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2020.10.24-2020.11.11）：
沃勒斯坦
《世界经济体系》第一卷、第二卷
费孝通
《乡土重建》
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周天轮转：现代化洪流中的古老中国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以随笔加评注的方式撰写关于一本书的读书报告，大概记下的都是一些看上去零散的知识和语言，但是这些无一不是阅读的过程中引发思维震颤的地方，是获取新知的喜悦，是逻辑通达的酣畅，是对差异的慎思。似乎读书很久了，该知道的东西很多，体系应当还算完备了吧，其实不是，读书越多，思考愈久，越是觉得应当谦虚，越是认识到自己平平的资质、浅陋的学识、和一份愿意为社会科学投入精力的热忱。因之，唯有经历漫长的锤炼和打磨，才是最终成就人生、成就事业的唯一途径。这篇报告似乎也是写在我读书进程中的又一次转向的当口，开始从想象的、语汇和概念的倥偬当中抽身，走出一刻不停的对于自身的审视，获得最终的自在和自为。转向最为真切的生活，将各个对应具体的概念和词汇也一并重视起来，它们连贯成历史、经验和此时此刻的现实，它预示着一种下降，预示着思维能力的迁移，预示着胸怀气魄的跃升。
我时常觉得我日常的所思所想是再也简单不过的、平平无奇的东西，因而都没有去有选择性地记下，只是在脑海中过上一遍，就自我满足了，但是严谨的社会学科训练和工作是不提倡这种态度的，因而需要多写，多整理，多对这些自身认为习以为常的想法进行有目的、有系统、认真负责的整理，这份细小的工作也自此开始吧~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
文化指一个团体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相当一致性的个人行为，这是成“套”的……一个团体的生活方式是这团体对它处境的位育，人和自然相互迁就以达到生活的目的，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文化中的价值体系也应当做这样的看法。
中国传统处境的“匮乏经济”，知足常乐；工业社会处境的“丰裕经济”，无魇求得
农业经济的季候性特征，劳动是时节的，但是消费却是终年的，农田不但得报酬所费劳动本身，而且还要担负培养和储备这些劳动力的费用
土地所需劳动力的分量是跟着农业技术而改变的——技术停顿和匮乏经济互为因果……
知足、安分、克己-一面是停滞、一面是稳固”
它在内中是自洽的体系，但是在现代性因素的影响下显得有些局促，倒不是这种文化本身出了问题，更多的是承载着这种文化的社会体系无法产生出像现代社会那样高效的，对客观世界，特别是物质世界的改造能力，因而被迫卷入一个更加巨大且不平衡的整体人类生活体系当中。
中国要处理两类问题，先是安居的问题，其次是乐业的问题，即解决生存、能够过活的问题，其次回答生活的意义问题，这两者需要综合起来谈论，其一在于意义不是脱离于具体实践的单薄审美，过程与过程中的人和事，成为意义的重要来源，其次，任何离开存在存续而空谈意义的问题都是危险、幼稚的浪漫主义与想当然。
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不是仅仅局限在个体式的审美体验中，更多地需要与这个巨变的时代相关联，给出世界问题的中国视角、中国理解、中国解答。而这样的话语必然需要有一套整体的凭借，一如文化的现实载体一般……
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一定要摆脱宿命论和决定论，摆脱虚无主义。特别是当我们回望“落魄期”的文化场对于中国文化的反思，于愤恨中汲取力量的同时，需要警惕与这愤恨孪生的妄自菲薄与故作悲戚。社会上升期，物质丰裕、生活有奔头，人们的精神面貌自然不一般，不必苛责和放大在急速现代化过程中少部分群体行为模式的不够文明，总体来看，社会是呈现出欣欣向荣，大体上安居乐业的面貌的，因而在这个时代需要的是部分的改良和在系统的对社会、历史有理解后，能够“治未病”的能力，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保守的，它不是天然的革命派，因而在某些剧变的时代难以迅速调整它整体的面向与步伐，但是，借助于它，我们可以对社会现实有深刻的认识、有具体的分析、有能避免低级错误的判断，但是往往这些品质都是难得的。因而，在和西方文明对比中回答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中一系列“有和无”的问题的过程中，包括“为何中国没有诞生资本主义”、“为何中国社会没有诞生自由民主”，要在根源上理解这些问题危险的前设，选择严肃、深刻、努力地回答“怎样有”才是社会科学的基调，过分地思索“为何无”是徒劳无功的，甚至是非常有害的，进一步地说，思考“怎样无”也比“为何无”更加符合社会科学的思维进路和学科面向。对具体的经验有深刻的分析能力，是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科学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起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三个主要的视角，首先是毛主席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判断阶级问题是那时的根本问题，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括，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被证明是最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有力判断，也是打破、改造、重塑的伟大实践；其次是梁漱溟从文化-伦理视角出发提出的文化失调问题，职业分殊、伦理本位的传统在社会结构在各种力量的激荡下发生变动，这是破与立，中华文明何以自处的绵长、恒古的问题；最后，便是费老以人类学田野经验、中国国学文化浸染和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研究和论断，在那个时代聚焦于社会结构失衡以及如何恢复重建新的、适应现代化的社会新秩序。这三股脉络实际上都是宝贵的财富，其共性都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立场，超越性的气节与宏大的历史关怀，但是这些立场都建立在对具体的现实、具体的经验、具体的历史、具体的文化有深刻、系统、全面的认识、把握、分析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应当不能忘记这些宝贵的传统，同时也不拘泥于这些传统，在新的时代、新的架构、新的历史关头，仍然能够做到在细致勤奋的思索中对世界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皆有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把握。
乡村、市镇、都会
乡村和都会的关系，乡市相成论与市乡互斥论
中国并非没有工业，而是工业分散在农村，小农制和乡村手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配合有着极长的历史。由于土地产出的边际效应和季候性劳动特征，农民唯一的求生方法是“兼职”，农闲的时候做手工业，换句通俗的表达叫“贴补家用”。基本工业分散，乡村是传统中国的农工并重的生产基地，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高度的自给，惯于降低生活来应付灾荒的乡下老百姓，除了盐，很可以安于自给自足的经济，虽则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必然是匮乏的。
