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书单（2021.8.3-2021.10.28）
布尔迪厄：
《实践理论大纲》
《实践感》
《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
《男性统治》
《自我分析纲要》
《世界的苦难》
《关于电视》
《继承人》
《国家精英》
《再生产》
《区分》
《单身者舞会》
《遏制野火》
《反思社会学导引》
“客观或主客观混杂社会现实客观化”——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总结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方面的著述主要来自其《实践理论大纲》（1972年）、《实践感》（1980年）与《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1994年）三部著作，数十年的著述时间跨度充分体现了实践理论在布尔迪厄思想中的重要性，而关于实践理论的认知、思考、成形与应用也充分体现在布尔迪厄一生的学术实践中。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是一门充分讲究整体性、实践性和反思性的社科研究方法，通过将理论批判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一系列布尔迪厄式学术范式“惯习、资本与场域”的分析解构中，深入研究与真正理解社会现实中的“实践逻辑”，进而将“客观的或者主客观混杂的社会现实结构”具体性地、科学地客观化。这样的理论方法如布尔迪厄所预期般有力地打破了社科学界诸多如“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相对立、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脱节等根深蒂固般的二元对立问题，为后现代社会学向实践及经验研究的发展脉络做出了极为深刻的贡献。
一、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提出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思考离不开其从哲学到社会学的研究转向，在布尔迪厄事业的最初阶段，社科学界知识事物的状况引起他强烈的“夹杂着反抗的失望”，这样的失望除了来源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美国社会学的理论歪曲引起，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固步自封的哲学研究对整个社会学科进步的阻碍，这样的失望最终由其“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所促成的世界观的改变”而得到了解决，这也就是布尔迪厄在此地田野调查时所领悟到的认知与思考。20世纪50年代，走出国门的青年布尔迪厄完全抛弃了不久前作为巴黎高师毕业学者“统治阶级”的视角与在巴黎古老图书馆研读经典的青年学者形象，一个猛子般地扎入了阿尔及利亚的山间地头，成为了一个穿梭于田野间、与阿尔及利亚农民同甘共苦的田野调查者。在布尔迪厄的理论思考与创见中，通过对当地居民婚姻状况、仪式行为、神话思考等人类学及民族学的认知观察，布尔迪厄深层次地描述了“社会文化结构因素内化为行动者个人秉性的诸要素”，提出了众多有关制度与实践、个人与社会、认识论与策略、符号与社会场域辩证关系的观点，因而，布尔迪厄终于解开了心中的失望，开始了对以往结构主义认知的超越，逐步构建与形成起自己独特的实践理论的认知视角。
至于青年布尔迪厄对学界知识事物的失望，其在《自我分析纲要》一书中是这样表述的：“美国社会学通过类似卡皮托利神殿之三神的帕森斯、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使社会科学遭受了一系列歪曲，我觉得必须把社会科学从这些歪曲中解放出来，尤其通过回到涂尔干和韦伯的原著，此两者都被帕森斯兼并和歪曲”；而至于本国哲学研究的失望则是当时的“哲学无论在传统定义上，还是在最具炫耀性的创新形式上，都显得陈旧腐朽，这些见习哲学家们只会在10年或15年之前，扑向胡塞尔的档案”。那么在60年代，为了与这种美国社会学主导的、世界范围的正统观念作斗争，布尔迪厄毅然决然地投入到自己受理论启发的经验研究中去，既做到对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定义的纯粹服从，也充分摒弃某种蒙昧主义的拒绝，即美国实用主义学科传统下所大力催发的统计方法的研究与应用。而布尔迪厄的学长福柯则走上了本国哲学研究推进的道路，他不断致力于扩大哲学的传统定义，让现实的世界进入哲学，并由此以各种新式的研究主题如“疯癫”、“监禁”、“权力”等进入哲学，最终同为“后四大家”的两人无疑都在共同的时代问题面前走出了最优的解决方式。当时空斗转星移，虽然当下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曲解已逐步明确，但美国社会学依托计量统计等强势的学科主导力依然明晰，学界的争鸣似乎也可以更为活跃，因为“此时此刻，仍恰如彼时彼刻”。
