过程当中产生价值。固定资本包括1.促进劳动生产，提高劳动效率，2.经过改良的生产资本，3.商业或制造业所使用的场所和建筑物，4.社会中一切成员所学得的可用于生产的才能。流动资本分为货币和为了交换目的而储存的货币。消费与生产相对应，是消耗产品的过程，分为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广义上来讲，任何事物的使用都是消费。在政治经济学中，消费的主要含义就是“使用”。而生产性消费是指在使用某一产品时，会导致另一产品的产生；非生产性的消费是指对商品的使用不会导致另一产品的产生。非生产性消费只是给消费者本人带来享受，不会对社会创造任何价值，在一定限度内减少了这一商品的储存量，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用来给人们提供给养的物品，如果使用者是生产者，就可称这种消费为生产性消费，否则称为非生产性消费。文化越发展，社会制度越成熟，能够行使特权的单纯非生产性消费者的比例就会越低。
机械与分工的功能包括：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降低劳动成本；提高部门效益，增加工人工资，最终加快资本的更新速度，使得资本所有者加速财富积累，并不断实现规模化经营。机械促进了各种社会形态的进化与发展，任何社会状态下所取得的任何一种长足进步，也正是机械（或资本）使用的表现和结果。任何机械的使用都代表了资本的利用。每一次重大发明总会伴随着进一步分工，而每一次进一步的分工之后机械上的新发明又接踵而至。要使数量众多的生产者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投入某一项事业，资本的需要就更为迫切。劳动分工使得每个劳动者掌握的劳动技能越来越少，造成劳动者在不同行业甚至同一个行业内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困难。由于分工，一项劳动技能在另一个领域内显得毫无价值，分工越细，每个劳动者所能做的事情就越少。
劳动者阶级 体力或智力 劳动 工资
资本家阶级 资本 节制 利润
自然要素所有人阶级 自然要素 占有 租金
如果某种供给有限的商品或服务，可以自由转移，且通过使用这种物品人们能直接或间接获得快乐或者放置痛苦，那么这种作用被定义为商品或服务的效用；任一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价值，由其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共同决定，使得商品服务供给具有效用的原因被称为内在原因，使得商品或服务有限的原因被称为外在原因；任一商品或服务的供给是相对有限的，这是构成事物价值的重要因素，实现供给的手段可以划分为人类劳动、人类节制和大自然自发的要素，三种手段实现的有限供给会对事物的交换价值产生影响。因此可以得出，价格的决定方式为：不存在独占的行业的产品价格主要是由工资和利润决定，而存在独占的价格则由工资、利润和租金共同决定（将独占的剥削归为租金进行合理化）。制造品价格中大部分都是劳动和节制的报酬，即工人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原材料所占的比例不大。农产品价格主要是原材料费用。需求上涨引起价格上升，进而增加生产。赋税提高是阻碍制造品和农产品的生产，不过农产品价格受到赋税的影响远远小于制造品。
2017.11.11更新
古典政治经济学
书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卷）》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二卷）》
萨伊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事实），既表示存在的物体，也表示发生的事件。事物如何存在或如何发生，构成所谓事物的本质，而对事物本质的细致观察，则是一切真理的唯一根据。科学分为叙述性科学和实验科学，叙述性科学用来整理并正确指明一些物体的性质，实验科学则用来阐明物质间的相互作用。政治经济学就属于实验科学，用来阐明有关财富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一门科学越进步，它的影响越大，就越不需要从它的原理上去演绎结论，因为这些结论会自发地呈现在每个人眼前。政治经济学要成为有实际效用的科学，就不应该教导人们什么必然发生，而必须说明实际发生的事实是以何种方式成为另一个同样确定的事实的结果。（少了价值的干预）
萨伊的价值学说：价值来源是大自然的力量
人们为了得到一样东西而愿意拿出的货币数量被称作该商品的价格。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如果一件物品的所有者以一定能得到的价格卖掉该商品，该价格就称为时价。财富的生产就是创造效用，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将现有物质改造成另外一种形态，这种新形态可以提供这种物质此前所没有的效用，或仅仅是扩大其原有的效用。
产品是劳动提供给人类的物品，而劳动只不过是人类运用自然的力量而已。农业和农业生产仅限于采集天然产物，制造业用于分割、组合或改造天然产物并使其满足我们的各种需要，商业和商贸行业则是把我们鞭长莫及的所需商品置于触手可及的地方。18世纪的经济学派认为除了获得处于自然状态的原料的劳动，其他的劳动全是非生产性的。他们没注意到财富不是由物质构成的，而是由物质的价值构成的。当人们认可任何东西的价值时，是考虑到它们的有用性；人们不会为没用的东西定价，这是普遍真理，也就是萨伊所说的价值原理。财富是由协助和促进自然力的人类劳动所赋予各种东西的价值构成的，这个价值既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既能增加，也能减少。
萨伊论述资本的重要性：剩余和节约
产业中人类作为施加作用的一方，必须拥有事先已经存在的产物：1.各种不同的技艺所使用的工具；2.劳动者在完成工作或生产中他的那份任务时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3.通过劳动转变为成品的原材料。如果没有资本，劳动就不能生产任何东西，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成为资本的生产作用。资本的生产力常常与自然力的生产力混合在一起，以至于要精确地划分它们各自在生产中的作用所占的份额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在生产中，人类自己的力量和资本投入得越少，交给大自然的工作份额就越大，因而大自然就越有益于人类。
斯密承认，人类的聪明才智及其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和掌握，使得人类能够利用大自然提供的资源获得更大价值。但是，他接下去把这种聪明才智和只是也归功于劳动分工。然而斯密有两个谬误，一个是认为生产价值代表劳动，另一个是认为劳动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和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度。
国民劳动力受到的限制不是来自于土地的大小，而是来自于资本的多少。资本的价值虽然可以被消费，但却不会被毁灭，资本是消费在它自己的生产上，资本可以永远的继续存在下去，每年生产新的产品，尽管这些资本处在一个永远不断消费的过程。然而这并不证明我们就可以忽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节省下来的剩余，如果把节省下来的资本再次投资或者补充到生产（生产性消费）当中去，任何节省的行为都不会导致消费量的减少，相反会不断引起新的消费。扩大个人和社会资本总量的唯一途径就是积累的方法，通过把超过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产品的数量的产品再投入生产的方法。社会初期积累的资本大都是建筑物、农具、牲畜和土地改良，制造业国家的时期所积累的资本则主要是原料、工人手中的半成品以及一部分必要的工具和机器，而商业国家积累的资本则大部分都是商人以售卖为目的的从其他地方买回来的货物或半成品。资本的扩大是缓慢进行的因为没有生产实际的价值就绝不会发生资本的增加，而生产价值既需要时间和劳动也需要其他的因素。如果积累倾向于是的大财产不断增加，那么自然规律（死亡与多子繁衍）也同样倾向于让大财富分割为小财富。聚集资本的本领所产生的人类能力，是绝对无法确定的，因为在时间、勤奋和节俭的帮助下，人类可能积累的资本是没有限度的。
萨伊的生产与萨伊定律
社会分为三个阶层，一个是勤劳之人供给劳动获取工资，第二个是资本所有者供给资本获取利息，第三个是地主借出土地获取地租。无论什么产品的生产都必须经历这三个操作过程，第一个是哲学家或科学家，负责研究自然规律和生产方法，第二个是农场主和商人，把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知识用于创造有用的产品，第三个是劳动者，在前两者的指导下提供实施和运作。萨伊的生产概念含义很广泛，他认为除了劳动者用于完成任何一种劳动操作过程或其中某一部分时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动作，还包括哲学家的劳力、冒险家或工场主的劳动力。非生产的劳力主要是指对各类劳动的产品都无贡献的劳力，这种劳力很少是出自自愿的，而且如此费心费力得不到任何报偿和好处。
生产为产品创造需求，一个人用自己的劳动创造某种效用，并将价值赋予某些物品的人，不能期待有人赏鉴和付钱购买这个价值，除非其他人具有购买这个价值的手段，即由生产的产品构成的价值。钱毕竟只是转移价值的手段，钱的全部效用在于把顾客因为想买你的货物而卖出自己的货物的价值转移到你手中。每个人都必须用暂时变成金钱形式的他的产品的价值去购买他需要或喜欢的东西。货币只不过是媒介而已，销售不畅绝不是因为缺少货币，而是因为缺少其他产品。一种商业如果生意兴隆，就会提供更多购买手段，从而为其他商业产品打开更大的销路，反之一种商业或一种制造业都会受到其影响。在所有的社会中，生产者越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销售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结果自然是生产者所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大，因为价格随着需求上涨；每个人都与整体的共同繁荣利益相关；购买和进口外国商品对国内或国家产业以及生产不构成损害；鼓励单纯的消费对商业无益处，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欲望，而在于提供消费手段（生产）需求最迫切的货物由于购买者的竞争，给资本金的钱带来了最丰厚的利息，为冒险家提供了最大的利润，为工人提供了最高的工资。
萨伊的利润学说
最初获取或创造一件产品时支付的价格是生产力的代价或生产成本。更多生产力的使用扩大了产品供给，又使市价下降，成为价格的实际变动，是积极变动。萨伊将生产力的发展还原为自然力的使用增进。所以劳动者的利润取决于1.劳动的危险、困难或疲劳程度，愉快或沮丧的程度；2.职业的规律性或不规律性；3.劳动所需技巧与才能的程度。科学家瞬间把巨大数量的不容易损耗的产品投入流通，导致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企业要过很长时间之后才会向他们要求新的供给。冒险投机者的劳动价格像其他的所有物品一样是由投入流通的劳动的供给或数量，对它们需求或需要的比率决定的。冒险者通常必须自己提供必要的资金，这种劳动要求人们具备那些往往不能同时兼有的品质与技能，如判断力、毅力、常识以及专业知识。
