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秩序中的文化自觉
主讲人:汪晖
主办:对外经贸大学
时间:5月10日
编辑:周东旭 陈芳
汪晖(1959年10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新左派”代表人物。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先生。曾任《读书》杂志主编,著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等。
内容摘要:
1、今天在谈到文化的时候,非常容易跃过20世纪特殊的政治传统去思考更久远的传统,而不是通过20世纪去重新理解历史传统……讨论变动秩序,乃至持续到今天的中国现代转型,离开20世纪几乎不可能被理解。
2、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把西方看成固有模式,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现代国家。可中华民国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共和与民主。陈独秀意识到,中国人寻求了很久变革,最终发现方式可能有问题,需要改变,需要重新思考文化和文明。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3、1916年新文化运动没有讨论战争、贷款这些问题,但知识分子并不是不关心政治、经济问题,讨论文化是因为他们认为需要对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本身进行根本性思考,只进行修补是不行的。很多人会说文化很抽象,很空洞,事实上20世纪的政治发生大转变,恰恰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产生一代不同的人,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成就在于带动一代年轻人,以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方式去改造社会。
4、只经过一次文化运动不能变成自觉走向坦途,恰恰相反,文化是不断反思、不断批评的自我思考状态,所谓自我思考不仅仅是思考自己,而是理解自己所处时代,对历史的再认识。
5、20世纪最有意义的地方,是给一代人创造了一种不断重新思考自己的契机,文化成为政治思考和社会思考展开的特殊空间,与一般策略性思考有所不同,因为它包含更多反思。
6、20世纪文化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自我创造的机会,创造自己的政治,形成自己介入社会的特点和方式,不是被动的,不只是一个经济或政治动物。
7、这种文化政治的力量,在今天变得越来越珍贵,看起来越来越开放的社会,流动性越来越高,但是自我决定的能动性,创造自己政治的能力却未必更高,更具有参与和创造性的政治主体性变得越来越弱。
8、2008年以来我们也同样处在普遍的世界性危机中,自2008年,一整套经济对策出台,却很少出现文化讨论,很少思考危机构成的历史基础和文化条件,以及人们的信念到底是什么。
9、没有人怀疑中国需要有政治改革,但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呢?如果有人特别自信地告诉你,最好不要相信,因为不存在现成的给定模式,凡是那些清楚告诉模式的人,无非就是从别的地方拿一个模式过来,而这些模式在所在地都处于危机中。
以下为讲座实录:
一、离开时代发生的剧变很难理解文化自觉
“今天在谈到文化的时候,非常容易跃过20世纪特殊的政治传统去思考更久远的传统,而不是通过20世纪去重新理解历史传统……讨论变动秩序,乃至持续到今天的中国现代转型,离开20世纪几乎不可能被理解”
提到变动秩序与文化自觉,我马上想起一本书,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亨廷顿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强调第三世界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不稳定。
亨廷顿过去20年很有名,发表“文明冲突论”。他曾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一些批评,认为美国错误地把伊斯兰世界作为对手。在亨廷顿看来,未来世界能够对美国构成挑战需要具备实力,阿拉伯世界没有这个潜力,具备潜力的是中国,以及新崛起的欧洲等等。但是,根据文明冲突理论,欧洲文明与美国不构成冲突,而中国既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又具有挑战的实力,因此需要把重心转向中国。这反映出美国政治保守主义在冷战结束以后怎么看待当代世界。
虽然亨廷顿的看法为很多知识分子所批评,但他的思想在一定时期和政治范围内可能产生重要政治影响,不在于是不是准确地描述了事实,而在于会引导人们按照这种方式去理解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韩丁(编者注:原名威廉·辛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曾长期支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2004年5月15日去世。1948年,韩丁以观察员身份前往山西潞城张庄村亲历半年土改,写出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视张庄为“第二故乡”)等出生、教育、语言、文化与中国社会没有任何直接关联的一批人,参与到中国社会的斗争中。讨论文化时很容易想起儒家、道家等,其实这也是一种政治文化,并构成非常重要的文化传统,使得看起来不同的人能够站在一起,形成共同目标。这是20世纪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遗产,不能说其他时代没有,但在20世纪突然大规模出现国际主义运动。
不过,这种政治传统似乎在逐渐消失,很少再重新被提起。我之所以重提那段历史,就是要思考面对文明冲突论调的时候,到底从什么角度回应和理解,进而讨论一个变动社会当中的文化秩序,这种视野是非常必要的。
我希望从这儿出发去理解,20世纪的遗产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今天在谈到文化的时候,非常容易跃过20世纪特殊的政治传统去思考更久远的传统,而不是通过20世纪去重新理解历史传统。这是思想方法论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对20世纪的批判和否定更多,不仅仅中国如此,从世界范围看即便是左翼,对20世纪也有比较强烈的批判和否定。
