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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2)
  •  2013-07-18 12:04:53   作者:吴稼祥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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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儒家学说里面就诞生了一个公天下的制度学派,荀子在理念上就提出了兼天下的概念,就是天下兼治。他谈到周公兼治天下,分封47个诸侯。他有一个五分思想,在《荀子·王霸篇》里有个说法,叫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军分土而守。这是一个分田和分事的思想,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儒家制度学派不是大一统思想,是统分结合的思想。以前人们没有太注意荀子作为制度学派的地位,这次我在研究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一般主张制度的人都是性恶论的。荀子就是性恶论的思想,他认为人性并不善,所以必须用制度来治理。

     

    公天下退化的原因

     

    公天下退出制度安排,是接下来我要讲的问题。公天下有两次退出,第一次应该是大禹登基以后,一直到商纣王被武王所取代的这一千年,公天下事实上退出了制度安排。这里面既没有禅让,也没有地方分权,但是它有一个民本主义思想,以民为本。这两个朝代之所以被孔子比较看重就是因为有民本的思想。第一次退出就诞生了有权威体系的平面中央集权的家天下,就是夏商之世,然后就出现了公天下制度安排的分权时代。后来它又再次退出,将近700年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的天下,我把它叫做无权威体系的立体中央集权,就是朕天下,它不是家天下,家庭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实际上秦二世杀了好多他的家族人。这实际上是一人统治天下,普天下的人都是我一个人的奴隶。其后,刘邦创制了一种叫有权威体系的立体中央集权家天下,从西汉一直到辛亥革命,都是实行这种体制。当然,有一些小的插曲,比如西汉的分封,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分封,以及清初对三藩的分封,都是一些插曲。另外还有一些战乱时代,比如说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也除外。只要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有权威体系的立体中央集权家天下。

     

    制度退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从公天下的制度安排退到了我刚才说的制度——平面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或者是立体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有大的河流流域不一定有超大规模的国家,比如说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比我们还大,为什么没有国家呢?一是那个地方不适合农耕,亚马逊河边上是热带雨林,不是种稻子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打猎。第二是那个地方没有人文条件,印第安人尤其是阿兹特克人、玛雅人,通过屠杀来崇拜神,把人心取出来,把脑袋砍掉来祭天,人口不能繁衍,是绝对减少的。人本主义或者说世俗化,在我们国家是儒家带来的,不知生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这是我们老祖宗的人文思想,所以人口才能繁衍。文明的扩大,大陆国家的生成,是靠人口过剩实现的,人口一多就要迁徙,把没有耕种的地方耕种了。我们这个国家有对生命的尊重才有了这种文明的心跳,我们这个民族成为世界上四大轴心民族之一,首先它是个人本主义的民族,所以它能把两河流域,就是黄河、长江流域,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基本把它填满。否则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大禹最后到了会稽山去收租子,就是收税去了。为什么叫会稽山,实际上就是算珠子,把所有的数对起来,会稽,那个山就是这样命名的。从这个情况看,会稽山已经到了钱塘江流域了,长江流域再往南,我们祖先的分布已经非常广泛了。大部分的国家有三大依赖:水利依赖,水利是这样的,因为自然条件关系,有的时候旱,有的时候涝,有的时候堵塞了,有的时候过度泛滥了,大禹为什么治水成为英雄,就是因为水利依赖的结果。安全依赖也是这样的,这个民族聚居的两河流域非常平坦,易于农耕,易于丰收,但是也特别易于被侵略,而且我们这个民族非常不幸的是,因为它有非常富庶的人口,世界上三大蛮族像飓风一样在蒙古高原上生成,一旦生成了首先想到的进攻对象就是华夏地区。第一大蛮族就是匈奴,是世界性的蛮族,打到欧洲,把罗马帝国打得东倒西歪,俯首称臣,把所有的黄金都给了阿提拉,现在他们的后裔是匈牙利人。第二大蛮族就是突厥,现在的土耳其,突阙民族也是战斗力极强,整个欧洲被阿拉伯人打得找不着北,阿拉伯人又被突阙人打得找不着北。你想这些蛮族有多么彪悍,我们的祖先把这两个蛮族都给看紧了,尤其是跟匈奴,打了800年,这个民族能够生存下来,还能把文明绵延下来。近来有一个网友在我的微博上留言说,什么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可能是假的,文明自信还是有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能够对这两个民族打胜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民族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变得和他一样野蛮才行,否则你怎么跟他打?因为冷兵器时代,战斗的致胜法宝就是肌肉和残忍。赵武灵王为什么胡服骑射,胡服才能战胜游牧民族,必须把自己变得很野蛮。最后蒙古出现,抵抗不了,整个社会被野蛮化了。所以,安全依赖就导致了需要中央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军队,这些都是对大规模的依赖。