借贷利息分为利息本身与保险费性质的利息，什么时候试图限制利息或完全废除利息，高利贷就在什么时候死灰复燃，对高利贷的处罚力度越大，执行得越严格，货币的利息就会上升。将资本家供给的资本限定在某一固定的利息率上，是对他们的商品随意估定价值，就是把价格的最高限度强加在他们的商品上，也就是把不能接受或不愿意接受限定利息率的资本金的流动资本排除出去。资本家的利润还有另一方面，成为资本的利润，冒险事业的风险性越高，投资周期也越长，资本利润也越高。资本的利润，就像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润一样，是对生产性服务的等值回报；尽管与人类劳动的生产性服务不同，但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是劳动的生产性服务的有效同盟。资本除了能产生自身特定的收入外，还有助于让土地与劳动力产生收入的性质。1.就一个国家的利益而言，投资国内农业是使用资本最佳的途径，让劳动和土地的利润同时增加；2.用于提高并增强自然生产力的资本也是受益最多的资本；3.仅次于上述用法就是同放在制造业和国内贸易。事物自然发展过程使得资本能够投入到对社会最有利的方面，而非能获取最大利润的方面。
土地不是仅仅拥有生产性能力的自然力，它还是唯一或几乎是唯一的能被人类所拥有并能够获取或独占利益的自然力。除非土地上的产品用来满足社会需求的对象，否则土地的生产力毫无价值。利润的高低是依产品数量决定的，地租的高低是依买价或价格决定的。土地比其他形式的财产更容易成为赋税和随意摊派的对象，因为它不能转移和藏匿。拥有土地不仅能够给所有者带来满足与愉悦，还能赋予所有者相应的社会地位，权势与尊严，在某些国家甚至还附送爵位和特权。唯一能真正改变处于流通中的土地生产力数量的因素是对土壤的世纪改良，或通过开荒，或通过提高旧地的生产力来提高土地产量。土地也符合价值原则。
萨伊的政策纲领：减少干预、理性消费与减税
因此在生产主义的世界观之下，萨伊是一个反政府干预主义者。他认为，政府干涉生产导致的巨大灾难并不源于它偶尔不遵循既定规则，而是源于它对事物本质的不正确看法，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错误准则。尽管政府经常期望它自己的权力能够使得社会全部受益，并因此规定农业和制造业生产某类特定产品，但它对商业的干涉尤其严重，特别是对外贸易。通过对外国纺织产品的绝对排斥，一国政府建立了一个有利于本国产品制造商的垄断体系，但这个体系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
因此，节俭主义的萨伊提出了普通非生产性消费的层级
1. 有益于满足实际需求的，即直接关系到最一般的人类生存、健康和满意的需求的消费；
2. 最经久耐用，品质上乘的消费；
3. 用于满足多人的集体性消费；
与之相对，萨伊提出了两种不明智的消费，
1. 在个人是对财富的浪费和放纵；
2. 在国家是纯粹为了复仇而进行的战争。
在对炫耀奢侈型消费进行鼓励的同时，也必然使得另一种生产遭受挫折。除非提高消费者的收入，否则这种消费无法增加对再生产的鼓励和刺激。节约是一个深思熟虑之后的消费行为，与吝啬不同，吝啬是为了储蓄而储蓄的本能或无意识冲动，没有节约的美德就不可能有豪爽，至少没有健全而长久的慷慨。寡头政治由于比君主政治和民主政治更注意勤俭节约，因此也被萨伊所提倡。
课税的目的不是纳税人向收税人缴纳的实际产品，而是缴纳产品的价值。价值一旦离开纳税人，对他来说价值就消失了，决不能再回归于社会或者续存于社会。租税是以资本的形式，从人民手中拿起的产品的积累。萨伊认为危害最少的租税，也就是最适度的税率，在填充国库时要最低程度地烦扰纳税人，对社会各阶层的负担要平等，给再生产造成的损害最低，同时还要有利于普及对社会有用和有益的习惯，也就是促进国民道德。
西斯蒙第的消费主义世界观
西斯蒙第则建立了一套以人的福利和分配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主要研究就是围绕该中心的分配和消费问题。劳动的目的应该是享受，生活的目的应该是消费。西斯蒙第认为古典学派的理论舍本求末，丢掉了人和真正的利益，只关心物的进步，不关心人类的进步。财富学派所推崇的发展，就是金钱至上的和产生无产者的发展。财富学派长期以来总是用概念或抽象的东西使人产生幻觉，财富学派所认定的只是用事实和数字表明的这种具体的学问。要看出人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唯一的办法是把他们孤立开来，假设他们是为他们自己行事的。（与萨伊对立的方法论）国民财富就是应该使所有人分享到生活的好处，财富保证人两个特权，利用闲暇发展智力，利用他们的剩余资财减轻贫困。
之所以会产生不平衡，是因为人们结成社会之后开展贸易，于是大家的思想不再向往追求集体利益，即消费储备和后备储备，而只是考虑局部利益。由此导致的市场壅塞和生产过度是所有人痛苦的一个原因。新生的社会如果需要商业来养活自己的家庭，就会有挨饿或问死之虞。消费者的需要或需求的增长对于生产者来说是繁荣的象征，生产大大超过需要和市场壅塞则是贫困的象征和先兆。社会有自己的消费储备，由它的所有成员已经获得的，并用以享用的一切所构成，另外社会还有后备储备，用以在生产意外中断或脱节时满足需要，也用来在空闲时把消费品从生产者那里送到消费者手中。但是当这两个部分都储备贮足之后，额外生产的一切就没有用了，因此也没有了价值。贸易的建立增加了损失的风险，要大大超过社会因为积累了同它需要不相称的后备储备而遭受的损失。从其总体来看，贸易要比单独的个人更注意不能使得后备储备扩大，相反要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保持平衡。决定消费量的收入才应该是再生产的标准，这样才能使得生产者找到地方出卖他的劳动产品。生产和消费都不是繁荣的象征，只有收入增加才是繁荣真正的标准。
西斯蒙第提出的解决办法则是回到田园生活。他认为田园生活保证大家的福利，国家保证每个公民有进行劳动去改良土壤的所有权。在城市和乡村，尤其是乡村，它的人口不宜超过一定的限度，否则相互之间就不得不进行竞争，贱价出卖劳动力，或者是花费更大一部分劳动，而比以前生产得却少了，因此得不到充分报酬。西斯蒙第也并不完全赞同产权概念，西斯蒙第认为有了独立和永久支配产业的感觉，无疑大大促使业主产生维持与改进产业的意识，但是这仅仅是手段而非目的，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立法者就出面干预，使得这两种目的得以实现。当然西斯蒙第并不反对富人的存在，他认为随着民族财富的增长，也必须单独给最富有的人一些好处，并且只给他们，而其他人起码要等到这一措施有了成果，才能享受到好处。
2017.10.10更新
书单
魁奈《经济表》
杜能《孤立国》
这个月刚刚结束了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阅读，进入到经济学经典阅读的正常轨道。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端首先是是重农学派，所以这次主要总结重农主义思想。重农主义思想处于经济学刚刚脱胎于政治哲学的时期，因此带有深刻的自然权利学说的烙印。魁奈认为，政治哲学所提出的人对于一切的权利只是一种理想，人在自然状态下所能享用的份额只能通过他的劳动获得，因此人的自然权利大体上可以定义为人们拥有适于他们使用的物品的权利。而与此对应，正义是由理性之光所认识的一种自然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它不证自明地决定了什么属于自己，什么属于别人。考虑到每个人不同的体力、智力以及其他条件，就会发现人们在享受自然权利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恶强加给我们一项义务，即利用我们的深谋远虑尽可能地避免我们以及预见到的恶。因此，魁奈要从最基本的自然实践开始，考察不平均的社会所产生的自然权利的分配逻辑。
魁奈开篇就在论述农场主存在的合理性，当然此后魁奈所维护的核心阶层也是农场主阶层，所以重农主义学派并非是“重农抑商”的重农，而是一种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言人。魁奈所考察的农场主不是自己耕种土地的劳动者，而是以自己的资金启动经营，依靠资金的聪明才智和物质资料管理自己企业的企业家。农场主是租借土地进行生产率高的农业生产的人，他们生产了对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和物质资料。农场主与对分制佃农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农场主最常使用的是马耕，而对分制佃农则最常使用牛耕。马耕代表了资本更为集中的生产方式，只有富裕的农场主才能够供养起马耕所需的成本。只有在山地或贫瘠的土地上（小块轮作）进行耕作，牛耕才会获得比马耕更高的单位收益。而普遍推行牛耕的国家，人们宁可买进新的土地，也不愿意花费更加高昂的成本用钱开垦荒芜的土地。可以说，农场主经营制度可以为法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带来更多的收益。尽管农场主要将其价值的一部分用于缴纳税收和租借费，但他自己挣的钱则要多得多，而且其中大部分始终归他所有。因为除此以外，农场主还能获得相应的饲养家畜的饲料，并从中进一步获取利润。
然而在魁奈的时代，法国的农场主阶层正在经历着一场极大的衰落。土地所有者的子女正在逃亡大城市，官僚机构对于农业生产随意课税，谷物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受到各种限制。重商主义主导的法国谷物贸易政策企图通过限制谷物对外贸易，降低粮食作物的价格，从而使得城市居民、从事工业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然而这却让农业经济遭到破产。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禁止推广葡萄园，鼓励种植桑树，导致农产品销售停滞，土地收入下降。而边缘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销售其粮食作物，或者将这些粮食作物保存起来，等待有利的时机再销售出去，粮食作物的贬值只会让他们对生产不感兴趣。
魁奈整本书的核心观点也就此点出，他认为，农业经济是国家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商业最丰富最有利的基础，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基础。农业是国家的财富，它的所有产品都是看得见的。农业经营为工业提供原料，为商业提供商品，还为他们支付工资，这两个部门的存在都仅仅是促进了农业经营而已；而商业和工业则将他们得到的利润返还给农业，农业重新生产出每年支出和消费的财富。富裕的农场主给农民提供了工作并且养活他们，农民则向城市居民提供他们所需的产品。粮食价格不仅取决于收成的好坏，还决定于这种粮食产品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加以限制。将谷物产品自由地销往国外是振兴王国农业经济的基础和十分必要的条件。如果粮食作物只能在王国内部消费，那么就要避免谷物数量过多，满足内需即可。政府应当采取适当办法使资金自然地回到农村，使个人获得更多利润，使国家获得更多收入。
人本身被证明是自己财富的首要创造源泉。然而只有对人的劳动的使用同国家的自然优越条件相适应，国家才能增加收入。工业劳动促进人口增长和财富增加，但是吸引了耕种土地的人口的工业劳动会损害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人数众多的军队使国家不堪重负，它和格外严厉的宗教一起使国家受到破坏，因此正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才不应将所有那些按其财富或职业来说对社会更有用的人都送去当兵。只有以劳动生产人们所必需的产品的人，才能创造财富，若依靠资金劳动进行经营的人消费的仅仅是他们生产的产品，而且仅仅是他们生产的全部产品，这部分人对国家的益处最小。