社会学的传统根源在欧洲，其具体是由英国功利主义、法国实证主义及德国历史主义的三种社会学思想传统底色构成，古典三大家的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就代表着第一批的欧洲社会学传统。虽然一战后欧洲社会学陷入“知识社会学”的狂热，但二战的世界级影响最终让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发展出现了一个近二十年的断裂，因为这二十年的社会学发展主要出现在远离战火的、以实用主义为思想传统的美国进行，那么20世纪60年代布尔迪厄重回学科传统，对不同路径的既得知识进行批判性的系统化与推进实践理论的认知也可以看作是欧洲社会学传统的延续。布尔迪厄用其敏锐的在一系列经典对立关系中探寻第三立场的能力，以及自身逐步建立起来的“惯习、资本和场域”分析的学科范式，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象征革命”，社会学传统主义实证的、总体的、反思的认知与思考又再一次出现在欧洲大陆的学界中。
在《自我分析纲要》中，布尔迪厄也进行了对自我的社会学分析，这之中也能看出布尔迪厄其自身对实践理论提出的最客观分析。通过描述其童年经历和寄宿生活、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哲学场时的状况、从哲学转向人种学和社会学的蜕变过程和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所从事的调查等，布尔迪厄最终对自身的知识筹划提出了社会学解释，即自身低微的出身与学业上的成功产生了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中的引力和斥力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他独特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就是他会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进而创立出一种总体性的实践导向的社会理论。
二、主客观混杂结构客观化
在人为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中，最基本的、也最具破坏性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这也就是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矛头直指的问题。在布尔迪厄之前，这种认知论上的对立不断重现，但在形式上几无变化，这也就说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认知事物方面其本身就有其存在的依据。主观主义重视个体的心灵，认为个体感觉、经验、意识、观念或意志等是世界中事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和基础，而客观主义旨在确定一些不依赖于意识和个人意志的客观规则，如结构、法则、关系系统等。相比较于主客观，客观主义至少在客观上揭示了使社会世界的信念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其在现实的学术认识和实践认识之间引入一种明显的间断，并将该间断所依托的多少有点明晰的表象置于所谓“理性”、“先天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地位。这一点也与索绪尔符号学及符号互动论的认知一致，客观主义下，只有当行为人将同一个符号与同一个意义组合协调一致时，才能在编码和解码活动中参照同一个恒定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意志的、不能被简化为在实践活动或作品中再实施的关系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客观主义可以用来作为直接理解社会世界的原初经验。
