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有很多人感到很自豪,认为中国模式让美国都相形见绌。纵向地看,中国确实是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要饭的也是最少的,饿死的人也是最少的,因为观点不同就被杀或者被怎么样的也是比较少的等等。综合国力的话,历史上虽然说我们非常强大,但是那时候世界还不开放,跟世界没有互动,现在看来综合国力去年超过日本,而且还在增加。有些民族适合搞经济活动,在任何制度下都搞得很好,还有一些民族不太适合,任何制度下都搞不好,像印度就属于这种。你要想比较,不能拿大陆和印度比,就像不能拿鸡和狗比一样的,因为性状、文化都不一样,要拿大陆和台湾比,拿大陆和香港比。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在世界上100位以后,那台湾呢?如果30个台湾会怎么样?30个香港会怎么样?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善于从事经济活动,在全权政体转变成威权政体的条件下,我们的市场经济繁荣了,效率优先型的改革获得了极大成功,加上我们赶上了全球化,发达国家企业进入后工业化国家,我们有了劳动力红利,基本上是“两血”——血汗工厂和血泪GDP。在这种情况下,跟农民商量一下,我想农民肯定用锄头打掉你的脑袋。这个事不能讨论的,因为你的总量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们的人均收入只在世界的100多位,比刚刚发生革命的利比亚都低好多。我们的不足是非常多的,现在很多经济增长数据,第一有虚化的成份,第二有吃老祖宗、吃子孙后代的成份,比如说土地GDP就属于这种,政府征一块地,一根针都没生产,马上就可以收几个亿的土地出让金,这钱哪儿来的?提前交的租金,一交70年,那不是吃子孙的嘛!
我说的这个问题,一个就是说确实相比过去,相比其他的经济搞得不好的地区,我们有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为什么不比一比瑞士,为什么不比一比荷兰,那么小的国家,在医药、银行、宾馆、制表、食品五大行业里面都有世界的顶尖产品。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乱比,样本不能搞错了,样本搞错了那就一塌糊涂。
经济发展永远不能取代权利的要求,我的权利指的是rights,不是power,自由权利、平等参与权,不受侮辱、不受损害,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因为人不是猪,权利是不能交易的,一旦被交易那就不再是人。所以,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写了《正义论》,正义这个东西有三个不同的定义,跟平等都有关系。一个叫做平等优先型的正义,把本来不平等的人变成绝对平等,等于拿了一把刀把人当韭菜切。第二个叫做互利的正义,让自己付出较小的成本来寻求合作,来推动社会福利的增加。互利的正义就是机会平等,但是结果并不平等,它会导致一部分优先富裕起来、好起来,然后会导致两极分化,贫富不均。这并不是因为有些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没有民主,权利不平等。我们现在不是说权贵资本主义吗?权贵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利不平等,现在看来越来越不被人接受了。第三个,我们把它叫做公平的正义。公平的正义,不仅有权利的平等,我们还得有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二次分配就是说收入政策倾斜,三次分配就是社会慈善事业的辅助。
而从马斯洛需求理论来讲,民主是更高层次的需求,经济是更低层次的需求,现在有的人说中国现在还没到实现民主的时候,是因为现在还在满足低层次的需求。
“公天下”与联邦制
我在书里其实已把民主工具化了,民主在这儿是一种使多中心治理能够稳定下来的工具,把它功能化了。如果把民主价值化,它应该从人权开始。我是从宏观结构上,不是从人权和契约论的角度论证民主,也不是从个人幸福的角度。
我这本书只是想论证一个问题,就是规模和它的规模压力和规模依赖的问题。规模扩大以后,必然导致专制,专制以后必然导致再扩大,这就是霸权铁律。罗马共和国为什么就变成帝国了呢,因为它的规模扩大以后必须专制,是规模压力导致的结果。中国最早建立立体中央集权的就是秦国,为什么?因为中原国家都不能真正改变边界的,都是兄弟之国,打仗都是耀武扬威。秦国为什么能?它首先灭了西边十二国,规模一下就扩大了,所以它就开始专制。我这本书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大规模政治体里面,它的距离和统治的集权程度是成正比的,大部分国家是无解的。我怎么把它解了,就是多中心治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尧舜时期,也不是人民拥有国家的主权,也是部落联盟推荐候选人,四岳等于党的四个派别。“公天下”这个概念从操作性来看,不大可能做到理想化状态,“公天下”指的是地方分权、多中心治理,任期制不要有无限的任期,要有竞争性,以及权力来源这些问题,真正的权力最后是属于公民的。在这个意义上,党天下应该比以前的家天下是个大进步,它不是世袭制了,至少在几千万党员里面,大家还有选举资格。
新权威主义和我现在说的“公天下”不矛盾,新权威主义追求的是把全权政体变成威权政体,就是说它的目的追求,是抑制政治权力的分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要独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注册的自由化。不要小看户籍制度改革和劳改制度改革,都是中国式的废奴制,意义极其重大。
新权威主义在保持政治权力统一的条件下推行市场化,简单的说,新权威主义的目的是经济市场化,所有权的股份化和经济市场化。改革一定意味着权威的丧失,一定意味着权威落差的降低,这个降低有可能导致雪崩。我有一个假设叫雪崩现象,尤其是多民族国家雪崩得更厉害,苏联、南斯拉夫的瓦解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时候就像老母鸡一样,既要捂这个蛋,还不能把这个蛋给打了,新权威主义就是解决这么一个问题。现在的“公天下”是为了实行民主宪政,要实现分权。
联邦制有两种方向,一个是联合的方向,美国和欧洲就是这样,联合的目的是寻求规模。有活力没有规模,就会带来外部的不安全、内部的不稳定,像古希腊的城邦,马其顿把它们给灭了。西方国家早期的主要问题是有活力没规模,必须寻求规模,因为有规模就强大了,不怕被灭了,所以它最后也走上了征服的道路,就是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现在欧洲走的是联合的道路。我对民主有个形容,它像个裁缝一样,在有的地方裁(集权的地方),在有的地方缝(过度分权的地方)。联邦制指的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就是活力和规模达到均衡,当活力过剩而规模不足的时候它就缝,当规模过大活力不足的时候它就裁。苏联、东欧的崩溃和西欧的联盟是同时发生的,就是这个原因,它们都向中间走,达到一种活力和规模的均衡状态。
第二个问题,大规模是联邦制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搞你会更坏,另一方面,如果小规模国家搞了就会更好,因为它是自治的。
《公天下》需要补阙之处
这本书所说的多中心治理,以及规模压力怎么才能缓解,实际上都不是说历史,都是在论证路径。
它不是政治哲学,它是政治理论。我还有一本政治理论涉及到国家观念和主权的问题,双主体法权在这儿只是预告。目前我们在政治哲学上只有革命和保守的理论,没有改革理论。国家是善的,那就必须保守;国家是恶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就要把它打碎。国家是缔造物的概念,包括基督教及契约论的概念,都不会提供改革的路径,必须在主权论上有很大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