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毅的读书报告2（更新至4月14日）

2018.2.29——4.9
《交往行为理论》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后形而上学思想》
《包容他者》
《个体化》贝克
汇报主题：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从合理性问题入手阐述交往行为理论：合理性问题的核心在于沟通，这种沟通的目的在于通过主体间性的相互理解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基础表现为对于可以加以批判和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行为者与四个世界之间的关联表现则是以这种表达的有效性要求为取向。
一、    社会合理性
哈氏是从韦伯的核心问题出发——如何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切入对行为的考察。
1、    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三个层面的合理化”
即社会合理化、文化合理化和个性人格的合理化（帕森斯三分法）。其中韦伯将社会合理化看成是欧洲的现代化（现代社会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亦即资本主义经济（企业——经济合理性）和现代国家（机关——官僚合理性）的分化过程。二者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互稳定。其中维持这种组织运转、交流的组织手段在于建立在条文基础上上的形式法。这三点是社会合理化的核心内容。
这种现代化具体体现在：企业遵循的是合理的经济行为、国家机关遵循的是合理的管理行为，二者遵守的都是目的理性行为。问题是这种目的理性行为是如何制度化的？韦伯这里重点关注的是文化合理化向社会合理化之间的转换。在现代化发轫之际，主要有两个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立在职业伦理基础上的生活方式（经营者和国家公务员）以及形式法的组织手段。就其形式而言，二者依据的都是同样的意识结构：后传统主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现代法律观念集中体现在理性自然法中，经过一般的法学、法官培训、享有专业特色的法律公共区域，凝聚成为有关经济交往和国家管理的法律制度；而新教伦理依靠团契和宗教家庭中的社会化代表转变成为了带有苦行色彩的职业行为取向，并深深扎根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层面当中。沿着这两条路线，道德实践的意识结构体现了出来，而且分别体现为制度和个性系统。这个过程导致的是目的理性行为的普及，而且主要在经济行为系统和行政系统当中。
这个过程的基础是意识结构的制度化，这种意识结构在韦伯这里是宗教合理化（西方理性主义的前提）过程的结果——它们被赋予了制度和动机的有效性。宗教合理化本质是文化的合理化（现代科学和技术、自律的艺术以及扎根在宗教当中的伦理）的表现：随着世界观的合理化（解神秘化和解中心化）导致了文化的认知领域、规范领域和表现领域相互之间的分化，也就是带来了现代世界观——道德理性主义和法律理性主义。
这种文化合理化在个性人格层面，主要是以行为取向的生活方式面目出现——伦理理性主义渗透到人格系统中（信念伦理）。
总体上三种合理化层面中，社会合理化占据核心地位，且是以目的理性行为为关键之处。文化合理化和个性合理化在社会层面主要是起到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作用。对于这种社会合理化的前景，韦伯则给出了悲观的判断：理性的囚笼——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

2、西方理性主义的实质：合理性
韦伯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实践理性（vs理论理性），并将其区分为三个方面：即手段的运用、目的的设定以及价值的取向。其中目的理性行为是合理性的核心环节。
目的理性行为的条件不仅包括手段的工具合理性，而且包括根据一定的价值来确定目的时的选择合理性。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个行为如果是合理的，就绝对不能受到情感的盲目操纵或传统的任意摆布。相对应的价值合理性主要是指“规范合理性”。
两种理性行为中前者指的是采用一定的工具技术有效的干预客观世界实现既定目标——控制外在自然。后者则主要指的是在社会世界的价值规范界限内实现社会的一体化。另外工具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也都属于形式合理性（目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涉及的是对决定偏好的基本价值系统的实质评价（价值合理性）。
把目的理性行为和价值理性行为结合起来，才会形成一种新的行为类型，它满足了实践合理性的总体要求。如果这种行为类型在个人和群体那里超越了时间和社会的限制，而实现了普遍化，韦伯就称为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
这种合理性在文化知识层面主要表现为：经验知识和分析知识（目的行为）、道德实践知识以及审美表现知识（价值行为）——真（认知）、善（规范）美（表现）。

