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与呼喊,寰球视野,中国关怀
——读李昌平《再向总理说实话》
王丽惠
如果说《我向总理说实话》是让国人关注到了“三农”问题,将存在的问题现象呈现给大家,那么《再向总理说实话》则是反映了作者对我国60年来三农问题的深刻的思考反思,针砭时弊的焦虑与痛彻、沉甸甸的担当,并开出了药方。跟随我的调研团队,我也几次“深入”不同的村庄,让我最为心痛的就是许多村庄在转型中“村将不村”。《再向总理说实话》将我在农村见到、感受到的许多现象、片段进行了系统地剖析,读后著作的总体感觉是:大视野、大关怀、大问题、大意义。
对于书的内容,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农业问题与国家战略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关系
以空间维度来看,作者思考的是国家战略问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民生”问题。中国没有把握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实现现代化,却又被卷入吉登斯所言的世界体系,在一场场没有硝烟的国家战争中几次选择了偏离的道路和方案,而偏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三农”政策的失误和错误。由于农民失去了自主性和自主权,使得国家失去了自主性和自主权。资本主义霸权国家就是通过资本控制全球的,而我国农业政策却一再让资本蔓延侵蚀村落、边缘化小农、捆绑农业,等于主动将中国纳入全球资本链条之中,受资本和强国的控制剥削就是理所当然了。“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而中国“公司+农户”、“扶持资本家带小农”、“私有化+外置金融”等一系列削弱中国农业和农民主体性的政策,让国家在全球粮食战争中极为被动,并且连带国内“民生”等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不要让资本边缘和分化小农,而是利用农民集体的合力,将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集合化+内置资本”,充分利用和维护“集体所有,统分结合的二元承包”体制,让农民自我组织修水利、修公共设施等。
以时间维度来看,作者科学划分了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效益增长阶段、价格增长阶段、定价权掌控阶段。并且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阶段及不同阶段实际和应该的农业政策进行了分析,农业政策不仅没有把握好农业升级的时机,为农业的发展和飞跃助力,滞后的农业政策反而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升级。中国1985年就完成了农业的第一阶段的发展,实现农产品的增值,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应该向第二阶段跨越发展。但是第二阶段的“技术密集(品质和替代劳动力技术)+农民组织密集(延伸农业产业、提高市场议价和社区治理能力)+资本密集(内置金融和集体资本经济)+品牌密集(一村一社一品牌)”的农业政策却始终没有到来,不仅如此,国家将农业发展的重任交给了少数的资本家和“龙头企业”,剥夺了农民的“种房子、种厂子”的权利,使得农村经济的70%以上部分被5%左右的资本家拥有,导致我国农业发展走上了一条资源内耗、效益极低、农民减收、外国趁机而入的“内卷化”道路。要想纠正这条偏离的道路,必须继续坚持集体所有,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让农民集体拥有集体产权、集体财权,盘活小农,而不是让利于大资本。
二、我国经济的大后方与城乡二元结构的非矛盾性
贺雪峰认为,农村是我国经济的蓄水池,保证了我国经济在几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平稳渡过。农村是我国经济的大后方,农村富、农民富则国家经济就会有向前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就不再受制于进退两难的“外汇储备”,“拉动内需”就不再仅是口号。国民具有购买力,最重要的是农民普遍要有购买力,农民普遍有购买力,仅靠政府“家电下乡”、靠拿“征地拆迁补偿款”是不行的,而是要农民的钱袋子真正鼓起来。如果靠打工,农民的钱袋子是不会真正鼓起来的,因为45岁以后农民工的劳动价格就极低了。我国一直以来忽视小农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一边倒向“出口外向型”、“招商引资”,不仅没有实现引进先进技术的预想,反而让我国付出了沉重的环境和资源代价,以至于农业、加工业生产越多越不值钱,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我国的生产结构、破坏了我国农业的发展,让我国卷入了世界资本控制的体系。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农村的贫穷落后拖了我国经济腾飞的后腿,是广大农村和九亿农民阻碍了我国经济的现代化,殊不知正是汪洋大海的小农、农民工的“可进可退”,让我国经济几次转危为安并向前发展。