赋税的来源主要有四方面，土地带来的收入，用于补偿恢复收入所必需的费用或支出的财富，工业所创造的财富以及持有公债券的收入或基金的利息。然而对于农业产品征税不难，对于货币财富征税则要困难很多，只有经过极其繁复的手段才能征到税。再生产的财富则是为了恢复土地生产力的财富，是满足人们生活必需的垫支费用看，这部分不应当被征税，因为会极大地损害农业生产。依照土地租赁费的大小征收土地税，是对农场主征税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免除任意征税的更好保证。如果有了明确税额，农场主就会从这个严格规定的税率出发去租赁土地。另外在征税数量的限额上，对于农场主的税收应当完全落在他得自家畜饲养的收入上，因为正是饲养家畜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工业当中周转的财富与构成耕作者费用应当看做彼此相似的东西，前者提供城市工业当中就业人群的生活资料，后者提供给农村的农民。将农产品运往国外并能在那里卖到好价钱的商人应当被归入耕作者之列，因为农产品销售的扩大和价值的增加会促进农产品生产的增长。然而其他的商人不应给予类似的特权，商人的特权越多，国内农产品所能得到的保障也就越少，特权集团发财所损害的总是国家的利益而非外国的利益。
因而从政治制度上，魁奈也更欣赏中国的开明专制制度（理论上的开明专制，或者说魁奈建构出来的中国存在的专制制度）。一个国家需要遵循自然法则，制定法律和规定税收。社会的基本法则不是由人制定的，经常成为国王和人民之间纷争对象的立法权，最初既不属于国王也不属于人民，它起源于造物主的最高意志，还起源于对人类最有利的物质秩序的法则之总和。因而这表现在实用立法上，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使破坏者害怕的制裁来防止破坏，实现土地耕作的成效最大，社会上没有窃贼和乞丐。而科学则是正确的社会组织和秩序的重要条件，这种秩序应能保证国民幸福。而在良好的治理之下，自然法则的优越性和遵守，会在有教养的人们心中唤起虔诚和荣誉感，他们完全理解全能的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确立了这些法则，也赋予了人类以理性行为的智慧。
2017.5更新
书单：《福柯文选III：自我技术》
福柯的治安技术与自我技术
16级硕士读书会 李尧
自我技术：自我改变自我
自我技术为的是按照某些目的通过自我控制或自我认知的关系，去确定个体的身份，保持这种身份或改变这种身份。自我技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和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
外在的权力：改变自我并使自我客体化
治理：指导人行为的技术和程序；
自我技术与治理技术在性当中的表现：性禁断总是与表达关于自我的真相的义务相关联。
（治理）诸种规则、义务、禁忌以及与其相关的禁断和规则
（自我）被表述出来的情感、思想、人所可能体验到的欲望，还有那类冲动，它总是试图在自我深处寻找所有被隐藏起来的感受，灵魂的运动，以及被虚幻的形式伪装起来的欲望
对于福柯研究倾向后两者的反对意见：1.在处理所有罪行的刑法及宗教制度中，自白都起到重要作用，而非只是在涉及性方面的问题时是如此。
2.一方面性的语言表述是被禁止的，另一方面性又与表达真相的义务相关联。
禁忌与必须被表述（宗教自由）的强烈煽动性之间的关联，是我们文化的一大特征。
所以说福柯确立出他所要研究的主题：
韦伯：理性的禁欲主义的代价问题
福柯：禁断措施的补偿问题
对希腊人“关注自己”的准则是构成城邦的主要原则，“认识你自己”的存在遮蔽了“照看你自己”。希腊-罗马文明时期，关于自己的知识（认识你自己）是作为照看你自己的结果呈现的；在现代社会，关于自己的知识成为一种根本准则。对自我的关心总是指向政治或色域上的一种积极状态，指向一种真正的行动而非只是态度。
自我是一个反身代词：1.自己的意味着相同；2.也传达了一种身份意识。
在神圣的默想中灵魂将能够发现一些认识自己的原则，这些规则构成了行为以及政治行动的基础。
四个关于“照看你自己”的主要问题：
1. 专注于自己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人从政治活动中抽身，转而集中关注自己的最好时机是什么？
2. 专注于自己与教育法的关系问题；
3. 专注于自己与关于自己的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
4. 关心自我与哲学之爱之间，也即是与导师之间的关系问题。
希腊文明时期书写普及化→真正辩证法由往来书简形式继承。罗马帝政时期的行政架构以及官僚主义的发展使得政治领域的书写作业增加，重要性也随之提升。照看自己于是与一种持续的书写行为相关联。自我是需要写出来的东西，是书写活动的一个主题或对象。
1. 记录下关于自己的事情以便重读；
2. 写论辩性文章以及书信交给朋友，以帮助他们；
3. 专门准备笔记本，记录下那些对自己而言必要的真理。
同时，隐居乡间的重要性在于，自然能帮助人重新建立与自己的联系。帝政时代斯多葛主义哲学运动对真相与记忆的理解：
1. 导师、教师说话，但他们不提问；
2. 学生无需回应，但必须屏息静听；
3. 学生在课堂上既不回答问题也不能主动发言，但是他们都学会了聆听的艺术；
4. 倾听意味着你不在导师的控制之下，但是你必须聆听逻各斯的声音→辩证结构消失；
5. 既然睡眠和死亡都是与众神相遇的方式，那么你就必须在入睡之前洁净自己，纪念死者是锻炼记忆力的方法→对良知的审察；
6. 自我审察就是检查库存品，过错就是无法付诸实践的良好意图而已。规则是正确地处理事件的方法而非判断对错。
基督教使自我舍弃成为获得救赎的条件。
罪行的忏悔=真理行为→过错与欲望
不是简单要求一个人遵从，而是要通过一种陈述来揭示他自身。
对事实的认知和坦承：1.不仅要揭示真理，还要展示主体对这一真理的坚守；
2.要把信仰展示出来，就不仅仅是要证实信仰的内容，还要证实这个信仰行为；
3.这就使得证实的行为成为需要被证实的对象，进而为自身或他人作出确证。
忏悔并非是对越轨行为进行公开而详细的陈述，而是一种集体化的仪式过程：每个人在内心都承认，自己是上帝面前的罪人。
对良心的审察：1.在晚上，对刚逝去的一天的回想；
2.持续地充满警惕地关注自己。
忏悔就是通过言说将意识的“秘密”持续不断地外在化。
无条件的服从，持续不断的审察以及巨细无遗的忏悔，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一个部分都暗示着另外两个部分。它所期望的是谦卑和克制，是对自我的摆脱，是去建构一种自我关系从而将自我的形式摧毁。
到了现代，医学模式取代了柏拉图的教育学模式：
1. 自我关注并非另一种教育学，它必须成为永久的医学看护；
2. 永久医学看护是自我关注的一个核心特质。
18世纪学术组织致力于将疾病现象整合为一种总体的可量化的知识。19世纪形成的伟大的医学大厦都和健康政治的共时性组织和把疾病视为社会全民的政治和经济难题的考虑分不开。宗教组织与慈善组织的运作更像是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监控机构，其他阶级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太能自我保护，而成为集体性危险之源。因此他们认为，医疗救济面向的是疾病因素勾画出的应该送入医院的“有需要的平民”的形象。投资和资本化模式的基金会系统则导致了混在一起的救济程序的逐渐分离。
贫民的抹除→一整套的功能性区分→好的穷人与坏的穷人（游手好闲）
目的：在最好的情况下通过使贫困附着于生产机器而让贫困者为其所用，至少尽可能地减轻贫困者加之于社会其他部分的负担。关键在于确定适宜工作的“健全” 的穷人及改造另一个更为普遍的过程：一般人口的健康和身体素质良好作为政治权力本质目标的出现过程。不同权力机器被调动起来管理身体，这不仅是为了从身体上榨取供血服务或是给他们强加各种职责，还是为了帮助并在必要的情况下限制它们以确保它们的健康。
现代权力的三大功能：秩序、致富与健康。“治安”确保着秩序、财富的合理渠道的增长和一般保健条件的机制的综合。
一、 儿童的优先地位和家庭的医学化
儿童问题：不再仅仅是统计出理想的儿童数量的问题，而是对这个生命年龄进行正确管理的问题。
家庭不再仅仅是内嵌于某个社会位置之中的各类关系的系统，不再仅仅是一种血缘系统，一种财产转移的机制；家庭成为密封、维持并发展着儿童的身体的一个密集、饱和、持久和连续的物理环境。
家庭将自身组织为儿童的直接环境，越来越倾向于成为儿童生存的发展的基本框架。
家庭成了医学化最持久的代理。
二、 卫生的优先地位和医学作为社会控制的一个层面所履行的功能
保健的三重目标：1.大规模流行病的消失
2.死亡率的下降
3.每个年龄群体的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的延长
医生的剩余权力：1.越来越多的医生出现在了学术界和学术团体之中，百科全书的编撰充分体现了医学的参与；
2.医生们充当着权力代表的角色，官方组织起了医学协会，委之以一定权益的行政管理职责；
3.医生经常扮演秩序的良好的社会的设计师角色，众多医生出现在大革命议会当中；
医学介入和控制：1.对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空间进行控制
2.医学以权威方式介入到被视为疾病最有利的温床的那些地方；
3.医学在管理系统和权力机器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医学-管理”知识）
18世纪医院面临的挑战：1.出现了在长寿和健康方面有其生物学可变因素的“人口”；
2.狭义双亲家庭对医学化过程发挥着永久性来源和终极工具的双重作用；
3.在集体性卫生控制组织中，医学要求和管理要求交织在一起。
医院被想象为城市空间的一个黑暗区域，而医学又是精华城市空间所必需的。
三大机制取代医院的想法：1.“住院治疗”的家庭形式的组织每个家庭都将能够履行一个小的、暂时的、个人的和价格低廉的医院的职能；
2.要求对医院的替代必需得到渗透于整个社会机体之中的并能提供免费或尽可能任意的治疗的医学组织的支持；
3.可以设想有由一些医院为门诊病人提供的护理、咨询和药剂配给可以依据一个普遍的基础得到的扩展（医务所方法）。
真正的工作在于形成一套复杂的功能系统，但医院具有相对于家庭、医生网和行政的特殊作用。
医院改革尝试：1.空间适应问题：医院被预期成为城市空间中的一个功能元素，其作用在该城市之中必定受到大小和控制的支配。
2.内部空间加以组织：从援助场所转为从事治疗活动的场所（治疗机器）；
3.医学知识和治疗效果联结：新型单一功能医院的组织；
4.医院必须充当医务人员群体的常备编制的支撑结构。
医院的“物理改造过程”恰恰是被错写在各种“物质性（政治物质性与经济物质性）”所构成的历史之中。
2017.4更新
书单：《福柯文选II》
整理好的笔记丢了，所以不好意思只能发整理前的了。。
权力监视着生命，追踪着它们，密切注视着它们的抗议和不法行为，片刻也不放过；它的利爪还会划伤他们，在他们身上留下持久的印记。权力关系（以及斗争和制度）并非简单地促进或妨碍知识，知识的形成离不开一个交流、注册、积累和替换的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权力形式，权力的运用也离不开知识的抽取、占有、分配和限定。文明实践的形式复杂多变，但都源自同一模式，即知识的抽取、替换和积累。
权力与知识关系经过了三个阶段：
1. 古希腊-度量：既是确立或重建斗争双方之间的恰当秩序的手段，又是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根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是认识论概念体系的基础建构阶段）。
2. 中世纪-调查：既是确立或重建事实、事件、行动、财产、权利的手段，又是经验知识和自然科学的根基。
3. （现代？）-考核：既是设定和恢复标准、规则、分配、资格条件和排除范围的手段，又是所有的心理学、社会学、精神病学，即所谓人文科学的根基。
