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对地方社会的价值系统与抗争关系的分析。对这一分析视角做出重要贡献的是斯科特(Scott)对东南亚农民的道义经济与抗争的分析。斯科特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斯科特对农民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地方性社会可能存在的不同于形式规范化的以权利为核心的试图普遍适用的价值体系。斯科特试图告诉我们,“地主、税收政策和村庄的制度体系如果能够减轻生存的危机就是好的,而如果加重这种危机则是不好的。”[41]这 里的“好”与“不好”根源于某种地方性的“正义感”而不是普遍性的规范体系。正是这种“正义感”决定了农民的价值判断,并成为他们衡量情势是否恶化到必须 反抗的标准。这一视角的价值并不在于指出今天的乡土社会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地方性的价值体系,并且其比形式规划化的权利规范体系更能主导人们的行为选择。而 是强调,作为转型中的乡土社会,很可能存在类似的地方性的价值体系,它未必是正式制度意义上“更好”的,但却是乡土生活中形成的被普遍接受的规则体系。而 对其的破坏则可能成为比所谓“侵权”更直接更贴近经验的引发抗争的原因。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征地过程中,导致农民上访的原因很多时候并不是征地的程序 是否符合规范,征地的价格是否经过了官民的博弈并且是很合理的(虽然农民对这些问题颇有怨言,但因为其对所有人的一视同仁,并且不可更改,并没有成为农民 抗争的主要原因),而是在既有的分配规则下,是不是能够做到每个人都能够公平地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份额;而当这种公平无法保证的时候(比如被个别钉子户挑 战),基层政府是否有能力来维护这种公平。在这里,农民放弃了对一个更好但现实不可能的利益(一个更公正的土地价格)去抗争,而为身边可以感受和对比的不 公正(相比其他人我是不是受到了损失)而抗争。对这种朴素的平等主义情感的关注便是一种斯科特式的分析。
最 后则是对人的情感与抗争关系的分析。其实,在一个制度、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断改变,社会不公、贫富分化严重,且人们多有不平、挫败、愤怒的转型 中国社会中,情感是研究底层抗争时所必须注意的面向。但遗憾的是,这一面向被强调理性和结构分析的“对抗性政治”所忽略。然而,被结构动员理论和政治机会 理论所批评的早期情感论视角十分值得借鉴。首先是格尔(Gurr)提出的“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导致人们抗争的观点。[42]不过,与格尔所列出的几种基于个人价值预期和社会价值生产能力之间差异所造成的相对剥夺感不同,当下底层民众的相对剥夺感的形成原因仍然是一个我们需要在经验中观察的问题。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对抗争者行动的解释力。其次,布鲁默 (Blumer) 对聚众形成过程的“循环反应”(“circular reaction”)的分析也值得借鉴,尤其是他对“集体磨合”(“milling”)和“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的分析很有启发。[43]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斯梅尔塞(Smelser)尝试将微观的社会心理分析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相结合的分析路径,以及他对结构性诱因(structural conduciveness)、结构性怨恨(structural strain)、信念一般化过程(generalized beliefs)、触发性事件(precipitation factors)、运动动员 (mobilization for action),和社会控制能力 (operation of social control)的下降作为运动发生因素的加值理论模型(value-adde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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