乡村自发的交换造就了“集”，固定下的街和集就成为了小市镇。中国乡间劳动力过剩，过剩的劳力在只有农业和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的传统经济中并不能离开乡村，他们尽力以降低生活程度为手段向别人争取工作机会。劳动力成本的降落，使一部分稍有一些土地的人付出很低的代价就可以得到脱离劳作的机会了，他们出租了土地，自己就离乡住入较为完全的城里去。这些离地地主集中在市镇，市镇里就出现附靠着地主们的“艺匠”。市镇并不是生产基地，他们并没有多少可以出产可以去和乡里的生产者进行交换贸易，他们需要粮食和劳役，它们通过地租和利息负担于乡村之上。
以通商口岸为主体，包括其他以推销和生产现代商品为主的通都大邑，现代都会虽然从过往的消费中心和依附于乡村的状态转变成为生产中心，但是却打破了原有的机制，生产性的都会抢占了农工并重的乡村劳动力产出中的手工业部分，但是它又无力挤占农民的田地，因而农业收入独木难支，乡村生活每况愈下，甚至还要更多地受到来自地主的盘剥，因为这些现代都会是由于外来的入侵而导致的。负重的乡村终将走向衰落和瘫痪。
但是现代化难以进入的中国是无法继续在其他民族国家飞速发展的世界立足的，所以，需要一种良好的方式来完成整体的现代化转向，否则将会一直陷入都市破产、乡村原始化的困境中。
这种困境和迫切性从今天来看，季候性农业劳动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中国的文化秩序，“秩序深藏于人们的生计之中”，在诸如生老病死、四季轮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等一系列的人类实践中，生发出来许多的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家共产”的经济模式，或者说，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行事逻辑，将向内剥削劳动剩余变成农民最为基本的行事逻辑，即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将家这个生产生活单位经营得红火，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内核就导致随着现代社会方便的交通网络和高度的社会流动可能，这些有内生性力量和高度自我约束的劳动力就可以集中地流向需要他们的地方，当然，这里面还有，为何聚集、为何离土不离乡、为何形成地域性的行为模式特征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它当中蕴含着农村农业农民稳步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因为中华文明过往就是一个懂得理性安排生计的文明，并且一直在一代代稳固地经营着，调和外界矛盾与不确定和家庭稳定生活和确定之间的关系，似乎再也没有人比我们更加懂得如何“过日子”，只是这样自发的行为，在现代性的催化下，需要一种自明，在受到外因的影响下需要符合现代性话语的表达，需要形成体系、需要一整套的国家模式、社会治理组织在背后支撑，只要我们利用好后发国家的捻合性羞耻、利用好深埋于内里的原生性生命能量和生活智慧，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困难可以难住我们。
论城、市、镇
地理区位学意义上的分类学细化，母语描摹概念与社会学语汇的接洽。
城郭、城池、集镇、街市……这些语汇都带有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感觉，“郭”是一种岩石、山峦和墙体环绕，“池”是河湖的依托，这些话语中蕴含的是一个可以延展的自由空间，但是其底色是古汉语的从具象到抽象、从状物到抒情、从描摹到整体的思维方式和文字风格。但是现在总有人说这些“不科学、不严谨”。为什么它们不严谨呢？因为它们的概念内涵和想象空间不周延，它会让读者在理解上产生层次性，但是，真的只是从这一个出发点来考虑问题的吗？其实可能不然，因为，扁平的、没有延展和伸缩性的词汇，比如“结构失调”，它就是一个带有翻译色彩的词汇，它是高度抽象的，费老在文中用的对应词是“脱栓”，这时木工活里的词，是可以感受到这种质地和层次的，有对应和想象的。倒不是为了研究具体的词句而来说这些，是费老的这些词变成了一种风格，成为了一种词的调性、话语的调调，这便是一种整体性的风格，又比如中国是后发性现代化，费老则是说“外铄”，这时冶金实践中的语汇，自然它的意思就是，带有外部高温的炙烤、并非我们喜欢这些现代化的东西的一种感觉，还带有其他维度的丰富性层次，“形容得毕肖了一些”，但是正是这种毕肖当中，传达出中国语言和思维的风格，它不是理性抽象概括从一众具象当中分化出来，完成对一切的统合，这种风格最早可以追溯到巴曼尼德斯的相论，中国语汇和思想的混融和整全，是它每每不同于西方思维进路的灵感，当然我也不是呼唤着重归古典语汇，只是在这些形式的背后，潜藏着潜移默化的力量，是文化涵化，或者说，春风化雨的绵长作用，这如何不让我们社会科学警惕、好奇、关注呢？但是无论如何，在翻译韦伯作品时的注疏中强调他在德文语境中的用法和词语范围的伸缩性，这种抬爱和审慎，我是极少在中国自己研究自己的语汇中见到的，也少在外国人看我们的时候见到，或许是因为我见识太少，最好是这样，不然我就认为，它是一个复杂且重要的问题，并且这些仅仅只是它的表征。
不是崩溃而是瘫痪
现代社会的危机，是源于生产的停顿，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经济困难却是小农经济的整体瘫痪。
小农经济整体上来说是有很强的韧性的，这种韧性体现在其生活品质的高和低可以在一定时空情境内被广泛地接受，同时，自给自足的经济循环较少地依赖于整体性的贸易和流通循环，每一个生产单位都是自足的植物细胞，而不是整体性的动物细胞。消费自给、生产资料自给。只有在灾荒面前，小农经济模式才会停顿，一个片区的灾荒引发人口溃逃，过去分隔开来、自给自足的经济小区如果托举不了流民的消费压力，就会发生新的机械式的新生产细胞凋亡，在这一过程中，流民人口不断淘汰，这种凋亡也是机械式的增长。通过这一变动，我们得以窥见中国经济韧性和脆弱性的根源，随着人口的增长，中国的耕地本来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是不能给人以温饱以上的报酬的，土地利用的边际实在已经太低，一遇到更重的赋税便承担不起，这份“更重”的赋税是从哪里来的呢？其一来自西方列强侵略中国造成的战争压力向政府转嫁，最终政府只好也只能从农业剩余中提取；其二来自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压力，不向外扩张创造新的财富，必然只能向内提取农业劳动力剩余建立有利于工业和都会发展的基础设施，这份压力又将再次转移到农村和农民头上；其三，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现代物美价廉工业商品从港口-都会-集镇向内“倾销”，使得小农经济中贴补家用的家庭手工业产品失去销路。在这三重压力的作用下，小农经济的各个单位细胞必然会走向渐进而缓慢的凋亡。最终，连农业生产最需要的稳定性都无法保证的时候，将从零件式的凋亡走向彻底的瘫痪和死寂。七年之病当需三年之艾。
基层行政的僵化
政治效率问题-伴随着西方早已建立步入成熟期的行政体系之上的评判标准，中国自觉落后，同时，战争和发展的压力使得政府推行治理的现代化，要牢牢把握过往统治未能触及到的乡土社会-保甲制。
