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蕴读书报告 吉登斯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激进政治的构想 一、问题的由来:反思现代性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吉登斯对时代问题有着强烈的关注,也积极地为“反思现代性”进行回应并提出治理框架。吉登斯所建构的雄心勃勃的社会理论 , 不仅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 影响着社会学以外的诸多学科 , 而且其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英国工党接受 , 成为后者恢复失去了近20年的执政地位的指导理论。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向人没兑现富足而美好的生活承诺,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和风险,如:政治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格局以及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遭 受挫折;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福利国家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陷入了财政上和社会上的多重困境;核武器的威胁笼罩着人们的生活;环境方面有生态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生态主义的声音逐渐具有影响力。《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出版于1994年,此书的内容正是对这些时代问题的分析、回应和解答。 本书也是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三部曲”的第三卷。本书秉承了前两部《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与《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提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和积极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激进政治框架。这里的激进主义是认识到哲学保守主义坚持的连续性的重要性而变得温和了的激进主义,它的意思是准备考虑大胆地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一框架试图在左翼与右翼、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种融合。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即:传统的“左”“右”之分已经逐渐消解,左派右派的互相转变;全球化形式传统的变革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风险增加;以及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六点激进政治的理论性框架,从而超越左与右,共同解决全球化的现实问题。 二、“左”“右”之分的终结 第一章标题为“包含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第二章标题为“退出激进主义的社会主义”。此两章的内容相互对应。 1、走向激进的保守主义 第一章中,吉登斯把保守主义分为三种,分别为:哲学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新右派)。哲学保守主义者试图为保守主义进行哲学辩护,其强调权威、忠诚和传统。 新保守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具有普遍的影响,但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秩序毁灭了有意义的社会存在赖以生存的传统符号和实践。可见新保守主义对资本主义不排斥,但也不相信其可以为人们提供意义,意义和道德的源泉仍然来自家庭、教会、国家等集体。新保守主义介于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其主张政府适当干预经济,经济增长是政治稳定所必需的,但是经济增长不是最终的目的。新自由主义(也叫“新右派”)是保守主义政治中的激进力量。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竞争可以让个人自由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企业会在市场调节下进行自发性的合作,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对经济的不参与,把经济完全交给市场调节。于此同时,新右派也看到了家庭生活中道德衰败的现象,对待这一问题,新右派强调家庭传统责任的意义,因为福利国家发展导致的家庭道德权威的下降现象需要得到扭转。 由于新自由追针对性地指出了社会主义者所鼓动的集体主义的缺陷,提出需要给予市场充分的繁荣,同时又更新了家庭和国家的道德制度从而解决福利国家带来的道德衰败。所以新自由主义者在近些年获得了成功。然而吉登斯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存在着致命的矛盾。一方面,在鼓励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中,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把那种影响深远的去传统性力量释放出来。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帮助瓦解的那些传统符号被认为是社会团结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一方面强调自由市场、经济个人主义等,另一方面又认为市场经济瓦解掉的传统符号需要被重新拾回。 保守主义关注的是在传统符号下被合法化了的权威。然而,同新自由主义的问题类似,保守主义也变得自相矛盾。在解传统化的背景下,保守主义的一些主要观念走出其最初的背景后,获得了新的意义。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陈词滥调获得了新的知识和实践力量的支持。当然,右派和左派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混乱和模棱两可的,而激进主义从来不是左派的唯一特征......在今天存在着高度反思的情况下,不存在这样明确的划分,并对于消失的激进主义政治纲领来说不许议案——这不是“历史的终结”。