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极端的年代》,开头列出20世纪一系列重要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对这个时代的看法,都比较负面。该书提出“短的20世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91苏联解体结束,不是100年,被称之为“极端的年代”。
对中国来讲,20世纪是一个不可能绕过的时代。讨论变动秩序,乃至持续到今天的中国现代转型,离开20世纪几乎不可能被理解。100多年前中国还在科举,还有辫子,还是长袍马褂,还处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关系中,回想这100年,不可思议。
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前,有两件大事对社会秩序产生过前所未有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抗战。上世纪90年代我到贵州的屯堡,发现那里的人穿着非常特别,都是蓝色,鞋子有点像虎头的布鞋,分不清是什么民族。其实是汉族,明朝朱元璋时期南京一带的士兵来此戍边,世代住下来,民居“歪门邪道”,门是斜的,有观测的孔,可以看到人从什么地方经过,可以发挥军事作用。我在屯堡遇到一位带墨镜的老人,80多岁,很显然见过世面。他抗日战争时候走出屯堡的大山,从贵州到成都,入黄埔军校,参加黄维兵团,后来淮海战役黄维军队覆灭,他就从淮海步行回到屯堡,从此再也没有出过这座山。像屯堡这样偏远的山区,从明朝以来很少有人出去,这位老人就因抗战走出大山。抗战所导致的全民动员和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是罕见的,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好几个世纪都没有动静的社会,突然爆发。
贵州山区农民对外部世界的另外一个震撼性了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有很多知青到贵州偏远山区,使当地社会对整个世界以及国家的认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20世纪这两件大事(抗战与文革)导致最大规模的流动性,造成人们对社会秩序完全不一样的了解。离开时代发生的剧烈变动,很难理解文化或文化自觉,必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大转变。
“20世纪的政治发生大转变,恰恰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产生一代不同的人。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成就在于带动一代年轻人,以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方式去改造社会”
文化自觉是20世纪尤其突出的一个问题。五四时期的期刊和论文,类似“自觉”、“觉悟”的词汇特别多。“觉悟”在当时包含两个重要含义,一是对当下的认识,到底怎么样来理解自己所处的情境,进而去理解自己,这是自觉。第二,“觉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与已有方式的断裂。
五四时期为什么会提出“觉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共和危机有非常深的关联。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把西方看成固有模式,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现代国家。中华民国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可中国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共和与民主,大家意识到,这样学习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达到真正自觉,仍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处境。
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1916年》,称1915年以前是古代,1916年以后才是现代,也就是说要与过去决裂。他忽然意识到,中国人寻求了很久变革,最终发现方式可能有问题,需要改变。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不仅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梁漱溟等相对保守的一些人,也突然重新思考文化和文明。
新文化运动是要重新思考价值,提出新的出发点,更改原来模式,才有可能获得新的未来,此时,文化自觉彰显出来。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因为2008年以来我们也同样处在普遍的世界性危机中,自2008年,一整套经济对策出台,却很少出现文化讨论,很少思考危机构成的历史基础和文化条件,以及人们的信念到底是什么。
1916年新文化运动没有讨论战争、贷款这些问题,但知识分子并不是不关心政治、经济问题,讨论文化是因为他们认为需要对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本身进行根本性思考,只进行修补是不行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成为中国知识领域中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会说文化很抽象,很空洞,事实上20世纪的政治发生大转变,恰恰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产生一代不同的人,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成就在于带动一代年轻人,以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方式去改造社会。