但是在过往的几千年中，依照中国传统的生计模式，政治制度是一套经过反复实践和调整后形成的内生性、自洽的运转模式，我们可以大部分地将自上而下的统治轨道所遵循的行事逻辑概括为传统皇权的“无为主义”。从常识来说，政治上绝不会存在绵延长久的自上而下的单轨运行，一个健全、能持久的政治必然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规形式，中国即使最短命的朝代也维持了几十年，大多数朝代都是维持了百年的统治。自上而下来看，从县衙到大门，县以下并不承认任何的行政单位，县衙的命令并不直接发到人家里，而是发到地方的自治单位当中，在乡村里，被称为“公家”。而从县衙到大门这一段的距离，便是另一条自下而上的轨道，这便是所谓的双轨政治，这条自上而下的轨道，在行为的表征上，是由人民自理的。但这究竟是不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还需要充分地探讨（实际上就不是，傻子也知道不是，觉得是的……就有猫腻）。
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并不在明面上被承认，但是在皇帝无为而治的状态中，确实有着无数乡绅、乡贤甚至是自发的乡老这类团体遍地勤修民政。因而，在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中央做的事情是极其有限的，这是因为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很容易相冲突的，中央基本上有且仅有农业剩余提取的赋税维持这个统治阶级的存续（当然究竟商贸发展多大程度支撑了赋税，是可以研究的），所以要把人心捋顺，把事情办妥，中央的需求不能过度干涉地方上的公益，人民对中央履行的义务是有限的。而不被政府承认的这些活跃在乡土社会的乡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联结纽带。
乡土性地方自足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超过于地方性的公务逐渐复杂，要维持这有权无能的中央政府是不合时宜的，事实的需要使得中央的任务日益扩大，但是这可以很好地和中国中央集权的传统契合，问题只是在于过去道德性、伦理性的对于集权的约束逐渐地减退了，无为主义成为了传统，我们需要调和一套新的防线保证现代化国家的建立又要警惕权滥用。但是，社会学更加在意的是第二条防线，是治理模式的社会性基础，直接代表统治者和人民接触的人，最容易滥用权力。保甲制，促使原先站在地方立场上的人只能权衡着加入行政系统当中，往往新的机构不能有效地接受原有内生性自治机构来推行地方公务，旧的机构也失去了合法性而无法正式活动，因而自下而上的这一条轨道断绝，当无法忍受的时候，革命也就到来了。况且，政治系统始终脱离不了生计系统而存续，旧的生产方式已经裂解，但是旧的生产关系却还没有消散，在数量如此庞大的中国，改革似乎难以为继。这便是尾大不掉，积重难返的经验来源。
再论双轨政治
如何在讨论“绅”的时候不带上与他国比较之后产生的“劣”的情绪，不带上过多个体式经验中的偏见，这时社会科学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方法，然而在费老的那个时代，还并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或者说学者们带有的基本能力素养，恶感和成见的去除，看起来是一个个体思维方式的问题，实际上同样关涉了时代性和社会性的问题，当时的学术场内部，并没有形成与现代社会体系相匹配的社会科学系统。所以在行文中，费老引用的责问和攻讦，实际上多数都是无法形成连贯语境连贯层次的对话的，还需要从话语中剥开到底是在讲事实还是在讲原则还是在讲情感……在讨论时、分析时可以敏锐地知道，这些回应的人有观察、有想法，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经过严谨的、系统的学术训练。
在内容上，于中国社会、政治现状、文化传统和具体阶段当中讨论上与下的关系，在西方民主的表象下，是组织起来的居民，是现代化之后的农村和整体社会，公民的行为逻辑与中国当时人民的状态相去甚远。在无为主义的皇权难以为继，现代化国家中央集权势必加强的情况下，要深刻思考基层自治和基层治理内部的原生性运作逻辑，让它自主地良性运作，国家只需要注入相对较少的行政资源去撬动利益，消除恶劣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理解中国的广袤乡村。“在现行的机构中，中央即使有良法美意，一到最后执行者手上，就会变成扰民的举动”。无论是自上而下的轨道还是自下而上的轨道，都应当在变动的时代中完成转向和调整，从基层乡土的视角上看中国的重建问题，费老认为主要的就是怎样把现代的知识输入中国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基地“乡村”去，但是这样的问题是不能仅仅靠着知识分子下乡的，政治家的筹谋和知识分子的想象是不同的，时代呼唤着整体性的变革，并不是小修小补能够解决的问题。只有趁着内忧外患的时代条件团结人民，将过往散落的人口、自发的聚集变成组织化的人口、自为的团结，才能又快又好地把现代化这件事情做成。我们应当明白，这带有正义性内涵的伟大实践，解决的不是民主的问题，自由的问题，解决的是生存的问题，是作为第三世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如何延续，选择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今后将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的问题。看起来文章论的是双轨政治不假，但是催生这文字的社会史与思想史背景，是汹涌澎湃的。
损蚀冲洗下的乡土
中国传统的小康经济，大部分时间和区域内做到黎民不饥不寒，小康水准
乡土社会中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
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乡土联系的最高表现
一个健全的和能平衡的文化必须站在有机循环的基础上
传统乡土社会的人才不是集中而是分散的，社会的升降流动机制，大范围的科举取士，小范围“家无三代富”的传统土地制度。都会当中，现代社会结构当中，乡土培植出来的人已经不复为乡土所用，甚至也无法返回乡村。现代机制的引进，大学并不是为社区造人才，在各个结构中反而出现了依附性、寄生性的阶层
社会有机循环开始脱链，这种脱链是内生性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后果，关键在于如何处理问题，恢复到安居乐业的正常轨道里。
1、获得了社会阶层跃升的人，究竟能不能在都会中扎稳脚跟，多大程度地参与到社会事务当中去，又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这些实际上是有关上限的问题，社会科学无法具体解决个体上限的问题，但是可以回答为何呈现出上限的瓶颈问题，但这不是那时的迫切问题；
2、农民阶层无疑是具有极高韧性的，长期位育出的一套生活面向和他们的生计方式本身，在压力面前通过削减生活水准来完成压力承载。但是转型期间，这种模式趋于渐进但是终将彻底的瘫痪中，粮食衣服从农业中来，生产工具也从农业-手工业中来，军费要从农业剩余中来，工业化要资金从农业剩余中来，社会建设资金也从农业剩余中来，因而那时中国主要的问题必然汇聚于土地问题上，深切地和农民发生关联；
3、如何将中国的局面收拾干净呢？历史给出了解答，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哪里呢？可以留待具体分析。