此时吉登斯已经初步表明了本书“激进政治”的本意,即要摆脱左和右的固有关系,考虑大胆地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时,主张保护、保存和团结的哲学保守主义,在今天需要为政治激进主义提供意义。 2、回归保守的社会主义 第二章“退出激进主义的社会主义”,殊途同归,社会主义也逐渐变得不那么激进。 因为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兴繁荣起来。同时,第三世界也把社会主义革命当做摆脱自身在全球秩序中的从属地位的唯一途径。苏联类型的革命社会主义和西方凯恩斯主义在经济理论上有着相通之处,它提供可一个赋予国家权力去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方案。但是这种控制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其作为简单现代化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手段是可行的,但是由于反思性的现代化,社会生活被全球化分割了,制度反思性程度大大提升,凯恩斯主义和苏联经济模式就此停滞不前了。 吉登斯把社会主义的问题归结为现代性下风险由外部向内部的转移。当大部分风险是外部的,苏联主义和凯恩斯式的“福利妥协”可以良好地运行。但是,现在社会主义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风险由外部风险转为了人为的风险,所以适用于抵抗外部风险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模式或崩溃或处于守势地位。社会主义的“社会控制论”,在高度复杂的体系中失去了效力。因此,社会主义转向守势,把注意力集中放在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关注的焦点上,即福利国家上。 由此看来,当前既有的西方意识形态都走向衰竭:社会主义、保守主义都走向解体,新自由主义内部充满矛盾。另外,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制的结合为创造社会团结提供的手段微乎其微。所以在此情况下,左与右应该何去何从呢? 综上两章的内容,吉登斯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 因此, “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 已经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陈词滥调”。右派本身是主张保守的,但今天右派已经转向了激进。右派通过市场的不断扩张启动了激烈的变革进程。与此同时,主张激进、变革的左派现在则主要寻求保存,努力保护福利国家的成果。 二、反思现代性的问题 1、全球化与人为不确定性 人为不确定性世界的产生,是工业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反思现代化的根源在社会的变化中。现阶段的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上资本主义的扩张,其还影响和渗透了全世界人社会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带来联系的同时,带来的还是新的断裂和分散。 我们面临着来自认为不确定性扩展的高风险,这些风险每一个都符合现代性的制度维度。四组全球性的风险和与现代文明的不同制度维度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经济的 (资本主义) 两极分化 生态的威胁 (工业主义)
(监控) 对民主权利 大规模战争 (暴力手段) 的否定 的威胁
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展带来经济的两级分化风险;作为推动我们改变与物质自然关系的生产方式的工业主义带来生态威胁的风险;控制军事权力以及暴力手段带来大规模战争的威胁;作为产生行政管理权的手段的监视带来大规模战争的威胁。面对这四类风险,吉登斯也给给出了相应的应对框架:
(资本主义) 后匮乏经济 人化的自然 (工业主义)
(监控) 对话的民主 协商的政权 (暴力手段) 后匮乏经济的概念明显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态度,当今资源的短缺依然是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的,但是不应该再把经济增长看做是至关重要的了。要避免“过度发展”和过剩的积累,这种不必要的积累和增长反而会导致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失衡。人化的自然指的是人类的活动已经无法与自然分离开,传统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紧密交织,我们无法找到纯粹自然的东西。这种关系要求解决人和自然如何和谐共存的问题。对话交流在原则上适用于从家庭暴力到战争的所有暴力形式。协商的政权是要用协商的方式来代替军事带给全球的未知风险。 2、社会反思性的扩展 全球化影响下,本土情境被摧毁了,人们必须对其所处的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社会性反思得以扩展,深刻反思的世界带来了更大的行动自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做的能动选择太多,而可以依照的本土知识和传统符号却消亡了,所以不得不在我们的行为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反思、决定。比如在今天,人们不得不决定要吃什么、怎么吃;不得不反思是否应该结婚、和谁结婚、在什么时间结婚。面的这种高度反思性的社会,吉登斯也指出专长的使用会取代传统的指导。高度反思性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采取一种积极的方式去对待其生活环境。 吉登斯同样指出,社会反思的增长产生了影响社会下层的“双重歧视”。社会下层不仅在原有的社会分层下受到物质的剥夺,还在反思性下被剥夺了反思性地参与社会秩序的权利。因为反思性的参与需要知识性和技术性的基础,社会下层因此受到了排斥。并且,由于现代人的反思性是其完善个性的重要方面,所以这种排斥既是社会层面的,又是心理层面的。 3、公民社会的问题 民主现在不同程度地普遍流行开来。究其原因按照福山的观点来看,民主化的正统观点赞美历史替代性出路的消失;“虽然自由民主的准则可以普及,但是,自由民主制度主要限于民族国家。”康德很多年前指出的这个悖论甚至比以前更尖锐地产生出新的全球化辩证法。 民主化在世界的全面发展也带来的公民社会的问题,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集权化;公民社会复兴的危险可能促进原教旨主义的高涨和暴力;权利的增加扰乱公共秩序。 据此,给出了吉登斯给出了一个可供选择的观点:如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言,最“强大”的国家就是“最弱”的国家,这里有一个能动性政治领域,它需要与民主化特征更广泛评价联系在一起,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民主就是自由民主上。 