毛泽东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认为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侧重从共产党角度而言,假如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说,基本上同样如此。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新社会组织背后的理论源泉与新文化运动有非常深的关系,之后中国社会形成与新文化运动前截然不同的政治组织。当然,这并不是说新文化运动的唯一使命是为政治组织提供资源。
三、中国的文化运动和政治之间缘何有着特殊关系
“20世纪最有意义的地方,是给一代人创造了一种不断重新思考自己的契机,文化成为政治思考和社会思考展开的特殊空间”
20世纪中国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化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文化变成非常特殊的领域,文化成为介入政治的特殊方式,能够创造新的政治主体性。
新文化运动爆发时,胡适、陈独秀等的看法非常不一样,但在《新青年》创刊方针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不愿意直接去讨论政治,而是更愿意去讨论文化。后来很多人说《新青年》因为害怕才不敢讨论政治,其实不是这样,背后有很深的思考。
陈独秀说的很清楚,政治在当时就两个内容,一是军阀政治,不同军阀互相角逐;一种是政党政治,在议会互相打得一塌糊涂,没任何效果,也没有真正代表普通人们的利益。在此状况下,不讨论政治而是讨论文化,就是要找到一种全新的政治,不同于旧的军阀政治和政党政治。新政治不能够在旧的政治模式中产生出来,要建立在全新价值观和新社会地基上,要有一代不同的人来从事新活动,才有可能产生新政治,这也就是新人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发起一场新文化运动,希望培养影响一代新人创造新政治。
北伐战争爆发,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许多年轻人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可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鲁迅就说,原来觉得老人专制,老人杀青年,现在又经历一次青年比老人还要凶恶的状况,也就是说,鲁迅特别怀念新文化运动,1927年到1930年在上海时期,他反复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因为鲁迅发现经过一场文化运动一代新人成长。
同时,文化的使命在鲁迅一代人身上是永恒的,运动不能够停止。只经过一次文化运动不能变成自觉走向坦途,恰恰相反,文化是不断反思不断批评的自我思考状态,所谓自我思考不仅仅是思考自己,而是理解自己所处时代,对历史的再认识。
20世纪最有意义的地方,是给一代人创造了一种不断重新思考自己的契机,文化成为政治思考和社会思考展开的特殊空间,与一般策略性思考有所不同,因为它包含更多反思。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化运动和政治之间有特殊关系,因为文化在这个时代扮演了一种创造性的功能,不但创造一代新人,而且创造新的政治。
今天生活在社会中,为什么觉得政治不是我们的创造?为什么会觉得经济活动、市场以及利益决定我们的选择和立身处世的方式?在很多时候,无论我们多么聪明,实际上不是真正具有能动性,创造自己的主体性,换句话说,我们其实是不断被政治、经济决定。
政治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从每个人的思考出发,发挥自身能动作用并介入,每一个人都具有政治能力;另一种是国家政治或政党政治,与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政治或经济的支配下,个人的能动性就没有了。
20世纪文化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自我创造的机会,创造自己的政治,形成自己介入社会的特点和方式,不是被动的,不只是一个经济或政治动物。总之,新文化运动产生出新的政治,创造出不同于被机械界定社会身份的一种人,这是文化与政治互动最有力的一个例子,20世纪历史上不断出现。
这种文化政治的力量,在今天变得越来越珍贵,看起来越来越开放的社会,流动性越来越高,但是自我决定的能动性,创造自己政治的能力却未必更高,更具有参与和创造性的政治主体性变得越来越弱。
四、中国在后冷战时期占有独特位置并非偶然
“中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后冷战时期占有独特位置不是偶然的,50年代或整个中国革命的道路发生深入到所有乡村基层的社会变迁,如此深刻的广大社会动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这是革命的过程,从1911年到1970年代中国一直在革命,是革命战争与基层不断剧烈重组的社会过程,不断重造社会主体性”
我最近不断提到要重新思考20世纪,有两个出发点特别重要,一个是20世纪的开端,一个是结束。
在我看来,“短的20世纪”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离开20世纪的中国革命历史很难解释整个世界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辛亥革命是亚洲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迹,影响了其他地区的革命,包括俄国革命。1912和1913年,列宁写出一系列的文章讨论中国的辛亥革命,他发现在一个如此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国革命者提出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纲领,比如三民主义中关于土地改革和重新分配的思想,而非典型的资本主义。按照经典理论,革命路径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而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列宁第一次发现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要发动一场革命,单走纯粹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路径是不行的,他称其为“中国的辩证法”。