但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如此表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其主要缺点就是只对事物、现实和感性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然而主观方面的唯心主义却也只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这也就是说，客观的唯物主义忽视了认知场域中人的存在，往往只会以观察者的视角外部性地认知世界，这也就缺乏了认知场域内人其本身实践性的理解，而主观的唯心主义方面往往也只是抽象性的能动，缺乏实践性的认知与作证。如何超越这两种认识方式之间的对立，同时取得它们各自的成果，就必须阐明它们作为学术性认识方法与产生社会世界日常经验的实践认识方法对立所共有的预设，而这也就需要回到索绪尔借以构建语言学之固有对象的最初程序，但这些程序则因为所谓结构科学的建立中“机械的仿效当时的优势学科”和“逐字翻译一套独立的术语”等原因而被忽视和掩盖，这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认识论无意义”。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对那些使社会世界主观经验的反思和该经验的客观条件的客观化成为可能的认识论及社会条件实施批判性的客观化。因为，将非经客观化的理论关系投射于人们力求使之客观化的实践，这一做法是一系列彼此关联的科学谬误的根源，故此我们应该对理论认识，特别是暗中牵涉的实践理论的特殊逻辑和社会可能性条件进行分析，该分析同时是对实践认识的特殊逻辑的分析，而这样做不是为了迎合某种对理论前提的无谓爱好，而这只是为了满足科学实践的最实际的需要。这样我们也就会发现，社会学力求在内心性中发现外在性，在对非凡的幻想中发现平凡，在对独特的追求中发现普遍，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揭露自恋唯我主义的种种骗术，因为它提供了或许唯一有助于，哪怕只是通过对诸决定因素的领悟，构建出某种类似于客观主体的东西，尽管这一构建也一直在遭受着世界力量的支配。
落实到具体的实际案例中，我们研究客观化效应的现象，会将熟悉的关系转化为学术知识，我们会在数据的背后看到一张张脸、在传记的背后看到集体记忆中抽离出来的离奇故事、从制图符号中看到一个个农民，这些人都是我们要不断面对的“业余社会学家”。我们与他们访谈调研，他们可能会出乎我们意料地以实用主义的轻蔑鄙视系统的精神看重调研中个别案例、例外及微小差异等的异常情况，而又或许这样的异常情况就包含着研究中较为核心的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并不会觉得最初所说的客观主义的科学建设配得上其过早和过高地自诩的赞誉。但是，在如此围绕一整套两两对立物组织起来的认识论范围里，一切对客观主义的质疑都首先会显得像是对主观主义的平反，那么如何对存在着客观主义谬误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基础进行分析呢？布尔迪厄的解读就是认为实践乃是理解实践的唯一方式，要去把这两种实践理论的对立简化为对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丝毫不去管这种对立是贵族式的还是平民式的。这种用社会生活调研实践所得到的经验来研究当时阶段社会生活实践背后所包含理论的内容听起来非常熟悉，如果可以把这些从实践中获得的理论经验再拿出来再作用于实践，这说的就是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一书二十多年后贺老师《在野之学》中由“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大循环的研究取向与初心。可以说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学术遗产已经深层次地被异国他乡跨时代的华中乡土学派所继承与光大，而这样的一套理论注定会继续发挥出其之前就已经发挥过的意义与作用。
三、惯习、资本和场域分析