基督教提出的义务是利用预言之磨来维持寻常世界中琐碎事务的政策运转，通过忏悔仪式自白者同时变成了言说的对象。到了17世纪发生了两大转变：宗教机制→行政管理机制；赦免性机制→记录性机制。
调查向国家诞生的转变：
A.报复体系→惩罚体系
古典惩罚体系的四种惩罚策略：
1. 流放社会（古希腊）：流放，逐出，放逐，驱逐，划定边界禁区，抄家，没收财物；
2. 偿债社会（日耳曼社会）：实施补偿，强制偿还，变损害为偿债，变犯罪为债务；
3. 烙印社会（中世纪末西方社会）：示众、殴打、烙印、断肢，造成终身伤害，甚至酷刑，总之就是蹂躏身体，铭刻权力；
4. 监禁社会（当今社会？）：a.担保性监禁：不止针对罪行，更针对个人；
b.替代性监禁：罪行本质上只是道德或行为上的，或是因为罪犯的特殊社会地位。替代性监禁的理想目标：矫正，它是惩罚，不是刑罚。
18世纪末，监狱这种类刑罚式惩罚已经入侵了刑罚实践，随即占据了整个刑罚领域。
B.指控实践→审讯实践
刑事机器不能再仅仅依靠一部法律、一种触犯法律的行为，一个相关当事人的运作，它还需要某种其他东西，一种补充性的材料，如果缺少另一种类型的话语，也就是被告通过他的招供、回忆、暴露隐私等给出的对自己的或促成他人作出对自己的描述，审判官、陪审团、律师和公诉人都无法履行他们的职责。
C.损害诉讼→违犯检举
国王手谕制度与监禁制度没有让王权的恣意专断以不请自来的方式侵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是指专制君主单纯地滥用权力，而是指每个人都可以让强大的君权为他所用满足自己的目的，反对别人；只要一个人足够聪明，知道如何利用他，就能随意将君权机制操控于股掌之间，创造机会使其效用符合自己的利益。
政治主权深入到社会肌体最深刻的层面，在传统的权威与服从构成的武器之外，这种绝对主义政治权力的资源可以在臣民之间的关系中发生作用，有时甚至在社会地位最低微的人之间。围绕由请愿、国王手谕、拘捕和警察构成的机器，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话语，它们遍布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处理着那些微不足道的生命犯下的细枝末节的过错，但它们采用的方式跟忏悔完全不同。
D.考验判断→证据裁决
E.私斗胜负决定正当性→按证据讲事实的官方报告
大革命之后，在民众的反叛面前，政治机器脆弱不堪，机械化和大工厂组织化程度逐渐提高，财富就放置于无尽的攻击之下了（罢工）。新非法行为不怎么关注生产设备结构或土地所有权结构，反而与工人的身体机器操作生产设备的方式紧密相关。新法令运动旨在破除“浪费”，确立“常规”：劳动身体应当是全神贯注的、勤快的、适应生产速度的和精力充沛的。
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犯罪学，这种新犯罪学=第三因素法则/加罗法洛原则（=罪行+惩罚）+罪犯，罪行似乎成了萦绕在罪犯身边的阴影，一个为了揭示现在唯一重要的要素即罪犯而必须拨开的阴影。
1. 犯罪可以说是在一种无前史的零度状态当中出现的
2. 犯罪行为的精神病学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自上而下发生的，对传统法学倾向的偏离情节越重，越考虑精神病学；
3. 与反抗社会及其规则的犯罪不同，这些犯罪反抗的是自然天性，反抗的是那些被认为直接铭刻于内心、联结家庭和代际的法则。
4. 我们试图掌握的精神失常只在犯罪那一刻和犯罪的伪装下呈现自身，这种精神失常除了犯罪行为本身以外没有任何症状，而且一旦犯罪行为实施，精神失常也随之消失
旧的系统中，惩罚的恐怖程度必须反映出罪行的严重程度；而现在的努力是使惩罚的模式适应罪犯的本性。监禁、强迫劳动、长期监控、部分或整体隔离、道德改造→理性、动机、内在意志、倾向和本能。因此， 在新犯罪学的指导下，监狱功能具备以下特点（17/18世纪）：
1. 通过临时关押乞丐和流浪汉，它干预个体的空间分配；
2. 干预个体行为，惩罚无序；
3. 尽管确实属于政治权力并逃脱司法常规的控制，但绝非独裁或专制的工具。
对于监禁也存在如下批判：
1. 有碍司法机关监督核查处罚的进展状况；
2. 让各种孤立各异的罪犯混在一起，很容易形成一个同类的犯罪共同体；
3. 监狱的良好条件鼓励犯罪。
4. 即使出狱了，罪行的印记将会伴随他们一生。
于是，监禁制度的拥护者对于对监禁的谴责作出如下回应：
1. 将罪犯排除在社会的流通之外，然后又对罪犯进行相互隔离；
2. 全部或部分隔离，道德改造，类刑罚的预防、遴选、监管体制等监狱改革；
3. 以罪犯科学代替监禁科学。
在罪犯科学当中，杀人狂具有如下意味：
1. 在某些纯粹的极端的强烈的表现形式中，疯狂不是别的，完全是犯罪；
2. 疯狂产生的不仅仅是行为的紊乱，也包括绝对的犯罪行为，这种犯罪违背了一切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
3. 只有专家才能辨认这种偏执狂。
因此从杀人狂的话语定义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监禁惩罚的结果就是犯罪量刑的社会化：
1. 社会按需量刑；
2. 准确量刑——刑罚的经济学正义；
3. 功能面向防止犯罪的再次发生。
因此文明的实践发生了从景观文明向监管文明的转变：
1.景观文明：牺牲和仪式的文明，从建筑的结构看，就像一个剧院，给每个人提供独特的事件景观。
2.监管文明：保证少数人对多数人不间断的控制，在建筑结构上更像一个监狱。
总结下来，道德的演化史首先是身体史：
1. 监狱代替酷刑，成了惩罚的普遍形式；
2. 医学这一有关身体常态的科学，进入了司法领域的实践的核心，以治愈为目的。
刑罚转变更应该属于政治权力和身体的关系变迁史：
1. 对身体的压制、控制和主体化；
2. 权力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身体的方式；
3. 身体被改造、安置和使用的方式。
——权力的物理学（光学、力学和生理学）
权力的物理学最终导向了一种生命政治。生命政治力图将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和种族等等问题合理化，也就导向了治理的概念。治理并非政府机构，而是在国家框架内对人的行为进行管理的活动。国家理性：为不断增长的治理术进行辩护，也为发展进行管控。→治安科学：管得太少，人口问题是最大最活跃的因素。18世纪末，人口学+精神病学（生存条件，居住和营养状况、出生率和死亡率和病理现象）→新的医疗合理性+公共卫生学。
治理的必要性和有用性总是受到质疑。自由主义（不以意识形态视角来看）是一种针对着客观对象，通过不间断的反思来调整自己的一种行事方式。可以被看做遵从经济最大化的内在规律使得治理实践变得合理化的一套原则和方法。一个主体在法律上的自由是由这一事实确认的，即这个行为被认为是必然的；其责任能力的缺失是根据其行为不是必然的这一事实认定的。自由主义：管得太多。出发点不是国家生存，而是社会→前提和结局。国家：在治理中预见了要达到的那个自为目的的手段；社会：同国家处于一个复杂的内外关系之中。市场在自由主义批判中扮演的角色是“尝试”，是一个特殊经验，人们借此确定过度治理会引发什么效果，甚至能掂量他们的意义。然而自由主义依旧会寻求法律管理：
1. 法律确定了普遍干预的形式，排除了个体的、特定的和例外的尺度；
2. 被治理者参与了法律和议会的形成，构成了最有效的治理经济的体制。
2017.3更新
书单：《福柯文选I：声名狼藉者的生活》
语言：一个死亡与永恒搭建起的纯粹空间
Le langage: l’espace construit de mort et immortalité
僭越是与界线打交道的行为，这界线即是那个被划界区域的界线。若一个界线绝对无法被僭越，它将不能存在，若僭越行为所针对的界线只是虚设，僭越也毫无意义。僭越行为与界线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不会仅因违规就被耗尽。僭越的功能在于，去测量它在界线的中心所打开的过长的开口，并追索那让界线出现的闪亮疆界。僭越行为不带有任何的否定因素，而是肯定受限制的存在，但并不包含任何实证因素。
死亡是秘密的仪式组成，是秘密的预备门槛和它庄严的结局。秘密将持留为秘密，甚至在死亡当中，它被赋予了一种额外的歪曲，以便“死后”之物能强化并确定“秘密”。死亡将会揭示，秘密存在而不展示它的隐瞒，它展示的只有使其晦暗而深不可测的东西。（存在即是保留过去，保留过去即是循环往复）
由于上帝之死（Dieu est mort (Friedrich Nietzsche)）为我们去掉了一个无限存在物的限制，因而产生了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中，再无任何东西可宣告存在的外在性，因此便产生了一个由内在性和自我主宰的经验。灭掉上帝，以便把生活从由上帝存在而设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但也是把生活带回到那些被这无限存在所取消的限制中去——以此作为一种牺牲。
二神论和诺斯替主义对基督教的恶之观念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其二元论的思想——上帝和撒旦，光明和黑暗，善良和沉重，巨大的斗争，一种根本的、顽固的怨恨——为我们的思想安排了无序之秩序（l’ordre des désordres）。天主教徒仔细查看符号，加尔文教徒不信任符号，因为他们只相信上帝对灵魂的挑选。神则在近代认识论当中被解构了，但是已经无法具象化。
恶魔（démon）不是他者（l’Autre），不是远离上帝（dieu）的另一极，不是无可依赖或几乎无可依赖的反题，不是恶的物质，而是某种奇怪的、令人困惑、令人说不出话来、令人动弹不得的东西——它是相同者（le même），是完美的相似者（le Ressemblant），这就是同一性（idendité）的重影化（dédoublement）。（上帝被存在于想象之中）
上帝被两个可见的形象取代了，分别为重影者（dédoublent）和被重影者（doublé）。惟当上帝已从世界中缺席，只留下一道踪迹和一种空虚时，那种在场的现实就是缺席，在场在缺席中发生并在缺席中通过圣餐变体（transsubstantiation）让自身失去了现实，神居于拟像（Numen quod habitat simulacro）。（非上帝，乃人所信之上帝）
拟像是一个和现实相对立的空虚的图像，某种事物再现自身并撤回自身（回撤是为了从中获得意义），一种致使人们把一个符号当作另一个符号的虚假性，一种神性之在场的记号以及把这个记号当作其对立面的反向可能性，在模仿中相同者和他者同时到来。拟像的本质是既不容忍相信符号的注释学，也不容忍爱存在的美德。
拟像 相似 同时 模仿 掩饰
Simulacre Similitude simultanément simulation dissimulation
一个复像的符号是预言的和反讽的，它完全地悬置在它所提前重复的未来上，而那个未来反过来，也会在光天化日之下重复它。每一次颠倒似乎都指向了一种神显（épiphanie），但事实上，每一次发现都加深了谜团，增长了不确定性，并且，揭示每一个元素只是为了掩盖其他所有元素之间的关系。（单独理解本体的不可知性）
fabula 寓言 不断后退的真理
fatum 命运 未来之光
拟像之人（Hommes-Simulacres）不是面对回忆的深刻而持存的存在（êtres），而是面对被献给了一种允许相同者（l’Identique）在“回忆”中涌现的遗忘。所有拟像之形象（figures-simulacres）突如其来的扭曲是由经验的“交替装置”（alternateur）的游戏所产生的。而这一曲折（péripétie）是为了确保迂回（détour）和返回（retour）的东西。荷尔德林说过，我们是一个符号，没有意义（Zeichen sind wir;deutungslos）。但如果我们既不是符号，也不是灵魂，而只是与我们一样（对自我的重复当中寻找自我的存在），并因此在拟像同它自身的距离中左右为难呢？
