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总结于《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对之前所作《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三本书的方法论进行了一个总结。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他是“采用了小心谨慎，步步回头的方法来写这本书的”，同时他也表示，“我不是从一而终的，我的观点时刻在变”。本月尝试来做一个有关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总结，所思所感所引述范围局限于这四本书中。福柯的书总体来说晦涩难懂，以批判为主，并且处处体现着与同时代文明的疏离，像是一个浪荡怪人。
一、从历史到考古漫溯悠长的历史往往被比作长河，其绵续与传承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共识，。但是在考古的过程中我们往往看到是相互断裂的地层，每一个地层承载着其所属时空环境中的一切物质，它们是遗物遗迹，是文物古董，是作为研究历史演进的参考物与佐证物。历史研究的关注点也从长时段到断裂现象，过去一向被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经被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历史研究在逐渐趋向考古学，对历史重大遗迹做本质的描述，而不同于传统形式中记录重大遗迹并转化成文献。
这种趋向产生的后果是：人们发现传统历史研究所建立的序列，那种按照时间绵续和事物发展的演进而被人为设定的序列在观念史和思想史上无法形成，这使得不连续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并使得全面的历史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因为观念史和思想史就是整体历史的一个方面，它们无法找到一个同一的序列，那么又怎么能说历史是全面的是时间绵续而有序列的呢？），而于此截然不同的总体历史初步形成，这种总体历史的任务是找到不同序列（此前我们因为找不到一个同一的序列而说没有序列，但是否认的只是同一序列而非否认事物发展中各自单独的序列）中的序列之序列，找到序列背后总体的规则，也即将视角再拉高一层，但是这种拔高一层之上是否还有数层我们不得而知。这是一种超脱人类学的历史分析方法，但打破原有的结构是否是在形成一种新的结构呢？这种想法无可厚非，福柯也并没有绝对否认。
知识考古学发掘的抓手，在福柯那里是“话语”或者说“话语体系”，它们的背后透视着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想和知识型，也就是序列之序列——“考古学要确定的不是思维、描述、形象、主题，萦绕在话语中的暗藏或明露的东西，而是话语本身，即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由此可见，“话语”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是十分重要的概念以及概念群，所以跟随福柯的脚步，我们将从“话语”进入知识考古学。
二、话语、知识与科学首先福柯做了一个否定性的工作，以摆脱那些以各自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并认为在我们已经熟悉的分割和组合面前应采取谨慎态度。传统的概念、发展和演进的概念、“心态”和“精神”的概念等等都是现成的和综合的，是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不经过任何验证就会给予承认，但是这些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承认其有效性的关联，应该重新提出质疑。上述这些都是“总体历史观”的方法概念，并不是话语的单位——“连续性的这些优先形式，所有这些人们并不质疑并且任其自然的综合都应该被束之高阁。当然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最终把他们摒弃，而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他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进行验证”。福柯所说的话语单位在批驳否定之后引出“话语的单位”——“由实际陈述（口头的和书面的）的整体在它们的散落和在各自所特有的层次上构成的”，经由话语的单位挖掘出人们通常借以连接人类话语的这些模糊形式和势力，将话语所自成的内在逻辑的阴影去除。那么在“话语的单位”这个概念界定中提到的“陈述”是什么？
福柯把陈述定义为“符号整体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而“这种方式使陈述同某一对象的范围发生关系，使它为每一个可能的主体保留一个确定的位置”。在福柯看来，陈述不是命题，不是句子，也不是言语行为（这些应该可以被理解为陈述的表象？），而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把结构领域与可能单位的领域交叉出来，并以具体内容在时空中把它们揭示出来”。考古学描述陈述的实践、条件、制约它的规律和它在其中运作的场地。所以陈述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是：话语就是一定数目的陈述之间按照某种规律形成的散布的系统（换句话说，各种陈述是由于什么原因什么规则而散布在那里？这种散布的系统，包括其中所有的规则运转，是话语）。也就可以理解，为何福柯并不把话语当做符号的总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话语形成的规律，也就是对某种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的形成、策略的选择所遵从的条件，福柯称之为“形成的规则”，“形成的规则是在一定话语分布中的存在条件（也是它们共存、保持、变化和消失的条件）。”
