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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04-06 09:22:13   作者:田孟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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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地为什么会涨价?

    ——试析周其仁教授“辩‘土地涨价要归公’”一文之误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一、

    周其仁教授是国内著名的土地研究专家,对土地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都有很大的影响。他长期在《经济观察报》上开设专栏,最近的一个栏目叫“城乡中国”,每周出版一篇,目前已见报的有80多篇。周教授的这些专栏文章,我基本上篇篇都认真拜读了,但每每读过之后,结合我所观察到的情况再细加思考一下,便又会产生很多的困惑。

    二、

    就拿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来说吧,文章题目叫:“辩‘土地涨价要归公’”。细读全文,与之前的文章相比,个人觉得该文的最终指向并无新意,还是周教授一贯的观点,对中国现行征地制度的激进否定。但是,结论在此无非只是一个判断而已,这并非我特别关心的方面,我关心的是周教授得出他的结论的过程是怎样的。

    周教授得出他的最终结论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对“土地涨价要归公”这个观点进行批驳。正是在推翻了“土地涨价要归公”这个论点之后,为他最终过渡到对“土地归公”论的质疑提供了基础。因此,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周文是如何推翻“土地涨价要归公”这个观点的。

    三、

    按照周文,“土地涨价要归公”这个观点得以立论的基础事实在于:土地涨价并非土地原产权人的劳动所致,实际上乃是社会因素使然;故而,倘若涨价不归公,而由原地主所得,那就是鼓励“不劳而获”,致使分配不公;因此,为了分配公平,土地涨价要归公。周其仁教授认为,这个观点的逻辑前提是错误的。

    按照我对周教授所提倡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理解,他这里所说的“错误”,是指这个逻辑前提与“真实世界”经验现象之间的悖论。我们且来看他是如何推理的。

    周文提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市场里导致商品或要素涨价的原因甚多。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总有一些涨价,与该商品及其所有者为之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无关,而纯粹是‘社会的’原因使然。”不仅如此,“把道理讲透,凡可观察的商品或服务之市价上涨,我们都不可能找不到除卖家努力之外的‘社会因素’。”或者,“我们实在没办法说,世上究竟哪一种商品的涨价,真的完全没有‘社会’或‘政府代表社会投入’的因素作祟因此,“如果这些因素普遍存在,严词主张‘土地涨价要归公’的朋友,为什么偏偏单拿土地说事?逻辑彻底的话,白菜涨价也要归公,一切涨价都归公!”同样一个基本事实是,现实中,白菜涨价并没有归公,所以上述这套涨价要归公”逻辑必然是不彻底的。

    周教授说,其实,市场对于这种基于非个人努力的涨价,自有一套处置方式。商品“涨价”的信号一旦发出,市场的竞争机制便会起作用,然后是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参与进来争夺利益,最终将拉平这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进一步,实际上,政府也是市场上的一个利益主体,同样具有追逐利益的本性。但与其他市场主体不同的是,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排除其他市场主体的介入,抑制市场竞争机制的表达,从而垄断这一涨价收益。“涨价要归公”为政府的这一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因此,“涨价要归公”不过是政府“谋私利”的一个说辞罢了。

    除此之外,周其仁教授认为,即使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导致市场主体没有能够对这种涨价作出积极的反应,但是单纯就“涨价”这个信号本身来说,其对于资源配置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毕竟,这总比那些试图替代市场机制的其他手段更加和平、公平。这里的意思是说,即使在某些特殊时期,市场不能够起作用的时候,市场机制也比非市场的机制要更加公平。

    综合起来,周文的意思似乎是说,在市场能够有效起作用的地方,市场机制是最好的机制;而在市场不能够有效起作用的时候,市场机制是最不坏的机制。(我不得不插一句,这样一来,在周教授的这个世界里,其他的机制就没有任何的合理的生存空间了。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啊!)。

    也就是说,“土地涨价要归公”这个观点,不仅逻辑前提是错误的,即实际生活中的涨价并未都归公;而且行为动机是不正义的,即这个观点不过是为政府垄断市场、谋取私利的一个借口罢了。所以,“土地涨价要归公”是没有道理的。既然如此,那么,“土地不准涨价”就也是错误的,“土地归公”就更是错上加错了(“既不应该”、“也没必要”)。当前中国的征地制度,就是这种“错上加错”的组合产物,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就是“土地涨价要归公”的观点。既然这个观点既不正确、又不正义,那么这个制度还可能正确和正义吗?周教授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四、

