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印象
全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风险分配,第二部分是个体化,最后的落脚点是以政治与科学为切入点的核心概念:自反性现代化。
在工业化社会,是由财富分配逻辑主导的,而在风险社会,则是由风险分配逻辑主导,其内在的团结动力,也从生产聚集到风险聚集,从渴求财富变成规避风险。工业化社会产生了财富的同时也系统性生产了风险——并且伴随着全球化过程在世界范围内蔓延——风险借助技术和科学的放大器,它的规模,影响,深度都愈发膨胀,并且呈现制度性。风险分配起初与阶级地位相互关联,上层阶级能够通过手段隔离和规避风险,但是风险会通过飞去来器等效应再度回归——不仅从自然界低级生物回归到高级生物,亦从较低社会等级回归到较高社会等级,只是积累和时间的问题,无一幸免,而形成全球化的全阶级的全社会的风险。
这种全球化的风险与对风险的认识,不断要求社会提供新的解释体系,要求我们建立新的发展路径给现在的人一个出路。这一过程中,科学不但会使风险本身被不断的建构而解释或理解。社会需要科学解释,但是科学一方面无法脱离政治从属性,另一方面其效力明显存在悖论,我们不能用科学来治理科学。而滞后性或者说社会化的科学同时也会使得社会产生一种不确定性充斥泛滥的状态,社会难以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这种状态下的混乱、模糊性,会导致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冲突,包括环境、文化、两性、政治上的,同时还要叠加自然生态的一系列图层的影响,最终绘制出了如今的风险社会。
第二部分讲个体化。作者试图突破⺠族国家的框架描述社会。⻛险社会的核⼼是不确定性,未知的恐惧。前半部分讲到,现代化风险的分配逻辑是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只是其中之一。重要的是,风险社会脱离并重塑了工业社会内在的社会结构及其基本的生活行为的确定性——社会阶级、家庭模式、性别身份、婚姻、亲子关系和职业等。(两性问题在西方社会如火如荼开展很久,如今性别牌或也是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兴风作浪的工具,这个问题也很有讨论空间)。贝克认为,我们是现代性内容社会转型的见证人(我们曾经从封建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如今工业社会也在发生转型),这一转型过程把人从工业社会的社会形式中解放了出来,如阶级、阶层、家庭和性别地位,这就像宗教改革把人从教会的世俗通知里解放出来进入社会一样,我们渐渐从“我饿”走向了“我怕”。还有一个重头戏是从马克思以来一以贯之的话题:劳动。劳动在工业社会中占有的重要性是史无前例的。在工业社会,雇佣劳动和职业已经成为引导生活的轴线,它和家庭一同构成了一个双极坐标系(相比工业社会人是以血缘家庭为准则的单一坐标),从而使这个时代的生活趋于稳定。在这一背景下,以理性化的逻辑来看,我们熟悉的工业化标准化体系正在转变为多元、灵活而分散的未充分就业体系。从大规模失业在特定人生阶段的分布中还可以看出,未充分就业作为充分就业和失业的合题,如今已被整合进就业体系,失业这样的生命片段早已成为不少人标准人生的组成部分。
所谓“风险社会”并不仅仅是讲述我们现在的社会充满了风险,而是欲与封建社会、工业社会等概念等量齐平的抽象类型,对当今新型社会的概括。“风险”不是具体的某些风险,而是整合社会的逻辑,“风险社会”也是一个看待问题的视角而不必拘泥于这个具体的名词是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还是什么后现代社会。本书的最后,作者落脚点放在了科学和政治两个抓手。内因是政治,外因是科学,两手都得抓。补充:作为建构的民族——“民族”建构之初是为了区格“我们”与“他们”,所以“民族”本身是政治上的工具。在国家稳定团结社会繁荣昌盛的大背景下,“民族”概念正在逐渐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整个大民族的强调),否则很容易被作为攻击、分裂和搞破坏的工具。我们要超越启蒙以来的科学边界,也要突破民族国家以来的政治边界,这就是自反性现代化。(什么是自反性?吉登斯、贝克和拉什著有《自反性与现代化》,在这本书中贝克也在同其他两位思想家的交锋中着重强调了“自反性现代化”)。
《自杀论》联想
曾经有研究表明,中国自杀人数的绝对值居于世界第一,对中国的自杀进行研究确有必要。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2年发表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文章《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表明在这个时间段,中国的自杀死亡率为23/100 000,相当于美国的两倍,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最新研究数据表明,中国的自杀率在过去20年中呈现下降趋势,全国总自杀率从1987年的17.65/100 000降到了2008年的6.60/100 000,前者大约是后者的2.7倍(张杰、景军、吴学雅等,2011)在涂尔干之后的中国学者进行自杀研究时发现,中国的自杀研究无法完全归入涂尔干的类型划分。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自杀人群特征分布和自杀操作过程。
(1)在自杀人群特征上,我国不同于西方以男性、城市、中年为主的人群特征(因为这类人群更容易受到社会失范的冲击,更大程度地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异化、孤独和疏离),而是出现了大量的妇女、农村、老年特征的自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报道女性自杀率比男性自杀率高的国家,女性的自杀率是男性的1.25倍,在农村年轻女性中这一比例更高。农村地区自杀率高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自杀率是城市地区的3倍,全国93%以上的自杀发生在农村。
(2)并且不同于西方精神病患者的高自杀率(90%),我国的精神病患者自杀率并不高(63%)。
(3)美国人约60%以上的自杀者使用的是枪支,而中国自杀者多是服用的是化学农药。中国自杀者使用的最多的自杀手段是服毒和自缢,占总数的80%~90%。农村一般是喝农药,城市一般是喝安眠药等。
(4)总体来看,中国的自杀诱因以家庭矛盾、婚恋纠纷、人际关系不和以及精神障碍、躯体疾患为主。在性别方面,中国女性自杀诱因以家庭矛盾、婚恋纠纷为主,且所占比例超过50%,甚至高达80%。农村女性自杀者中,婚姻恋爱方面的负性生活事件是值得重视的诱因(张杰、李宁,2007)。 而就男性来说,婚姻、家庭纠纷虽然是主要诱因,但所占比例较女性少,而疾病因素以及畏罪较女性多见。在农村,家庭矛盾、婚恋纠纷是引起女性自杀的主要诱因。而在城市,人际关系矛盾亦显得较为重要(赵梅、季建林,2002)。
中国的自杀一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和中国国情民情分不开的,中国自杀研究有其特殊性。
那么中国的自杀研究能像涂尔干那样去开展吗?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如果单纯的梳理自杀研究史,那么也太枯燥了,我们也不是为了研究自杀的研究史而探讨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想分享一个点:中国的自杀研究为什么难以展开?如果我们着手研究自杀我们可以从哪里入手来搜集资料?
