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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219日晚18:30-22:40,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和三农研究读书会,在中心会议室举行第七届本硕论坛,本、硕学生4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以“秩序与社会控制”为主题,分三小节共七位同学做了主题发言,之后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

    第一节主要综观社会秩序,由黄建主持。研二的夏柱智首先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他演讲的主题是“浪漫主义笔下的现实秩序”。他在思考,浪漫主义给当代带来了些什么?同时他也总结,秩序问题其实是社会学诸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说承认秩序的必要,则秩序主要有两种产生形式,要么人为,要么是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秩序表现为一种共识的秩序,是目前社会学探讨最多的一种秩序;而人为的秩序则表现为暴力统治,让人产生畏惧。那么,换个角度来思考,不要秩序是一种什么情况? 那是一种自由的状态。至于自由,又要引起很多的思考和论证,思想界不乏自由和限制的论战,没有一个绝对的结论。浪漫主义开辟了一种新的视角分析这一问题。追根溯源,浪漫主义可以说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具有的一种思潮,尤其是在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在德国活跃起来。浪漫主义首先通过文艺领域发出声音并迅速扩大了其影响的领域,扩展到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浪漫主义开始了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强调人的独特性和自由。可以说浪漫主义是一种反叛的极端形式,它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的束缚。一方面浪漫主义对意志的强调,否认了事物的本性说;另一方面破除了事物稳定的结构。作为其后果,浪漫主义强调真诚的信仰是其首要价值,强调意志的不屈,认为动机比结构更重要;浪漫主义也创造了一系列神话,通过一系列的隐喻和象征,揭示出世界的无结构;浪漫主义也认为,知识是一种工具,但是知识无法制止暴力,生命在于运动。所谓的“结构”紧急是一种幻象,席勒认为人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原初的无序状态,到野蛮时代,再到游戏阶段。之所以说是游戏阶段,是因为人类不断地发明和打破秩序,打破“游戏规则”。浪漫主义可以说强调一种自由意志,可以形象地描述为“用艺术统治生活”;而社会学所讨论的秩序,则是一种规范、共识,是一种结构,或者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秩序。我们用浪漫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我们现实中的秩序,确实会引发很多的思考,或许还会找到理论的突破口。

    接着发言的是大二的雷望红,她结合《理想国》和《我们是谁》对我们当下国家控制进行了思考,以“国家控制的民主与专制之辩”为题进行了探讨。她简要地阐述了柏拉图对于国家起源的论证,社会生产由一个人的低效率逐渐过渡到高效的多人分工,各种职业互相依赖,互为补充,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和利益,传统的统治者就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协调作用。这就产生了统治者的角色问题,也是协调的实现方式问题,到底应该采取民主的方式,还是专制的方式?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或许是民主制最早实现的典范,这时候国家的利益跟广大公民的毅力是一致的。然而,由于政体的不同,国家的利益不一定必然等于公民的利益,它或者仅仅代表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存在民主和专制孰优孰劣的问题。她结合美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等国家实行民主或专制的实现情况,给大家反省现实的统治提出了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命题——“在一个打着“民主”的招牌做专制之事的国家里还不如在一个专制却为百姓考虑的国家来得实在!”

    紧接着发言的是研一的岑家峰,他着眼于全球,将大家的视野引向了一个很宏大同时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全球气候问题,并以“风险社会视角下的全球气候问题”进行了发言。气候问题如今已日益成为全人类亟需关注的问题,全球性气候大会以及相关的讨论近年来在各地进行,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问题不是地方性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全人类的明天的重要问题。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将人类带入了一个风险社会,后工业社会先进的生产力使人们得以超越地域的限制,然而生活的不确定性、威胁、灾害也无处不在。当代的社会风险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不仅仅是不确定的源于自然的风险。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风险社会:(1)风险是隐形的,潜在的,人们无法预先感知,因为它超越了人的感知能力,因此最好的应对方式是防范于未然,这就要通过制度的安排来实现;(2)风险的全球化趋势,风险已不再是地方性的、局限性的,而是在不断地延伸;(3)风险的无层次化,正如贝克形象的类比,如果说贫困代表着一种等级制,是分层的,污染带来的危害则具有普遍性,风险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着特权阶级。如今风险已不再是被建构的,大自然已经向人类发出了警报。因此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社会需要团结起来,需要通过建立国际化的组织来组织行动,将全球福利最大化。在这方面亟需在全球建立一个统一的秩序,需要人类集体去反思过去几个世纪单纯以经济发展为标准的发展模式。