落实到具体分析，这就牵涉到布尔迪厄在实践理论中所涉及到的核心概念，即惯习、资本和场域，而此三者更是被认为是支撑布尔迪厄整个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经验调研中实践理论的认知理解就来源于某一场域中特定主体惯习与资本的结合。三个核心概念中，惯习最为重要，其是布尔迪厄向他所批判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分法挑战最得力的武器，布尔迪厄对其的核心界定是“结构化的结构作为具有结构生产特性的结构来发挥作用”。相比较于惯习，场域和资本的理解就相对固定与简单，场域是指人类个体在实践生活中所处的物理空间结构或社会空间结构，其具体就是界定实践认知发生的一个空间结构；而资本主要指物质资本（金钱、土地和物资）与象征资本（名誉、声望和荣耀），物资资本与象征资本之间可以很轻易地互相转化，两类资本的使用也可以轻易地通过公开暴力和象征暴力的实施达成某一个体象征统治或象征支配的客观化结果，其具体也就是相关实践发生认知的一个客观化事实。所以接下来将具体围绕布尔迪厄所论述的惯习概念，通过对惯习概念的具体认知来解构其实践理论的核心分析。
根据其上述定义，惯习是可持续的倾向性系统，是先期被结构化且作为使结构化的结构，即作为可以被客观“支配”且“规则”的实践与意向的产生的结构化原则，进而来运作整个结构。此说的“规则”客观适应于其目标，但并不意味着有意识的目的和明确掌握为达目的所需要的操作，因为这些操作都是被整体协调的。在具体认知上，惯习可能是一连串的“行动”，是个体根据以往实践经验应对不可预见和不断变化的局势采取战略的“行动”，这也就是说这是由过往局势的生产原则的产生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实践也就总是会趋向于复制最终产生的实践的客观结构，这一点对实践发生的认知具有很强的判断作用。在惯习的帮助下，实践就有可能会客观地被调试到适合客观机会的程度，一切就好像是根据以往经验获知的某一事件的逆推，或是根据过往经验分析的概率，此决定事件的先验的或根据预期而变化的被主观赋予的概率。另外，与每次经历后都会根据严格的计算规则修正的学术性估计不同，实践估计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取决于初期经验，因为这是特定的存在条件类型的特征性结构。通过其附加给独立的家庭关系领域的经济和社会必要性，或更确切地说是通过这些外部必要性的严格的家庭表现，如禁止、忧愁、道德课、冲突、品味等，产生了惯习的结构，而惯习的结构也必定会导致所有日后经验的感知与评价。由于惯习构成逻辑中必然也会出现迟滞效果，当实践真实面对的环境与客观适应的环境差距过大时，实践总是可能受到负面的认定，这也就是一种“负面的次要性加强”。
当然，实践相对于从其即时性角度考虑的处境来说既是必要的又是相对自主的，因为实践是一种处境与一种惯习之间辩证关系的产物，惯习被理解成一种可持续可换位的倾向性系统，通过综合所有过往经验，这一系统每时每刻都像一个感知、评估和行动的框架那样运作，并使无限区分任务的完成成为可能。另外，个体惯习所导致的客体往往是真实客观化操作的产物，进行操作根据的分类标准与客体被领会所依据的分类标准相同，客观性的融入因此必然也是集体模式内化和对机体的融入，因为被内化的东西是同样被结构化的主观性外化的产物。那么，代际的延续也就会通过内在性的外化和外在性的内化之间的辩证法建立起来，这一辩证法的一部分就是逝去的几代人内在性客观化的产物。如果说惯习可以像一个确实把这两种关系体系在实践生产中并通过实践生产联系起来的操作者那样运行，那么惯习也就会变成自然而然的历史，是不被当成历史的历史，是人们在第二天性中实现的“无意识”的结构。在这样的认知下，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一定存在着不同比例的昨日之人，甚至在一定事物力量的助力下，昨日之人才有可能是我们身上的主导性力量，哪怕我们感觉不到昨日之人时他们也已早早深深根植于我们，构成了我们无意识的部分。社会学会把所有作为相同客观条件产物且是相同惯习载体的生命个体看作是一样的，在如此惯习的反复灌输下，那些集体历史的产物，如不同的客观结构终将就会以可持续倾向性的形式，在长期处于的相同条件下，也就是在所有被置于相同存在的物质条件下的有机体、或个体、或家族、或阶级中不断地再生产。
这样每个处于不同场域、拥有差异资本的个体关于认知社会现实主观性的问题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由实践理论中个体“惯习”的解构而具体科学的客观化，进而在相应的科学研究中抽离出关于认知视角主客观对立及混杂的技术难题。当然，这个社会世界的每种状态都只是一种暂时的平衡，是分配和身体化或制度化分类之间的适配借以不断被破裂和恢复的动力学契机。斗争是分配的起因本身，其目的既是为了占有稀缺资源，也是为了迫使人们以合法的方式感知分配所显示的力量对比，而这样获得的表象因其固有的效能就会有助于永续或颠覆该力量对比。