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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光斌:西式民主困境与中国民主的未来(13)
  •  2014-07-17 18:48:11   作者:杨光斌   来源:共识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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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0px">  杨光斌:第二,横向来说,基层单位的选举民主还是要提倡的。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进行了一个调查:当下什么人对中国最不满。我们一般会认为很多群体性事件是基层老百姓对中国最不满。调查报告出来发现错了,基层老百姓都只是程序上的不满,如果得到了补偿和校正,这些老百姓恰恰是现状的接受者。什么人最不满呢?既得利益阶层。

     

      既得利益阶层为什么不满?比如说知识分子、基层公务员、一些商人,他们为什么不满?我们不能笼统地讲制度不好或者是制度有问题,我们一定要找出切入点。他们对发生在身边的不公正感到不满。比如A不如B能干但A提拔得更快,这就不公正。我们不能指望百姓像理论家那样去抽象化处理生活中的经验,很多人的不满来自于生活,生活的不满被放大到体制。他会说这是制度造成的,这是体制造成的,他会这样放大。因此我觉得选举民主是重要的。

     

      同样,很多政府乱花钱。钱太多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像中国这么有钱。乱花钱导致的浪费以及贪污,这个靠什么解决?一方面是法治,这个决策的过程中少不了民主。另外一方面是民本主义的民主。我特别想讲这个,因为民本主义是中国延绵三千年的传统“为人民”。

     

      林肯讲到“民治、民有、民享”的时候,社会自治即民治是可能的,超越了一个层次的政治生活(比如说高一级的或者是高两级的),这个民治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民都能自治的话,要政府和国家干什么?民有,你有财产权和人民主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民享,这就是和民本主义一样的概念。

     

      民治是基层的,更重要的实质性民主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说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个“民本主义民主”,它的实现形式是什么?我觉得既包括了程序上的(比如说群众路线),也包括了实质上的。

     

      民主是一个公共产品,但是参与的人群和人群之间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参与的结果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说,房地产商游说最后推动改变了人民银行的决定。这就是参与。因此自下而上的参与结果可能是不平等的。群众路线也是了解社情民意的一种办法,为人民做事。我觉得群众路线本身就是程序民主。民本主义民主最重要的是为人民。我们讲民主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程序上的、一个是实质上的,我觉得民本主义民主两方面都有了。

     

      政治学首先是“政治” 其次才是“学”

     

      主持人:您前边提到协商民主是未来十年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但对这样一个概念的本源意义,却没几个人说得清楚,比如,很多就人把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等同于协商民主。

     

      杨光斌:Deliberative Democracy,翻译过来是“审慎的民主”,我们译成“审议的民主”。这个词太学术,有的人翻译成“协商民主”。因为我们有政治协商会议,所以政协系统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好概念,是一个接地气的概念,就拿来用。政协系统的学者把学术化的“审议的民主”笼统地说成是一个“协商民主”。

     

      当然,我们说中国的协商和原汁原味的审议民主确实不一样。审议民主的理论家喜欢从美国宪法来说事,129个精英在一块儿平等理性地对谈协商,拿出一个大家接受的结果。

     

      今天很多人会说,中国目前的政治协商不符合身份平等的原汁原味的民主,因此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政治学首先是政治,其次才是学问。80年代十三大报告中也提出来“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当时不叫协商民主,意思都是一样的。尽管中国的制度、语境和西方的审议民主有差异,但是大概也是最能对话的一种形式吧,所以西方的审议民主理论家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就是协商民主。比如说美国审议民主理论代表学者、斯坦福大学的James Fishkin教授等人,他们对中国很多地方发生的事例很有兴趣,比如民主恳谈会,这和西方的协商民主没有什么区别。

     

      主持人:这样的模式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地方进行推广呢?

     

      杨光斌: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推广起来最简单的民主形式就是选举民主,到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投一票就完了,这是最容易普及化的。协商民主复制起来是蛮难的。企业当中要建协商民主,社区要建,单位也要建。到2020年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效果都可以看到,不能盲目乐观。

     

      没有强力权力的改革是玩不下去的

     

      主持人:对政府而言,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能力和责任的此消彼长。您提出:理想的模式是建立“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但我认为要想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状况很不容易,结合现下改革,您对此有何建议?

     

      杨光斌:“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是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学语言概括。我也是在比较意义上和现实意义上提出这个概念的。“有限政府”,是权力有界限,而不是说什么都干涉的全能主义,有界限的权力还要受约束。

     

      首先得有权力清单制度,要从市场撤手。其次要受到约束。比如说中纪委提出的改革,过去30多年来没有同级纪委监视同级书记的,。这次上级任命纪委书记,加大了对同级党委政府的约束机制。比如司法体制的改革,省以下县的垂直管理。这些对地方政府都是一种约束。受约束的政府有很多,美国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的,有印度还有墨西哥。

     

      可是权力受约束的政府如果没有能力,也是老百姓所不希望的。因此我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国家有能力。可以看到国家建立了几个机构,比如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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