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

本篇文稿主要是基于吉登斯社会理论三部曲的后两卷，《民族-国家与暴力》、《超越左与右》以及《第三条道路》这三本书对于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进行探讨。三部曲中的第一卷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并未系统阅读。民族-国家理论是吉登斯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民族-国家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渊源、逻辑主线、主要内容及特征多个方面对民族-国家理论加以建构，在此基础上提出超越现代性的一系列理论措施与展望，力图实现民族-国家对于其深层困境的超越。整个文稿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释了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的生成逻辑，尤其突出二分法在其中的运用；第二部分则是对于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的梳理，包括其主要内容和特征；第三部分则是简要的评述。

一、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的生成逻辑

在对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具体阐述之前，首要关注的是吉登斯民族-国家的理论渊源。吉登斯对于国家的界定是基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国家思想之上的。马克思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军事力量和战争，但主要是表现在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上，与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阶级分化【阶级斗争】是分不开的。涂尔干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进化理论很少关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暴力工具，没有将现代国家的特性同暴力工具的控制或同领土权相结合起来。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则是在涂尔干的基础上，扩展了对于战争的关注。涂尔干的有机团结和社会分工，让他更加看重国家对于社会道德的组织功能。韦伯在这两者之上对于一般国家特征给出了界定：（1）存在着固定的行政官员；（2）他们能坚持合法地垄断暴力工具这一要求；（3）他们还能再既定的地域内维持这种垄断。韦伯的界定凸显出暴力和领土权两个特征，但是吉登斯认为只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垄断暴力工具的要求。

吉登斯认为韦伯对国家的定义有启发性的巨大历史价值，并立足于前人对于国家的深刻研究，都是从领土权，监视权，暴力垄断等方面对国家进行了界定。国家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政治组织，即它的统治在地域上是有章可循的，而且还能动员暴力工具来维护这种统治。作为一般的国家概念，不强求要垄断暴力工具，也不注重合法性。【国家概念的脉络】

除了对于古典大家的国家思想的继承，在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这本书中，他的主要思想是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从而提出了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是温和的，采用了议会制的制度，提倡通过改革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追求社会的平等，认为国家应当采取更多的福利性政策，福利国家制度不免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并产生更多的懒汉。而新自由主义更加提倡自由，但也面临市场原教旨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社会道德方面持保守主义态度。一方面他们爱上了自由市场，另一方面也希望保留传统的家庭和民族，这就导致了自相矛盾局面的出现。正如其中所说两种都有明显的弊端，由此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来弥补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缺陷与不足，凸显了其明显的折衷主义的政治特点。【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在整个的分析中创设性地纳入了摆脱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阴影之下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之所以要提出结构化理论，其基本目标之一就在于宣告这些建立霸主体制的努力的破产。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将作为主体的行动者的行动和作为客体的社会结构能动性地统一起来，提出“结构二重性”的概念。通过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将行动和结构的“二元性” 特征转变为“二重性”。结构既是行动的媒介又是行动的结果，结构不断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 以结构二重性立场为基础，吉登斯的理论着眼于行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结构化，同时行动又如何将结构化特征不断再生产出来。这样的结构化理论成为贯穿他分析政治和经济现象的重要工具，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比如他对于资源配置的划分，论述权力时提出的控制辩证法和反思性监控等。【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是在80年代以及欧洲蓬勃发展的政治思想背景下形成的，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现代性的弊病日益突出，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需要与时俱进的国家理论，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应运而生。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军事力量、行政监控构成了现代性的四重维度，并对现代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带来了繁荣的背后，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我们该如何直面现代性带来的不良后果？吉登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撕裂的世界之中，它一边是离奇的机遇，另一边却是大规模的灾难，也只有那些最为愚蠢的乐观者才会假定前者必定会战胜后者。吉登斯正是从新的视角来反思和审视现代性的弊病，进而提出新的一系列解决方案。

二、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的主要内容

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是系统的全面的，从民族-国家的生成、特征等方面系统展开，贯穿了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吉登斯将军事暴力垄断程度和行政监控能力作为区分的标准，并依此对国家的形态进行划分：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吉登斯将相对稳定的控制形式称为统治(rule)，凡是国家都会牵涉到对归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各方面实施反思性的监控。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依据生产力解释“历史”，吉登斯认为绝不能认为配置性资源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要考虑不同因素之间的各种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民族-国家权力产生的根基，吉登斯则认为与此“配置性资源”相对应的还包括“权威性资源”，即对人类自身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配置性资源的生产始终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因此权力的集中程度最终依赖于生产出权威性资源的能力。

吉登斯认为传统国家的统治集团缺乏左右其臣民日常生活的固定手段，现代国家则是，国家行政人员的控制能力的巨大扩张，直至甚至能左右个人日常生活的最私密部分。传统国家（阶级分化的社会）的本质特性即是它的城乡之间明显的裂变性，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绝对主义国家作为过渡阶段，已经预示着民族-国家的发展，也正是在绝对主义时代，能反思性地予以监控的国家体系的主要基础得以建立起来。边陲地带被改变，国家主权理论的发展，规范国家之间领土的划分，确定主权的合法性。民族-国家的发展预设着传统国家中相当基本的城乡关系的消解，同时也内含着（与国界相联系的）高度密集的行政等级的诞生。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是有着天然的联系，但这三者之间又有定的区别。