上述某一类型个体的“惯习”就是这些外在现象最好的展示，其充满着社会实践中某一类型个体时间意义的作用，而这其中的类型在一定场域和资本的加持下，自然而然地会与分类体系和社会阶级这一概念挂钩。属于相同惯习、场域及资本下的社会个体们其思想的结构化也会趋向于一致，这将进一步强化决定了的分配体系并保证其再生产的客观机制，再加上客观机制自身的效能，关于阶级的永续存在也就会始终确定。鉴于上述阶级延续的认知推演，纵观马克思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凡勃伦有闲阶级、米尔斯上流社会、上流阶级等的认知，都是趋向于社会事实阶级分类的定义及批判，并没有相关内部视角客观性的说服，而布尔迪厄则通过其实践理论构建的“惯习、资本与场域”的范式，在个体惯习的分析程度上将个体主观的认知结构彻底的客观化，进而轻松将阶级的延续发展及再生产等维持的客观本质全部性地娓娓道来，这也就很自然体现出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相关分析范式对主客观混杂的社会现实更进一步科学客观化的认知过程。
四、结束语
“布尔迪厄永远地改变了社会学学科的样貌，使得从涂尔干及其弟子们去世之后就坠入困厄和无人过问之境的社会科学的地位重新得到提升”。当然这样功绩性的评价并不是布尔迪厄希望看到的内容，因为他的期望早已如此明确，“他希望其建构的理论工具可以充分地在新的研究中使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写评论或写注释而设计”。“对理论至上主义的提防导致对经验主义的警惕，沉浸在现实经验中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把观察到的案例建构为一种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又会被置于一个可能出现的形势是被限定的世界中”，相信布尔迪厄这份警惕的“科研惯习”会被每一个社科学者一丝不苟地铭记。
“男性统治”的背后
——布尔迪厄《男性统治》读书笔记
“男性统治”是布尔迪厄所观察到的或希望进行的对“性秩序永久性及变化”问题的明确解构与批驳，他认为男女双方性结构及性结构借以被认识的这种相对稳定性的模式其实也是被后期诸多机制建构起来的，根本不应该存在什么天经地义的男性统治权力。而针对70年代所兴起的诸如“女权运动”等“性秩序变化”运动的发展，布尔迪厄则认为它们也陷入了一定的误区，没有直击看似“永久性”男性统治的背后诸多“象征暴力”的实施条件与机制，而是迎合了某些表面上“慷慨的诱惑”，最终只是营造出一种带有一定获取利益性质的理想化的幻想，这也大抵是当前女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的原因。
这个社会上无论男女性别，所有的统治作用都是通过被归并的结构与重大制度的结构之间的客观同谋实现的，而具体实现的依据就是相应的秩序。“男性统治”就是依据这样的男性秩序而建立的，其力量体现甚至都无须为自己辩解，因为这样的观念不仅在布尔迪厄人类学调研的阿尔及利亚，甚至全世界都较为普遍。具体的男性秩序就是在如同巨大象征机器运转的社会秩序中，男性中心的观念会被大家当作中性的东西而接受，因为整个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托建立在之前人类发展男性统治的基础上的，这里面涉及诸如劳动的性别分工等一系列人类生物学差异的自然本源。
任何秩序，甚至统治关系，只要它涉及权力的斡旋与社会认知的不公正，它一般是很难整体性地在近代理性主义等一系列历史浪潮中存活下来的，但“男性统治”却似乎是个个例。因为“男性统治”在整体的认知与接受的方式中总是会体现出那种自相矛盾式的服从，这种服从被布尔迪厄称作“象征暴力”，这是一种温柔的、受害者本身不易察觉的、看不见暴力的结果。其具体实施需要通过纯粹的象征途径，这些象征途径包括交流、认识、态度、行为，甚至情感，即“系统生成的集体历史和个体生成的个体历史”纳入身体的结构，而这些结构也充分适用于世界的客观结构。这也就意味着被统治者在思考自身、思考统治者或与统治者的关系时会使用与统治者相同的认识与评价模式，这些模式以配置的形式存在于她们身体的最深处，即女人们会按照统治地位的观念，以男人的眼光看待自己、贬低自己，成为统治她们的男人们的同谋。
如此“系统生成的集体历史和个体生成的个体历史”是如何持续性地被纳入女性的身体中的？这就来源于男性统治下统治结构中诸多联系机制的共同作用，如女性一生成长中都脱离不了的家庭、教会、学校、国家等的认知结构影响。这样的机制作用真正确保了“男性统治”的“超历史稳定性”，于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们借助统治关系直接性地将“男性中心世界观”纳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自然中，从而将这种关系合法化。但很清晰的是这种生物学的自然本身完全就是一种自然化了的社会构造，这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解构出来的“男性统治并不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而是一种历史构造的产物”。