福柯的考古学关注于话语、知识和科学之间的关系。他将“知识”界定为一种话语实践，认为“用某种话语实践按其顺序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建立的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就是“知识”。“知识”是“不同的对象构成的范围，它们将获得或者不能获得科学的成分整体”；“知识”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据一席之地，一边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知识”是“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概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消失、被使用和转换”；“知识”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的可能性确定的”。“科学”也是一种话语，考古学并不把科学归结为那些过去应该经历的或者现在应该经历的东西，以便科学特有的理想型意图得以实现，而是要把它归结于过去应该说出的。或者现在应该说出的东西，以便使一个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符合科学性的试验或者形式标准的话语能存在，科学是在话语的规律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因此得以在任何一个话语实践或者非话语实践的范围中展开和发挥功能。对于“知识”与“科学”的关系，福柯认为知识是科学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学既不等同于知识，也不抹杀和排斥知识，而是置身知识之中，构造它的某些对象，将它的陈述系统化和确定它的概念和策略，同时，科学在只是种发挥作用受到话语的决定，并且随之变化。最后提一下“知识型”，福柯将“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称为“知识型”，它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它能使人们掌握在既定的时间内强加给话语的约束性和界限的规则。
三、精神疾病、医学与人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福柯第一次提出知识考古学的概念，它是一场关于“疯癫”的考古学研究。通过这种方法，福柯分析了古典时代理性如何排除非理性构成了一种新的话语形式。中世纪前期，麻风病肆虐欧洲大地，人们通过麻风病院隔离病人，直到中世纪末期麻风病逐渐消失，但是那些附在麻风病患者身上的价值、形象以及排斥措施依旧存在——“这个顽固不去，令人生畏的形象在社会群体中的重要性……人们在排除它们的同时，亦必定在它四周画上一道圣圈”。而疯狂恰恰在文艺复兴之后，在理性的光辉在时代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之后，替代了麻风病的角色，成为了被排斥的人、事物、概念。但是实际上，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上，在彼“地层”或者说“知识型”或者说在那时整体的“话语”系统上，疯子被看做是能够通神的人，具有预言的神奇能力——“智慧之核心也就是一切疯狂之晕眩”。对疯狂的大规模圈禁随着启蒙时代而降临，在这样一个“地层”上，疯狂作为非理性的极致被理性的光辉排斥到最阴暗的角落，理性所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下使得社会将疯癫归类为精神疾病，于是对于疯狂之人的监禁一方面是精神病学的医疗功能，一方面是警察严厉的压制管制功能，具有双重的暧昧性——一方面以行善为名义，一方面又以惩罚为名义。
《临床医学的诞生》是医学感知的考古学，将福柯的话语分析上升到了对结构的和体制的分析上，主要考察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体制和政治紧迫性相结合之下产生的现代体制性的临床医学。十八世纪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但是这种问法在现代医学中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通过医生诊治的方式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从此开始，在医学经验的各个层次上，能指与所指的全部关系都被重新安排：在作为能指的症状与作为所指的疾病之间，在描述与被描述者之间，在事件与它所预示的发展之间，在病变与它所指示的病痛之间等等。临床医学的存在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
