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进程”的第三个阶段表现为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这个双向进程。为列宁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对发达国家内部日益成熟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回应,而世界革命则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这个阶段从20世纪开始。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最后一场发达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随后爆发的是:1905年“半外围”的俄国革命、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的基本目标都是外围地区的现代—工业化。
历史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代价,度过了它的严重危机,而外围地区的现代—工业化则随着1980年代“万隆宪章”和“万隆体系”的崩溃,以及1991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告一段落。
以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黄金本位制瓦解为标志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由三个主要特征构成:(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实现人类共同发展,而是使世界人口的80%长期处于贫困和被剥夺的境地——这已成为世界共识。(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新、也是最后的阶段,即完全放弃和排斥实体经济和生产劳动,金融资本、虚拟资本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成为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三)随着金砖国家的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方实力对比,第一次出现了“逆转”之势。
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创生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家,中国的长期衰落与再次兴起,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今天,一切不持偏见者均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兴起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与运用,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和“天下兴亡”之鉴。
国家、民族和人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关键词。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毛泽东比马克思更为强调国家和国家的“独立性”。这是由于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宰制下,长期丧失国家主权的悲惨处境所决定的;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其主体是买办阶级)没有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的能力,而相对于西方为经济权而斗争的无产阶级而言,争取国家主权,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要务”,而且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第一要务”。
所谓“国家要独立”,不仅是指国家要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应担负起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任务,而且,国家还要独立于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因此,毛泽东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所谓“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这种解放又是双重的:即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和旧的传统文化这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去创造出服务于民族政治解放的新的、现代的、民族的新文化。
所谓“人民要革命”,这里的人民专指“劳动人民”,这样的“人民”对上述国家、“民族”构成了根本性的规定:即人民要管理国家(不仅仅是埋头于生产和物质利益之中),“民族”必须与“阶级”相结合(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国家、民族和人民——在毛泽东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规定、互相推进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制度性实现或体现,就是毛泽东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新中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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