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 上所述,通过对“抗争性政治”的理论局限的分析,我试图以“地方政治理论”更贴近经验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重新看待既有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理论。本文认为对 处于转型中的乡村社会而言,可能存在的多元规则体系、特殊的村庄权力结构、不同于形式规范化的带有乡土逻辑的价值系统,和人们既有理性又有情感的真实心态 是上述理论带给我们的对当前主要强调规范化的“权利”主导的基层上访治理可以继续深入分析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底层抗争 的不一样的行动逻辑和当前上访治理制度化所面临的困境及解决之道。
我 将这一视角看作从“从抗争到治理”的理论视角转化。因为“地方政治理论”所谈论的与抗争相关的诸如多元规则体系、村庄权力结构、乡土逻辑的价值系统,和人 们兼有理性和情感的真实心态,换一个角度则可以转化为基层治理应对抗争时所可以用力的问题。这与“对抗性政治”更关注抗争的起因、发展和结果的研究具有一 定的区别。虽然对抗争起因、发展和结果的关注可以让我们预防、阻止,并且妥善解决一些社会抗争,但相比于地方性政治所带出来的问题意识。对抗性政治所带出 的问题意识仍然伏在面上而没有深入到实际的经验之中。就好像治病,对抗性政治带出的问题意识可以“治标”,但要深入到病人的机体内部去“治本”,我们还需 要“地方性政治”的视角。只有充分结合“地方性政治”和 “对 抗性政治”的视角,我们才能做到标本兼治。而这才应该是基层政治应对抗争困局的题中应有之意。此外,“对抗性政治”在研究对象上强调对集体性政治斗争的关 注,而忽略了比如钉子户的上访问题,而后者其实是非常有研究价值并可以对制度设计进行反思的问题。至于对抗性政治基于问题意识和理论旨趣而在方法上的局 限,我将在下文继续讨论。
结构—情节分析
本研究准备采用一种“结构—情节”(“structure—episode”)的分析方法。这一方法使我的研究首先区别于斯科特的解读式研究。[45]此外,“结构—情节”的分析方法也与抗争性政治的理性人预设下的聚焦于“机制”的结构分析不同,而是一种从宏观结构入手对真实的人(兼有理性和情感)的分析,并试图从中找到某种主导性机制的研究。[46]因 此,“结构—情节”中的宏观结构就比抗争性政治主要关注动员结构、政治机会和抗议台本的结构更为广泛。这种广泛性就本研究而言,主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的连 接方面对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潜规则并存的多元规则体系的关注,以及社会层面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关注。这种关注进而又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乡村社会可能存 在的带有乡土逻辑的价值系统和人们兼有理性和情感的真实心态。
更广泛的宏观结构进而又决定了对“情节”的范围有着不一样的扩展。虽然抗争性政治对“情节”有着比较详细的界定,比如“情节”应包括对“非抗争性的社会生活,抗争发生的情境,抗争前的酝酿和准备, 抗争幕后的博弈,以及的讨论,[47]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对此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因为其方法论上的理性人预设决定了其对与情感相关的细节的忽略;第二,因为实践中社会抗争在中国的敏感性而面临很大的操作困难。
对 此,本研究试图对“情节”做两个方面的扩展,一个是延伸到事件的前历史,一个是延伸到相关非抗争事件,并且将上述事件放置在特定的“情境”中来理解。要做 到对“情节”比较好的把握,我认为需要比较良好的政府关系,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亲身参与事件的过程,与官员和上访户的人情关系培养、信任关系的建立,以 及多次反复的沟通,并且对田野的日常生活、风俗人情、人际关系网络、社会结构等有着一定程度的熟悉。
总之,“结构—情节”的分析方法虽然是一种“解释”性的试图找寻机制的研究,但并不排斥“解读”,而是一种“解读引导的解释”(interpretation-oriented explanation)。因为新的研究视角,微观机制的组合方式,以及微观机制与宏观结构的互动都依赖于对“情节”的敏锐的“解读”。同样,有了上述经验感,也有助于把握重要的与抗争相关的宏观结构变量,并进而找到“结构揭示的机制”(structure-informed mechanism),以连接宏观结构和微观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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