自从人们面对死亡说话并反抗死亡的那一天，为了抓住并囚禁死亡，某样东西诞生了：一种低语（Murmurer）无止尽地重复、重述、重迭自己，它经历了放大和加厚的离奇过程。语言同时又不在场，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归功于作家的主权；而是因为语言穿过了虚拟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语言被制成了自己的对象，并通过在镜中重迭自己，僭越了死亡的界限。
自语言决定在它的路径上留下痕迹的那一刻开始，那面对死亡之黑墙而矗立的通往无限的镜子的形象，是所有语言的根本特征。语言镜子般反射死亡，并从这反射中构建出一个虚拟的空间，在这空间中，言谈发现它自身的影像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在这空间中，它可以超越自己，作为它自己后面的存在物，来无限地再现自己。（循环往复即是无意义的，即是一种死亡）（呼吁以一种彻底的解放来实现时刻的死亡，以实现时刻的永生）语言是一种无限的自我重复，是一种没完没了的镜子般的反射游戏。写作是为了永生，甚至说话也是为了永生。话语有这个能力，能在稍纵即逝的时间与恰当的空间（l’espace）中抓住疾飞的箭。死亡的临近——其统驭一切的态势及其在人们记忆中的显要位置——在现时和生存中挖出了一个虚空，这虚空正是我们言谈的对象和来源。
语言把其僭越（ l'outrepasser）的权力归于一种颠倒的关系，也就是一种不纯的言语和一种纯粹的沉默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不纯所模糊地掩盖着的空间当中，言语能够传达这样的一种沉默。（在言语与超越自身两个极端当中挣扎过后最终的选择）当语言到达自己的外部边缘，它所发现的不是一种与自己相互矛盾的确定性，而是要把它抹掉的虚空。
为了保护自己，语言必须追随它的举动、变成它的忠实敌人（在自身的重复中与自身对立之二重性），保证在二者之间只有一个矛盾的对立的薄薄的分界，透明且牢不可破。我们必须不停地说话，与这个含混且振聋发聩的噪声（Le bruit）同样大声，同样持久。自此时起，一件作品的意义仅仅是自我封闭地表达它的荣耀，已不再可能。（从一种永生到使他人认为自己永生的反身性）。1.对已经说过的东西的严格而反向的重复，2.对我们所能说话的极限的简单命名。
占据等待的不是记忆而是遗忘，遗忘就是极端的专注。语言，在它关注的和遗忘的存在当中，具有一种掩饰的力量，这种力量抹去了每一个确定的意义，甚至抹去了言说者的生存。语言若被定义为真理的场所和时间的纽带，话语与自身捆绑在一起的方式消除了真理的任何可能性。当语言被认为是起源和死亡的互补透明性时，通过简单的断言“我说”（Je parle），每一个单一的生存都会收到威胁性的语言：它自身要消亡，它在未来会出现。
语言应当要求的，是故事的单薄，以及绝对的严肃性；在令自己尽可能灰色的过程中，语言也要求把某一事件传达给它顺从而且被吓坏的读者，而这个事件不过是情感的中性元素。语言永远不自己呈现自己；在它的话语的厚度中没有楔入那可能令它打开自身形象的无限空间的镜子。（语言在自我重复中外化）语言内部有可能会自我分裂和重复，并有能力生发出一套镜子、自身影像和类比的垂直体系。
由空间织成的东西引出了空间，通过一种原初的敞开给予自身空间并移动空间以把它带回到语言，语言由此而获得了权力。正是在空间中，语言传送自身，语言的存在自身“隐喻化着”（权力存在于空间当中，位置）。因此，语言不再是一种再现和叙事，而是一种自我折叠起来的空间，一种有厚度的存在空间。
想象并非是作为真实之对立而构造出来以对其进行否定或增补；它与符号中生长，伸展于书籍之间，栖身于重述与评述之间的空隙；它诞生于成型于文本的居间（entre-deux）之中。书即是书的虚构，文学空间唯有经由所有已写成的书的网络才能存在。印刷品仅仅应该成为可见物的隐秘支柱，潜在的观众应该占据读者的位置，阅读的行为将在一种他者的目光的胜利中失焦。
书写（écrire）具有一个神圣的维度，书写是一种自在地不及物的活动。书写建立在自身之上，不是为了说出什么，展示什么，或教会什么，而是在那里存在。书写的辩护者认为，书写是为了让某种东西死而复生，是为了发现生命的秘密，或实现这种同时很有可能属于人和上帝的活生生的言语。但是福柯认为，言说从死后开始，在那样的断裂一经确立开始。书写是死后的游荡，而非通往生命源头的道路。
从死亡开始，我们可以谈论绝对平静的事物，完全是分析的和解剖的，不指向任何一种可能的重复和复活。（沉默）我们书写是为了抵达语言的尽头，抵达一切可能之语言的终点，最终通过言语的丰富性来包围语言的空洞性与无限性。书写是为了隐藏我们的面孔，在书写中埋葬自己。书写的角色本质上是疏离，是度量距离。
如果法律是不证自明的，而且处于核心位置，法律将不再是法律，而是意识甜蜜的内在性。如果法律在文本中出现，如果在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译解它是有可能的如果它处在能被查询的登记册中，那么它将具有外部食物的牢固性，遵守它或者违背它将成为可能。法律展示的是退隐，法律正是通过退隐掩饰自己，而僭越则疯狂努力让法律显身。最终，在隐藏法律的光芒中又吸引法律。
福柯叙事的简单规则：
1. 涉及过的人必须真实存在过；
2. 他们的存在既默默无闻又命途多舛；
3. 记载他们的故事越短越好，只有几页或几句话；
4. 这些陈述不仅仅是怪异悲惨的故事，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构成了他们无足轻重的生存史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的不幸、狂暴和令人疑惑的疯癫的一部分；
5. 这些文字所具有的震撼力应该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美与恐惧交织的效果。
文本与现实的关系：
1. 不仅指涉显示，甚至能在现实中起作用；
2. 应该成为真实戏剧的一部分；
3. 成为复仇的工具，仇恨的武器，战斗的插曲，表达绝望、妒忌、乞求或命令的手势。
话语的奇特形式要求一种装饰性的、带诅咒或祈愿色彩的语言。在那些貌似严肃却语无伦次的句子和胡说八道中间，会突然出现一堆粗糙、拙劣、不和谐的情绪宣泄，是用自己的方式叙事的野性的激情。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施加影响的权力将不再属于那个时远时近、无所不能但又反复无常的君主，他是一切正义的来源，也是各种诱惑的对象，既代表着一种政治原则，也体现着一种魔法一般的权威。权力将由一种精细的、有差别的、连续的网络构成，其中各种各样的司法、治安、医疗机构和精神病治疗机构密切关联，共同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话语，将不再像以前那样矫揉造作，粗糙又夸张，而是在一种自称基于观察和中立立场的语言中发展。
一个社会将各种字眼、措辞、句子、语言程式出借给社会大众，好让他们能够讲述自身、公开地讲述自身：
1. 它揭示了先前几乎不为外人所察觉的底层社会的存在；
2. 通过盛怒和利益导致的小冲突，它为权力提供了君主干预的可能性；
3. 他们的话语是在一个界定完善的权力机制内发出并流通的。
正是在话语伦理中，文学找到了它的位置和存在条件。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读书总结
李尧
日常的科学的心理学往往建立在某些含有整合完好而稳定的社会这样意思的假设之上的，这也是忽视了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情境的结果。启蒙运动为人类树立了两大成见：民族特性的信念，和理性在历史上逐渐进步的信念。到了曼海姆的时代，这两大信念似乎已经同时烟消云散了。民族特性的教条总是为那些希望保持现状的人所珍爱，而进步的信念主要同人与社会至可变性积极态度相关。我们曾希望群体对过度的非理性进行某种抵制，然而现在它们却一下子丧失了理性在社会中强有力的信念。
因此，回顾理性时代，可以提出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说，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受历史反思所指导，又在多大程度上受非理性力量所支配，道德行为在社会上所能实现的程度有多大，盲目冲动的反应在历史转折上起到多大的决定作用等。因此，首先需要区分出理性是什么含义。明智的思维活动本身将被说成是“实质理性的”，而其他一切或是虚假或不是思维活动的东西被称为“实质非理性的”。
而功能上理性的标准包括两点，一方面是与一定目标相关的功能组织，另一方面是从观察者或试图使自己适应于该目标的第三者的立场来看后果的可预测性。功能的非理性则从不以某个行为本身，而只根据该行为在全部行为复合中的地位来表示这个行为的特征。一个社会越是工业化及其劳动分工的组织越先进，功能理性的人类活动领域的数量越大。我们可以看到韦伯也对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进行过定义，但是韦伯的定义方式更倾向于以一种哲学式的建筑术来对两种理性进行定义，曼海姆则以社会学的方法以经验为基础对两种理性的定义方法进行了阐释。
自我理性是对其冲动的系统控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调整自己的自发意愿或突然的冲动，以便达到一个给定的目标，这就是自我理性化。客观活动的功能合理化最终引起了自我理性化。现代行政管理中，参与的个人不仅被规定了其具体行动，而且还另外具有在很大程度上以“职业”形式被强加的生活计划。不过，虽然工业化暗示功能合理化，但是并未在同一程度上促进实质合理性。功能合理化对理性批判能力具有麻痹作用。功能合理化必然是的普通的个人丧失其思想、洞察力和责任心，并转让给指导理性化进程的个人。
而非理性作为一股有助于理性和客观的目标的内驱力而起作用时，或当它通过升华而创造文化价值时，或它作为纯粹的激情提高了生活的乐趣而没有因缺乏计划破坏社会秩序时它是人类拥有的最有价值的力量之一。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文明迄今一直能够利用升华引导非理性精神能量并给予其形式。现代工业社会在其目前的形式下本身并没有完全的理性化，它以暴力的形式接纳了政治非理性。工业社会是在这种由武力调节并最终与此合为一体的政治秩序中成长起来。
到了现代，也就是曼海姆研究出发点所在的那个时代，共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1. 人类的能力不均衡地发展：现代技术对于自然进行控制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过了人的道德力量的发展及其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知识的发展。因此，社会秩序必然崩溃，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当中，为掌握社会和经济问题所必需的良好判断和道德品行，从未在所有群体和阶级之中有过均等的分配，这就是社会不均衡。
2. 理性的展开、冲动的指导以及道德所采取的形式绝不是偶然的，它们也不仅仅主要牵涉单一的个人及其碰巧所具有的特征，相反，这取决于现存社会秩序所引发的问题。
3. 早期存在的社会能够经得起某种理性与道德力量分配中的不均衡，因为该社会本身正是以理性要素与道德要素之间的这种社会不均衡为基础的。
这三个理论假定导向了两个社会学的判断：
1. 基本民主化：现代工业社会激起那些以前只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被动角色的阶级行动起来，成为社会的基本民主化。如果说统治阶级能够假定大众的无知会使其脱离政治，那么在智力上控制大众对于该阶级来说还是值得的。然而自从民主有效以来，亦即自从所有阶级全都积极参与民主制以来，社会便日益向情绪化民主发展，解决社会危机的专政方法能够持久成功的唯一方式，就是依靠集中化来控制个人的意志。这一点正是勒庞等社会心理学家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