    花了很长的篇幅,详细地介绍周文的整个推理过程。个人认为应该是比较准确地把握这篇文章的,有疑惑的读者可找原文自行拜读。我认为,周其仁教授这篇文章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却又非常明显的认识误区。在具体论述这个认识误区之前,我想指出周文在进行阐述和推理时,存在的某些模糊之处。这是他很多文章里都存在的一个问题。

    首先,周教授的文章里没有能够将某些概念进行仔细的区分。比如,我认为,“土地涨价要归公”,并不等于“土地涨价都要归公”。遗憾的是,周教授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两个观点之间的差异。在他的文章里,统一理解成了“土地涨价都要归公”。“土地涨价绝对都归公”这个观点,和“土地涨价绝对都要归私”这个观点一样,在“真实世界”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拿这种不可能实现的现实,来否定理念上的是非问题,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种否定在两个路向上都能够同等效力地实现。也就是说,拿“土地涨价在实际中没有都归公”来否定“涨价归公”这个理念,和拿“土地涨价在实际中没有都归私”来否定“涨价归私”这个理念,看似结论截然相反,实际上都是一套逻辑,而且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其次,某些概念之间的过渡缺乏连贯性。比如,我认为,“土地涨价要归公”,并不必然推导出“土地不准涨价”,更不必然能够推导出“土地归公”。可以肯定的是,在周文里,上述三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不是一码事。但是,遗憾的是,对于上述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周文却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交待。如果上述三者之间缺乏足够紧密的逻辑关联这个判断无误,那么即使周教授最终雄辩地否定了其中某一个,也并不能够直接推导出对另外某个的否定,更不能推导出对三者的否定。

    五、

    接下来,我将主要谈谈周其仁教授的认识误区问题。通观全文,一个深刻感受是,与他的其他文章一样,周教授给我们普及了一个关于商品经济学的常识,即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在一个理想条件下的运行过程。这方面基本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异议。然而,就像周教授自己所倡导的那样,关键不在于黑板经济学里的那几个简陋而又干瘪的教条,关键在于“真实世界”及其逻辑。

    可以看到,为了证明“土地涨价要归公”这一观点的错误,周教授的论证是从一般商品或要素的经验现象开始的,也是以经验现象结束的。通常认为,“土地涨价归公”来源于“非个人努力的涨价应归公”的逻辑。但是,首先,现实中有些商品存在非个人努力所致的涨价,并未归公。其次,经分析几乎所有商品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非个人努力所致的涨价,也并未归公。那么,既然其他商品的非个人努力的涨价在现实中可以不归公,凭什么土地这个商品就不能免于这种“涨价要归公”的抽象逻辑?

    若是按照通常的研究思路:首先,现实中土地的非个人努力的涨价归公(土地增值税的普遍存在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具体事实;其次,之前所说的其他商品的非个人努力的涨价并未归公,这是一个归纳的事实。具体的事实与归纳的事实存在无交集区域,那么,研究思路上应该是去探究不同涨价现象背后不同的机理。一个基本的事实前提是,与白菜相比,土地这种商品具有的特殊性。

    但是,周其仁教授的研究思路则与此存在很大的不同。他把第一个事实先行悬置起来,然后用第二个事实来反驳支持第一个事实背后的理由。在他的文章中,之所以这个理由能够被反驳,关键点就在于周教授首先不讨论土地或一般商品是怎么涨价的。另外,他是把土地是作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商品看待的,土地的特殊属性在这里被严重忽略掉了。既然土地不过是普通商品之一种,那么它怎么逃脱得了适用于普通商品的一般规律?反过来,既然其他商品与土地作为商品在此无差异,那么出现在土地上的上述第一个事实应该也适用于其他任何商品;显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作证的就是第二个事实;所以,第一个事实是不合理的。

    六、

    在此,如何理解土地性质是问题的关键。我的疑惑恰恰就是从这里开始。在观念上,我们很难将土地作为一种常规商品来看待。尽管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土地成为了商品;但土地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不可移动,这是普通商品所不具备的特别属性。

