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佩服西方人,他们的话语建构能力很强。比如说宪政民主,宪政是约束权力的,同时也约束权利,古罗马就有了,他们居然把它和民主联系在一起。我们讲自由民主,自由是少数人的权利,比如精英、企业家、资本家,而民主是大众的权利。他们在起源上是有联系的,但在政治过程中却是彼此冲突的。
这个在萨托利的《民主新论》当中有详细的论述。他说,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最伟大成就之一是把民主和自由捆绑在一块儿。所以建构很重要,我们本身做的事情可能是民主的,但因为没有相应的话语权我们会认为这可能不是民主。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不单单是在政治上怎么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话语权的建设。这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的话很容易形成做得可能还不错,但因为没有话语权只能用别的话语权来解释,结果自己否定自己。最典型的例子是乡镇企业,做对了被说错了,一些忽悠型经济学家们说产权不清晰,那产权怎么清晰呢?分到个人头上才清晰。很多地方的财政很穷,如果一个乡有一两家企业何致如此啊?这是很典型的做对了但被说错了,越改越错。这就是话语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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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是未来十年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
主持人:下边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请您讲讲中国民主在未来可能的发展。
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涉及到对当下中国民主状况的基本认识。现实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中国不仅仅有民主而且有了很完美的民主。但我想,如果事实真的是如此的话,我们今天谈论这个话题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如果这就是事实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国民主的未来只需对现下制度延续和发扬光大就好了。 所以,在这儿,需要您先对这个前提性问题做一个界定,也就是说,您怎么看当下中国的民主状况呢?
杨光斌:我想首先是民主的标准问题,即如何判断民主。
民主标准一直有两个,一个是自由民主的二元对立,唯一的标准是有没有竞争性选举。有了就是民主,没有就是专制。还有一个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他们有美国民主的大讨论,后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林德布洛姆,他在70年代出的《政治与市场》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提出不平衡的多元主义观点。他说,美国事实上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只是接近民主国家。因为是大企业主导,是资本主导,故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因此很多理论家说美国时都用混合政体。林德布洛姆说民主是一个近似值,我主张的就是这种近似值民主,就是说民主是多少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来说你说中国有没有民主?当然有。中国有很多民主制度,你不能按照二元对立来判断。你说中国民主很完美吗?任何人都不能这么说。最近我组织我的团队写了《中国民主的成长轨迹和模式(1978-2020)》,很有意思,我发现每隔十年都有特别突出的民主形式在成长。
如果以十年为周期,80年代毫无疑问选举民主那是很发达的,从学生会到副省级干部都是差额选举,同时在培育协商民主,十三大就提出了建立协商对话机制,就是今天提的协商民主。90年代的民主是什么?基层民主村民自治,这是自发的。2000年胡锦涛时期到2010年左右互联网来了,网络参与民主特别发达,还有党内民主。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来的建立各个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当然,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自由、自治、分权、法治,都是很多西方人眼中的民主形式。
我觉得未来十年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我们讲的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成长,这是历史轨迹。针对当下的问题,中国还需要哪些民主?我认为首先是社会自治,改革决定中,除政治类、法律类、民族类、宗教类外,社会组织的成立,从审批变成了登记。十年二十年之后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很多国人的不满来自于生活的不公正 却被放大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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