当然，考虑到男女两性的社会关系属性，性关系本身即普遍是以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之间的基本区分为原则形成的。“这个原则建立、组成、表达和支配人的欲望，其中男性的欲望是占有的欲望，是色情化的统治，而女性的欲望则是男性统治的欲望，是色情化的服从，这也就注定女人会在象征上服从和受人摆布，而男性中心观念也会不断地被这种观念所决定的实践合法化”。这样男性统治得以充分行使的所有条件都已实现，男人们得到普遍认可的优先权表现在社会结构及生产和再生产等所有活动的客观性之中，所有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也一并建立在一种性别区分的基础上，而这样的区分无疑给了男人们最好的部分。如此区分的社会化也使男人喜欢权力游戏，使女人爱慕玩权力游戏的男人，可以说“男性统治”在无知中找到了最好的支持，从统治关系中产生的思维范畴在统治者身上的应用则进一步促进与巩固了这种无知。
无知终究是会随着认知的进步而消散，当人类认知领域的发展都进入反思阶段，“男性统治”自然会直接被视为政治不正确或认知的引战语，但如何应对“男性统治”中所遗留或存在的各类机制，女权运动的道路似乎仍艰难险阻。尽管对“男性统治”明证性的质疑批判、女性权利正当性的认知保护、不同性别接受教育、参加雇佣劳动、进入公共领域、远离家务和生殖功能弱化等一系列妇女处境深刻变化的社会现象越来越明确，但女性处境的变化本身似乎还总是遵循着男女之间区分的传统模式的逻辑。这样的逻辑也是男性统治结构中最为具象的分配，即男人仍继续统治公共空间和权力场，特别是生产方面的经济场，而女人则仍主要致力于象征财产的经济逻辑永久存在的私人空间内，如家庭、生殖场所等，或者各个空间的延伸形式，像社会服务机构如医疗结构和教育机构，或象征生产的空间，如文学场、艺术场或新闻场等。上述场域并不可能在进入时明确指明性别的区分，但场域内各类结构与机制的影响注定造成了上述较为普遍的现象，“男性统治”似乎早已远去，但其似乎仍未走远。
自兴起至当下一直充满共情的女权运动早已将“性别平等”的认知贯彻于社会大众们的心底，但事实证明，妇女们真正的解放，绝对不能只靠觉悟与认知，只有妇女们的境遇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她们受压迫的条件被彻底性消灭，社会生产生活真正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真正的男女平等和社会平等才会实现。因为“男性统治”象征暴力的有效性条件早已被纳入身体暴力的最深处，只有彻底摧毁象征暴力的实施条件，具体的解放才会真正到来，这一宣言也基本适用于所有的被统治者或被压迫者。另外，在这一问题与运动的进行中，尤其要提防一系列为谋取利益而进行的低幼性质的诱惑，即以同情、团结或道德愤怒的名义，提供有关受压迫者和被谴责者的一种理想化表象，却对这种统治的具体消解闭口不谈；或是以女权主义为幌子，别有用心地大搞“身份政治”，让她们冒险加入并被淹没在与她们自身的忧虑和利益无关的陌生政治运动中；又或者封闭性地进行女权主义的政治斗争，如刻板性质地要求男女在政治机构中机会均等，这些斗争很有可能会优待与现在占据统治地位的男人来自相同社会空间区域的女人，从而加强另一种形式上虚构的男女平等。
当然，特有的政治行动也确实为妇女们提供了一种集体反抗的可能性，这种行动是以司法的和政治的改革为方向的，但只有真正综合考虑到所有的统治作用，在长时期内借助不同的机制或相关制度所固有的冲突与改变，才会是妇女们所需要的真正有用的政治运动。这也就是说妇女们并不是要和团结一致、互相支持的小集团内部的内倾反抗决裂，尽管这些小集团在家庭、工厂和办公室的日常斗争中是非常必要的，而是她们应该更加懂得要参与到社会运动当中并依靠具有反抗性特征的组织，致力于创造并规定集体的组织和行动形式，尤其是那些具有象征性的有效工具，通过这些工具的运用与努力，有效动摇那些促使她们服从永久化制度的链条。
“把自然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观念夺取的两性关系，重新纳入历史，进而归还给历史”，这就是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中所要从理论上颠覆表面上自然的、合法的性别等级，从而在实践上真正为妇女们的解放提供更大可能性的初衷。
