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50%,城镇化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联合各方力量,广泛邀请中国城镇化政策的参与制定者、实践者以及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政策与实践问题。
“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于2012年3月25日在上海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在“农民工社会融入”分论坛发言。
农民工社会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事。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15000万,民政部数据是16400万,其中6成是新生代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将近1亿人,他们是新一代农民工的主体,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农村没有地,我们一轮二轮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部分人地都没有,属于最革命的阶级,这部分80、90后,一方面对原有的家乡户口所在地,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没有干过农活,另一方面没有被城市接纳社会融合,所以成为边缘性人口,他们与原来老一代农民工赚些钱回去盖房娶媳妇不一样,他们对城市文明、社会公平正义、精神生活的要求,要比原来高得多,例如富士康还有很多人跳楼,这代人是躁动的和边缘化的一代,解决得好是边缘社会的促进力量,解决不好就是社会的问题。
外出农民工有一些共性,却又是多元化的群体。他们原来所在地的历史文化积淀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性别不一样,农民工本身流入地也不一样。外出农民工,指离开本乡镇的就算外出,所以有的在本县,有的在本地区,有的在本省,有的离开本省去别的城市,将近一半多在本省。留在本省的和去其他省的,他们需求也不一样;去外省的情况又不一样,有的可能赚一点钱回去了,有的可能打死也不回去了。所以,这方面应做更深入研究并相应地分类,根据不同情况制定相应政策。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自身条件问题。今天讲的都是制度上改革为农民工创造条件融入城市社会,那么另一方面农民工自身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也就是说,融入城市、融入社会,最根本的是融入到现代文明,要使农民工具备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条件,而不是即使给他们提供公共服务之后还无法融入进去。
我国改革多年以来,目前城乡差距和社会事业最大的差距是教育差距。原来印度一位同志讲过一句话:对人最深的剥夺是能力的剥夺,这样即便以后有机会也没办法利用。一方面农村孩子出来之后,具备不了最基本的素质,人力资本的科技含量非常低。因为大城市教育,使得孩子的思维、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能受到训练,这样得到机会之后,即使需要培训也能学会,但农村教育里,这些思维都没有受过训练,最后许多可能事倍功半。另一方面所谓“教书育人”,培养孩子不仅要有基本素质,还有为人处事等,在这些方面也还有很多缺陷。这些方面包括家长不愿意让小孩上学、优质师资和优质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志愿者和支教方面没有制度化的措施等。
如果从农村到大城市打工的人素质越来越低,造成阶层固化的话,这些人以各种政策融入城市社会文明恐怕还存在许多问题。所以各方面的改革、以优质资源和制度性支撑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这是使社会融入更深刻、也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大事,这方面需要真正革命性变革,更多向农村倾斜,不仅是物质方面,更重要的是人。改变现在和未来农村年轻人能力被剥夺的状态,这是比较关键的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公共服务的改革缺乏积极性,主要是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所谓“上级点菜,基层买单”,中央出政策,承担责任的是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又没有落实政策的相应财力。现在中央和地方关系很扭曲,地方财力和事权不相匹配。而地方政府要干事、有GDP有政绩才能晋升,所以只好卖地,进行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广东等很多地方,财力不够就卖农民、老百姓的地,因此出现种种恶性事件。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目前是一种扭曲的状态。加上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地方政府缺少权利制衡等,问题就搅合在一起出现了。必须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来源:城市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