    接下来的自由讨论环节,大家将焦点聚在了一个比较敏感而尖锐的问题——民主与专制的问题。哲学系研一的陈颀回应雷望红,结合历史来考察专制和民主的存在期,认为历史上几乎没有绝对的民主或者专制社会,实际往往是二者的混合体,并且往往是以民主为主的社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一些现实社会的个案就否定了民主政体。大三的仇叶认为,由于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异质性,民间需求的多样性,因此国家有集权的必要,然而过度的集权即专制将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正如费孝通等人所认为的,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绅士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他们介于政权和民众之间,其协调作用。他们扮演着一种中间阶层的角色,由于治理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将被吸纳入这个阶层,中间组织的控制力更加强大,顶层社会的政治控制弱化了,社会也就越来越趋向于一个民主社会。刘锐进一步指出,其实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并没有那么严重,民主的前途也没有那么悲观。民主其实可以分为人民民主和自由民主,前者以马克思为代表,是真正意义上的广大人民的民主;后者以卢梭为代表,其社会契约是人在自由状态下达成的协议,其以不伤害大众利益为前提,而实质上其“大众”是指具有自由人身份的人们,因此实质上带有阶级性。美国的民主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发展起来的,其实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研一的张建雷认为我们不能陷于盲目的争论中,而是首先要思考几个关键概念,即国家、民主、专制。这些概念具有很强的抽象性,脱离了现实社会基础的概念,因此我们要考虑这些名词背后的社会事实是什么?他同时也回应夏柱智的发言,提出一个疑问,浪漫主义其实带有很强的主观主义色彩,主观主义也谈论秩序?法学院研一的魏程琳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秩序,关注社会公正,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而现实却是形而下的,是关系到权力的分配问题。民主和专制的争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人们当然期望的是一种秩序下的和平、公正的生活。教科院研一的余彪也认为,我们不应当在民主与专制之间下一个绝对的结论,而是要明白书斋里的革命与现实革命的区别,要知道理念上的民主与现实中的民主却是有着很大的差异。大四的冯川也补充道,民主的目的是人的权力平等,则必然要思考,人应该拥有什么?诸如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人格等等。再进一步考虑是什么阻碍了这些的获得。马克思就认为经济的限制是最主要的限制。只要存在着不平等就有滋生专制的土壤。因此这个问题可以回归到人性对民主的要求。黄健对几位同学的主题发言和同学们的讨论进行了简单的小结,并补充道,讨论不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答案,更多的是引发大家的思考,更多的问题可以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

    第二节由大三的杜姣主持,两位大四的同学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冯川发言的主题是“中国传统的社会控制”,他为我们梳理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控制发展脉络。传统文化中人们关心自己的生命,人类生命顺畅与否是一个德行问题、良心问题,是无法用逻辑来论证的,不同于西方以康德为代表的德行。传统社会重视本体论的探讨,德性指导生活,指导个人实践。而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团体路径来实现的。所谓的“天命”,就是要统治者关注自己的德行,将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作为判断的依据。因此,政、道是合一的,统一为德性的发显。可以说中国的统治是通过人情委托、基于信任实现的,可以认为是一种民主;但是不同于西方的统治,是一种不信任和防范基础上产生的契约。他进一步梳理了从周朝文治到后来儒道法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各思想流派的核心理念,给我们清晰地呈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社会控制思想的发展历史。