“平凡的世界”
——《世界的苦难》评议稿
《世界的苦难》一书副标题是“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其具体就是布尔迪厄言“针对一些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欲困难作出的见证”。具体成书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布尔迪厄晚年与其他22位合作者耗时三年共同完成的田野调查合著，数百位法国社会底层的个人访谈案例描摹的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光鲜外表下震撼人心的苦难真相。全书结构清晰，围绕布尔迪厄特意选择的六大主题问题展开，通过对“不同观点的空间、场域效应、正式工与临时工、局内人的局外人、矛盾的遗产与布尔迪厄自己的治学理解等”深入表述了其所见社会世间苦难的论述。布尔迪厄治学实践的思想表达及调研方法论与具体问题的理论分析等也在全书中表现得漓淋尽致，其逻辑论述层层深入，问题意义价值深远，调研案例的穿插也充满了现实访谈的厚重感与真实性。
当这部经典跨越时空的距离，来到当下我们认知的时代，我们会进一步感受到书中表达与布尔迪厄大师的魅力，其所总结的六个主题方面的问题可以说即使在当下也让人深有共情，这也是本书主讲毛瑞同学在主讲稿中深刻揭示与渴望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键部分，她也结合实际提出了很多富有现实意义的案例与问题。本周四收到与仔细阅读毛瑞同学主讲稿内容后，这几天我马不停蹄快速翻阅与深刻了解了一下本书的内容，可以说清晰明朗而又充满现实意义的布尔迪厄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这段时间沉浸在福柯哲学思辨中的我，再加上昨天与毛瑞同学关于本书思考的提前交流，让我更加欢欣地想在现实中与大家交流一下这些深刻的问题。所以我的分享稿内容具体也将循着毛瑞同学提炼总结的六部分内容展开，结合实际，与大家深入探讨一下，布尔迪厄本书所表达的六个主题在当下社会中的认知与发展。
虽说是六个表达主题，其写作论述方式较为一致，但各个主题内部间也表现出内容的差异与因果的联系。第一、二部分关于“不同观点的空间、场域效应”的主题表述可见布尔迪厄关于“个体心灵疆界、社会场域”等理论的提出与应用。关于布尔迪厄理论的核心表达，可以说其是“根植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所代表的欧洲社会学传统，但又以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术圈为背景而展开表述的”，比如说其关于“场域概念”分为“物理空间结构与社会空间结构”的具体论述，自然让人联想起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渊源，可以说，布尔迪厄的理论及作品“既是一个延续，也是一个断裂，是对来自不同路径的既得知识的带有批判性的系统化”。按照布尔迪厄自己的表述，“其认为他在知识生产上的实践并不能被简单归类为‘理论生产’，他建构的‘理论工具’不是为写评论或者写注释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在新的研究中使用的，其目的是传递一种‘科研惯习’，是一个普适的、对于社会学者这一职业必不可少的倾向性系统”，这也足见布尔迪厄的学术抱负。
第一、二部分关于“不同观点的空间与场域效应”的主题论述下，毛瑞同学也进行了关于“移民社会融入、媒体报纸利益表达、社会资源夺取及管控如我国当下房屋政策的调整与发展等”的现实案例的表述与提问，大家也可以针对这部分的内容进行一定思考与讨论。关于那个时代的移民问题其原因总结已较为充分，而当下我国社会有关社会融入的话题仍是热点，城乡之间、地域之间、代际之间的拆迁融入、合村并居、候鸟家庭、异地户籍等多方面的融入问题仍充斥现实。而关于当下“社会利益驱动记者的机制”也较为常见，新闻媒体界善于制造事件、挑拨对立、赚取流量、恶性循环中输出利益观点、甚至不惜污名化某些群体，而毫无思想、立场与职业操守的新闻媒体可谓略见不鲜。至于空间及资源争夺，就像书中的表述一样，缺少资本的人永远存在，当时代陈苛下这些人足够聚集时，这样的争夺也就愈趋向于群体化，那当个人的努力被时代的变动所完全吞噬，那么一切所只能依靠的社会政策将如何“大庇天下寒士俱开颜”？