2. 日益相互依赖的过程：即诸个别活动正在连接成更大整体的程度在不断增加。庞大机制的各个部分越是精密地相互适应，以及各个要素越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干扰的反应就越重。现代有机体的相互依赖日益猛烈地传播着每一个失调的结果。这一点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极其类似，但是帕森斯尤其强调的一点是现代有机体可以消弭各种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抗压能力要远远大于原来的小社群。因此曼海姆提到，某个规模或某个社会化程度的社会拥有相应的抗压能力，但是超过这个抗压能力的冲突则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动荡。
三种垄断社会权力地位的方式为：
1. 控制精英的理性化进程增加了有限领域内训练有素的专家的重要性。社会知识和决策权，因纯粹时间的缘故，愈加集中于数量有限的政客、经济领导、行政官员和法官手中；
2. 与知识垄断相伴随的，则是行政管理活动集中于日益与其他社会阶层相脱离的官僚机构；
3. 军事力量工具的集中、反对力量的强度不是按人头来计算，而是依据一枚炸弹所能杀死或恐吓住的人数来衡量。
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着某些社会结构，虽然这些结构纯粹是暂时的，但它们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和稳定性。其功能是精英-大众之间的媒介。从少数人的自由民主到真正的大众民主的转变摧毁了这种中介结构，提高了完全流动的大众的重要性。流动公众取代了以前从完全稳固的群体中挑选出的永久公众，这种变幻无常的摇摆不定的公众，只有通过一时轰动的事件才能聚集在一起。
产生和维护基本民主化的诸力量是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只有当工业社会被摧毁时，它们才会被摧毁。受压制的要素学会了使其策略适应于各式各样的威胁，甚至包括军事威胁。大城市的大众生活趋于使人们比那些在较小类型的群体中得到有机整合和保持稳定的人，更易于服从建议和产生无法控制的冲动爆发及精神衰退。大众社会有助于大量的非理性冲动和建议，并产生未升华的精神能量的积聚，而这每时每刻都有摧毁社会生活的整个精巧机器的危险。
因此，现代通过教育扩大社会省钱机会的第一个消极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级想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的繁荣。大众民主导致文化领导机会被给予广泛阶层，于是那些在生活上注定处于更加不幸地位的群体的通常观点，越来越趋于成为整个社会流行的观点。
现代社会的主要困难在于自由主义的组织方式尚未达到产生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社会所需的有机关联。专政绝非是与自由主义的赘疣和消极倾向必然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替换物，也不是包治该社会出现的一切弊病的灵丹妙药，专政本身是从大众民主力量的消极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其仅仅是一种使自由社会发展中一个无比短暂的阶级稳定及维持片面利益的暴力尝试。
但是计划则意味着依据有关整个社会机制及其运行方式的全面知识自觉地攻击社会秩序的失调之源。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变并非自发，而必须加以计划。计划方法的基本要素是，它不仅仔细思考个别目的和有限目标，而且还了解这些个别目的对更为广泛的目标最终将有什么样的作用。
计划被认为是自由的天敌，但是对自由的真正理解才是行动的前奏。试错阶段，自由表现为对环境的直接作用核对环境刺激的反作用。如果组织某人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满足其随时出现的愿望，他便感到缺乏自由。所以自由并非等同于逃避自由，计划水平同样会有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当它得到计划保障时，才得以存在。
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
一场认识论大战终结许久之后对于认识论思维的再一次复兴
16级硕士读书会 李尧
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之中的“形式”二字，是最令阅读者头疼的两个字，若能理解形式二字，则齐美尔通篇所述，便可以概念之管窥知通篇之豹。若从社会学初学者的范畴之中来对“形式”一词进行遐想，我们自然可以得到“本质”一词作为索引。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建构了一套丰富而又容易渗透进实践的话语体系，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使用这两个词，但是从未进行过思考。
本质就是人的灵性和智慧，形式在于人的感官与知性。人将自己的智慧赋予事物的本质，就像是人将自己的灵魂赋予转赠他人的礼物。因此，每个人都具有本质，但是事物是否具有本质并未从争议中得出结论。即使事物存在本质，本质也只能为少数文化精英可以窥知，但是每个人均可鹦鹉学舌，有时可以像模像样，甚至可以以假乱真。
人的认识是从实践的必然发展起来的（此处是指认识产生的必然性，即分析社会学的套路，分析社会运行的机制，从偶然的发端向必然的趋势进行演绎，来对当前的社会现状进行解读，齐美尔之后也多次使用了此种套路），因为知晓真理是在生存斗争中的一种武器。（生存斗争是人的认识的实质，但是仍然是极具争议之处与模糊之处）人的认识早已由一种为了达到行为本身的目的所采取的单纯的手段，变成了一种最终目的。（此处是指人的认识层面的异化，对于此处异化的强调目的在于抛开对于本质的讨论）
由于社会的距离，上层无法感知作为个人的下层。（个人是已知的假定的具有本质之物，此处进入社会领域的形式-本质讨论）只能感知作为群众的下层，无法在任何其他原则性的方面结合在一起，因此只能共同组成一个社会。阶级存在并非存在于个人可感的重要性层面上，而是在于它们的社会存在。（人的社会认识的物化，脱离本质认识。）任何个体的现象都是由它的周围各阶层的人的无可估量的影响决定的，过去的社会存在是现代个人生存的根基。（齐美尔认为人可以影响人，人并非孤立的个体，进入社会人假定，但是后面的论述并不与其他社会学家的界定相符。）
社会学被想象为整个有关人的事情的科学，然而把迄今所有知识领域放在一起并不产生新的知识领域，社会学的新观察方式无需回答某些源问题。（把本质问题撇出社会学研究）任何一个预定（已经确定）的目的和关系均可成为研究的客体（对象）。（社会事实）社会最广义的概念：社会存在于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这些相互影响总是产生于特定的本能欲望或目的。内部要素存在相互影响才能称之为统一体，社会化物质材料并非社会化本身，知识某些形式，个人由于利益采取这种形式结成一个统一体并实现利益（社会的物质性：社会具有广延与绵延，而人的意识只有绵延而不具有广延，社会的广延就在于社会距离，而人的意识只有当存在他者的时候才会产生社会距离的概念，如果在一个特定时刻使人的意识停止，那么人的意识的载体则将只剩下作为结果的记忆，而非意识流本身）。
因此，相同形式当中包含了不同内容和目的而出现（此处为本质存在假定，但是也可以套用本质虚无假定），相同内容和利益采取不同的形式和实现方法，因此按照形式和内容对历史的社会的现象进行分析。社会一方面是社会化的个人的整体，是社会形成的构成整个历史显示的人力资源，但是此时，社会也是一些关系的总和，由于那些关系，由个人形成了第一种意义上的社会，丢弃所有形式，那就不再有社会了。
分类的方式就是形式，抽象形式（其内容是弥散在各门分支社会科学）并不促进社会化，也不是社会化。既定数量的个人均可在某种或高或低程度上形成社会。科学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旨在发现时间上无限适用的规律，表述阐明一次性的历史-现实进程。在错综复杂的现象里，仿佛用一个横断面来突出均衡的东西，而它们里面的不均衡则相互削弱，变得瘫痪无力（各种内容和利益），因此出现了党派形成、模仿、阶级、团体、次要部门的形成，在物的、人的思想性质的特殊实体里面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体现，等级制度的成长和作用，通过一些个人来代表整体，共同的对手对于群体内部团体的意义等社会现象。（均衡就在于关注形式而非本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切社会事实都是形式，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也是形式）。
一种社会的利益天地越广阔和行动方向（终极价值）越明确，越重要和越占据统治地位，直接的、个人之间的生活和作用就越是会提高为客观的形态，提高为单一物和基本的过程之外的一种抽象的生存。人与人之间微不足道的关系形式及相互作用方式其数量之大根本不可低估。社会形式一般尚未固定化为固定的、超越个人的形态，而是显示出社会仿佛处于萌芽状态。心灵事件的各种内容并不结合为一个独立的空间世界，而且也不直观地与它们的心灵的现实相对峙。（现代性，就是对于个人人格完善的割裂，此处的个人并非是社会当中一个个存在的个体所包含的本质，而是与社会形式互动的自我。）因此我们有三种历史立场：个人的生存立场（消极绵延），外在形态的相互作用的形式的立场，和纯客观的意义概念阐述与探索的立场（知性）。
一个群体从一定规模开始，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促进发展，必须形成一些规则、形式和结构。（从群体形成的角度分析社会形式具有何种特质）一些较密的团体会表现出一些在数量上的扩大时不可避免地会丧失的品质和相互作用。因此，量的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消极意义，某些个内容的和其他的生活条件出发需要的或可能的形式结构，恰好只能够在群体的要素的某一数量界限的这边或那边实现。然后说积极意义，直接由于群体的某些特定的纯数量的变化形式，要求有一些另外的形式结构。人数众多只能在坚决进行劳动分工的情况下才能构成一个统一体，大范围的社会主义要求个人最严密的分化，超出劳动，扩展到感情与渴望上。（质量二字，分别代表本质与形式，量化就是形式的高级形式）
作为整体的要求并不是经常不断地和彻底地涉及每一个环节，而是允许让有些社会能量在社会方面没有加以利用，这些能量在必要时可以吸收过来，派上现时的用场。因此，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没有被利用的社会的能量的这类危险由于环境而被排除的地方，数量限制的危险是通过群体的外部生活条件及其对它的内部结构的后果加以防范的。虽然整个群体成员和其中富有影响的要素的绝对数字比例关系依旧相同，但在群体之内恰恰造成了不同的比例关系。社会学的要素的比例关系不仅取决于这些要素的相对的数的量子，也取决于绝对的数的量子。（对于社会密度，我们仅仅研究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的相对密度是不够的，还需要研究社会规模，也就是绝对的社会密度）个人在不同的群体的量下，行为举止也会产生形式上的区别，这种区别超越于其纯粹的现实性（质，内容），也进入到准则的、“应然”（规范作为形式的部分才是互动中可见的可经验的成分）的范畴之下，由此产生了习俗与法（法则是有法条来计量的，属于规范的高级形式）。（涂尔干只揭露了这些社会现象，并为此提供了研究思路，但并未从理论上对之进行追溯）
