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问题是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在这一个根本问题上,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更无法指导我国的实践。根据西方流行的理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与国家和市场对抗的公民社会,即让国家(政府)走开,也让市场走开,让“社会”,即“公民社会”、“能动社会”,来主导整个社会的秩序。而我国各地的实践则表明,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这既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实践,又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常态,也是一个现实困境。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已经初见端倪,“现代”以后,二者的巨大张力似乎有增无减,一定时期甚至势同水火。因此,在西方理论中,一直充斥了极端的二元对立,要么为市场张目、为国家立言,要么呼吁保卫社会、解放社会,构建一个完全独立于国家并具有抗争和制衡力量的社会,认为这是解决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一剂良药。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则完全不同。无论是钱穆的“四民社会”概括还是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述,都表明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西方理论中所界定的那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相反,国家与民间的理想形态是融合一体、上下整合,而非相互斗争、彼此消解的。1949年后的30年,中国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走向了与西方把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即把市场和社会都消灭了,一切由国家来主导。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型态。在实地调查中,处处都显示,在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是在处理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运行着。离开了国家(政府)和市场,社会几乎寸步难行。相反,凡是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合作得好的地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也搞得好。而所谓社会自治、社区自治,也只是处理好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三维的一个方面,但无疑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面,其中基层的自治和治理是尤其重要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是一项方兴未艾的伟大实践,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背景,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分散的经验材料提升为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形态,为其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这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使命。反过来,中国社会学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对学科自身发展极其重要的新鲜经验,切实抓住中国社会变迁赋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遇和挑战,实现“理论自觉”,把握学术话语权,从而使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之树常绿常青,为我们的时代做出相应的学科和学术贡献。我们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
注 释:
[1]郑杭生:《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中国社会学美好明天——在中国社会学2007学术年会上主题演讲》,后以《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为题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2]郑杭生:《把“理论自觉”全面落实到中国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在2010年中国社会学会银川学术年会上的致辞,《宁夏省委党校学报》即将发表。在这8个短语中,最后两个短语,有时也表述为“总结‘中国理念’,概括‘中国道路’”。见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在中国社会学2011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演讲》, 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1(4)。两者的意思和实质是一样的。
[3]郑杭生:《基层社区调查中应当坚持的准则》,《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4]郑杭生、杨敏:《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制度创新——实践结构论及其运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5]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
[6]习近平:《群众工作室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共产党员》,2011(3)下。
[7]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求是》,2012(15)。
[8]郝洪:《“环境敏感期”的新考题》,《人民日报》,
[9]蔡永飞:《公众“老不信”心态分析》,《人民论坛》,2012年6月(中)。
[10]张音、张新苗:《网络语境与创新社会管理:破解“塔西佗陷阱”的舆论怪圈》,《人民日报》(
[11]郑杭生:《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及其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