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15页,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3](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96页,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4](德)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25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

    杨敏,郑杭生:《个体安全:关于风险社会的一种方式及研究对策》,载《思想战线》,2007,(7)。

    [15](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该书英文原著出版于1995年。

    [16](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434页,夏铸九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1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28页,夏铸九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18]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社会科学》,2006,(10)。

    [19]宫秀川:《领导干部要学会在“玻璃房”中工作》,《学习时报》,2012-05-02

    [20]王国平:《培育社会复合主体,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载《杭州通讯》,20082)。

    [21]郑杭生、杨敏:《“社会复合主体”的追求:生活中更高品质的创新和创业——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载于郑杭生、杨敏等:《“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2]所谓“一分”,就是设立社区服务站,并把社区居委会与社区服务站的职能分开。前者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主要行使自治职能;后者作为街道办事处在社区设立的工作站点,专门办理各种公共服务。二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所谓“三定”,就是定事、定人、定钱,明确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的编制、经费、任务,确保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工作到位。所谓“两目标”,一是把北京的社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型社区;二是培养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社区工作队伍。参见: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东岳论丛》20121)。

    [23]参见郑杭生、杨敏、黄家亮等:《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的“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陈微、马丽华主编,《中国和谐社区——上城模式共建共治共享的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实证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

    [24]谭海波、蔡立辉:《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整体型政府”的分析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25]参见谭海波、蔡立辉:《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整体型政府”的分析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26]Christoppher Pollit,Joined - up Government: a Survey,Political Studies Review,2003 (1),p.135

    [27]本案例的具体分析参见郑杭生主编:《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中黄家亮执笔的部分,《利益纠纷化解:情理法交叠的南海基层治理》。

    [28]韩志明:《公民抗争行动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与解释》,《人文杂志》,2012年第3期。

    [29]张学伟、邓少君:《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和维稳体制机制构筑大综治大调解格局——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综治委副主任梁伟发接受中国平安网专访谈广东省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载于中国平安网http://www.chinapeace.org.cn/paft/2009-11/02/content_876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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