群体的扩大有利于它的各种准则向法的准则过渡，某些较小的组织联合期初或长久只为均匀贯彻组织的标志。（均匀是数学思想产生的目的之一，数学均匀也就是平等是需要社会控制的，与主观文化是分离的，这也是齐美尔长期所说的主客观文化的割裂有关，主客观文化的割裂是相当于异化理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理论当中的地位的。）于是产生了从数量的完全不确定性向完全确定性的过渡：
1. 数字在群体的划分原则中发挥作用，通过列举数字，设定群体的若干部分，把它们作为相对的统一体来对待。数量的相同是划分的形式原则，扮演一种从最大到最小的变幻不定的角色，利用纯粹数量划分的手段（万户），使执政单位作为居民象征发挥其职能；
2. 利用数字还可以从整个群体中刻画出一个单一的进行领导的人员的团体，产生一个特定的和牢固的结构，毫无特性和非人格性在此恰恰十分富有特性（数字是人类产生的最早的形式化范畴，因此最早的也是最形式化的最客观的），数字只是划分原则（命名原则），而非强调原则（实际数字并不符合命名），导致无特性整合。数量的不确定性对于群体结构有中大意义，独立于算术内容，象征稳定。指定执行社会任务的机构正好是依照数量的确定性任命的。原生的数量的确定变为表示这种比例关系的一切变化形式。
3. 数量划分取代氏族原则，导致社会变迁各个环节内在上毫无主义和特性，容易按照简单原则加以引导，又不反抗中央的权力（如华科的楼栋编号）。机构设置、命令、禁令、义务和保障从一开始就确定在一定的人数上（象征数目群体被用来排除公平异议），既不是专制的也不是民主的，最无情地表示着群体的自为存在的规律性。
4. 现代社交意义上的“社会”所显示的某种类型的数的确定性相联系着，大的是会降低各种人物个性，越多的人会聚在一起，他们那些更为宝贵的和更加亲密的本质方面的巧合的可然率就越小，就必须越加深入地去寻找他们的动力和利益的共同点，基于数量差异的社会根本不可能达到像在少数人那里的气氛完全一致性，而且也不应该达到，会形成局部群体。
因此，社会并不存在与它的独一无二的中心，而是产生于一种双重性的时刻：非常松懈的外在的空间的集中性，以及特殊的给予共同气氛和兴趣的小中心。
知识社会学是如何可能的
研究生16级 李尧
这是一个分歧比赞同更明显的时代，我们面临的特定环境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拥有知识的社会根源，这是一个产生反身性的过程。那么，知识社会学的根本洞见之一就在于认识到那些使得集体无意识的动机变得有意识的进程并不是每个时期都会发生。当我们无法实现对关涉实物和环境的概念进行直接的、持续不断的详细阐发时，我们的认识方式就从直接观察向思考的思维方式转变，对思想的无意识动机进行反思。（集体无意识是用来整合行动与结构的最初思想，在古典时代运用最为频繁，但到了当代之后则不再过多使用，开始向后现代与整合主义这两个对立的方向转变。）
这种哲学反思的拐点古已有之，通常的产生原因分为以下两点：
1.教育、语言结构与思考新问题的方式；
2.社会流动的强化：
A.水平流动（跨文化流动）：最后带来的结果是认为其他文化都是奇怪的文化；
B.水平+剧烈垂直流动：思想形式的普遍性和永恒效力信仰被动摇。垂直流动是使得人们对自己关于世界的传统看法产生动摇和怀疑的决定性因素。从前彼此隔绝的阶层开始相互交流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循环，此时一直是独立发展的思想和经验形式进入了同一意识。（那么此时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之前处于韦伯宗教社会学当中所提到的封闭地位及等级组织社会当中，然后因为机缘巧合跨文化进入了一个剧烈垂直流动的其他文化，那么他究竟是否会产生哲学反思的拐点？他的拐点与他进入的身份是否有关？）这种意识促使大脑去揭示相互冲突的世界概念间相互的不相容性。
稳定社会（权威占据基础，声望根据高阶层的成就确定）当中，仅仅存在低等阶层向高等阶层的思想方式渗透，不同等级的多种思考方式没有在同一个大脑当中汇集，因此也就没有演变成问题。在普遍民主化的前提下，低阶层的崛起要使该阶层的思想获得公共意义，即从日常经验判断尺度上升至学术水平，此时低阶层的思维方式也迫使框架内思维产生质疑，即第一哲学之间的相互碰撞。那种规范和解释从前具有的明确性被撼动了。第三个阶层——知识阶层承担着为这个社会提供一种对世界的解释的专门任务，在各自社会中享有对塑造该社会的世界观，以及重构或调和别的各个阶层的以朴素方式形成的世界观中的差异的垄断性的控制权。
于是此时便产生了思想史的根本问题：关注同一世界的相同的人类思想过程是如何产生不同的世界概念的？这些思想的概念是否具备根本的不同呢？在人们考察了人类思想的所有可能之后，是否还会有更多可供选择的道路？
权力阶层极力支持各种可能存在的、教条化的传统真理式解释方式（不可溯源性，此处是其与知识阶层的不同之处，也是体现解决经验方式的冲突之时优于知识阶层的地方），以真理证明的假设的教条化内容的确立极具偶然性（对于某项具体的真理解释系统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权力阶层选择真理解释系统这一事实来讲具有必然性）。这种偶然性源于某个教派碰巧成功使得自身理智传统和经验传统（理智传统指的是大前提、小前提与逻辑谬误，因为形式逻辑具有普适发展性，理智不具有传统性，经验传统则在于对经验事实的释义。）变成整个教会阶层的传统（与政治命运相一致）。
知识阶层中世纪的经院性思维方式并不主要产生于它同具体生活问题的斗争，也不主要产生于试验和错误，同样也不产生于掌握自然和社会的经历，而是更多地产生于自身系统化的需要，系统化一直把在宗教和别的生活领域中出现的证据产生的原因追溯至既定的、传统的和不受理智控制的假设。（自上而下就是分歧之处的根源。此处也体现出曼海姆对方法论的区分。）直到教士阶级对于知识的垄断崩溃之时，现代世界对思想的根本质疑才成为可能。
民主化的现代世界中，中世纪教士阶层坚持的教会关于世界的解释垄断地位被打破了，且自由知识阶层已经取代了全面组织的知识分子阶层，充分表达出思想方式和经验方式，可以最明显地接纳社会上所有可能的差异性空前的思维方式，并使这些方式之间相互之间进行赢得公众支持的争斗。只有突出的思维方式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公众表达它，并获得越来越高的效力（马克思的决定论论述方式同样也是一种赢得公众支持的话语体系，马克思的思想所形成的决策结果究竟是否是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依旧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
统一世界观解体的第一个显著哲学产物是认识论，认识论致力于根除众多本体论序列产生的不安，对认识主体进行分析，而非传授教条化存在理论与更高级知识证明世界秩序。认识论性质的思考具有两个相对方向，两端分别为主体端与客体端，一种思维方式把主体看做资料，从主体中推导出有效知识的可能性，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假定是一切人都熟悉客体世界，并解释主体在世界中的地位，推论出他的认识能力。秩序稳定期通常持有后一种思维方式，而崩溃时期则走向相反。主体比由于受制于种种不同的解释而变得模棱不清的客体，更为直接和易于接近。笛卡尔的理智实验及其典范性的、试图质疑所有秩序井然的传统理性斗争并最终得出无疑的“我思故我在”的意义所在。（因此为何会在笛卡尔时代出现科学主义与科学革命式的大发展？其与中世纪客观性解释思维范式有何关系？是自由知识阶层的思想解放作用？知识社会学为何会出现如此不同的面貌？科学主义是否是对不安感的重新整合？此时是出现了适合于主客观割裂的科学发展环境？科学与继承于哲学传统的宇宙观及哲学的认识论革命有何关系？）
在认识论革命之后，经验观察与基因标准出现了向至高无上地位发展的倾向，导致行动中暴露出破坏权威原则的意志。有效度的东西只有可以在我的感知中受控制的，可以在我的经验活动中证实的或者我自己能制造的或至少在观念中是可制造的。（康德的知性论）关于世界形成服从理智控制的观念取代了创世说。人们有望通过对认识特征的根源的洞见得到关于主体对于认知活动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人类知识整体的真理价值的观念。（洞见背后的索引在于看到表象掩藏之下的本质，洞的索引重在隐藏）。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通过主体迂回的方法是一个替代方法与权宜之计。
那些提出最绝对声明的哲学最容易陷入易于察觉的自我欺骗。所以，在同期那种能证明自己只是最适宜于世界的自然方面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即经验主义的方法，结果却受到人们的偏爱。因此产生了空前精确的经验主义视角的科学主义的心理学，对于获得新的世界概念，主体绝不是像以前假定那样的安全的出发点。本体论预设在涉及外部世界和精神现实的时候均模糊不清（此处将精神置于现实的一部分），人们通过主体理解内在经验时无法避免涉及本体论的危险。良心冲突和怀疑态度相结合，就得出宗教精神本体论影响的自省心理学（来自主体的抉择）。本体论倾向含义丰富的概念（绝望、罪孽、灵魂拯救和孤独）源于经验，如果经验在内容上更直白和单薄，且形式化程度较高，那么一个社会中不同群体再也不能就上帝、生命和人的意义达成统一的意见，导致无法理解本体善恶概念。只有那种沉浸于自我，而其沉浸方式又不对人的全部意义要素和价值要素造成毁灭的人，才能找到有关问题意义的答案。
经验的根本形式化导致了科学精神的内省具有了新的形式，能赋予意义、蕴涵丰富的解释，被形式化实体（焦虑感、内心冲突感、孤独体验和力比多）所取代，力学引申解释内心体验（位置，运动，原因，效果），形式化实体把经验的一切显著要素都排除在内涵之外。问题不再是人们如何以规范理解与克制自己，而是某种外部概率性环境级事件如何引起内在反应。单个现象可以按照其在整个精神机制的形式功能中所起的作用的观点解释。形式科学并非有害，但是绝非科学对待客体的唯一路径。实体形式化过程中排除的意义间相互关联是无法通过揭示相关性和功能来使形式化进一步完善获得的。形式科学无法产生某种评价性决定基础之上的关于人自身和世界的解释。
只有当目标或价值是由另一个来源给定并且仅仅去应对手段时，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才是有用的。（给定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简化论的思维，即以结构的规范取代个人价值，如涂尔干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另一种则是概率性思维，推断价值发生效用的概率）。然而在生活中，思想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在必须做出决定时为行为提供指导，每个现实都事关本题伦理。机械论与功能论的初期，目的终极构成要素依然存在，但在要素分析中越走越远，终极价值因之从视野中消失。
精神治疗的目的往往被认为是最佳适应，但这一终极意义上的目的一开始就已经被铲除。即使一个人采纳的是纯粹原因与功能的观点，他随后还是会揭露出隐蔽在他赖以出发的本体论中的意义。这种意义防范着把经验原子化为孤立的观察，即站在行动立场上的原子化（此处进入到了对于韦伯行动理论的解构。韦伯同意也是结构功能主义量化研究方法论的基础，而齐美尔与马克思的观点解构了成分化思维的片面性）。本体论给我们的意义，可以整合行为单位与个体观察因素。无论意义源于何方，真假如何（是否为巫术-宗教世界观），都具有一定的心理-社会功能，即把那些希望做共同事情的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个情境定义上（这是一种结构化思维，结构化思维是每个社会学理论的必须之路，但是社会机制理论在建构时通常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解构传统理论的结构化思维方式，一个是自行建构自己的结构化机制）。