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却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是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各地依照土产加工制造出消费品，日积月累，各种工业都有著名的地域。辑里丝、龙井茶、景德瓷……制造这些土产的都是一家一家的农户，制造工业分散在家庭里固然使中国传统工业在技术上不易进步，但却是一个传统经济中的重要事实，使普通土地不足的农家可以靠这些家庭工业里的收入维持小康生活。
按照壮劳力食米量426斤一年来计算家户的支出和盈余，每户平均耕地8亩半的太湖江村，一户每年缺米784斤，在不能扩大农地经营范围的基础上，农民必须在农田外找到生计来源，使得交上地租和税费后还有不少结余，支持婚丧嫁娶、农业投资和其他消费。从农业生产上来说，中国农村的人口并不多，劳动力合理地依照季候和当地的水土特产安排停当，只是从生活程度上来看，人口好像很多。养工一年，用在农忙，因而农忙时期的劳动力反而是不足的。传统男耕女织的自足经济因为大都会廉价工业品的倾销影响而陷入中断和破坏，第一个脱栓的齿轮是乡土工业。
因而过往被很好地隐藏的、高额的土地负担开始暴露了，在生存受到威胁的困局下，佃户和地主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康的降为小贫、小贫的降为大贫、大贫的开始铤而走险，他们实际上只是要求回复到过去的生活水平。
可能未来还得依靠农民以生活程度来和西洋的劳工竞争
如何抓住土地的产出，如何利用，如何集中……
地主阶级面临考验
接续上述对于中国传统劳动力剩余和社会财富来自于哪里的问题，我们可以知道，矛盾的源头出现在整个经济模式的难以为继，必然使得依存于这一经济模式的统治者们-依附阶级需要做出同样的调整，这是时局变化后改革的迫切性。整个现代化转向的可能性都只能来自于土地出产的财富，这些财富究竟如何集中，如何使用呢？在当时是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
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地主主动还是不主动地放弃特权，更重要的是中国能不能在农业产业以外开辟出广大的生产基础，土地供养出的人与社会，能否诞生出崭新的生产方式。
特权所给人的享受会向灵魂深处索取它的代价，
保守、主观的限制、技术的稳定与结构的稳定
中国的地主阶级并不是一个突出的特权集团，在暴力机构和民众抵抗当中，他们依照儒家入世处世的传统，柔化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矛盾。人的因素，现实权力的因素，各个方面的因素充斥在具体的生活当中。
这一寄生阶级的特殊性和为人处世的风格并不一定如同费老讲的那样，专门化的部分很容易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消灭，它的实存可能消灭了，但是它的生活面向是远远没有泯灭的，甚至于在此世依旧很好地存在着，虽然它的纯度不如从前，借助的言行器物不似以往，但是内里的风格和味道是不变的。但是又正是这种内里不变的部分，使得这一切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因为主要矛盾的转移，而不断地闪烁，在具体的时段中裸露它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在文章中还较为有意思的是关于工艺和文艺的区分，工艺始终具有它的对象，是诞生于人与物的实践关系当中，但是文艺多数变成了一种象征标记的玩弄，中国传统以地主阶层为基础的思想和学术，深刻地表现着这种特性，费老的批判究竟是不是因为中西文化对比冲击后形成的诘问暂且不说，我认为它应当阐发为更一般的人的行为模式和结构丛，其实，要探讨的问题逐渐捻入了现代文化、现代生活风格、现代社会中的一种长期位育的有关讨论，因之，文艺可能只是不合时宜了，就如同旧的土地食利者不合时宜一样，这些都应从社会寄生性转变成社会服务性，其内里的判断是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基调，也是今后社会系统论，各个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的现代社会理论的一种未言明的前设。所以“服务性”的调子定的也很好，它在日后汇流成“为人民服务”，将社会服务性再次阐发和与“个体-社会”联结，给出了中国的制度、文化、路径实践，但是缺乏的是一种社会科学体系化的再表达……因而，社会科学是远远落后于实践的，从文艺的玩弄背后的场的封闭性当中就可以窥见端倪。
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
在保证基本的农田主要作物的基础上，发展乡村工业，恢复基本的生产单位
为农民减负，发展最后回馈到农民
现代发电技术和电力输送技术保证了分散的用电成为可能
但是大型国民经济的命脉，应当防止私人专有
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
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的交通成本低 劳动力的生活成本低 工厂要支付的劳动力成本低
灵活的人工和机器相互补充 人工投入量大的改用机器代替劳动 机器昂贵且不实用的则补充人工
电力传输技术为乡村工业解决了动力问题
农工双方都富有伸缩性 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下 是可以通过这些办法来完成的
乡土工业的新形式
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
节约储蓄的保证
合作互助 以自然村为单位 将人们组织起来共同劳动 生产产品日用与剩余销售
不识字的农民和现代技术之间一定需要一个具有公共性的桥梁 教育是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当中不可成为私人占有垄断的部分
中国社会劳动力的资本必须省出来 从现有的生产产品中省出一部分来不去消费 而是换取生产资料 进行整体性的工业资本投资
在黎民不饥不寒的基础上提取劳动剩余 国家储蓄 最终可以压缩的还是农民有弹性的生活水平
中国在当下一两代人当中，最基本的工作是创造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当这些问题解决后，他的转向必然是文化问题和生活问题，安居的问题没有动荡时期那样的迫切性时，乐业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但是并不是要求再沿用这些思路来回答问题。
费老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其实很明显，1）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基于事件和要素的结构性分析，基于人类学田野方法的经验材料搜集，基于西方社会科学古典近代交汇处的社会理论前设；2）人民立场和民族立场，他抛弃了成熟西方社会科学场域，回到中国进行始于毫末的观察和研究，这是令人动容的，也是我们社会科学的一种传统，它也应更加偏向一种工艺，是社会培养了这样一批人，这样一批人再次以有具体、有内涵、有价值的研究回馈社会的逻辑；3）留下不同的人类文明的声音，费老通过传统国学的积淀和对那个时代农民具体实践逻辑的观察总结，发现了不同于西方社会思想的部分，并且这部分是有关于生活整体面向和思想内核的，这才有后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世界文化美美与共的这些论断，这个工作才刚刚开始……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依旧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刚刚起步或者已经迈出小步的阶段，现在的阶段中，必然需要学者有整体性的思维，面对哲学、艺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科的丰富性时，应当有不拘一格的境界，开放包容的胸襟和格局，当下和今后的读书也需要加强尚未涉猎甚至带有偏见的部分，就先写到这里吧。