上述两书都是对话语分析方式的实践性探索，我们能够看到福柯的考古学是通过诊断欧洲历史中特定的革命性的转型时期的新的历史话语形式，以哲学的方式透视历史演化的规则，同时也是分专题纵深进行且彼此之间分立的，是与连续的思考方式，与“总体历史观下”拼合成某个社会全貌的方法相反的，尽管拼合的可能性是必然存在的，因为他们都在历史时空中如彼此咬合的齿轮一般存在（相隔千里的齿轮也许没有直接的接合但是不能说他们之间不存在联动）此时社会不同“地层”上的图景将会是多维而且无限接近于整体历史的。但是在福柯这里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也并不否认和摒弃，他把所有这些都重新放进新的审视空间里，透过分析“话语”的考古学方式来重新认识某一知识领域。
《词与物》中被发掘出来的“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同一个事物有的很多种表现出自身的方式，并形成相应的知识——当然也不能说是同一个事物，因为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所改变——为什么说是很多种方式？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中有不同的知识型，也就是形成知识背后的秩序规则。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在何种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是可能的？知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秩序空间中被构建起来的？答案都需要从知识型中找到。
西方文化的 “知识型”发生过两次断裂，第一次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第二次从古典时期到现代：古典时代知识型是表象，在这一知识型之下，关于词语、存在物和需求领域出现了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随着现代认识型的诞生，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分别被语言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取代了，但这种取代并非占据了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原来占据的地方，而是在这些知识并不存在的地方。古典时代把事物在一个空间中展开为秩序，而19世纪开始，大写的历史将在一个时间系列中展开，并将其法则相继强加在语言群分析、生物结构、生产分析之上，此时也意味着人作为劳动着的人、生活着的人和说话的人而出现。古典时代的人是可以无限性表象外在世界和表象自身的主体，但是现代认识型使得人们发现人之有限性——受制于劳动、生命和语言——“生命的存在方式，是由我的躯体给予我的；生产的存在方式，是由我的欲望赋予我的；语言的存在方式，只是沿着我的会说话的思想的细长线索而赋予我的”。因此，福柯认为在18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人”是现代认识型的产物，尽管以前也有关于人的讨论，但并不存在关于人本身的认识论意识，只有在现代认识型中，才出现了“根据经济学、语文学和生物学的规律而生活、讲话和劳动的个人，并且还凭着一种内在的扭曲和重叠并借助于那些规律的作用而获得权利去认识并完全整理它们的个人，有关这个个体的现代论题，所有这些我们熟悉的并相关于‘人文科学’的论题”。
人文科学只是通过不理睬无意识以期无意识随着意识的分析而倒退着被揭开面纱，但是到20世纪精神分析学和人种学相继兴起，它们是贯穿了人文科学的“反科学”，直接和有意地指向无意识，不停地拆解那在人文科学中创造和重新创造自己的实证性的人，即它们消解了人。第三门“反科学”语言学能覆盖精神分析和人种学的维度，因为从语言内部，从趋向于极点的各种语言游戏中，显现出来的正是“人的终结”。
相较于上述两书，《词与物》在话语体系分析上更加强调理论性的阐发，它是“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指一种以人的主体为对象的学科，这种主体性试图建立一种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所以讨论的问题是在这种从知识考古学的方式中考察出来的思想史的变化过程中，人一直都存在吗？人从什么时候被发现，又将去往何处？福柯认为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我想，当代抹去人的知识型——“反科学”也终将会被下一个知识型所抹去，或者说，成为未来知识考古学的一个可考查的知识型，成为层层排布的“地层”之一。
四、考古学与谱系学总体来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杂糅了考古学、符号学、现象学、知识社会学、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语言，话语，陈述始终是福柯在讲述其考古学时反复使用的名词，语言既是信息和知识的载体，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重要的超肉体工具，它有一种自展开的特性，本是人们发明来进行表象物以及交流的工具，但是却丰富发达到具有内生逻辑的地步，使得人们可以沿着语言的概念自身进行逻辑推演并形成新的知识和思想，这背后的话语体系是无比复杂的，福柯正是想要通过描述出某种话语的规律，来对某种话语单位进行分析。
接下来阅读权力谱系学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考古学和谱系学之间的关系，先放在这里等待阅读之后在进行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