第二、三、四部分的主题表述更为具体，主要聚焦于“职业编制、代际矛盾、教育矛盾与阶级固化”等方面，可以说这三个主题部分的问题更为具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前两部分“不同群体社会居民社会融入及资源争夺”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毛瑞同学也提出了诸如“职场内卷或996、学历贬值、家庭苦难”等现实问题的讨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也就是关于工作劳动成为当下世间苦难最主要问题的来源根源，正式编制与否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单位中两类工作人员完全不同的工作心态，处理稍有不慎，极有可能酿成人间惨案；而“代际矛盾”的背后则来源于时代背景的飞速巨变，“职场内卷与996还是躺平”的背后充满了时代、阶层、认知等社会结构的影响；而关于教育发展变动无疑也是为之而服务的，诸如贫困地区“因辍保学”、“50%职业高中”、三本独立院校改职业本科或大专等“本升专”、“清北硕博任小学老师”、“停办各种校外培训机构和补课班双减”等各种政策及现象下，无不蕴含着浓厚的政治与经济意味。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布迪厄调研方法论的理解，作为享誉全球的学界大师，布迪厄在本书中所展示的研究及访谈内容堪称楷模，其访谈记录的翔实，甚至连细微的标点都能体现出当时表达的情境。但本书的主观价值表达其本身就含有悲观韵味，这就自然与研究中保持主观价值中立的认知相违背，这也是一个可以供大家思考讨论的问题。据布尔迪厄自己的表述，“社会学的工作中很少是有我们到达被称为清晰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为情理之中的事情提供证据本身就较为困难，主观性哲学和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幻觉都明显比社会学的客观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离常识想法更近，所以‘理性选择理论’也明显比‘惯习理论’离常识的距离更近”。“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为求理解”是斯宾诺莎的格言，也是布尔迪厄所明确的社会学者田野调查必须以之自律的格言。田野访谈调查就是需要提供必要的工具，找到他们之所以必然如此的完整原因，以及能够说明这种必然性的理由，进而按照人们的本来面目去理解他们的办法。
“但也要清楚，分析者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要让读者能够接受这种干预，只能靠书写活动，这是调和下列矛盾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方面提供一切必要的元素，以便客观地分析采访对象的立场和理解其观点，然而不可生造客观的距离，以免把分析降格为一种昆虫学的好奇心；另一方面，采取一个尽可能接近自己的观点的角度，但要避免把自己不合理地设想为第二个自我——因为无论是否愿意，它仍然是一个对象——从而不适当地使自己成为后者的世界观的主体。建构活动充满批评性思考，分析者必须使之看起来不言而喻和顺理成章，甚至无条件地服从既有事实，这样才能成功地介入对象化的过程。”这差不多就是布尔迪厄关于该问题所表达的核心认知。
世间苦难，众生皆苦。“只讲生存条件的深重苦难而排斥其他一切困苦，无异于对很大一部分反映社会秩序的困苦视而不见和不理解。”无疑，“社会秩序已经使大苦大难有所减轻，不过仍没有达到人们所说的程度，可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社会空间不断在特殊领域和次领域大大扩展，从而制造了助长各种日常困苦空前加深的条件。”
命运总并不能尽如人愿，但每一个个体往往也只有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辛中，才能够成熟与发展起来，去继续接受或主动进行世间苦难的继续洗礼及锤炼。如何喟叹？“生命里有着多少的无奈和惋惜，又有着怎样的愁苦和感伤？雨浸风蚀的落寞与苍楚一定如水，它能静静地流过每个人青春奋斗的日子和触摸理想的岁月”。但最后，身处每一个自我世界中的人们，即使最平凡的人也不会忘了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奋斗，这也就是或许，平凡就是人世间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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