欧洲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很少与民族有关,但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建国运动发生联系;在欧洲,民族主义建国运动本来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运动,但在中国却内含了社会主义要素。尽管辛亥革命时期支持所谓社会主义纲领的只是极少人,动员力最大的仍是民族主义,但是,土地等基本问题成为支配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始终没有离开。所以,辛亥革命的开端非常重要。中国革命隐含的许多因素是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所没有的,离开这些因素很难去理解世界史上的20世纪。
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有意义。一位印度经济学家曾对我说,印度改革和中国改革有很多相似性,比如走过类似苏联的计划经济然后走向市场等等,但有一个前提不同,中国改革开始于平等分配的土地关系,印度从来没有过如此深刻的土地改革,直到今天也没有,最近印度、南亚、拉丁美洲的运动都是围绕土地关系。
因此,中国革命所解决的土地问题不但对理解20世纪的中国,对于理解整个20世纪的基本问题,特别是第三世界,也具有根本性。土地问题仍是中国现在的真正要点,2.6亿农民工的命运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这是与历史连在一起的,所以,辛亥革命是20世纪的开端。
20世纪开端的另外一个特点伴随着民族主义时代的兴起,同时,一些前20世纪的大帝国分崩离析,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等。中国的20世纪看起来也与这些帝国的崩溃过程类似,但经过一场革命,除特殊地区外,原有王朝与新建立的国家仍然保持着统一性。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很多历史学家提出,为什么经过冷战20世纪结束,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仍保留着人口和地域统一性的前20世纪农业帝国,这也就涉及到对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认识。
中国是在多民族王朝地基上产生出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化和文明中所包含的多样性常常被人忽略。经典的民族主义知识是用种族、语言、宗教、政治、地域形势的统一性来理解民族国家,如果单一用民族主义知识理解中国,会产生很多问题,因为中国社会中包含着不同族群、文化、语言、宗教。
中国经过革命让具有丰富性和差异性的社会构成新政治体,不再是旧王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要求理解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断裂和延续性,这就要回到20世纪的历史去解释。
我同意霍布斯鲍姆所说,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终结,20世纪也就结束。上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主义体系危机,遍及整个社会主义体制,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宣告整个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体系的时代结束。之后,人们才重新注意到恰恰是中国,基本政治结构和社会构造并没有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瓦解,同样是共产党领导,同样是社会主义体制,为什么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
每一位身处中国社会变迁的人都能体会到中国的断裂,回顾历史,简直像过山车,充满断裂,但某一种构架似乎还在延续,延续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中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后冷战时期占有独特位置不是偶然的,50年代或整个中国革命的道路发生深入到所有乡村基层的社会变迁,如此深刻的广大社会动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这是革命的过程,我把“短的20世纪”同时称为“漫长的革命”,从1911年到1970年代中国一直在革命,是革命战争与基层不断剧烈重组的社会过程,不断重造社会主体性,与东欧国家模式完全不同。
由于20世纪特定的遗产,使得中国探讨社会道路的努力除了自身历史传统,还具有了现代传统。
五、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为21世纪的中国奠定价值基础?
“没有人怀疑中国需要有政治改革,但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呢?如果有人特别自信地告诉你,最好不要相信,因为不存在现成的给定模式”
今天又到了新的历史时代,全世界都处在非常严峻的困惑中,中国也不例外,不知道改革往哪走,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为21世纪的中国奠定自身价值基础。这些都具有新颖性。
讨论文化自觉时,要同时了解到底哪些新问题是前所未有,完全不能用旧方法解决。没有人怀疑中国需要有政治改革,但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呢?如果有人特别自信地告诉你,最好不要相信,因为不存在现成的给定模式,凡是那些清楚告诉模式的人,无非就是从别的地方拿一个模式过来,而这些模式在所在地都处于危机中。
我不是要为20世纪发生的悲剧辩护,20世纪充满悲剧和牺牲,值得认真反思,但这个时代的另外一部分遗产也特别值得思考。如果不去思考悲剧发生的具体动力,而只是抽象的否定,也便没有办法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路径。
文化自觉不是抽象的东西,需要重新理解我们立足的时代处于什么样的状况,面临的困难、挑战、机遇,以及新颖性在哪里,进而讨论每一个人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的前提,学习其他社会的经验,同时去理解今天碰到的问题,这是文化自觉的真正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