吉登斯强调的对话民主与传统的民主不同,其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对话民主化首先与先验哲学原理无关,其次对话民主并不一定要求达成共识;对话民主坚持反对各种类型的原教旨主义。积极的信任,就其通过差异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来说,是原教旨主义的敌人——而且严格说来这就是它与对话民主的关系。 在正式政治范围以外可以看到,今天的对话民主是在四个相互联系的领域里取得了进步——每一个领域的进步又都反过来影响正统政治。首先,个人生活的领域由于上述原因,今天可能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民主化及其全球化发展的第二个领域,是社会运动和自助团体的增加;民主化的第三种情况可以在组织领域中找到,全球化与反思的联合影响在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对话民主的第四个领域与较大的全球秩序有关。 4、福利国家的矛盾 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和其他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的国家经济增长机制的转轨,出现了一种比以前更加彻底地反思机制;而且不断地分散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的结构性影响,在对福利制度的困难方面尤为明显。 福利国家的结构性来源有三点:首先是有偿劳动具有核心和决定性的地位;其次是民族国家的建设产生了国家稳定的愿望;最后是为了实现风险管理的目标。此处的风险是指传统社会中的外部风险,而非目前所面对的人为风险。 吉登斯认为以往的福利制度没能有效地实现再分配的目标的。福利制度不仅仅证明了不可能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福利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成了帮助扩大中产阶级利益的手段。阶级妥协并非直接存在于资本和工人阶级之间;它是一种巩固社会秩序中间部门的妥协。”吉登斯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福利问题。首先是工作和阶级问题。“国家失效”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福利政策都是去解决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从去切断根源。福利运作的成本过于高昂,纳税人进行反抗,这是福利国家通常有的困难。这看起来是外部的局限性,其实不然。若我们把财政上的紧缺看做是认为不确定性运行的结果,就应当从内部的资源组成方式上来解决这些问题。生产主义把福利国家的发展禁锢起来,无法摆脱既有的生活习惯与模式。吉登斯特别强调的是性别角色的分工,这样就大大削减了能动性与自主性。 下层阶级的福利问题也很严峻。左派与右派在此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左派认为下层阶级对当代社会具有很大的作用;右派认为下层阶级是福利依赖的产物,福利导致了下层阶级的失业和家庭生活的解体。吉登斯认为,下层的形成首先是结构性的,然后才是文化性的,下层阶层形成后其阶层文化加固了其自身特征。结构性的失业,以及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离开内城居住产生了强烈的自增强性(因为与没有正式就业的家庭以及经受长期事业的绝大多数家庭为邻,人们体验到从工作网络体系中被排除的社会孤独感)。这种破坏性呈螺旋上升,其和福利依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激进政治的框架 吉登斯不像其他西方左冀作者那样喜欢使用“后现代”这个词,他认为用“反思的现代化”和“后传统社会”更能反映他时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质的把握。其在分析了后传统社会种种矛盾和问题后,建构了其保留社会主义思想核心的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 1、关注修复被破坏的团结 传统在今天依然是存在的,传统没有被消解,而是实现了变革。在理性科学的发展下,科学本身成为了新的传统和权威。吉登斯对传统和团结的修复非常重视,要求有选择保留传统,或重新创造传统。同时要对个人主义重新认识,个人主义更应该被理解为社会反思性的扩大。个人在高度反思性的社会中拥有行动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生存和构建自己生活的前提。个人与社会之间需要形成互惠和互相依赖的关系。在解放传统化的社会中,依靠积极信任,以及复兴个人和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感。 2、提出生活政治的主张 生活政治相对于政治秩序的正式领域和正统性更少的领域的中心性正在不断增加。生活政治是生活方式的政治。即我们如何并以何种方式在反思性加强的社会中更好地生存。反思现代化深刻揭露了生态问题。现今传统与自然已经无法相互独立地存在了。我们虽然无法回到自然或传统,但是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具有集体性的人,我们在积极接受人为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能够努力使我们的生活重新道德化。我们需要摆脱生产注意主义,需要在自主、团结已经追求幸福的主体应道下去回复积极的生活价值。 3、形成能动性政治的理念 与社会反思性的普遍化相关,提倡积极信任的能动性政治。能动性政治没有把自己放在旧的国家与市场的对立之中。启发性政治是有效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的主要手段。 能动性政治和前文的生活政治、后文的对话民主、积极福利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4、进行更彻底的民主化,强调对话民主 这是在全球化时代、高度反思下自由主义民主缺陷的必然要求。自由民主本质上是一种代表制度,它是一种政府形式,以定期选举、全民投票、良知自由以及承担公职或组成政治社团的普遍权利为特征。民主化反对权力,试图把它变成一种协商关系,不管这些关系是平等双方之间的关系,还是不同权威间的关系。对话并非取决于物质的平等,不过它确实认为资源的差别不能被用来阻止观点的表达,或者作为严重扭曲了对话交流的条件。对话民主化不是自由民主的延伸,甚至也不是它的补充,不过从一开始,它就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这可能对重建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的贡献。