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和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关键是如何通过下层压力实现的上层改革,具体地说,是如何实现上下层的良性互动。很多人对这一点不抱信心,他们认为现在官民之间的取向差异太大。实际上,有差异是正常的,如果双方的取向完全一致,就谈不到互动了。重要的是找到良性互动的切入点。
什么会成为形成良性互动的切入点?我觉得没有固定的答案,只能是遇到什么是什么。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反腐败可能就是现实提供的一个可能的切入点。
这不是刻意寻找的结果,是历史提供的一个机会。就现实的情况看,官民在反腐上有同和不同两个方面。有人说,上下层在反腐态度和目标上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同时也要看到,两者在反腐的问题上有共同的方面,要反腐是共同的,遇到的阻力也是共同的,这就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但在如何反,反到什么程度,最后要实现什么样的体制变革结果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走上一个由合力形成的变革之路?探讨的就是这样的可能性。良性互动要起的作用,就是如何使目标不完全相同的力量实现同一个变革的过程。
现在关于反腐的分歧集中在治标与治本、运动式反腐与制度化反腐上。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的反腐可能需要经历运动式反腐与制度化反腐两个阶段。运动式反腐起的是破局的作用。在面对强大利益集团的时候,没有运动式反腐,制度式反腐是没有可能的。财产公示呼吁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进展,就证明制度不是凭空来的。在运动式反腐阶段,形成官民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这在现实中也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就反腐而言,网络空间其实比原来大了,相关帖子删的比原来少了。而且有关方面对一些帖子中披露的腐败现象,也做出了较迅速的回应。这都可以看作是良性互动的迹象,至少是为良性互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民众或舆论对制度建设的呼声,有关“运动式反腐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呼声,同样是重要的。我想,这次上层对如下两点应当会有感觉。第一,腐败已经到了远远超出原来那些官方说法能够概括的程度,几乎是碰到一个是一个,从某种意义来说是烂掉了。而烂掉的深层是权力的失控,这一点也是上层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之一。第二,在经历了多次无功而返之后,还以为用运动式反腐败就可以收拢人心,不太可能了。尽管我也同意,自己动自己的手术是很难的,上层的反腐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我还是愿意认为,上层的思路比以前会有一定的突破,因为这一次他们是真的感受到了腐败对他们的威胁。特别应当注意到的是最近王岐山讲的一句话,“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说明,高层自己也知道运动式反腐是治标不治本的。同时这句话也体现了高层的这种意向,即将来会转向制度建设的层面,而运动式反腐是在为制度化反腐做准备。
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一段运动式反腐之后,能不能及时转入可以导致制度变革的制度化反腐。这个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许多人对此抱有怀疑也是有理由的。但应当意识到的是,这种怀疑和疑问就是正向的压力,它表明民智渐开。这种怀疑所造成的压力有可能使执政者意识到,在公信力已经所存无几的情况下,如果民众觉得再次受到忽悠,这次运动式反腐不但不能收到聚拢人心的效果,反而可能使得民众彻底失望。
如果考虑到上述因素,反腐在制度的层面向前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不是没有可能的。首先,官员财产公示有可能会比没有这场运动式反腐推进得快一些。其次,经过进一步的努力,巩固和扩大运动式反腐提供的言论空间也是有可能的。当然更关键的是,能否实现下面的路线图:运动式反腐——反腐制度建设——限制权力——落实权利——扩大言论权利空间。而这只有通过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这种互动中的博弈,才有可能实现。可以这样说,就目前的反腐败来说,最重要的不在于它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而是在于它以什么方式结束。
有人怀疑在反腐中形成官民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主要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因素。其实这个问题不可以绝对化。在传统的国家理论中,人们更加强调的是国家的“代表性”,即将国家看作是某些利益集团或其联盟的代表。但另外的一些研究则表明,国家具有明显的自主性(autonomy)。国家是有自己利益和目标的主体。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危机,国家与统治阶级同时受到威胁的时候,两者矛盾的一面就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国家的目标首先是自保,而这种自保是由压制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实现必要的改革实现的。正是这一点,为官民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能性。
实现官民良性互动的关键是破解“江山思维”
实现官民良性互动的主要障碍之一,是所谓的“江山思维”。无论今后的路怎么走,往往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可以说,如何用建设性思维破解这个问题,就成为实现官民良性互动的关键。
就形成官民良性互动来说,“江山思维”所起的作用,明显是消极的。可以理解为保障一种制度的不变,首先,保江山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导致种种误解。从历史上来看,打江山坐江山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政治理念。这与当时把江山看作私有财产是分不开的。江山是我打下来的,当然就是我的财产。于是,就有了“打江山,保江山,吃江山”的说法。这与“权为民所赋”的现代政治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从现实当中看,这种“江山思维”很容易形成一种由制度化特权演变而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甚至助长腐败现象的滋生。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从其宗旨来说,就是要打破这种逻辑,使江山成为人民的江山。
当然有人会说,现在保江山的概念不是这个意思,其基本的含义是保持基本制度的连续性。应当承认,就一部分人来说,这也是真实的想法。有人曾经注意到,红色后代有公开要求和“官二代”作出切割迹象。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在该会举行的2011年春节团拜会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绝非什么‘太子党’‘官二代’,我们是红色后代、革命后代。”有人还注意到“红后”的下述一些特点,如强调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丢掉,要把革命传统世世代代保持下去。在这当中,尽管也包含着对集体共同命运的关心,但与纯粹从利益的角度来理解江山,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近些年来,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由此引起的官民对立的情绪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江山思维就很容易造成官民隔阂,甚至民众与执政者的对立。
