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粗暴机械地执法。有些地方官员不考虑老百姓的接受程度,强行推行政府的意志,即使是老百姓处于理亏的一方,这种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造成了矛盾的激化。正确的做法应该做到情理法兼顾,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情合理,让老百姓心服口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南海的“外嫁女”纠纷。按照国家法律,这些“外嫁女”可以选择把户籍保留在娘家,继续从娘家村庄分红,而且,其子女也可以选择户籍随母,从而也享有娘家的分红权;但是,按照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妇女一旦嫁出村就不再是村里的人了,其在本村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都会自动解除,所以她不再享有在本村分红的权利了,更毋庸说其外姓的子女了。对于这些传统习俗,绝大多数群众是认同的,不少“外嫁女”的家人甚至这些“外嫁女”本人也是认同的,而且,在不少村庄,这些习俗还通过村民大会上升为村规民约了。老百姓的传统观念很难一朝一夕就改变,这时候,如果粗暴的按照现代法律来执行的话,成本会非常高,甚至可能激起群体性事件。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采用更加艺术的手段,更多地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教育、协商、疏导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做到情理法兼顾。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笔者过去常举的武汉按照“依法行政、友情操作”的理念开展的取缔“麻木”实践,既在短时间内成功实现了“禁麻”的目标,又兼顾到了“麻木主”这一弱势群体,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
2.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国富”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然而,近些年来,另外一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普通老百姓所得的实惠与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不成正比例,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相反,人们感受到的是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中的冷漠无情,价值观开放多元时代里的分歧纷争,社会分化加剧情势下公平正义缺失,社会重心下移情况下民生举步艰难,滥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三大部门关系的越位错位缺位虚位,等等。所有这些都影响居民安居乐业,造成生活幸福感不强,似乎经济增长与己无关,甚至相当多成员有“被增长”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政策如果不给老百姓实惠或少给老百姓实惠,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稳定。单靠刚性的强力的手段来维稳,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体性事件越多的困境。必须有新的治本的思路。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别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以实现从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向“有感发展”的转变。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的“大民政”实践。
所谓“大民政”,一个重要的涵义就是扩大传统民政的覆盖范围,推进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使民生事业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特别是老弱病残等弱势人群、农村人群、外来人群。近几年来,北京市在“大民政”理念的指引下,出台了200多项惠民政策,每一项都需要投入。例如,就北京市65岁以上城乡居民享受公交免费、公园免费这一项就要支出82亿。其实,财政的钱是留不住的,不是花在这,就是花在那,而最值得的是花在普通百姓身上,减少或推迟那些与民生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开支。当然,这也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并且把有限的钱用好。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能做,而是没有想到做或不想做。想做,就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标准。北京大民政两年多来的实践已取得了效果证明了这一点。“大民政”实际上是一种大管理,是一种治本维稳的社会管理,同时也是一种柔性的社会管理。加大民生投入是对社会管理从“以刚性管理为主”向柔性管理为主推进的一种强有力的支撑。
3.注重思想引导和共识凝聚
社会的柔性化管理还有赖于老百姓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共识的形成。当前,制约我国社会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共识的缺失,用迪尔凯姆的概念来说就是社会失范。在一个失范的社会中,建立社会秩序是很困难的。因此,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都不是单一的和孤立的,还依赖于文化建设等其它方面的努力。目前,社会各界都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近年来,中央开始大力倡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文化建设;各地方、各部门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核心价值,如军队系统确立起了“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政法系统提炼出了“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北京市提炼出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北京市民政系统提炼出了“民本、务实、平等、奉献”的首都民政队伍核心价值观。武汉提出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当然,一个社会的共识凝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长期艰辛的努力。
(四)信息化管理与网络化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信息化、网络化是我国当前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
1.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提出的命题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迅速普及,如何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进行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这一问题越来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实际上是由两个相关的命题所组成:
第一,如何应对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带来的挑战。对社会管理来说,互联网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使得社会管理不仅要面对现实世界,还要面对虚拟世界,要面对数以亿计的匿名网民。近几年,随着博客、人人网、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中国社会已经快速步入“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拥有信息发布权和话语权,政府稍有错误就会成为网友嘲弄、责骂的对象。而且,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络上的各种信息、观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旦发生了突发性事件,网络谣言满天飞。这都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对于社区治理来说,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M.Albrow)所说的“脱域的共同体”(disembeded community)问题,美国社会学家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化生存”或我们经常所说的“网络化生存”带来人际关系的冷漠化,等等,都对社区共同体的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第二,如何利用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所带来的机遇。信息化、网络化可以提高资源整合的效率、增加沟通的便捷性。如果应用得当,能够大大提高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水平。如近年来,全国各地普遍流行“政务微博”——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8月,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各领域政府机构及官员微博已超过45000家,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开微博是一个大趋势,这是践行阳光党务、政务,增加政府公信力的一个有效途径,而且还能促使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使执政理念向执政为民方向转变,成为“网络时代新群众路线”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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