书单（2020.9.25-2020.10.24）：
波普尔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上、下）》
《科学发现的逻辑》
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
罗兰·巴特《文之悦》对“社会科学在科学和艺术之间”之科学部分的讨论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是我最早接触的科学哲学的作品，应当是18年的暑假，读起来很受震撼，虽然他反复在书中强调无意将结论推及至社会科学的领域，但是事实却和他的意愿相反…经过对于“范式转移”的考察，科学看起来不再像是“通往单一真理的简单直线”，科学“推陈出新”的意义始终还是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中，存在于与过往生活的对比中，实在世界或者说我们的经验世界并没有义务向我们解释它的一切，科学问题总是因为人们需要某种解释而被提出来，以科学为代表的人类认知方式，是内在于我们，或者哲学化一些，是主体间的。正是科学在主体间这种一段时间之内的稳定存在以及它巨大的现实影响力，造成了这样一种困扰：你这样是错误的！惯性不是力！要多吃膳食纤维才健康！科学的假设和检验从来都是严谨的、有逻辑的、演绎的，否则这种材质的绳子会断，那样的飞机就是会出问题，实在世界内中蕴含的“齐一性”特征让人不得不如此研究，那么，科学检验的逻辑之外呢？这似乎马上就自然地滑进了社会学感兴趣的领域，对于社会无意识的稳态的批判啊，对于权力和支配和反思啊，之类的……不过，还不用过于着急，似乎因为库恩写作的对象是科学界、他并无意打通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做法造成了这样的假象：每个人都很了解科学家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又怎么把他想的给做出来，以及，这一系列实践活动本身，又究竟是什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作品就很好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答。
在最开始，波普尔就做了一种方法之上的区分，即自然科学的研究，特别是物理学和化学，从来不像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是在做一种非常本质、非常能够一眼看穿本质、规律并做出无比正确预测的工作，他略带讽刺地说，这是至今（在上世纪中叶或前期）没有什么长进甚至有些陷入僵局的社会科学投来的忌惮、眼馋与幻想（毕竟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先前的社会运动，似乎社会科学并没有为社会稳定和发展贡献什么…）。科学家的工作是最为简单的，“提出和检验理论”。科学，不因为它看起来接近真理而高贵，也不因为它似乎需要深厚的训练积累而聪慧，波普尔认为，科学立足于实在世界的研究范畴和其研究内容最终的可证伪性才是最为宝贵的地方，前者是它与实践发生深刻关联并深切影响现实生活的先决条件，后者是保证这种影响和成果在理性可控的范围内充要条件。在这样的基础上，经验科学是理论的系统。科学理论是全称陈述，像所有的语言表示的一样，科学理论是记号或符号的系统，理论是我们撒出去抓住“世界”的网，理论使得世界合理化，说明它，并且支配它，我们尽力使得这个网眼越来越小。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在于它们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科学观察在原则上可被重复，它规定性地或规律性地发生，在原则上可以为任何人所检验，科学上有意义的“物理效应”可以定义为：任何人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适当的实验都能有规则地重复的效应。
但是科学不只是单纯的语言表达，它深刻地卷入主体间具体的生活经验当中。当我们研究重力加速度，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控制变量后反复观察、记录和分析具体物体的运动状态，它属于我们的实在世界，属于我们的经验世界，当我们因为具体生产实践中的疑问或需要而产生对于这一现象的猜想后，提出我们的假设，或者说理论，我们对这个世界便投下了一张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交互性和客观性的网，与古老的形而上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所有这些网，这些陈述都可以被经验反驳，具有可证伪性，对于这些陈述证明和检验的工作同样在经验世界之中得以完成。当我们面对我们的肉身感官也发现不到或难以具体接触的现象时，我们会使用“转换与化归”的思想，利用工具和原理、推论来间接验证这些经验，普通如石蕊试纸，复杂如射电望远镜，而这一切都具有系统性、主体间性、实践性的特征，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可被证伪的特征。社会科学方法究竟是因为哪些方面的迟滞或谬误而无法获得这些最为基本的品质呢？
波普尔认为，重点要解决两大问题，首先是话语和概念问题与一切问题是否是同一问题，其次是我们所意愿达到的规律和预测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可能的问题。虽然看起来《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都是在反对历史决定论，但是我认为更多的波普尔在讨论实践转向的所带来的方法论转向问题，并通过方法论的方式与世界观转向进行接洽，同时，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当中，他甚至呼吁，“理论哲学的大部分问题，而且是最有趣的问题，都能用这种方式被重新解释成为方法的问题”。在思想史的长河中，这些转向与更久远的河床息息相关。社会学从形而上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似乎看起来是自然的，经过马克思、孔德、斯宾塞、滕尼斯、涂尔干等等人的努力，但是实际上波普尔认为这其中还大量残存着古老的形而上学障碍。再远一些，古老的形而上学怎么就成为问题了呢？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自然科学当中来。自然科学的陈述是全称命题，比如，标准大气压下，纯水在一百摄氏度沸腾，这样的陈述是放之四海皆准，看起来似乎是某种对于本质和稳定的把握，是对于规律和预测的掌握，然而，这种掌握仅仅只是科学发现的后果，之所以科学发现的这个规律拥有极大的稳定性，是因为自然界本身的稳定性，水烧开的现象，是实在世界中自然界物质“齐一性”的内在属性造成的，而并非是人去赋予了它这个性质，这一切都是人类科学认知系统和自然界交互后的产物，自然科学方法并非一下瞄准这本质而去的。但古老的形而上学并不是这般行事的。波普尔认为这是一种古老的对立——“唯名主义”和“唯实主义”。