(1)精神病诊所
刚才我们说到,中国的精神病患者自杀率虽然远低于国外,但是还是有超过一半的人会自杀,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去这里呢?根据吴飞的调查,作者发现,精神科医师关心的自杀和社会学想关心的自杀并不是同一个事情,和自杀者本人关心的更不是同一个事情。所以在自杀研究的时候出现了错位现象。
(2)医院
有很多自杀的人,或自杀未遂的人会被送去医院抢救,如果从医院着手,吴飞发现,很多自杀被“隐形”了,自杀被人为地忽视。医院会在病历本上记录“误食农药”,其实不会去区分到底是真的误食还是自杀。
(3)公安局
那么自杀了的人总死要见尸吧?但是公安机关似乎并不关心自杀本身,他们只想排查清楚是不是谋杀,是不是意外,是不是恶性事件等等。自杀成为了隐身于公共职权之外的大象,公共职权关心的是人们是否会陷入不幸之中,而自杀者关心的却是自己能不能过好日子,能不能幸福。也就是个人生活幸福的伦理问题而不是医疗问题不是刑事问题。
所以自杀就成为了一个悖谬,是To be or not to be 的难题。一方面是个人柔软的内心世界有琐粹复杂的私人空间,另一方面是冰冷的政治权利要客观冷静的公共生活。一方面是社会问题在居高不下的自杀率面前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是幸福问题在难以介入的公共职权下面私自蔓延。
在这个To be or not to be 的难题中,被加缪称之为“唯一真正严肃的问题”,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美国自杀学之父施耐德曼认为,自杀和死亡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人能否真正理解他死后的存在。人们认为,自杀的人会获得重视——如果我自杀,我会获得重视——所以我选择自杀。自杀者混淆了自杀的“我”(主我)和获得重视的“我”(宾我)。自杀者误以为“我”在自杀后还会受到重视。我们在想到自己死后的情形时会经常无意中以为自己在死后仍然有感知。这种死后仍然存在的“我”的假象是“后我”。自杀者误把非存在当做安静和更好的存在(圣奥古斯丁)。
比起这些哲学家来说,涂尔干在结论中说的更加明确。涂尔干认为自杀的根源在人性当中固有的个性与社会性的失衡(《人性的二重性及其社会条件》)。虽然自杀往往反映了社会问题,但是一个完全没有自杀的社会却是低俗和危险的。因为一方面一个社会必须通过自杀清除一些必须清除的份子;另一方面,自杀往往体现了一个社会张扬的高贵德性。如果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从而让人们愿意为之去死的德性,那么这个社会怎么可能真正美好?而既然这里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存在,又怎么能避免自杀的发生呢?
西方话语里将自杀归结为善与恶之间的纠缠,对自杀的研究植根于对人性兼具善恶本性的考察,那么中国研究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对“存在”的接受,而不是对善恶的争辩。
在中国人眼中,自杀本身不具有独立意义。中国文化对于生命的基本观念是将生命当做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过程。因此生命本身无所谓好坏,而有所谓过得好和过得不好,也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过日子”和“做人”。因此自杀的善恶不取决于自杀这个行为,而取决于自杀的理由和动机。
也就在这个层面上,寻求自杀问题的研究就是为人寻找尊严的探索。当前中国的自杀问题既不仅仅是表面上偶然的争吵,也不是简单的精神卫生问题。它也许有着现代性中善恶之争在中国的显性,也许有着人性二元的张力,也许有着其他原因。但这绝不仅仅是控制保管农药能解决的,也不是发展精神医学就能根除的,而必须有着长远的文化考虑,为现代中国人寻找什么,为现今制度空间中人的自由和尊严创造一个负责任的空间,为原本含情脉脉的私人空间保驾护航。自杀问题涉及最广大人民的幸福问题,从这里出发,研究问题是为了找到能自由自在过日子的道路,使更多的心灵通向幸福之路。研究自杀问题不仅仅在于降低自杀率,更在于了解当代中国人,理解生活的快乐和痛苦,安身立命。这不是可不可以研究,能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为了人心幸福而无论如何都要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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