二、    行为合理性
韦伯是从理性行为出发阐述社会的合理性。哈贝马斯则进一步解释为：行为者的行为具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主要取决于我们与行为设定的世界关联。这里他通过引入交往理性和生活世界概念，认为交往行为能最大程度实现行为合理性——因为交往行为可以将这三个世界整合为一个系统，同时关联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其中生活世界和系统是他构筑的两个层面的社会概念。
1、交往理性概念一方面涉及到的是用话语兑现有效性要求的不同形式；另一方面涉及到交往行为者通过为他们的表达提出有效性要求而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这一概念必须用语言理解来加以分析，理解概念表明的是一种参与者之间达成的合理共识，它可以用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来加以衡量。
这种理性的核心在于沟通——沟通是主体间为了相互承认，三个世界的概念在其中充当的是共同设定的协调系统，其中的背景井然有序，以便参与者能够达成共识。
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交往行为，涉及到的是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这些主体使用手段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
这里交往模式把语言看做是一种全面沟通的媒介。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对于交往行为模式来说，语言只有在语用学层面上才具有如下意义，即：言语者为了运用命题达成沟通，而与世界建立起联系，但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反思的方式。

哈贝马斯论证交往行为主要是从合理性对应的行为者出发：他首先将行为区分为三种，即目的（策略）行为、规范调节的行为、戏剧行为。行为背后体现为三种理性，即认知工具理性（经济合理性、管理合理性）、 道德实践理性、审美实践理性。
（1）目的行为倾向于将行动者看成是孤立的，当同样具有目的行为倾向的行为者的选择偏好，纳入作为“估价”算计的范围时则表现为策略性行为。此时对应的是客观存在事态的世界（外在自然：事实的呈现），行为者能否成功地让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事物与他的愿望和意图吻合起来则取决于真实性和现实性标准。
（2）规范调节的行为涉及的是社会群体的成员，他们的行为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这时处理的是由规范语境组成的社会世界（“我们的世界”：合法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客观世界，主体间性的承认奠定了规范的社会有效性的基础。其中行为者（规范接受者）的动机和行为与现成的规范之间是相互一致还是相互偏离主要是以正确性和真实性为标准。
（3）戏剧行为涉及既不是孤立行动者，也不是社会群体的成员，而是互动参与者，他们形成观众并在各自对方面前表现自己。其中处理的主要是行动者的主观世界（内在自然：言说者主体性揭示）和社会世界。这种行为被看成是互动双方相遇和展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核心在于印象管理。


三、    几组核心概念
1、主体间性：哈氏是从语言视角来看待言说者、接受言语者和在场者的角色问题——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的参与者和第三人称的参观者。这样一来，传统的“你——我”关系就可以转化为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关系。公共领域在这里可以被看做是更高层次上的主体间性。
2、生活世界：是语言建构起来的世界，语言构成了协调行动的交往媒介。它是交往行为培育出来的结构，而交往行为又反过来依赖于生活世界的资源。根据言语行为“提供”的力量不同（陈述力量、以言行事的力量和意向性力量），生活世界作为资源分为三个部分：文化——知识储备资源，解决的文化再生产，承担了文化传统的传承；社会——合法性秩序，解决的社会的整合，承担了群体借助规范和价值达到的团结；个性——习得力量，解决的个体化（自我认同），承担了续后各代人的社会化功能。
在生活世界范畴内，现代性病症表现为“文化意义丧失、社会失范状态、精神病出现”。
3、系统：与生活世界是对应的。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现代生活世界中被认为是生活方式的客观化。按照系统理论的理解，生活世界被彻底瓦解为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亚系统，如经济、国家、教育和科技等。这些系统单子间的功能关系取代了枯萎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实际上最后它们必须相互制衡。
这里系统和生活世界主要指的两个层次的社会概念，前者主要是物质再生产领域，后者则为符号再生产领域。其中社会被理解为一个自我指涉的大写主体，它囊括了所有单个的主体。哈贝马斯是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进行阐述，实践是一种在理性原则（体现为认识、言语和行为之中，理性被视为一切言和行的主体）下的实践，没有对理性的社会实践考察，理性也只是一种空洞的概念。