唯实主义更多地被叫做唯心主义，它的在意点更多的是寻求共同之中的内在特质，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下我们的语言进而结合柏拉图的理念论来理解为何唯心主义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会被叫做“实”：我们有一些“专有名词”，篮球、白云、手机，但我们还会有这样一类“普通名词”，道德、团体、美好，前者是约定俗成当中加之于它们所表示的个别事物的标记，后者却是依附于一组或一类单个事物的各部分，而非仅仅依附于一个单独的事物。那么，为何这些普通名词成为了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呢？思考的源头在于古希腊的智者们发现了“变化”。古老的爱奥利亚学派认为，宇宙是事物的总体，这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赫拉克利特更进一步地提出，“宇宙是奇大无比的过程”、“是一切事件或变化或事实的总和”，这样我们对于世界的思考开始具有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从一种静止的总体变成连续的流。赫拉克利特时期的希腊拥有混乱的政治社会生活，权力的反复更迭和旧民主社会的塌陷带来了诸多混乱，“万物皆变”的思想从社会的变动扩展向万物的变动，并且对其进行概括，设想背后可能具有使得一切变化背后的不变原因，或者说，设想变化开始的起点，在短暂的静止以后，一切都是混乱。此后，巴曼尼德斯、德谟克里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进一步地在这一基础上在“对于变化的过分强调”和“不可更易、永远不变的命运法则的信仰”相互补充，特别是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从古老的“共相”问题开始，扩大为关于万物的普遍哲学，扩大为理念论和形式论。理念成为“绝对的有”中的真实事物，相对于终将消亡的实在之物，形式与理念是完善的，不会消失，这就让我们会想起一开始提出的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亚里士多德更是进一步断定“它们都是用它们的形式来称谓”！在柏拉图的相论体系里，不断变化并终将消失的可感事物在其中运动的那个抽象空间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容器，在时间的起点上，“形式”在这个窗口中把可感知的事物创造出来，给纯粹的空间打上印记，从而给予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事物以形状，这样的理念不能被任何感官所看见和感到，而只能由纯粹的思维沉思到。柏拉图借助理念来解释流变的世界，是理性世界（确定的、有体系的、通过逻辑和确定概念在主体间被广泛把握）与意见世界（不确定的、主观的、更多依赖心理体验的）的划分为人所理解。在这样的意义上，本质主义方法论期望“剥开具象之后直入本质，而使科学有意义，进而变为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就使得这一方法和唯名主义相去甚远，甚至说是截然对立。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了解过中学物理当中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力学和现代物理学力学的区别，前者研究的是物质和力的本质意涵，即在方法论本质主义的影响下断定较重的物体分有“重”的理念，从而重于分有“轻”这一理念的物体，因之，五千克的铁球与三千克的铁球才会在人掂量它们的时候出现可感的不同，然而，当我们从同一水平高度让它们坠落的时候，它们的速度竟然一致，为何重物会在这一方面等于轻物呢？所以，现代物理学就完全不以这样的方式研究世界，他们具体地研究这东西如何起作用，词语只是一种描述性的工具，而不再是作为理念与形式存在的永恒造物（所以就是唯“名”）。因而我们今天会有熟知的万有引力，知道地球上的重力加速度，而其结果的推而广之，更多的是依赖于主体间这个经验世界当中内在的基本属性。从苏格拉底开始，人们不断追问某物的本质问题，“它的本质是什么”逐渐从全称定义问题逐渐转向了“它是怎样”的全称陈述问题。波普尔做了科学发现和科学发现的逻辑这样两重意义上的区分，前者是“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的”，后者是“你怎么检验你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的”，前者意味着，对于“它是怎样”在自然科学当中来自于我们不断地对它发问，这涉及到认识和兴趣的关系问题（波普尔并没有重点探讨，他认为这不是科学），我们并不是偶然碰见我们的经验的，我们也让它们像溪流那样在我们的身旁流过，但是我们又必须是主动的，就像爱因斯坦说的那样：“探求那些高度普遍性的定律……从这些定律出发，用单纯的演绎就能获得世界的图景。要通向这些定律却没有逻辑推理的途径，只有通过基于对经验对象的倾心之爱的直觉，才能达到这些定律”，这样的是什么在主体间堆叠的判断和语境中反而会升腾出“它就是什么”，以及“它应该是什么”。但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即如何检验，就是波普尔认为科学发现的方法论，科学的进展并不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知觉经验随时间而积累，它也不是由于我们正在越来越好地利用我们的感觉。科学不可能从未经解释的感觉经验中释放出来，不管我们多么勤奋地收集和挑选它们。大胆的想法，未被证明的预感，以及思辨的思想是我们解释自然的唯一手段：我们把握自然的唯一工具，我们唯一的仪器。（所以实际上波普尔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稳定的科学场又是怎么生成的，为什么科学场就可以让其中的人如此行事呢？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呢？）
因之社会科学要取得更加显著的成就，更能够被称之为科学而具有它在新时代的价值，首先就不能一直延续本质主义的方法，再次进行某种关于万物哲学的扩大化思考，甚至于将这种思考与深刻的伦理学绑定在一起从而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度地关注概念和话语之内的关系和意义反而会陷于更加远离生活的困局，“社会科学与其要寻找他们的牛顿或达尔文，不如说寻找他们的伽利略或巴德斯”。这里蕴含着实践的转向，这种转向在哲学上看起来似乎是借助语言学完成的，即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转化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哲学开始研究更加形而下的东西，进一步得出语言是在情境中被人所使用，哲学通过反思是“哲学家的话语”还是“人们使用的话语”而走出了形而上的关注，但是实际上，这种转向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其核心是，柏拉图“相”在“相与相”之间的关系总体中确证彼此转化成“物”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总体中确证彼此，这一切又之所以得以完成实际上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科学”的影响。波普尔并没有这样思考问题，他的焦点更多地放置在自然科学场当中，所以我们继续回到波普尔的构想中：基于自然科学方法论提出社会科学未来的新面向之后，还需要解决的是这种转向如何在方法上得以完成，其次，这种方法和其他继往的社会科学方法和实践又有什么关系。更进一步的，波普尔面临着从自然科学场向社会科学场转换的问题，在世界史和思想史的背景下，波普尔面临的主要对手是“历史决定论”，是对社会制度进行整体设计的整体主义倾向，在方法上又是历史主义、直觉悟性论、方法论个人主义等等，但是他的武器依然是在自然科学场当中提炼出的方法论重点，逐渐完成某些关联和论战，比较核心的关联又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之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涉及到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社会科学的预测问题，涉及到对于规律和趋势的误解，进而关于社会科学应当舍弃大一统和整全社会制度设计，重新定义它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价值和角色。