    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得土地的供给与其他商品的供给存在很大的差别。周教授曾经对“土地供应无弹性”一说提出过质疑,但是笔者以为他把土地与土地产品混在一起了。虽然“雄辩地”驳斥了“土地产品供给无弹性”论,但遗憾的是却并没有撼动“土地供应无弹性”论。技术、制度等等确实都能够影响土地产出的水平,从而影响土地上的产品的供应,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够影响土地本身的供应。

    在市场条件下,一般商品的价格涨落,主要是由市场供需状况决定的,而市场的竞争机制能够将这种涨落拉平到商品的均衡价格状态。比如白菜。商品供需引起的市场价格涨落,与市场主体的反应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之前或之后),这就意味着商品持有人的收益既有可能是正收益,也有可能是负收益。我们可以称作“市场收益”。

    土地市场与此有所不同。尽管因土地的供需波动出现价格的涨落,然后通过竞争机制使其归入均衡价格状态,同样意味着或正或负的市场收益。但是,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和不可移动性,使得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在这里起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地块与地块之间的可替代性很差——因此土地天然地具有变成投机品的倾向,不管是农地还是建设用地。当土地因为实施规划或落实政策等原因,造成用途改变的时候,土地从一级市场的土地变成了二级市场的土地的时候,这已经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土地。一级市场的土地的涨价,一方面有一级开发因素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规划和建筑许可造成的必然涨价——据此,在土地供需变动的市场收益之外,土地的产权人可以获得因土地不可移动而形成垄断所导致的超额收益。

    “土地涨价要归公”论,着重要解决的就是这笔超额收益的分配问题。周其仁教授却把它与一般的供需变动引起价格波动而导致的市场收益混淆在一起了。市场收益本质上是一种“投机(资)收益”,因此并不是总是涨价,也会出现落价。投机有风险,这属于正常的市场经济范畴。而超额收益本质上是在地权垄断的前提下,由于周边土地投资的价值外溢的实现形式,这是规划和建设导致外部性的表现。在这里,土地必然涨价,而不存在“落价”的问题,因此属于非市场经济的范畴。所以,周教授文章里面所说的“土地涨价”和“普通商品涨价”,完全是两套不同的逻辑和机制在起作用。他之所以把这两者混淆在了一起讲,根本原因是没有注意到土地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七、

    在一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城市扩张不可避免地需要占用城市周边的土地,讨论“应不应该占用土地”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关键是“如何占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解决这些土地利用的外部性问题。因为,既然“在一个阶段内城市扩展不可避免”,这就意味着这个阶段内,城市周边的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为正——也即特定区位下的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增值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增值来源于城市建设和投资在城市周边土地上的辐射,是土地外部性的一个表现形式。谁投资,谁受益。因此,涨价归公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

    然而,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制度传统、资源禀赋、意识结构和现实差异等等,从而为解决这个外部性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方案。中国的土地公有制,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的,因此“土地涨价归公”,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宪法秩序,不完全是理念的产物,它同样也是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结晶,是一种路径依赖,并将对后来的实践产生影响或作用。《宪法》、《土地管理法》等,就是将这种类型的土地外部性内部化的一套法律秩序体系。因此,涨价归公,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合法性。

    综上所述,我认为,“土地涨价归公”,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必要的。遗憾的是,由于周教授误解了土地的性质,导致他混淆了一般市场波动导致的商品涨价与城市化快速扩展阶段土地利用的外部性导致的涨价之间的差别。实际上,这两种“涨价”现象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在机制。因此,周文对于“土地涨价要归公”论辩驳在论证的方法上是不科学的,在结论上是不正确的。而建立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之上的周教授的几个推论,就更加让人觉得困惑了。

    八、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主要讲的是基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这个逻辑的“涨价归公”,暂不考虑国家相关政策造成的影响(比如,国家从粮食安全的角度保护耕地,进而采取偏紧的建设用地供给政策,从而造成了地价的政策性上涨。当前“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的指标价格中,实际上就含有非常浓厚的国家政策性增值在里面,根本就不是什么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土地价值的显化)。实际上,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涨价,是土地的区位属性和政策属性双重作用的结果。而周文中讲的涨价探讨,既缺乏对商品涨价内在机制和过程的揭示,感觉涨价像是一个无差别的偶然的现象(天上掉馅饼?);又缺乏分析中的细密、周延和严谨,这不得不让人觉得十二分地困惑且遗憾。

    2014330日初稿

    201446日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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