应当说,破解“江山思维”是实现官民良性互动的关键。要破解这个思维是很困难的,但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破解的思路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是分享、共享的理念。如把江山理解为我们这个社会拥有的一切,即古之“天下”,就是要通过一套制度安排来分享这个江山。
通过共享和分享的理念来破解“江山思维”,需要解决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官民双方形成有关社会变革的政治善意。二是改革者要勇于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
就有关变革的政治善意来说,高层最近不断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宪法,实现依法治国。这就是形成政治善意的基础。前一段时间,任剑涛教授提出要破除三个心魔。一是当局能不能稳定局面的政治心魔;二是无论左右的改革方案都会导致混乱的心魔;三是无论下一步如何实施改革,改革必然导致社会分裂、政治分裂的心魔。说到底,就是要相信民间要求变革的善意,同时要有变革的勇气和自信。不过,社会也要对执政者的改革愿望抱有善意。那种自己不可能动自己的手术的说法,貌似有理,实际上是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化了。
同时,改革者要勇于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由于“江山思维”本身的模糊性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多种不同理解,人们很容易把执政者与既得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现实中执政者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也确实是微妙的,这就在官民之间形成难以化解的隔阂和不信任。有人会说,这种切割是很难的,再难也得切割,不切割就没有出路。当然,想不想切割是一回事,能不能真正实现切割又是一回事。这取决于双方的力量以及变革策略。
一般而言,在正常的情况下,双方力量对比不易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时,有三个东西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能不能有效借势甚至造势。有势,弱的可以变强。第二,出师有名。有的变革别人比较容易反对,有的不容易反对。我前一段提出公平正义的目标,就是这个意思。第三,在上层陷于僵局的情况下,能不能从社会中寻求支持。所以,就社会来说,对于上层变革保持一定的不信任从而形成压力是必要的,但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嗤之以鼻,也是不明智的。
突破转型悖论
社会转型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会遭遇一系列的矛盾与困境。对于这当中一些困境,我称之为转型悖论。成功的社会转型,需要妥善处理这些困境和矛盾。
转型悖论之一,人的作用和制度的作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两点人们一般都会认同,一是关键是制度建设,二是人治是靠不住的。理论上来说这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制度建设从哪里来,制度建设如何可能?这样来看,首先还是人的作用,而关键是相关的人得到必需的位置后能不能转向制度建设。这取决于两点:一是有没有这种意愿;二是能不能造成制度建设的势。
转型悖论之二,运动式变革与制度化建设。在转型期的变革中,只有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确保变革的成果。特别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政治运动后,人们对运动和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是有着共同的警惕。但事情不能陷入教条化。前面的分析表明,只有在具有变革意识的领导人获得了必要的权力,新制度的建设才有可能。但问题在于,这时的变革往往面对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使变革得以破局?
转型悖论之三,改革与革命。促进变革,避免革命,是当下社会中许多人的共识。一般地说,这也是不错,一方面革命的代价太大,另一方面,谁也不能保证在革命后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体制。于是,我们也就看到许多反对革命的文章。但问题是,且不说革命有时是一种必然,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更经常的情况是,没有革命的压力,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谁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实质性的变革?因此,革命是需要避免的,但革命本身不应当受到抹黑。关键的问题是,执政者如何将可能的革命压力变成现实的变革动力,从而将历史引向代价较小的变革之路。
转型悖论之四,渐进式变革与激进式变革。中国改革,一直津津乐道于渐进式改革,同时,无视苏东大部分国家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事实,不断抹黑激进式变革。其实,激进与渐进,各有利弊,而且在一个具体国家的变革中,不可能只使用其中的一种。实际上,中国渐进式变革的弊端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首先,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更容易陷入转型陷阱。第二,对于有些改革,只强调渐进,不大刀阔斧,是根本改不动的,如公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往往成为不改革的借口。几年前我就提出,区别于渐进式改革与不改革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转型悖论之五,上层的力量与下层的力量。革命是自下而上发动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因此,最力量的改革模式是执政者意识到社会中的危机,自觉地推行自上而下的变革。但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不多,可遇而不可求。因而,大部分变革是上下合力的结果。其具体过程往往是,最早感受到危机和问题的民众,开始表达变革的诉求,明智并有能力的执政者根据这些要求,将其变成变革的方案。这其实也是一个阻断革命的过程。也就是说,变革中上下的呼应是很重要的。中国改革在70年代末也是这样启动的,但不久之后在上下层之间就划上了一条“楚河汉界”。从此,上下层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也就结束了,路子也就越走越窄。
转型悖论之六:变革与秩序。怕乱,往往是不改革的最主要理由。中国社会中该改的不改,甚至不作为,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要成功地进行社会转型,确实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因变革造成天下大乱的,确实有。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保持了社会秩序稳定性的也有。比如,蒋经国时期的台湾转型,最近发生的缅甸民主转型,还有此前的越南的民主转型等。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但从最简单的角度说,变革的时机非常重要。这几个地方都是及早地启动了变革,没有把变革拖到一个更困难的时候。因为及早启动变革,执政者还保持着较强的权威或执政能力,解决问题还较为容易,民众的情绪也比较克制等。
这六条“转型悖论”主要是想说明,改革和转型中的许多问题,不能绝对化教条化,要恰如其分地看待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当然,改革和转型的最大悖论是改革的推动者与改革的对象是同一个主体。需要探讨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同时作为改革对象的主体会有变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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