总结：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马克思都看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种殖民化表现为随着价值领域的分化，社会交往逐渐被权力和金钱这一亚系统结构（交往媒介）所控制。特别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的合理化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已实现，其结果是削弱和吞没了主体间的合理交往，把人的关系降格为物的关系，导致全面的物化。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改善，在劳动和交往领域退化为以科技技术为主导兴趣的观念结构，这在韦伯这里表现为目的理性行为占据了劳动和交往的核心。
他提出以劳动和交往的二元论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他认为，要扬弃科技技术的异化，就要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以交往取代劳动在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而这意味着社会历史理论的重大转变，即历史理性的关注点从“主体——客体”结构向主体——主体”结构转换，正是主体间的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可以消解科技和工具理性的自律性和异化性质，因而交往行动理论在哈贝马斯这里将之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2018.1.10——2.8
《公共结构的领域转型》
《认识与兴趣》
《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
《合法化危机》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汇报内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如何理解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以及公共领域的转型？
哈氏认为公共领域是相对于国家机器之外，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这一领域一般包括公众、公共空间和公众舆论，如大众传媒和沙龙客厅等。相比公众空间而言，如咖啡馆，只有当人们围绕公共议题展开讨论时候才有公共领域。这种领域是相对于私人领域而言的，它是从家庭的卧室走出来进入客厅和沙龙，是私人领域分化出来的场域。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17、18世纪公共领域的产生（第一次转型），此时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开始分化；第二，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福利国家的出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元对立的消解，此时公共领域逐渐衰落；第三，20世纪后期大众传媒盛行下，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野彻底破坏了，公共领域没落了。
1、第一次转型发生在封建社会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背景下，以贵族为核心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向民主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转型。早期这种代表型的公共领域主要是基于身份特权的贵族社交领域，一般主要在贵族、公爵夫人的宫廷舞会上，其特点主要是仪式化的表现——注重讨论的优雅修辞和礼节等，并无实质内容。到了海外贸易的逐渐展开，新富阶层开始崛起，资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在咖啡馆场所开始交换商业信息，订立合同条约，讨论文学小说和艺术。此时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开始形成，这种公共领域抹杀了阶级差异，落魄的贵族和商人还有知识分子、手工业者都可以自由结社参加。这一领域产生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之中，不受国家公共权力机关的管辖。公众的理性舆论进入了政治生活之中，市民社会上升到了政治国家中。这种公共领域的讨论带有批判现实的意味，正是在这种讨论中民主法治国家模型开始出现。但是需要注意的这种民主还是有门槛的，主要以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妇女和经济底层人士并没有进入到公共领域中来。
这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国家和社会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市民社会的崛起，它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别开来。公共领域从只限于公共权力机关（宫廷）到跨越家庭走入街上的公共空间，公众舆论开始具有了反思批判意识，可以对国家权力进行批评、监督并进行理性的公共讨论。

2、第二次转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福利国家出现时，这时讨论反思的公共领域成为被利益和权力操纵的竞技场。这一转型表现为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福利国家出现后包办了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事物；代表市民领域的半官方协会逐渐被当权者控制，沾染了官僚习气。此时国家对公共领域进行了庞大的组织化收编（19世纪末期），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出现了融合，文化批判的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20世纪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出现，深刻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大型的公共组织和公司觉得媒体有利可图，开始迎合公众口味，生产低俗的新闻产品。政府觉得公共领域可以利用，也开始潜在的利用传媒为自己摇旗呐喊，操纵大众做政府想做的事情。这时公私领域的界限不再清晰（这一“私”相对于公共权力机关的社会领域而言的），私人领域对个人成长（反思批判）的保护作用也逐渐取消了。这时新闻记者代替了知识分子，眼球经济和知识工业占了上风，深刻严肃的文学没有了地位——启蒙倒退为神话。

3、第三次转型在20世纪后期时，这时西方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市民社会和政治国际的分化彻底破坏了，系统以经济系统的货币逻辑和政治系统的权力逻辑对“生活世界”进行殖民统治。这时大众传媒不再以主体间性的交往为前提，而是以金钱和权力为交往媒介。媒体成为了经济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货币逻辑主宰了公共领域。最终的结果是在消费主义的狂轰滥炸下，“我是谁？”这一主体意识彻底被吞噬。

哈贝马斯这里是从公共领域的转型视角，阐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由分化到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他这里是从两个角度详细展开的：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大众传媒对交往结构的改变。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力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这些私人作为公民是基于市民社会的需求，按照通过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领域来使政治统治合理化的观念，来与国家发生关系。但是现在公民作为公众被宣传手段降低剥夺了权利，人们成为了连参与能力都没有的被操纵的“大多数”。这里哈贝马斯的立场在于只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不被国家权力侵蚀才能够保障个人权利。他对公共领域的诊断在于：它们不是一个专家技术治理问题，而是以沟通为共识的交往问题。这里公共性的消失和相互交往过程中公共性的退隐，都是由于未能扬弃不同利益的多元主义造成的。这种多元主义使人们怀疑从中是否还能形成一种可以作为公共舆论标准的普遍利益。最终他宣扬一种通过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交往行动才能重建公共领域，发挥它保障人们基本权利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