因而，第一个问题在于，和物理学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程度的恒定性不同，社会科学的问题在于，它的研究对象、全部领域都是变化的，处于历史河流的冲击当中。社会有机体具有历史的记忆力，在经验层面表现为重复事件的经验不是原来事件的经验，重复的经验都是新的，因之，被观察事件的重复可能相当于观察者产生了新的经验，进而形成了新的习惯条件，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新，不光体现在排列顺序之上，它还是一种内在的新。因而，涉及社会生活的因素是极端复杂的，它的复杂性甚至于不可测知，这样，历史决定论的总体性预见和设计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甚至是祸害大于价值的。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又期望物理学式的成功，但物理学的成功指的是它在预测上的成功，并且它预测的成功可以说是物理学定律的经验确认。这是否意味着，社会科学的成功就基本上在于对预测上的确认呢？如果说，我们期望这样的成功，那么是否意味着要去再次接近本质和规律呢？或者放聪明一点，这种规律的限制，其得以成立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它似乎并不是整体意义上的某种规律，或者说某种趋势。
从研究对象的问题出发，相对于自然科学对象“自然与纯粹的构象”来说，社会科学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科学理论与现实发生的缠绕的问题。在自然科学领域，太阳系本身的历史是自然的，对于太阳系研究的状态本身与历史无关，观测者虽然生活在太阳系内部，但是并不产生所谓对既定稳态的改变，而这种稳态本身是否是规律呢？其实不然，只是因为这稳态所展示了“类连续规律”的表象，太阳系的运动规律并非它的表象，它的表象，是我们经验到的世界，是感觉和直观的产物，这远远不是科学，从对经验世界中的困惑中提出的理论并可以接受检验并被反复检验的部分才是科学规律，比如，万有引力定律，离心力的计算，球体角速度和线速度与椭圆轨道之类的东西，而这一切，都不受观察者的影响（当然现代物理学也发现了新的挑战，关于测不准的各种问题）。社会科学家也许也在努力地发现真理，但是这一过程对现实施加的影响破坏了意见的客观性。因此，我们往往可能倾向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更多地注意到“直觉悟性”、更加注意到“历史”当中呈现出的事物总体，或者说某种趋势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如同昼夜交替一样重复，如同四季轮转一样规律，而这一切都是经过了某种整体性的把握和各种直觉式的综合。但是，整体的研究毕竟不是科学的研究，科学需要进行长期的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才能找到究竟哪种相似性是关联的，以及其间相似到何种程度才是足够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不是丰富了对于饱和的理解？当然这有些跳跃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科学问题总是因为人们需要某种解释而被提出来，这就脱离了对于概念和语言的过度纠缠，什么样的问题才是真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又该如何进行？要加以解释的那个普遍规律的表述，必须包括使它能够成立的一切条件，某则我们就不能普遍地断定它。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讨论规律和预测：自然科学的规律从构成上来看分为这样几个部分，规律陈述的全称命题本身，具体规律发生的原始条件，规律发生的结果，或者说经验世界中的后果。自然科学总是致力于解释、预测和检验，区别在于什么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以及什么又不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问题不是发现推断，而是发现原始条件或某些普遍规律，以便从它们推出已知的推断才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只是在寻找解释，已知的推断就成为了被解释项。
如果我们把规律和原始条件视为已知的，利用它们只是为了做出演绎和推断而获得新的知识那么我们就是在试图做出预测，我们在尝试运用我们的科学成果。
如果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前提（或者普遍规律或者原始条件）是有问题的，而把推断与经验的结果相比较，那么我们就涉及对有问题的前提的检验。
在这里，我们似乎就可以感觉到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的统一性。我们对于“人类原子内部”的认识，比我们对自然界原子的认识更为直接，但这种认识是直觉的，我们确实利用自己的认识来形成关于别人或一切人的假说，但这必须加以检验，必须用筛选的方式加以处理。科学方法是演绎的，假说的，通过证伪来筛选的，是有具体的抽象，是“想事”的能力，又依赖于深刻观点之间的相互批评、反复回到经验世界里去验证和丰富。
因而当前（波普尔的语境下）社会研究的现实迫切性在于，相对于并非由实际问题引起的关于方法论争论，能过从所出现的无数问题中找出那些解答将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智慧。因而，波普尔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社会科学场当中流行的大一统理论和对于宏大历史的判断性预测，另一方面反对社会科学场由于其方法论的错误和对于现实世界的误解而逐渐偏离我们的经验世界，陷入无聊的方法论、甚至是词汇的游戏。