    杜鹏以“秩序的权力构建和阶级基础”为题进行了发言,其主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结论是阶级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主要思想涵盖了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其思想内容的基础是资本,主要以批判的形式展开论证。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服务于权力的持有者。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如何成为资本,如何完成资本的再生产,揭示出资本增产的根本秘密。资本家在现实中神秘化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过程,用平均利润掩盖了其剥削的真相,制造了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假象。而马克思则揭示出了这一系列的“神话”,批判了资本家们用所谓的“物化”来使劳动固化、永久化,进而使人们误以为劳动、土地本身就可以生产出利润,将作为这一系列行动主体的“人”的价值掩盖和否定了。此外,马克思也阐释了“国家”这一概念,认为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他提出疑问,马克思的定义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国家”的定义似乎不一样。

    接下来的讨论也是非常激烈而精彩。陈颀疑惑西方的德性跟中国传统社会所认为的德性很不一样。冯川回应其质疑,指出西方的德性是在主客二元对立前提下的德性,而中国的德性则是主客统一的结果,是天人合一的体现。研一的阳云云回应杜鹏关于马恩对于“国家”的定义,认为他们其实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恩格斯认为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历史到一定阶段时必将消解。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而仅仅是一个阶段,此时是无国家、无政府的。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花大量篇幅分析资本运作,号召进行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其实是为了揭示出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资本充当了阶级剥削的工具和手段,而主要的实现方式则是“物化”“异化”,“物化”体现为整个奴化过程,“异化”则是最后的结果,人类因此成为了没有批判精神和反抗能力的个体。华农研一的管珊进一步解释道,马克思的理论揭示了资本统治世界的逻辑,通过资本的运作来解释了人性的扭曲和阶级的再生产,伴随这一过程的就是人的异化。杜娇结合中国近代历史思考,中国的控制是一种稳定的压制,而西方的思想则是以资本主义自由思想为代表的,因此中国近代一些改革者向西方学习那一套体制失败了。然而马克思思想传入中国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否是因为中国向来关注人性,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回归到了人性,揭示资本对人性的扭曲,因此更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契合了中国人的民族性?张建雷认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权力控制的逻辑,他认为起控制作用的都是一种符号权力。共产党之所以取得将马克思理论与中国实情相结合的成果,关键就在于她继承了马克思方法的精髓,即揭示权力运作的秘密。刘锐的发言引导大家思考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它与西方意义上的阶级的关系和区别。仇叶进一步指出传统社会中作为知识分子和阶级双重身份的中国绅士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

    杜娇对这一节的发言和讨论进行了简单的总结,然而紧张而激烈的讨论并没有随着小结而结束,对知识的渴望驱使同学们利用中场休息的时间继续讨论。

    三、

    第三节主要探讨秩序的建构与维持,由研二的孙新华主持。首先发言的是陈颀,他发言的主题是“集体欢腾及其不满”,主要探讨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思想。他首先阐释了集体欢腾的文本内涵,接着论述了集体欢腾表征的法国思想传统,最后列举实例揭示了集体欢腾的危险。他系统地精读了涂尔干的相关著作和论文,指出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涂尔干思想的一些偏颇。集体欢腾,表现为禁忌和仪式(尤其是祭祀仪式),它实质上是道德至上的最高形态。禁忌表现道德,祭祀实质代表创造和变革。其法人团体亦具有宗教的特征。涂尔干意义上的神圣,是对反诉社会的裂变,我们不仅要理解宗教社会学本身,更要理解其思想传统;不仅仅要理解文本本身,更要注意对文本背后更激进因素的挖掘。因此他接下来对法国的思想传统进行了简单的阐述,接着重点揭示集体欢腾的危险——自我毁灭。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杀人在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以国家的形态出现,其破坏力和自我毁灭性是不可小视的。集体欢腾体现为三维:神圣、凡俗和病态的欢腾,所谓病态,就是指社会的正常形式不存在了。一个最极端的事例,二战就可以理解为是集体欢腾与战争的亲和,在这种情况下,至高的法律、秩序被破坏了。他认为涂尔干在其著作中有意忽视了宗教处于最高形态时的危害,即自我毁灭,而仅仅在一些比较偏的论文和言谈中有所涉及。因此他在反思一种革命的心理学,也触发了他对于大多数人暴政的思考,这是否还是民主?