对于每个群体成员来说，统一的环境定义建构起环境，异端斗争（群体间）中环境定义可真可假。一个群体以能够赋予意义的评价性的定义为手段，区分出行动与反行动。事件产生出环境并系统化为过程，导致意义的因素被抽空，进而导致行为整体性与内心生活将意义遗忘，使事件社会化。每一个概念在具体意义中都包含某一群体的经验结晶，不仅固定着与某种确定群体及其活动有关的个人，而且我们推导出意义和解释的每一个来源也都扮演了一种稳定因素的角色，其稳定作用是就与指导我们的主要的行动目标相关的体验和了解客体的可能性而言的。给流动中的事物命名，不可避免地暗含有某种定位于集体行动方向的稳定性。意义推导，强调了与行动相关联的方面并使之稳定化。意义体系分化的社会中仅仅能在客体形式化因素方面建立共识（齐美尔也认为主客观之间的统一只存在于形式上而不存在于内容上）。人们试图在同一个范畴框架内思考，而这个范畴框架力图否定一切评价、任何共同意义的或总体性的结构。
劳动分工的显著不同导向了毫无方向的现代人类经验形式，最后导向了毫无根基（精神）的心理学。现代心理学的遗传学倾向（时间维度）朝每一个意义背后看，按主体起源来理解事物；现代心理学的精神力学（空间维度）企图构建一种形式化，产生一种抽去意义的心理体验要素的机械科学。心理-遗传方法有助于更深理解意义，此时我们关心的不是最抽象的和形式上的相互关系，而是其促发因素。这是可以以赞同的方式体验到的意义，或者是可以根据其动机结构和经验背景来理解有意义的行为的复合体（现象学转向）。心理学的最大成就在于摧毁了先前把规范和文化价值当作物质的东西来对待的机械论概念。历史和生活的意义被包含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和它们的流变中。
然而心理发生方法的局限之处在于，任何一种意义都要按照起源以及构成其背景的生活经验的原初情境来理解。这只能应用于个人（现象学的缺陷），对于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模式，专注于纯粹个人的生命史以及对它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认识论是如此与这种孤立且自足的个人一起发挥功效，以至于似乎个人从一开始就在本质上拥有人类的包括纯粹知识在内的全部能力，似乎个人仅仅通过同外部世界并存就从他自身内部产生出他关于世界的知识。在心理学的个人式发展过程中，个人必然走过某些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物质和社会的环境除了释放这种预先形成的个人能力之外，别无任何功用。把意义的个体起源同来自于群体生活环境的意义起源并列在一起，则是社会学的功劳。
知识从一开始就是群体生活的一种合作过程，只有那些导致该群体的困难和问题的方面才会引起注意。群体中由于群体生活的内在关联，也由于功能和利益的不同，集体行动和集体思考并相互支持也相互反对的亚群体也就出现了。经典认识论曲解知识是从纯粹理论性思考中产生的，由于人类思想需要一种意志和情感上的无意识的潜流来确保对群体生活中知识的不断适应，所以它并不以思考的冲动为动机。认知（尤其是集体认知）的共性在于潜意识的体验，集体行动中集体无意识的力量是其理性知识的非理性基础。认识论与心理学对思想起源的分析兴起于自有资产阶级的时代（自由市场与完全竞争），忽略了人类用组织性更强的社会秩序类型去对抗那些逼近无政府边缘的个人主义的无导向社会之趋势。
未能将所有阶层吸收进政治的民主发展与哲学讨论会导致知识分子的骚动被当作职业特权甚至是偏见（知识分子极端化与大众化之间不可避免的悖论）。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一般只是针对那种只从根本上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社会危机和理智危机的理性提炼和高尚化了的强化。哲学家理性术语的斗争导向大众的宗教冲突，小教派兴起导向普通人心灵陷入紧张状态。新教运动把客观得救的标准主观化了，这与现代认识论从受客观保证的秩序中撤离到单个主体时的做法是一样的。
国家用自身的客观解释打击教会导致了启蒙事业的发展，于是理性的自然主义世界观逐渐取代宗教世界观，但没有允许生活和思想形式的个性化。个人必须使自己的判断（利益+理性）摆脱他人的判断。工农阶级则一定程度上受到神话、传统和领袖的大众信仰基础上的约束，没有能力在像怀疑主义这样内心的危机中保持振作。宗教虽然被削弱，但仍然作为经验形式而继续存在，工业社会特有的思想形式逐渐渗透到了那些工业相关领域，并且迟早会接连削弱宗教世界观。
政治不只是权力之争，更是政治哲学与世界观之争。自由主义，迟疑地模仿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用一种哲学信条制造其目标的社会主义，在宗教观分裂的基础之上添加了政治观点的分化。政党把理性论证甚至科学论证结合入思想体系，每一种政治学逐渐至少在形式上被赋予科学的味道。每一种类型的科学态度也就带有了政治色彩。这一过程的正功能是科学观念传播最广大阶层在政治存在中为自身地位寻求辩护，负功能在于受政治态度支配的思考却不能允许自身不断重造新经验的公开联合，导向了政党教条主义倾向。
政治就是冲突，并且越来越倾向于一种生死之争，斗争越激烈，就越是牢固地抓住那种先前无意识的运行但却更加强烈的情感潜流，并迫使它进入公开意识领域。政治追求正义（不同于学术讨论），且追求摧毁对手的社会存在和思想存在的基础。政治冲突具备两大特点：
1. 为争取社会主导地位而进行；
2. 形式上是理性的斗争。
因此，冲突双方致力于攻击对手的社会地位、公共声望和自信。我们也很难得出是否应当运用暴力革命或哲学讨论实现人类生活的根本改善。摧毁对手的理论导向了摧毁对手社会地位的基础，然而取代了肉体镇压的精神摧毁的意向或许更加无法忍受。
而政治斗争中，人们首次发现了一直指引着思想方向的无意识集体动机，即揭露伪装的群体思维中无意识的环境性动机的趋向，把群体存在同其文化企求和理论论点结合起来。不可调和的众多思想方式导致理智危机的加剧，产生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个相互对立的成分。
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集团可以在思考中变得如此强烈地把利益与环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个人立场中寻找合法性），以至于他们再也看不到那种可能损害到他们的支配感的事实。某些群体的集体无意识造成了对自身及其他群体的社会事实的掩盖（稳固化进程）。
乌托邦则是某些受压迫的群体在理智上如此强烈地对破坏和改变既定的社会状况感兴趣，以至于他们不知不觉地仅仅看到局势中那些倾向于否定它的因素。根本不关心社会存在是什么，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致力于改变存在，只能用来指导行动，忽视一切可能动摇其信仰或麻痹其改变事物的渴望的东西。
因此，知识社会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描述无意识状态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历史中所表现出的作用过程中最显著的阶段。只关心描述继这些洞悉后的状态，因为它正是本书所要提出的那种环境的特征。
有能力揭露无意识的党派具备了相对于对手的极大优势（此处无意识是指一种潜在的可获得认同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只有攻击者才敢入侵无意识，而被攻击者却被双倍击倒。现在各个群体都在寻求实现彻底揭露的思想武器来摧毁对手的思考信心，也就摧毁了整个人类思想的信心。两大汹涌潮流汇集并以压倒之势彼此相互强化：
1. 具有固定价值观和规范的统一的理智世界的消失；
2. 迄今为止一直隐藏着的无意识的突然奔涌至意识的光亮白昼。
对无意识的诉求可能会挖掘出产生各种观点的土壤，一旦无意识的动机被揭露，我们就不能像未揭露之时那样生活了。行为主义致力于建造一个事实世界，在那里将只存在可测量的资料，只存在一系列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此之中，行为模式的可能成都在某些情况下会是可预见的（这种概率性的可预见性，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假定）。社会学可能必须经历这样的阶段，纯粹机械性的方法设计远远不够，必须引入适合于理解意义性的非测量性的因素的概念。成就一个事件的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较之完全外部的、形式化了的因素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本质上更具有可感知性。
如果取向性概念（低级阶级、社会升迁和不满）被形式化（含有的评价被抽掉），那么环境的思想模式特征完全不可想象。思考者进行参与的方式决定了他将会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变成知识社会学关注的问题时，政治热忱与理智碰撞并使自己后退，受到批判性控制，产生于不同政治目标的相互破坏与贬低之中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也变成了拯救手段，推动了自我批评与自我控制，导致了新的客观性概念。
在未被发现的无意识之中生活，是生活本身中无法忍受的东西，是科学的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历史前提。在最初盲目的、充满活力的向前的动力突然碰上使我们重新依靠自身的障碍时，自我控制和自我纠正才会产生。无意识动机进入视野并因此变得易于受意识控制时，我们才会在个人生活中变成自己的主人。（由于曼海姆并不秉持一种神秘主义的观点，因此无意识应该是一种个体意识的默契性累加。）谈及自由最多的人对自己行为的经济理性不产生怀疑，只有认识到社会决定因素中无意识影响的人才试图尽可能客服这些决定因素。
理解内部相互依赖性的每一步上都受制于个人自我澄清的过程，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控制成为可能，自我澄清过程也是群体标准。自我澄清的结构特征是世界之所以的确变成了一个问题，不是由于它是一个可以独立于主体的客体，而是由于它与主体的经验结构紧密联系。现代社会科学借以获得全新洞见的三大趋向是：
1. 就其决定现代社会思想而言，对集体无意识动机的自我批判取向；
2. 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与社会历史变化有关的思想变化的新型思想史的趋向；
3. 修正我们的起劲还不曾充分考虑的思想社会性质认识论的趋向。
只要论证的分析方法尚不存在并且也没有举出可以对论证进行控制的标准，某种类型的思想就是封建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
因此，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或方法）是彻底对思想领域的意义分析法进行提炼，使得粗俗无差别的术语和概念由各种思想类型的日益精确和具体特征所取代；其次，使得重建社会历史的技艺完善，从而使人们能够把社会结构理解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散孤立的事实，亦即理解为相互作用的社会力量网络。如果知识社会学成功实现了精确主义技术解释，那么再也没有必要为了精确起见放弃重要问题的论述。一种既存的理论构架之中可能常常隐藏着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必须最终获得表达的许可，这样才能使解释的广度得到真实的评价。试验式的思考者往往从矛盾着的思想方式的各种观念中的出发点出发，使我们目前环境中的根本上不一致的特征首次真正有能力作出判断和研究。
[ 此贴被李对月在2018-04-11 00:05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