     

    第三个就是救灾依赖,这个我不多说了。通过天灾中的表现来提高威望,就是救灾依赖。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把灾给救了,全国一片歌颂。在中国古代,谁能救灾谁最牛。灾情,别的我们不说,在唐太宗统治的黄金时期,一次大的蝗灾,很多地方卖儿鬻女他也不能阻止,他最后把国库打开,出钱把卖的子女都买回来,然后还给这些卖儿女的家庭。

     

    我对两个皇帝最崇拜,一个就是周文王,第二个就是唐太宗。唐太宗有人道主义,蝗灾严重到这个程度,他忧心忡忡,跑到后花园看,随手抓了两个蚂蚱,就要放到口里去吃,叫身边的大臣阻止了,说它有毒,吃了对龙体可能不安,他说假如让它吃了老百姓的庄稼,不如让它吃我的心肝,一下就给吃了。救灾因为他这样做,所以他的威望就特别高。他有一次因为天旱去求雨,求过以后就下雨了,这也增加了他的神化。这些依赖导致了一个稳定和集权的偏好,大家就希望这个社会更加稳定,中央集权大家也能接受。皇帝的神化包括皇帝的个人崇拜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大家觉得他有一种稳定感和安全感。

     

    因为这个原因就产生了一种霸权铁律,就是一个政治体规模一旦扩大,就会导致专制,一旦专制以后,就会导致更大的扩张,然后它就循环推进。你们想想秦帝国和罗马帝国就知道了,罗马帝国就是这样来的。公天下的制度安排肯定与这样一种规模依赖、霸权铁律是绝对矛盾的,所以它被一点一点取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就发生了制度退化而导致的一种文明退化的感觉,好的时代都已过去这么一种感觉,但是为了生存没有办法,退而求其次。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并不是说要听任专制的肆虐,然后就不管,这种制度退化实际上早就被儒家的创始人所发现,他们希望有一种缓解的办法,虽然大规模依赖是需要的,但是也需要缓解的办法,来制约这种权力的无限扩张。天下主权可以被一家或者一个集团所占有,但他要为天下人谋福利,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要发挥公天下的功能,这个功能就叫仁。行仁叫做王道。它是有用的,要是没有这个用,我们这个国家不就灭亡了吗?儒家公天下的功能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孟子,他的名言就是以德行仁者王,他是在《公孙丑上》这篇里面谈到这个问题的,就是以德治国。这个东西古今是很相通的,没有制度的时候我们强调德行,但是不能说强调德行一点用处都没有,它确实有相当大的作用。儒家也不是只说不做,后来创制了一系列的制度,那个制度不是公天下的制度,是一个把它的公天下功能的这样一个追求制度化,比如说科举制度,要把那些能够内圣外王的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考上去以后做官,他对自我约束能够以德治国,以德行仁,然后他们又施行回避制度、告老还乡制度、巡抚制度、拦轿告官、击鼓喊冤制度、回京述职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都是想加强公天下功能发挥作用。其实到了宋代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朱熹就发展了理学,他希望执政者为了要推行公天下的功能,你的职责应该理性化,不能太随意。理学思想把治理天下的随意性减少。公天下的功能学派一定是假设人性是善的,如果人性不善,这个功能就没法发挥,与荀子的性恶论是相反的。

     

    以退为进的公天下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以退为进的大公天下。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最早的创制了以地权为中心的大规模政治体的宏观制度安排,就是公天下的制度安排,实行多中心治理。分封就是以地权为中心,西方以人权为中心,而且还创制了任期制,就是禅让制的最高权力更迭体制。应该说,当代民主制度的三大要件我们历史上已经有了两件——分权体制以及任期制。我特别要想说明的是这种多中心治理实际上经过邓小平的创制,在当代中国已经在施行了,就是一国两制,虽然只在两个地方,一个叫香港,一个叫澳门。我的书里也说了,制度化分权是黄金时代的必要条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与制度化分权是很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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