    余彪从另一个角度即教育学角度探讨秩序的构建和再生产,他发言的主题是“秩序的合谋者——布迪厄论教育”。余彪认为,布迪厄的诸多著作回答的主要问题就是秩序的问题,为什么秩序这么好?这么稳定、牢固?不同于涂尔干从横向来解释,布迪厄纵向考虑了文化资本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接着他讲述了布迪厄关于教育如何在无意识之中成为秩序的合谋者的思想。一方面是教育的内在功能,它传播和保存了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是教育的外在功能,它强化了社会秩序的不平等。布迪厄还论证了国家精英和教育的关系,权力场域和教育场域的关系,反映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关系。前者是占支配地位的等级制原则,后者是从属性的等级制原则。权力场域和教育场域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虽说教育是一个平等的“跳龙门”的机会,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平等化的机会,然而,教育其实也潜藏了等级制的因素。此外,教育还成为统治阶级的权力合法化的手段。权力可以区分为横暴权力和认同上的权力。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越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那么这个场域就越具有合法性,教育就隐蔽地制造了这样的场域。当然这种合法性论证的让渡也会造成风险的增加,可能存在颠覆性的力量。

    孙新华总结两位同学的发言都是关于场域与习性的互动。大三的王素伟回应陈颀的发言,认为即便现代社会没有那么强烈的宗教意识,更没有达到宗教的最高境界,然而毁灭性和破坏性依然存在。如今个人欢腾集结,没有集体意识,他们的狂欢只能算作是一群人的寂寞,但是欢腾的情绪依然存在,他们的欢腾主要是为了寻找个人的存在感,是一种个体化的表现,形聚而神散,但是它们仍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陈颀用涂尔干的思想进行了回应,认为涂尔干所谓集体的欢腾其实是个人意志主导下的集体的幻象、社会的幻象。张建雷也谈阅读涂尔干的体会,认为涂尔干晚期的思想时对早期思想的反思,其早期理论重点强调外在性道德对秩序的作用,后期进行了修正。他探讨仪式、图腾、象征,恰恰是个人在仪式中确认了集体的情感的存在,感觉到了个人的神圣性的存在,重点就归结到了个体本身。夏柱智认为陈颀的提醒很好,提醒我们警惕集体欢腾背后可能潜藏的危险。我们应当思考结构与反结构的问题,仪式的作用在于新的变迁、新秩序、新道德的生成,而象征背后其实是社会实在。冯川认同余彪发言中对教育的功能的认识,但同时也质疑教育机理下人们地位的流动性问题,比如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科举制度,也是权力合法化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教育机制的重要环节,然而其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布迪厄却否定了教育的流动性。刘锐认为,布迪厄和涂尔干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社会学研究的起点主要有三方面:个人,社会,个人-社会的沟通问题。布迪厄将时空一起纳入了其研究范围,提出了惯习、场域等概念,但是却忽略了个人是什么?孙新华也回应,其实布迪厄并没有否定社会的流动性。其他几个同学也进行了简单的发言,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和想法。

    由于时间有限,大家激烈的讨论只能止于此,然而大家都意犹未尽。通过会议上的交流,大家对于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秩序”和“社会控制”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激烈的争论和探讨使大家的认识更深入了一层,也使大家的思路更加清晰,更明确了接下来的阅读生活中自己读书的方向。会议上的交流仅仅是一个开始,有限的会上交流很有限,但是它将引导大家在会后寻找到合适的对象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引导我们接下来的学习生活。这也是我们举办本硕论坛的意义所在。论坛上的讨论有限,然而收获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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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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