城乡二元体制的异质性是中国的特色,要“顺应”这种差异而不是勉强“消除”这种差异。作者告诉我们,城市、农村可以有各不相同但并行不悖的发展道路,这也是我国“城市化”与“逆城市化”进程同时进行所要求的。城市有市民待遇,农村农民要有自主的社员权,最重要落实到农村的主人——真正的农民身上。生产者要有产权,即耕者有其田,防止食地租的地主存在;生产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水利、种植等生产方便,这都需要农民组织;要在政治参与、医疗、教育上给农民以保证;农民可以通过集资办厂,集资加入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环节获得附加值增值收益等,完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二元养老制度、二元金融制度、二元户籍和二元治理制度。
三、村社共同的重大意义
在农村调研时,令我最痛心的就是看到了一些村社共同体的瓦解。特别是在一些征地拆迁的村庄,我想村社共同体瓦解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的问题要比失地农民问题、农民补偿不足问题更严重。农民的价值规范、行为规范是在村社中生产出来的,也是在村社中完成互助合作和抵御社会风险的,但是村社共同体的瓦解却加剧了市场经济下农民的分化和分裂。作者认为,一个良好的村社共同体应该是“四权统一”和“三位一体”,即有共同的“产权、财权、事权、治权”和有“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三种职责和功能,如果这种系统的工程的实现是一个较高的目标的话,那么维持村社的规范生产能力、整合能力、组织能力、互助合作能力就是一个当务之急的任务。中国农村共同体的良好秩序和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之根本,减少“上访”数量的维稳工作不过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市场经济并不当然会导致乡土村庄共同体解体,我所调研过的一个经营花木的村庄,不仅没有因为市场的进入变成一个原子化的经济社会,反而由于分工合作、共同销售的需要形成了一个较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村庄原有的规范被吸纳、再生产、利用而不是瓦解,因此,也就是说传统的村社共同体及其社会关系并不是不适应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也不是应被现代社会淘汰的。那么,当下的村社共同体瓦解就有其他原因:其一是政权、基层组织建设和治理问题,农村治理还是要依靠基层组织和政权。村社共同体瓦解与农村的治理危机是并存的,如上访、搭便车、钉子户、黑灰势力等,村庄原本具有的平衡机制和内生权威失效,治理成本极高而社会效益差。由于取消农业税,以及中央对基层组织的不信任,“补贴到户”,导致基层政权和组织大大丧失了对乡村的治理能力和组织能力。村集体更是没有了动员的动力和能力,或者依靠富人治村,或者依靠黑灰势力治村,或者消极不治,治理的虚弱化导致的就是公共服务的搁浅。其二是我国的拆迁并居,由于政府各个击破的工作方式、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及重新打乱的居住格局,很容易导致村庄共同体的瓦解,问题就在于政府拆了之后没有重建社会整合机制,只破不立。其三是政府主导资本下乡的“私有化+外置资本”运动,侵占小农在村庄的资源,弱化和分化小农。农村的阶层分化已是一个事实和趋势,要吸纳这种分化,发挥中农的主导地位,带动村庄的整合和发展;而不能依靠资本、产权等加剧这种分化。
四、小结
正像序言所讲的那样,“多一种选择,多一份智慧”,书中观点也许并非真理,但问题意识是重大的。这种建立在经验和国情之上,而不是“拿来主义”的对我国三农政策和道路的反思和深刻思考的精神和担当是可贵可嘉的。《再向总理说实话》让我们认识到农业、农民、农村的组织建设、水利等公共建设、治理、土地等诸多问题既有着关乎国家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又是一个需要慎重的系统工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集体化改革为我们的三农发展打创造了许多良好的基础,要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发展。
2012.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