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属性和不稳定性不代表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彻底的无序和混乱，社会生活当中的齐一性在整个时空中通常适用于某种文化时期或历史时期。因而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的干预确实是通过一种“工程”完成的，这种工程涉及一个人头脑中的一切有关知识的集中，但是一切真正的社会问题的特点所需要的知识并不是按照这样进行集中的，它按照经验世界本身的具体运作，在具体时空条件下它们怎样来展现它们自身。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你充其量只能帮助人们进行工作以期达到社会建构的目的，从而减少人的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和知识”。因而社会科学的理论运用工作始终是一种“渐进的社会工程”，首先它的目的放在技术范畴之外，其次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在过程中继续发现问题，求证猜想，进行批判，做出调整。这样的社会科学不抱成见地提出问题，不像整体主义关心整个社会的总体，而是关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而社会科学所关注的历史和政治都应当从过往的某种对于规律和概括当中走出来，更进一步地关注独特和特定的事件，这是方法论上的借鉴与转向。实际上，三个或三个以上有因果联系的具体事件的连续都不是按照任何一个自然规律来进行的，任何一组规律都不可能描述有因果联系的各事件之间的实际的或具体的连续，认为事件的任何连续或序列都可以用某一种或某一组规律来解释纯属错误的想法，既没有连续规律，也没有进化规律。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和独一无二事件的促动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我们既应当警惕过于集中的整体式制度设计（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判断），又要警惕将所有的事情归功于伟大的个体的做法，在国家层面表现为民主-个人主义的因素和集体-民族主义的因素结合起来。无论如何，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原始条件部分存在着许多极其复杂的、并且多半是不令我们感兴趣的，但是却可能作为有关注的中心点而起作用，成为观察和思索一切的起点，这时作为系统的社会科学的智慧遗产和个体经验的深化勾连，大胆的假说和严谨的证实成为我们向自然科学效仿的宝贵方法。采取观点是必须的，个体无法只凭自己的脑力和精力完成对于整体世界的网罗，但是这种网罗可以打捞起他在经验世界中发现的宝藏，这种网罗必然是存在于主体间的，而对它的检验也必然也要交还到主体间去，在这样渐进式建构的结构与系统之下，科学机构的公共性对单独的科学家进行了精神上的限制，并保护了科学的客观性和批判地讨论新观念的传统，这种社会建构本身也是内生性的，在全部的理论建构中，人的因素仍然是一个包含了不确定和非理性的部分，这就必然包含了对于某种有限性的解放和再度回到有警惕性的社会批判当中，同时也让我们真正有可能建立有超越性共识的学术团队。
但是我们在此还是要提出一些疑问，首先，自然科学的成功究竟是是“预测的成功”还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交互方式”，通过社会财富的集中和生产力的集中，进而改变了整体的社会生活（当然这两点是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促成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更加能够判断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作为社会建构的科学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它的边界，这种边界在单一社会内部构成了集中的知识系统对于阶层的壁垒，在多元社会当中构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科学工作者的国界和内部利益，科学方法论的讨论也无法分享科学体系生长前沿的智慧财富，并且这种财富与人类生活深刻缠绕。
其次，自然是由事实和规律性构成的，而且就其本身来说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是我们不顾自己是这个世界的部分的事实，把我们的标准强加于自然，并通过这种方式把道德引入了自然世界。我们是自然的产物，自然创造了我们，同时又赋予我们以改造世界的力量，预见和规划未来的力量，以及做出我们在道德上为之负有责任的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决定和力量，而决定、责任恰恰是和我们一道才进入了自然的世界。我认为波普尔的讨论中内涵了这种对于二重性的关注，特别是将科学场中形成的某种伦理属性的价值观向外推介的时候，但是这应当始终是一个二重性的问题，要警惕脱离语境和情境的对于其中任何一方的偏离，在要好好生活，向自然索取和改造自然的语境中就应当保持对于这种方式合理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同时适当保持对于另一方面的警惕，反之亦然。真正的开放社会，不应当有任何一方的偏废。
再者，社会科学的科学内涵当然不至于上文所阐述的部分，对于进一步的科学方法，如归纳、概率、演绎、展演这些方法和重要问题都没有更进一步的论述，但是，我认为最为核心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讨论，即社会科学的面向问题，并且这种面向的转变可以在上世纪的思想史社会史长河中窥见许多端倪，人类学的贡献、语言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自然科学的贡献，唯一不变的应当是求真与好奇，开放和批判。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在何种程度上被限制，是不是科学以外的部分即是非科学，并进而不合理呢？这样的想法是否又再次滑回到主体哲学的阴影里。
因而最后，文章的标题是“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波普尔的部分地放弃了科学验证以外的灵感部分，如果我们去做一下数学题，我们就会发现，演绎中原理和既有条件的运用的部分、问题的提出部分都有赖于个体主观的创造性工作，这样带有艺术气质的灵感和私密的个体可能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社会科学研究和反思呢？那么，波普尔的科学概念无疑是较为狭窄的，他很好地展示了科学家的工作以及科学场内范式稳定期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基于这种方法论面向回应了继往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历史决定论和宿命论的影响，但是随着他的讨论我们又得以开启新的重点。更进一步的，我们还要注意科学概念与社会发生的深度纠缠，人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科学，又有多少打着科学幌子的方法和观点，在散布着和库恩那里提出的类似的一段时间内科学的权威，因而，社会科学的反思和批评与自然科学的检验从这样的意义上区别开：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负责，社会科学的对象内在于我们，而自然不是，它也不用。
这是寒露论坛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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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2)》
《神话学 生食和熟食》
《嫉妒的制陶女》
《野性的思维》
《神话学 裸人》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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