政府更大的透明度有助于民主制的民主化,而情感民主对正式的公共民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5、从根本上反思福利国家,提倡积极福利 虽然福利国家体现了社会主义成功的一个方面,但在目前外部风险已转为人为风险的情况下,无论福利国家在打击贫困还是在实现福利分配方面,都没有能发挥很好效力。组织资源的方式越来越不适应解决当初设想的问题。积极福利应该更重视使用生活政治措施,把自主与个人和集体的责任联系在一起。 积极福利需要与更广泛的全球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如何在后匮乏社会中重新组织福利制度?吉登斯提出要超越“生产主义的思维”,向生产率方向前进。国家需要发挥的作用是,继续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目的是防止依赖的出现,而不是促进依赖的长期存在。同时必须与各种地方或国际的自助团体合作。 6、解决暴力问题 强调对话的积极作用,希望通过对话解决包括战争、价值冲突和性暴力在内的各种人类事物中的暴力问题。对话意味着共同理解和自我理解,彼此能够深人了解,在此基础上可以 解决价值冲突。 吉登斯在全书最后一章谈到力量与价值问题。在目前价值多元化下,面临的难题是谁来执行激进政治议程,并且如何为这一议程提供价值指导。激进政治的方案必须建立在生活政治和能动性政治的结合点上。全球化具有两面性,其在不确定性和碎裂的同时,也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预言普遍价值的产生。吉登斯认为普遍价值仍然存在,如人类生命的神圣的价值、普遍的人权、保护物种、关心未来的一代以及现在的儿童。这些非消极的价值表明,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能够超越利益的鸿沟。 五、“第三条道路”的继承与超越 1、继承:重构的“激进政治” 吉登斯的“激进政治框架”它虽然从哲学保守主义那里汲取了营养 , 但是保留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大多数理论家都认为所谓全球化是一 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而吉登斯却在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中提出了“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的理论,可见,尽管他提出了超越论,他本人却仍站在西方左冀的立场上,骨子里依然是激进派,而且“保留了社会主 义的核心价值观”。吉登斯主要从经济压迫和贫困方面批判资本主义,认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依然有许多马克思提出过的破坏性后果,包括居于主导地位的增长的伦理、普遍的商品化以及经济上的两极分化 。 2、超越:激进政治框架的特殊性 吉登斯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激进政治,说明他把自己还是定位于中左翼,说明并没有完 全放弃对左与右的划分。这种激进政治旨在传统左派与新右派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出路,对二者进行超越性的重构 , 而不是二者思想简单的折中。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的思想我们可以看 作是一种既包含左又包含右的思想体系,或又是一种既不同于左又不同于右的思想体系。“激进政治的框架”是具有明显超越性的,其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明显的区别。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支配,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强烈 的经济个人主义。吉登斯则要求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主张政府与非官方部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进行民主对话,以“治理”代替“统治”,实行一种 “广泛包容” 的政策,以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共参与决策。对待福利问题,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全方位福利和新自由主义把其交给市场,激进政治框架要求建立“积极福利”。同时作为左翼思想的代表人物,吉登斯同时认为福利国家的许多特征确实需要被保留下来,例如福利措施中常常体现了信任和团结。在生态问题上,吉登斯激进政治的框架高度重视生态问题。其把生态问题和人为风险紧密联系,生态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更是在环境风险下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重要任务。 六、总结 通读全书,可以明显看出吉登斯的激进政治框架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构思,至于其如何成为可操作化的实际方案,吉登斯还没有给出方案。然而,他依然在与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个融合。反思现代性不仅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且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也正因为其虚伪性而受到选民的消极抵制,从而使这种传统的西方民主模式遇到了挑战。本书中所说的英国的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困境,和其他地方的基本困境是共通的。正如书中对激进主义的阐释一样:“让激进主义回到其原本的意义上:它的意思是准备大胆地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吉登斯旨在解决反思现代性的实际问题,而并不拘泥于是左还是右。 吉登斯对当代“后传统社会”“反思现代性”深刻、宏大的分析,建构出超越左与右的解决方案,给当代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启发。同时,吉登斯还很重视社会团结、强调吸收哲学保守主义中坚持连续性但不局限于用传统的方式维护传统、全球化带来生活和生存的问题、民主和对话以及彻底反思福利、合理解决贫困、反暴力等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构想, 对面对当代全球化下的各种矛盾和风险的威胁,具有很高的价值。这种理论建构带有现实主义乌托邦的色彩,其真正进行实践和获得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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