1. 行政管理能力范围的不同。民族-国家的统治是对已经划定的清晰边界内的所有区域和范围实行一系列成熟的规章制度来实现的。传统国家因为控制能力非常有限，它的统治范围一般来说仅仅包含政治中心区域【主要指城市】，边陲地区是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的，这种管理，还不能称为现代意义上的统治。而绝对主义国家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除了对政治中心进行有效控制之外，还通过地方行政长官制、中央政治机构设置等办法来对边陲地区进行管理，从而扩大统治范围。
2. 对暴力工具垄断程度的不同。民族-国家依赖成熟的法律体系和对内外暴力工具的垄断而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对内：警备力量；对外：军事力量】。传统国家所依赖的主要是暴力手段，但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阶级统治被地方势力所威胁，区域的统治实则不归中央统治。绝对主义国家除了依赖暴力手段之外，已经开始意识并制定了有效的法律雏形来加强统治和管理。

传统国家的最主要特征是阶级的分化和对立，在这种社会形态当中城乡差距巨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少数，城市又是整个国家的行政力量中心，传统国家对于国民信息的搜集和储存能力相当低下，监管控制能力不足。其中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只是边界而不能称为国界，而民族-国家开始具备在自己国界范围之内形成国家主权的能力，与此同时，对公民的监控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吉登斯认为，对传统的国家来说，军队的组织方式以及交通的便捷程度决定了是否能够垄断国家的暴力工具，这就是说一旦军队组织形式不够，运输存在问题，就会出现超出政府管控范围的暴力事件，而且传统国家往往给予乡村地区更多的自治权，所以，严格来说，传统国家的暴力性要高于现代民族-国家，而且前者的暴力工具发达程度要低于后者。而随着民族-国家行政能力的增强，对暴力工具实现了垄断，类似于起义、革命等等威胁民族-国家和平发展的实力逐渐缩小。

传统国家行政能力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吉登斯认为传统国家只有边界而没有国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传统国家的行政区划比较模糊，这就导致了统治集团的主要管辖权集中在政治中心，与政治中心越远的地区控制能力就越差。现代民族-国家非常重视领土的边界化，界定都非常清晰，而且现代国家已经实现了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具备较强的及、军事力量，使得国家开始注重国界意外的经济利益的攫取,而这种利益的攫取前提是已有的国界内必须实现和平，也就是吉登斯所用的内部绥靖，这就实现了国家内部的稳定。

民族-国家理论在吉登斯的国家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结构化理论的支撑下，吉登斯提出了民族-国家的定义，并对国家的历史演进做出了划分。但只能是并不是要为国家的历史作穷尽性的分析，而是将重心放在对民族-国家体系的研究上。将民族-国家放在现代性的总体视域下进行考察，提出现代性的四重“制度丛结”，即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民族-国家就是在这四重“制度丛结”的多向度发展中产生和变化的，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与民族-国家共存并共同产生影响的，吉登斯在分析民族-国家特征的时候，也是从这四个维度来进行考察：经济形态上的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主权和高度密集的行政等级、多元政治中的行政监控、军事工业化和暴力。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涂尔干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主义上，韦伯则强调了国家和军事暴力。与其不同的是，他们仅仅从某种单一的维度出发建构现代性理论，而吉登斯把现代性看作是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不是一回事。工业主义指的是一种生产体系，资本主义则是一种市场体系，不能把两者等同。

三、总结与评析

吉登斯第一次把权力的概念(高度监控)引入到对社会变迁的认识中来，并把它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这些都是非常新颖的尝试，也是他对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其次，吉登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军事暴力的作用和意义，这也是以往的经典社会学家所忽视的。他认为，在传统国家中，军事力量虽然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传统国家的体系整合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中央国家机器并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控制，尤其是在大型传统国家中，实存的或潜在的军事力量中最重要的部分，往往总是存在于中央国家机器的控制范围以外。最后,在对资源的理解上，吉登斯也是很有成就的，他一反以往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著作中特别强调生产力，也就是他所说的配置性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传统观点，而是把社会资源分为两种：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而且他尤其强调权威性资源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权威性资源在社会体系中转变成了统治模式，而统治模式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所称的“监控”。

20世纪90年代，吉登斯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反思现代性，并试图找到一条帮助民族-国家走出困境的出路和方法。吉登斯的书主要是在对前人的观点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树立起自己的观点，所使用的材料也基本都是二手材料，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在内容上的庞杂。由于吉登斯在书中尽量使用结构化理论，也罗列了一些与内容、逻辑并不太密切的概念，阅读起来非常琐碎凌乱。本篇文稿只是对于吉登斯在现代性与全球化这个视角上的简要解读，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与常人方法论等一脉相承的论述绝大部分这里是没有涉及的，会在后续阅读中补充。

几个关键性理解：
1.    反思性监控：进行这种监控的前提是行动者拥有提供解释说明的能力，他在行动时知道行动的根据，当被问及时能提供行动的理由；能够不假思索地如此行事，这样的人才是理性化的，才是具备行动者资格的。因此，有意图的行动必然受未被认识的行动条件的制约，行动条件包括行动者本身——像结构一样，行动者也既具有能动性也具有制约性。

2.    权力——控制辩证法：权力是双向的，即便弱势方也能通过操纵资源、利用规则的方式对强势方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强势方只要留在这一权力关系中就会受制于人。

3.    结构二重性：社会本身存在结构，人们按照原有的结构关系制约自己的行动；但人们不仅可以以其自觉性认识原有的社会结构、调整自己的行动，而且可以按照自己在行动中不断产生的新要求来调整行为规则和社会制度，进而使结构发生变化——结构从客观的制约地位转入主观的创造过程中。因此，结构既是行动的媒介又是行动的结果，结构不断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以结构二重性立场为基础，吉登斯的理论着眼于行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结构化，同时行动又如何将结构化特征不断再生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