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捕捉和把握。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各种失谐因素极易得到激活,形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目前,我国的微博用户已达3亿,网民高达5亿。网络使个人领域社会化,私人领域公开化,甚至使隐私领域公众化,一旦有违背规则、违背公德的事件被曝光上网,就会触发网络上敏感而兴奋的“神经”,经过网络媒体的裂变式互动传播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送至每一个网络终端,形成网络社会现场围观,并很快造成失控局面。因此,有人提出,领导干部要学会在“玻璃房”中工作。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当中,手机、网络等新技术手段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觑,最近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都是在网络的现场直播下发生的。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最近北京的“7.21”洪涝灾害中,网友们也自发组织私家车队到首都机场去义务接送被困的乘客。

      可见,信息化、网络化是一把“双刃剑”,应用得好是可以造福人类,但控制不当,也会加剧社会的失序。在作为各种思潮汇集点的当今中国社会,在价值观多元开放的时代,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这种双刃剑效应更是如此。敢于用、善于用,网络就能对社会生活起到积极的作用,如增进社会凝聚力、社会和谐;不敢用、害怕用、消极防御,不会用、不善用、或用得不得法、不得体,它就可能对社会生活起到消极作用,甚至破坏作用,如恶化社会心态,为错误思潮的放大推波助澜等。网络对共产党的执政来说,同样是柄双刃剑。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的党员干部,要是敢于用、善于用,就能把事实真相及时告诉群众,化解许多因为群众不了解情况而引起的误解、矛盾。例如,我们在实地调查中,碰到一位区委书记——他是一位敢于用博客、微博,善于用博客、微博的领导,在他带动下,该区形成了利用政务微博推动政民互动的良好局面。我们团队调研时,正好碰到在他们辖区发生一件引起全国网民关注的事件。那位书记在自己的博客、微博上说明事件的真实情况,说明区委区政府对待事件的态度以及采取的措施。这就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真实消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事件就可能在半天时间内在不真实消息基础上迅速发酵,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

    三、实践创新中显示的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新趋势 

      正是在应对以上各种时代挑战和考验过程中,各地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以下五种新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五化”,即体制复合化、方式多元化、手段艺术化、机制科学化、城乡一体化。

      (一)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

      体制问题是制约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各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都企图寻求体制上的突破。综观各地近年来的创新实践,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从行政力量的一元化管理或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转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这是与西方理论所倡导的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所不同的。

    1.从政府的行政化管理到“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共治

      我国过去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政府一家独大,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极为薄弱,甚至缺席,这导致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就社会管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和低效化,而且在社会冲突中把自身置于矛盾的焦点地位、引火烧身。就社区治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不仅影响了社区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与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背道而驰。所谓合作共治,主要是指在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各种组织的优势,使它们形成合力,共同管理社会和社区公共事务。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杭州市近年来开展的社会复合主体实践和各地开展的社区去行政化实践。

      构建社会复合主体是杭州市提出的城市发展的整体战略。其基本做法就是在城市发展中,构建一个个由多个、多层、多界和多域行为主体联合或结合而成的复合型社会组织。具体说就是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相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主体。我们曾经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认为从基本内涵来说,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行动过程中,多个社会主体形成相互关联,其各自的主体性发生重叠或复合,使得这些原本不同的多个社会主体成为一个社会主体,也即社会复合主体。社会复合主体的外延是指,社会主体的复合性所呈现出的各种具体性,这些具体性表现了社会主体复合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譬如,社会复合主体的成分复合、结构性复合、功能性复合、机制性复合、结构性与功能性复合、功能性与机制性复合等多样性,以及社会主体复合的程度、形式、目标、效果等差异性。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是社会运行和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大创新,是经济运行和社会创业机制的重大创新,是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的重大创新,是形成和谐社会主体建设的“杭州模式”。

      围绕着社区去行政化和增强社区的自治功能,各地展开了丰富的实践探索,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在社区设立服务平台(有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社区事务代办站、社区居民事务办理站等不同叫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站、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辖区单位等社区内各主体协调合作、各尽所能的社区复合治理体系,让它们共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优化社区秩序,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如北京市按照“一分、三定、两目标”的总体思路,理顺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把自治的部分还给自治组织”和“把行政的部分还给行政组织”。杭州上城区倡导的社区治理中的“大党建”、“大服务”、“大治安”、“大信访”、“大调解”、“大稳定”,“大文化”等模式,以及“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模式、“协和式自治民主”的社区自治思路、“三个联动”和“九力合一”的社区运作机制、“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等都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的理念。

         2.复合治理:从“碎片化政府”到“整体型政府”

         所谓政府管理的“碎片化”(fragmented),是指政府部门内部各类业务间分割、一级政府各部门间分割以及各地方政府间分割的状况。韦伯的分析已经表明,现代政府必然是基于专业分工原则的科层制模式。但是,过细的职责分工和机构分割又必然导致了政府职责交叉、多头指挥、流程破碎、本位主义、效能低下、无人负责等碎片化弊病:第一,分工过细导致流程破碎、组织僵化。第二,部门林立导致本位主义、互相推诿、整体效率低下等现象。第三,管理驱动导致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效能不高。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西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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